郑永年：中美同床异梦？-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中国需要突破双边甚至多边主义，需要在整个国际权力局面中来处理问题。中国的国际责任是关键。大国责任这篇文章做好了，中美关系就会稳固，越来越多国家就会接受中国，南海问题也就自然不会浮上台面。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至今，中美关系似乎又陷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倒退”-“稳定”-“倒退”的循环。奥巴马政府执政不久就一改以往美国对华政策“先抑后扬”的传统模式，在2009年实现了很多“突破”。首先是规模空前的中美首次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6月在华盛顿登场，紧接着两国军方高层互访出现历史性进展。年末，奥巴马的首次访华把中美关系提升为“共同应对挑战的伙伴关系”。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学界不断有新的概念如“中美国”(Chim erica)和“G 2”(两国集团)等出现来形容中美关系。

　　就在人们对中美关系充满期望时，2010年年初几个月，中美两国就陆续在包括贸易摩擦、对台军售、会见达赖喇嘛、谷歌、人民币汇率、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领域发生了冲突。但就在一些人惊呼中美国要离婚，中美要开战的时候，两国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却又出现了和好迹象。在面见达赖后不久，美国总统奥巴马主动向中国“示好”，重复了从前多次重复的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个中国政策”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的声明。接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之后，中美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战略与经济对话。

　　可是好景不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7月在越南宣布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提出南海问题和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相关性。紧接着，在冷战期间互为敌人的越南和美国也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准盟友，美国航母访问越南。尽管没有明说，但显然是针对中国的。这是继奥巴马政府宣布要“重回亚洲”之后最引人注目的具体举动了。早些时候，美国也有诸多外交和经济方面的举动，但并没有引出人们多大的关注。因为航母这个举动涉及到军事安全问题，才真正触动了人们的神经。中国各方面表现出高度的关切，并不令人惊讶。

　　南海是中国生命线

　　对中国来说，南海的重要性毋容置疑。一些人说南海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更进一步，是核心国家利益，因为其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问题。但实际上，南海不仅仅是主权的问题，更是中国的生命线。一旦失去南海，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内陆国家。

　　中国的东边已经有牢固的美、日、韩同盟。这个联盟以美国为统领，且已经高度制度化。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后，当时的首相鸠山曾试图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不过以失败告终。鸠山政权的失败说明了任何一个日本政府很难改变这个制度现状。而“天安号”事件之后，美、日、韩联盟有强化的趋向。这个联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其一，中国很难通过东边成为海洋国家。其二，日、韩等国可以利用联盟来增进本身的利益而损害中国的利益。例如日本可以在东海问题上增加其谈判能力。近来日本决定把钓鱼岛等具有争议性的水域进行“国有化”就是试图利用目前联盟有利于日本这样一个局面。其三，联盟也可以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美国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已经完成了亚洲“小北约”的布置，通过战略调整大大提升了对其界定的“敌国”的打击和摧毁能力。

　　在中国的西南面有印度洋。顾名思义，印度洋是印度必争的势力范围。中国和印度洋没有直接的通道，现在试图通过缅甸来打通这个海洋通道。这就说明，中国几乎也没有希望通过印度洋成为海洋国家。因为这里存在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其一，中国和缅甸的关系。缅甸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在理性地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游走在中国、印度，甚至美国之间。其二，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印度也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并且充满着民族主义情绪。其国内强硬派一直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和潜在“敌人”。印度不会容许中国把印度洋作为通往海洋国家的通道。其三，印、美关系。一旦美国视中国为对手，那么印度很容易倒向美国。美国和印度近年来的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而且多边军事合作和协调也已经开始。例如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军事合作。

　　因此，对中国来说，成为海洋国家的唯一希望在于南海。这就是为什么说南海是未来中国的生命线。

　　现在美国人谈南海航道的安全与稳定的问题，好像话语权在美国这一边。实际上，这应当是中国的话语权。无论是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还是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资源进口的大国，南海航道的安全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正常运作的问题。邓小平当年在南海问题上提出“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是为了给国内的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在今天的国际环境里，这个提法又有了新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含义。

　　尽管今天的南海局势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但如果不能直面现实，未来局势必然恶化。如何应付挑战?这就首先要提问：今天这个局势是怎么来的?只有理解了怎么来的，才能找到如何控制和解决问题的理性方法。很显然，今天的局势并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以往历史的结果。实际上，对长期观察南海局势的人来说，出现今天的局势毫无意外，是理性预期之中的。

　　从双边到“大国政治化”

　　南海问题的主要特点是其只能控制和管理，而不能解决。正因为如此，当年邓小平才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现实主义的设想。在这个设想指导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和其它相关国家在双边层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成效不大。相关国家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动力或者动机和中国搞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关方面忘记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关国家没有动力和动机?但原因似乎也很显然，中国对这些国家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

　　其实，较之中国，有关国家可以说是小国。小国家就其本能来说最担心的就是单独面对一个大国，不管这个大国有多么的善意。因此，这些国家转向了多边主义。对它们来说，需要多边来制约中国的行为。这就是很多年来，这些小国家一直想努力把南海问题放置于东盟多边构架内的原因。这次，在美国的支持下，终于如愿以偿了。尽管中国并没有考虑接受这方面的多边主义，但仔细分析起来，这样做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的。多边并不见得能够解决问题，但多边对所有相关国家都是一个制约。或者说，如果多边对中国有约束，那么对其它相关国家也有约束，在双边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多边关系就成为维持和平局面的有效机制。但中国并不想把这个问题多边化，认为多边化反而会使得问题复杂化。

　　除了多边化，有关国家也在努力使得南海问题“国际化”，一些国家(越南和马来西亚)已经把有争议的区域提交给国际法庭，希望通过国际组织的介入来求得问题的解决。中国当然也不希望走这条路。

　　在双边解决不了，而中国又不接受“多边”和“国际化”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就发展到目前的“大国政治化”趋势，即美国的介入。一旦“大国政治化”出现，就给南海局势注入了无穷的变量。很多东南亚国家和中美两国都有很深厚的关系，中美和平共处是这些国家的最大利益，但一旦中美两国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就会面临靠向哪一边的问题，正如在冷战时期所发生的那样。就是说，在南海问题上，“大国政治化”并不是东南亚国家的最大利益。

　　对美国奥巴马政府表示“重回亚洲”，东南亚国家是欢迎的。这不仅因为美国本来在本区域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本区域的地缘政治稳定需要美国力量的存在。对很多东南亚国家来说，美国是一个经过了“考验”的大国。尽管中国在崛起，但中国还远远没有满足人们心目中的大国定义和形象。无论从大国的责任还是大国的能力，中国还需要经过很多努力和考验。

　　不过，美国“重返东南亚”并不表明南海问题已经“大国政治化”。越南等国要求美国介入南海问题并不是新鲜事。早在很多年之前，他们就开始努力游说美国了，只是美国没有下决心罢了。那么，为什么现在美国决定加入了呢?这是中美两国近年来互动的产物。“南海之争”仅仅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其他很多方面的双边关系，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形的互动。

　　应该认识到，主导中美关系变化的一直是美国，中国总是处于被动，只能作出“救火式”的反应。中国需要形成一个处理对美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宏观战略，而宏观战略的形成要求对中美关系的本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如果不能从国际权力大格局中来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而仅仅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理解，就会不得要领。

　　世界权力新格局下的中美关系

　　世界权力的新格局具有两大相关的结构性特征。其一是中美两国都处于同一体制内。在克林顿总统期间，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个称之为“接触中国”的外交战略。在提出“接触”战略之前，美国也存在着“遏制中国”和“围堵中国”等策略选择。尽管“接触”政策产生之后，包括“遏制”和“围堵”在内的政策选择也从来没有消失过，但不管怎样的政策都是围绕着“接触”展开的。美国的接触中国政策应当说是相当成功的。它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需要，也符合中国本身的政策选择。自中国改革开放后，尽管中美关系有好有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在美国的“遏制性接触”政策下向美国(和西方)调适。美国接触中国政策和中国开放政策的结合使得中国很快融入现存的国际体制，成为其重要的一员。在这个体制内，中美两国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尽管这个关系并不完全是对等的，但它制约着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关系。

　　世界权力新格局的另一个特征是“G 2”结构。从经济上看，中国现在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从人均G D P来说，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是不能和西方相比，但在西方的概念中，中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经济大国。这就是“G 2”的来源。从表面上看，“G 2”似乎是中美关系，但其实并不然，因为在这个体系内，还有其它很多国家。“G 2”的概念不仅仅指中美双边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的中美关系。甚至可以说，如果“G 2”关系处理不好，受负面影响最大的有可能并非是中美两国而是其它国家。尤其在经济上，中美两大经济体的抵御能力大，但其它一些小国家则不然。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其它国家对“G2”的冲突看得很清楚，知道谁应当负有责任。这对中美两国都会构成相当的压力，从而对两国冲突起到制约作用。

　　在G 2结构内，对中国，美国面临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一是要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二是要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一方面，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南海、新疆、西藏、台湾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美国也意识到(正如奥巴马公开承认的)，“帝国扩张过度必然加速衰落”。美国帝国已经扩张过度，但美国又不能全线收缩。怎么办?美国在动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方法来巩固已有同盟(如日韩)的同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美国的中国认同变化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呼吁中国的国际责任，希望中国不能老是做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今年的美国国家战略甚至希望中国能够扮演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角色。这种双重的任务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话语不断变化，取决于美国把重点放在哪一方面。美国国内对中国描述的话语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国军事、经济“威胁论”到后来的“利益相关者”和“责任论”，再到今年的“领导角色论”。

　　中美的相互误解和价值冲突

　　当中国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的时候，美国人就开始谈论“同床异梦”。现在中美处于一个G 2结构，真正“同床”了。结果，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双方发现两个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很难“同床”。之前，两国对对方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说“误解”。

　　国际政治历史经验表明，相互误解经常成为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美国对中国的误解表现为西方的一个强烈信念：中国能够被美国(和西方)所改变，使之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利益。这个信念从一百多年前中国和美国开始打交道时就存在了。对美国来说，改变中国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美国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美国(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美国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两国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美国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美国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两国关系也自然转坏。因此，当上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美国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美国，中国会进入美国的国家利益链。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1989年后，美国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1989年后，尽管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是中国主动向美国的利益做调整。在经济上，中国加大开放，“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和西方对话，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即使在战略领域，中国也做出了很大的调整。这尤其表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从以往把台湾视为是完全的“内政”问题转向与美国合作处理台湾问题。在国际层面，中国在诸如朝鲜核扩散问题和反恐战争等问题上也表现出了非常合作的态度。

　　中国向美国调整政策的意愿更坚定了美国改变中国的信念。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布什，都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而消失。这也促成了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即，美国配合中国的调整来促使中国更快地朝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变化。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美国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定的道德判断，那就是美国代表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美国的导向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美国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美国很难意识到其有需要向中国调整政策。

　　在美国误解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误解美国。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人本身也对自己国家的变化充满信心。很多人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世界接轨，中国本身也会成为类似于西方的国家。这种看法更强化了美国的信念。

　　在国际层面，很多人相信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在接受和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如“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和谐世界”等政策主张。但是，关于美国(和西方)会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却甚少有人考虑。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媒体，都是有选择地接受美国(和西方)释放出来的信息。很多方面的信息在中国得到无限的放大：对中国“有利”的论述，那些在中国有巨大利益而对中国说尽好话的论述，那些对西方本身持有批评态度的论述。同时，很多相反的论述被无限缩小，甚至被消失。

　　对美国(和西方)接受中国的这种误解影响着中国人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政策层面，中国往往对国际格局的变化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一旦发生变化，中国往往只能作出“救火式”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甚至连对自身崛起对外在世界的影响以及外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可能反应也缺乏足够的理性理解。表现在政策上，就是除了一些表达中国的善意的政策口号外，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来解释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而无论是政策界还是社会上，对很多国际问题一直停留在表达“喜、怒、哀、乐”情绪的层面，缺乏对真实世界问题的理解和理性回应。

　　随着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内的地位上升，一个实际的“G 2”已经形成。可以说，如果中美两国继续“误解”下去，更多的冲突会浮现出来。在美国不能理性认识中国之前，还会出现有关中国的种种“噩梦”。如果这样，美国不会产生任何意识来调整自己的中国政策，促使两国关系朝着合作而非冲突的方向发展。对中国来说，既然自己不能成为另一个美国，那么就要想方设法让美国了解“自己是谁”。而帮助美国(和西方)来重新认识自己无疑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任务。

　　G 2结构和美国的“中国责任”的认知

　　不过，比“价值”认知更为重要的是利益。美国要求中国在这个G 2结构内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个责任当然是美国人规定的责任。根据美国的说法，如果中国愿意承担这样的国际责任，那么美国愿意给予中国一些“国际领导权”。但很显然，中国并没有接受或者相信美国对中国的角色定位的变化。相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阴谋论”盛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看来，不管美国做什么，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不过，很多人忘掉了，也正因为这样，美国的做法并非全是“阴谋”而是各种利益驱使的。只要是利益驱使的，中美就有合作的空间。

　　美国是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前面说过，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成本也会非常高。这是美国高调要求中国合作的原因，也是美国所谓的“中国责任论”的背景。因此，在朝鲜和中东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美国要求中国来承担其国际责任。不过，对中国有关人士来说，这些问题仅仅只是中美关系的一环，而不是中国的国际责任。没有来自中国的“真诚”合作，美国和西方自然在这些问题上做不成什么事情。这使美国人苦恼。

　　中国的行为当然有中国自己的理由。不过，中国的行为具有国际含义。例如，中国对一些国际事件的处理被很多东南亚国家视为是缺失国际责任感，因为这些都是具有国际重要性的大是大非问题。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中国尽管在崛起或者已经在经济上崛起了，但在外交和战略等方面还没有经过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的“考试”。人们看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意图，也看到了中国的努力，试图走出一条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道路，但同时人们也希望看到中国显示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难道说朝鲜半岛无核化不是中国的关键国家利益?在中国没有能力解决周边问题的情况下，美国因素就被认为是变得重要起来。所以从很大程度上说，即使美国不想回来，东南亚国家也会千方百计地把美国请回来。

　　回到南海问题。现在美国开始卷入南海问题。不过，问题并没有严重到一些人所想象的程度。美国也知道，南海问题的“大国政治化”会为难东南亚那些与中国没有主权纠纷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和中国也已经发展出很深的经济关系。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中美两国的合作才是他们最大的利益，而选择任何一边都会导致很多利益的流失。

　　对中国来说呢?中国的选择也不多，要不合作，要不冲突。不过，很显然，合作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冲突。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在南海问题上，中美合作也并非不可。美国最担心的就是中国会随着其崛起把美国挤出亚洲，即所谓中国版本的“门罗主义”。中国很现实地意识到这一点，早已表明中国在亚洲没有“门罗主义”，没有任何意向把美国排挤出亚洲。中国也同时肯定美国在亚洲的正面作用。中国现实的考量是和美国共享亚洲的空间，共同维护亚洲的和平。在这方面，中国前些年做得很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了美国。

　　多年来，中国尽了很大的努力来建设中国东盟关系。在经济方面，中国致力于和东盟自由建立贸易区，双方的经济交往有了巨大的进展。在外交方面，中国把东盟视为是“和平崛起”的试验床，加入了包括东盟友好条约在内的诸多多边组织。但即使如此，较之美国，甚至日本，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显得非常单薄，仅限于经济上，而外交和军事上仍然处于虚空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一些成就后，并没有能够在另一些方面深化和东盟的关系。美国和东南亚在方方面面存在着高度制度化的合作机制，而中国没有。但中国的努力显然不足。例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和东南亚国家担心的不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而是中国没有明确战略或者战略不公开的军事现代化。中国需要发展军事力量来保护南海航道安全，而且这也是中国大国责任的一部分，更是中国能力的表现。在中国没有实际能力的情况下，国际责任只是徒有虚名的。

　　美国卷入南海事务，中国当然很生气。但是应当理解的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情绪没有任何附加值，只有理性才能追求国家利益，把国家利益最大化。不管人们是否喜欢或者接受，中国在东南亚面临严酷的现实，对此，中国不能有任何幻想，理性是唯一的选择。不管与南海相关的国家如何行为，如果没有美国明确站在哪一边，问题不会超出控制的范围。现在既然美国要卷入，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仍然是管理和控制南海问题的关键。很显然，中国需要突破双边甚至多边主义，而需要在整个国际权力局面中来处理问题。这里，中国的国际责任是关键。大国责任这篇文章做好了，中美关系就会稳固，越来越多国家就会接受中国，南海问题也就自然不会浮上台面。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