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志坚--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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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坚--劫法场抢出来的将军
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在怀仁堂东厅将星云集，毛主席亲自参加为在我国革命战争中建立了卓著功勋的高级将领授衔、授勋。当毛主席走到一个小个子的将军面前时，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肩膀，亲切而又不失风趣的说道：“你是那个劫法场抢出来的刘跛子!”
毛主席所说的劫法场，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真实感人的惊险传奇故事。而被毛主席亲切称为“刘跛子”的就是我军著名将领刘志坚中将。
刘志坚将军在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军事科学院政委、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委。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一九四二年，刘志坚将军在华北冀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北省南部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德（州）石（家庄）铁路以南，漳河以北，南北长225公里，东西宽190公里。它包括34个县和邢台、邯郸等城市，人口658万，是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同志开辟、领导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这块根据地是卡断津浦、平汉和德石铁路威胁日军南北交通命脉的重要地区；也是我八路军东出山东、华中根据地和西进太行山的门户。根据地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盛产粮食、棉花，农副业、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比较发达，群众的抗战热忱也很高。
到敌后开展游击战是在毛泽东游击战思想指导下做出的战略性决策。1937年9月底，八路军第129师继第115师、第120师之后，出师抗日。这时，华北的日寇在占领北平、天津之后，正以重兵沿平汉，津浦、正太、平绥诸铁路大举进犯，国民党在华北的军政人员弃城溃逃，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城市相继陷落，华北地区一片混乱。129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积极以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10月初渡过黄河后即分兵两路袭击进犯太原的日军，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烧毁日军飞机24架，接着又在正太路南侧晋东南地区的七亘村、神头、响堂铺、长乐村、黄崖底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前后歼敌数千人。这是129师出征后取得的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此时刘志坚任129师政治部副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的游击战还多是在山区进行，山区对开展游击战争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山区毕竟贫穷，人口稀少，给养和兵员补充都有很大困难，为了扩大队伍，坚持抗日战争，必须把根据地扩展到平原去，当时太行山下的冀南平原，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日军南下占领了大部分县城，各地土匪、失散军人等打着各种旗号拉队伍、霸地盘、欺压百姓。一时匪迹遍野，“司令”如毛。我地下党组织又尚未同北方局取得联系，局面非常混乱。于是地下党乃求援于太行八路军。此时，129师主力正苦战于太行山区，对到平原去开展工作还无经验。为支援冀南党组织打开局面，也为摸索如何在平原进行游击战，刘伯承于12月派孙继光和胥光义同志率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挺进支队出太行山，带探险、侦察性质深入冀南平原，开展游击战。
1938年1月，129师派386旅副旅长陈再道将军率一个营组成东进纵队挺进冀南，3月上旬再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将军率骑兵团进入冀南，八路军开始在冀南站住了脚。
1938年5月初，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和时任师政部部副主任的刘志坚率129师第769团和115师第689团及5支队到达冀南南宫县，与宋任穷、陈再道同志会合，大大加强了我军在冀南的力量。10日在徐向前同志的指挥下，袭击威县，毙伤日军百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及轻重机枪各一挺。这次作战，使邢（台）临（清）公路的日伪军恐慌万状，威县、临清、南和、平乡守敌先后弃城逃窜，我军收复上述各城。中旬，又解决了南宫以东及清河一带的反动会道门“六离会”袭击我津清支队的骚乱事件，巩固了冀南中心区。这时，冀南腹地之敌已基本清除。大部队进入平原后，虽然首战告捷，但是有些同志对平原进行游击战还是有顾虑，怕平原无山不好隐蔽自己，怕靠两条腿跑不过敌人的汽车、坦克。为了帮助部队干部战士认识在华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树立起在平原游击战争的信心，徐向前同志针对有的同志怕平原无山的思想，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思想。他说：“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能自己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把广大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论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徐向前同志关于创造平原地区 “人山”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开辟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工作方向。进入冀南的八路军主力，根据徐向前同志的部署，在首战威县之后，乘胜分兵向滏阳南北和卫河东西两岸发展，打击日伪军，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打开了冀南地区抗日的大好形势。至9月底，消灭了伪军1万多人，解放了临清、高唐、临漳、滑县等20余县，同进收纳和整编了大小数十股游杂武装和20余县的民团、保安队。主力部队得到了扩大，地方游击队蓬勃发展起来。至此，在西至平汉、东迄津浦、南至陇海路、北到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拥有近800万人口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大发展的时候，是充分利用日军主力南进，后方兵力不足的空档。但随着冀南根据地发展，特别是冀南所处的重要位置，使日本侵略者深深感受到了后方我军游击战争造成的严重威胁。因此，它作了战略的性的军事调整，逐渐回师华北，妄图消灭八路军，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晋冀鲁豫票据地是敌人“扫荡”的目标之一，冀南平原首当其冲，1938年10月和1939年1月至3月，日寇先后对冀南地区进行了两次大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部队，不断袭扰敌人，断敌交通，发动群众遍挖道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仅1939年1月到3月，就进行了大小战争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坚持和发展了平原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初，日寇实行了“囚笼政策”，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封锁分割。为抗击日寇，八路军总部组织进行了“百团大战”，开展全面的交通破击，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之后，敌人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1941年起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日寇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即我们所说的敌占区、游击区和解放区。在敌占区，日寇以“清乡”为主，强调“乡村自卫之强化”；在游击区，日寇以“蚕食”为主，武装进攻和政治欺骗两手并用；对解放区，日寇完全采取毁灭性政策，频繁、连续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1942年3月以后，日军对冀南的扫荡达到空前疯狂的程度，搞了“3.25”、“4.29”、“6.11”和“9.12”四次大规模扫荡。日军每到一处都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达到它摧毁冀南抗日根据的目的，把扫荡的目标首先指向我领导机关。当时，冀南的党政军机关都在武城以北一带活动。4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调 集日伪军3万余人，全副武装，手拉着手对冀南展开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式大“扫荡”。“扫荡”中心区是：北起德（州）石（家庄）铁路，南至邢（台）济（南）公路，西起王（庄）高（村）公路，东至南运河畔。冀南军区机关在武官察、饶阳店地区遭敌合围，四分区和新4旅也在香城崮、下堡寺地区遭到合围。冀南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在武城以西在刘志坚和军区参谋长范朝利的指挥下经过浴血奋战，从武城以西突出重围，但损失很大，数百名机关干部和分区、县团级领导同志英勇牺牲，一部分没有突出重围的干部、战士被敌人打散，藏身田间地头或隐蔽在群众家里。从此冀南的抗战形势日益严峻。接着，日军又在6月11日集中12000余兵力，在冈村宁次亲自督战下，对我群众基础最强的枣强县、冀县以南地区进行大合围，企图消灭我冀南军区直属机关。军区直属队和六分区部队，在与日军激战4天后，才突出重围。9月12日，日军再次纠集日伪军10000余人，扫荡枣强以南地区，围攻我冀南军区和六分区机关。经过日伪军几次大规模“扫荡”之后，冀南原已得到解放的大片地区不少又都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除了各分区还分散保留着一些零星小块地区外，只剩下邱县以北、威县以南、平乡以东，长不过20公里，宽4、5公里的一长条地块了。到1942年底。日寇在冀南修公路9000余里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就达3192华里，修筑碉堡据点780多个。敌人用据点把铁路、公路、封锁沟连接起来，一方面保护交通线，一方面又造成对付我游击队、分割抗日根据地、阻碍我交通，而便于对我合击扫荡的“囚笼”。这就是冈村宁次所得意的“囚笼政策”。日寇这一招，主要欺负我军没有飞机大炮，所以一段时间内，给我们造成了重大损失和困难。仅1942年一年中，冀南就由于敌人的“扫荡”、“清剿”牺牲科团以上干部34人。敌占区不断扩大，根据地不断被蚕食，游击区不断缩小。敌人对人民群众的摧残更加疯狂，据点附近的抗日工作垮掉了，游击队严重削弱，如二区2000余人的游击队只剩下200余人，军民抗战情绪都受到了影响，整个冀南形势极端严重。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党和军队领导召开了会议，提出了：“誓死抗战到底！”，“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渡过今冬明春就是胜利”等口号。具体制定了进行艰苦斗争的战略、策略、方针和作战方法。并决定由军区机关领导分别到各地委、分区去传达会议精神。刘志坚负责到第六分区去传达。
10月15日傍晚，刘志坚带领区委领导张策、刘建章、张茂林等同志，由一个骑兵班护送出发，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走了一百五六十里地，在第二天拂晓，到了第六分区机关的驻地枣强县恩察镇西面的李杨村。下午听分区领导同志汇报。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同志汇报说“前两天21团的部队在枣强县和卷子之间打了一个埋伏，消灭日本鬼子一个排，缴了一挺机枪，一门六O炮和若干枪支”。所以分区的领导判断，敌人很可能要进行报复，对六分区机关所在地进行“合击”、“扫荡”，故决定分区机关今天晚上要转移到枣强、大营之间的公路以东去。当晚，即向路东转移。当时，刘志坚的妻子刘莱瑛在分区驻地不远的大屯村刚刚生了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男孩，产后却得了产后热，高烧不退，刘志坚就顺便去看了看刘莱瑛和他的第一个儿子。陪伴照顾刘莱瑛的岳母抱起新生的婴儿，送到刘志坚手里说“看看，是个大胖小子。”孩子不哭也不闹非常乖，刘志坚深深地亲了亲孩子，旁边已一岁多的大女儿也闹着要爸爸抱，可时间紧迫，刘志坚只能怀着难舍的心情匆匆忙忙的离开了他们。次日拂晓，刘志坚等领导同志都到了枣强大营公路以东的大师友村。进村后，刚把马背上的被褥拿下来铺到老乡的炕上，敌人就包围了大师友村，并很快冲进了村。顿时四面八方枪声大作。这是因为敌人摸到了我们的规律，估计我们的部队会到这个村去。因此，预先调了大于我军几倍的兵力，设下合围圈。而我们却事先没有得到情报，钻进了敌人的合围圈。此时，部队毫无准备，刘志坚来不及集合部队，就命令警卫部队立即掩护干部向村外突围，刘志坚的警卫员带过他的枣红战马“火车头”。“火车头”是一匹正当壮年的战马，跑起来又快又稳，牠有个特点，行军时不管多长的队伍，牠一定要跑到前面领头，所以刘志坚给牠起了个名字叫“火车头”。“火车头”一听到枪响就兴奋异常，刘志坚跨上马后，牠一声长嘶就带头向村外冲去，因为骑在马上目标明显，敌人两挺重机枪就集中火力，猛烈的向人和马射击，人马同时中弹，“火车头”猛的尥蹶跌倒在地，被子弹打断了右大腿骨的刘志坚，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倒在一个道沟里，“火车头”挣扎着站起来，在道沟边徘徊，不停的冲倒在道沟里的刘志坚嘶叫着，刘志坚挣扎着靠在沟边上，艰难的朝爱马挥手示意牠离开，“火车头”嘶叫着一拐一拐的跑走了。刘志坚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势，已是一步也挪不动了，自觉凶多吉少，于是，将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细摸了一遍，查看一下身上有无失密和能暴露身份的什么东西，结果从衬衣口袋里找出用复写纸写的布置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一份，立即把它撕得粉碎，并放在口中嚼烂。又找出随身带的刘莱瑛的一张照片和一块怀表，就用手在地上扒了个土坑，把这些东西都埋在里面，又用旧土掩盖好。一切安排好了，就等着与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斗了。这时，突然看到冀南银行行长胡景云从道沟的西面跑来，高兴极了，觉得有救了，胡景云已跑了很长一段路，上气不接下气，口边都是白沫，他看到刘志坚主任的情况，也非常着急，刘志坚请他帮忙背到棉花地里藏起来，可他自己当时已经力不从心了，就说要到雅会村去找老百姓来，想办法把刘志坚抬出去。说完他就往道沟东跑去，结果跑出大约三五十步远，就被几个日本兵发现抓走了。
又过了二三分钟，棉花棵子一阵乱响，两个伪军搜索到刘志坚负伤处，刘志坚马上拿起左轮手枪瞄准敌人扣了扳机，但连扣三下，结果都没打响，然后，又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头，又扣了三下扳机，还是不响，刘志坚只好赶快将枪丢进棉花地里。枪为什么打不响呢？原因是前几天在雅会时，警卫员擦洗枪，弄丢了一个零件，怎么也找不到，把地下的土扫起来，用脸盆装上，用水洗泥，也没有找到。后来，因有敌情，部队要出发，只好走了。因为到处是敌人，枪当时也没有去试射，怕一打抢就会暴露部队的目标。这样枪当然打不响了。那两名伪军很快就跑到了刘志坚的面前，跑在前面的一个伪军一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刘志坚，大吃一惊，他原来是我军第20团团长徐绍恩的警卫员，他在一个多月以前回家探望，村里抽派伪军，伪村长就让他去，他没有办法就参加了伪军。他人虽参加了伪军，但心里仍然向着我们，同我们取得了联系。他一眼就认出是刘志坚主任，与同伴交头接耳小声说了几句，两人就同声对刘志坚说：“刘主任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营救你。”这时，日本鬼子也赶到这里，3个日军押着二三个老百姓过来，把刘志坚从道沟里抬到棉花地里。日本鬼子开始凶狠狠地搜查刘志坚。
刘志坚外边穿的棉袍，里头穿的军衣，脚上穿着干净的黑布棉鞋，腰上挎着小手枪，又是从马上打落下来的。敌人断定他是共军的“大官”，就叫军医给他的伤处上了药，缠上绷带，又小心地把他从道沟里抬上来，由日军看守。当伪军把刘志坚往道沟上抬的时候，那一个伪军灵机一动，趁空把刘志坚掉在地上的一只棉鞋拾起来，藏在怀里.
ytsheu 2006-09-12 20:14
刘志坚从受伤那刻起，就抱定了牺牲决心，做了必死的最坏思想准备，所以当日军给他包扎伤口时，就拼命挣扎，叫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希望激怒日本兵，因为日军残杀抗日军人的事太多了，当日军让老百姓把刘志坚抬到日军在枣强县城附近的大营据点时，因失血过多加之严重的伤痛，已使刘志坚处于昏迷状态。朦胧中，他觉得好像回到了已阔别多年的家乡，清澈的汨罗江水，长寿街镇口的教堂，家乡的小屋，多年未见的母亲，正守在门口盼望儿子归来，是那样的祥和亲切。突然，仿佛又回到了销烟迷漫的战场。1927年当少年儿童团长时打土豪、斗地主，跟随罗纳川率领的十几万农民兄弟参加长沙扑城，参军后在彭德怀军长的指挥下转战湘赣，到井冈山后参加“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时，血战湘江倒在怀中的战友，娄山关前被敌机炸伤，躺在担架上，叶剑英参谋长脱下大衣给他盖上，过彝区时陪同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长征到西藏后，又担任甘孜工委书记陪同刘伯承与西藏东固喇嘛寺的主持喇嘛谈判，筹粮并打开红军前进的道路，被张国寿扣在四方面军后，不得不再次、三次翻越雪山草地，那些因饥饿而倒毙在身边的战友历历在目。抗战后，首战七亘村，再战神头、响堂铺，挺进冀南后袭击威县，镇压反动会道门“六离会”的头子等等，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晃过，回想十几年的战斗生涯，为革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又想到刚刚看到的胖儿子，心头不由一阵激荡，更觉得死而无憾了。正在此时，忽听耳边响起“刘主任”、“刘主任”的轻声呼唤，刘志坚头脑立即清醒过来，睁开眼警惕地看着来到身边的一个伪军。只见那个伪军揣着一碗水，提着一个盛饭的簸箩，畏畏缩缩地说：“刘主任，喝口水吧，你也该吃点东西了”，一声“刘主任”，让刘志坚的脑袋嗡地一下，顿时清醒过来，他知道，这里就是战场，在这里要和敌人展开生死搏斗，第一条就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刘志坚是当时冀南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而且又负责对敌宣传政治工作，很多被俘伪军都听过他的报告，所以伪军中不少人都认识他，他正思索时。“刘主任！”那人把嘴凑到刘志坚的耳边，用最小的声音说：“我不会坏良心的。有什么吩咐，我豁出命也去做！”这是不是敌人惯用的骗术？刘志坚要设法证实。他乘对方不备，伸手猛打了那个伪军两个耳光。“什么东西！敢胡说八道！……”刘志坚一喊叫，门外的日军带着翻译冲了进来。“你的，什么干活？”伪军怕得发抖，生怕刘志坚把他的话说给日本人听。刘志坚闭目不语，伪军连忙点头哈腰的给日军解释：“是我不小心，把碗里水弄洒了，惹得他生气。”“你是干什么的？太军是怎么吩咐你的？小心点，再不许这样。太军，他会改的。”翻译连忙替伪军解了围。刘志坚心里踏实了些，但摸不到实底。他急想把自己现在的情况，尽快让军区的领导知道。
刘志坚被日伪军关押在大营据点里。大营在枣强县南，距枣强县城不到三十里路。
1942年，敌酋驻华北日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疯狂的大扫荡，大扫荡时日军实行了疯狂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几乎把冀南地区所有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部占领了，扫荡之后，日军又在其占领区实行“囚笼政策”。所谓的“囚笼”，就是以“铁路为桩、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在冀南平原日军大量建立据点，修公路、挖三米多宽的封锁沟，筑高达三米的封锁墙，两三公里就建一个碉堡，以碉堡为点，公路和封锁沟、封锁墙为线，纵横连接成网，把冀南平原分割成“王”字形，“米”字形，“田”字形的许多小块块，每个小块块都在日军碉堡火力的控制下，到1942年底，日冠在冀南修公里路9000余里，筑封锁墙3000多里，筑碉堡据点780多个，每平方公里内就有碉堡据点近五个，伪军白天派人游动巡视，晚上在电线杆上挂灯照明，走路要过日伪军设立的关卡，日伪军日夜封锁，妄想用“囚笼”把冀南抗日军民困死。当时八路军、游击队中流行一首歌谣：“日住碉堡下，夜观护路灯，行军爬沟墙，天天闹敌情”，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刘志坚被关押的大营据点，是日军据点中比较大的一个中心据点，除有大量伪军外，还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相当于连），当时日军战线过长，兵员枯竭，很多据点部只有伪军把守，大点的据点里，顶多驻上一个班左右的日军就不错了，因为大营据点是日军的中心据点，所以住了一个中队的日军，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中心据点了。驻在大营的日军中队长叫野村长智。
刘志坚稍稍清醒后，忍着腿伤处钻心的疼痛，沉着地思考着，这是他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离开自己的部队，而且是落在日本人手上，自己已失去了战斗的能力。但坚定的革命信念，对日冠的深刻仇恨，给了他信心和力量，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尽力和敌人周旋、斗争。他沉着的思索对策，他努力回忆着事发时的情况，心里挂念着其他领导和战友，他们是否冲出去了，损失多大，军区肯定已经知道了六分区被袭的情况，但知不知道我受伤被俘，知道不知道我被关押在哪，如何里外配合争取脱险，他思索着、策划着，首先要把他现在的情况传出去，告诉军区领导，这里是哪个据点，有没有我们的内线人员，要弄清楚，再就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尽力麻痹敌人，和敌人周旋，给外面的同志争取时间。正在紧张的思索间，刚才送水送饭的伪军又推门进来了，他一面收拾碗筷，一面嘴里叼唠着，“你要多吃点啊”，趁机走到刘志坚的跟前，用手作了个“八”的手势，悄悄说“小李把鞋送走了”，刘志坚知道伪军所指的小李，就是曾当过徐团长警卫员的那个战士，他要是能把自己丢下的鞋带出去，这对军区领导了解情况可太有帮助了，刘志坚不动声色地瞪了一眼，那个伪军也知趣地走了。
那个曾当过张团长警卫员的伪军，冒死从伪军跑出，把藏起来的刘志坚的那只黑棉鞋送到了六分区部队，交给了易司令，易司令拿到鞋后，马上带人赶到大屯村，刘莱瑛头上缠着毛巾，正靠在被褥上休息。易司令拿出鞋小心的交给刘莱瑛，刘莱瑛接过鞋一看，看到鞋上溅的血迹，联想到拂晓南边传来的枪声，头脑嗡地一下，顿时一阵晕眩，感到天塌下一样，紧抱着那只鞋失声痛哭起来。这双棉鞋，是她亲自给刘志坚做的，刘志坚象宝贝一样穿在脚上，时刻也不离身，现在物在不见人，而且又血迹斑斑，看来刘志坚是凶多吉少了。易品良等马上安慰她，说刘主任只是负了伤，我们一定尽力抢救，同时立即飞马赶回分区，向军区报告。
根据内线送出来的情报，受伤跑回来的“火车头”（两天后伤重死了），军区断定刘志坚已受伤被俘。这个消息立即由冀南军区报告了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报告了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党中央。
党中央和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八路军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一二九师立即搞清情况，组织抢救，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更是给冀南军区下了死命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要不顾一切伤亡，抢不回 活的，就是打死了尸首也要抢出来。总之一定要把刘志坚抢回来。”一场从日伪军魔爪中抢救刘志坚的战斗迅速打响了。
当时，由于日军集中了很大的兵力对我冀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蚕食，在扫荡中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又实行“囚笼政策”，在根据地内设立“强化治安区”，使抗日军民受到了很大损失，冀南地区对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时期。但是由于我党我军长期的对敌斗争和深入有效的政治宣传工作，日冠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念，不但深入全体抗战军民的心中，而且也深深影响到伪军和伪政权。
针对敌人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广大军民就在广阔的平原上挖“抗日道沟”，群众都是在夜间悄悄挖，酷暑严冬都不停止，一段一段向前延伸，一条一条连接起来，把地面上的乡村通路，挖成2米宽、1米深，总长有数万公里的“抗日道沟”。它曲曲弯弯，纵横交叉，把各个村镇连接起来，改变了冀南的地貌，象捕猎的兽网，布撒在冀南平原上。这种道沟，使日军的优势装备无用武之地，而我们的小部队、游击队在道沟里活动，却能藏能打又能跑，和敌人巧妙周旋，成为打游击的好战场。“道沟”打断了敌人对根据的分割和封锁，给敌人的交通运输和快速部队行动造成障碍。有的村还把道沟挖到据点附近，监视敌人行动。我们在改造地形的基础上，又动员群众改造村形。在村口和大街砌挡墙、筑街垒，只留单人通过的出入口。在房顶、过道修工事、搭天桥、堵胡同。墙上暗设瞭望孔和射击孔，室内修夹墙、暗道，把村庄建成能打游击的堡垒，并和村外的道沟连接起。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冀南抗日军民依靠道沟和村垒，坚持和发展了冀南游击战争。
在对日作战方式上，采取军事政治合一、灵活多样的机动方式，特别是建立“武装工作队”，使对日作战方式更加多种多样。
1942年3月，冀南军区政治部就以民运工作部为基础，选调政治坚强、大胆机敏、有独立活动能力的机关干部和连排军事干部30多名，组成第一个武装工作队。
6月间，在冀南各分区都组织成立了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各区从部队和党政机关中抽调了四百多名干部，组成了21个武工队，由军区和分区政治部领导，分别挺进临漳、成安、大名、魏县、邯郸、磁县、肥乡、馆陶、临清、威县、武城、枣强、武邑、南宫、隆平、尧山、南和、平乡等县的敌战区，发动群众抗日，开辟隐蔽的小块根据地。
冀南是日军搞“治安强化运动”的试点区，在日伪精心培植下，建立了一些所谓“模范治安县”、“爱抚村”、“政治据点”。为了打击日伪的奴化政策，发动周围地区的抗日工作，武工队对日伪的奴化样板“政治据点”村里的伪政权，及新建立的情报网等组织实行了武力镇压，彻底摧毁，使周围村镇的汉奸闻风丧胆，再不敢推行汉奸政治了。
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大量下层伪军经我们教育争取后心向抗战，1942年8、9、10三个月中，仅一分区就有136名伪军携枪反正抗日，有3698名伪军逃亡。在中、上层伪军官中，也有很大变化，他们为今后退身之计，有的找我们搭线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关系”。
在大营据点中，也有我们的内线。刘志坚主任被关押在大营据点的情报，就是由内线送出的。而且他们还做了安排，争取尽快设法靠近刘志坚。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日军中队长野村长智带着一个翻译来审问：“你的什么的干活？”刘志坚说：“我是八路军，是打日本鬼子的”。野村又问：“你是那个部队的？”刘志坚说：“我是八路军”。并大声对他说：“我的腿被你们打断了，你们把我枪决就是了，你们不要问，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野村长智手拿一本不知怎么弄到的冀南军区部队干部的简历表，围着刘志坚转过来，转过去，探头探脑的看着，比着，刘志坚趁机扫了一眼，看着刘志坚的名字排在前面，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名字后面没有照片。刘志坚心中一乐，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是西安事变后，组织上曾有意派刘志坚去敌后工作，故正式通知刘志坚，叫刘志坚不要照相，要随时准备派出做地下工作。因此，从那以后有好几年刘志坚根本不照像。所以，尽管日军中队长和翻译用简历表上的那些照片对刘志坚进行反复对照，可就是查不出刘志坚究竟是谁。他们又看到刘志坚态度很坚决，就再也没有问了。但野村长智坚信刘志坚是个大官，今后升官发财全着落在此人身上，因此不敢待慢。他们就把冀南抗日文救会干部赵鼎新叫了进来，他是10几天前被日伪军抓来的。刘志坚睁大眼瞪了赵一眼，示意不可说出自己的姓名，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赵即对日本中队长说，他不认识刘。他们得不到刘志坚的有关情况，只好回去了。让赵鼎新留在刘志坚身边。赵等日军中队长和翻译走远了，才低声对刘志坚说：“日军翻译大古把我叫来，名义上是让我照顾你这个“彩号”，实际是让我侦察你到底是谁”。刘志坚觉得赵跟自己说了实话，对他也就放心了。当时，刘刘志坚的断腿痛得很厉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不能翻身，大小便也坐不起来，全靠赵鼎新照料。他到伪警察所去吃饭时，就给刘志坚带回小米稀饭和咸菜。两人睡在一个炕上。赵鼎新看到刘志坚只求一死的坚决态度，便对刘志坚说，他可以同外面组织联系，要设法拖延时间，应付敌人。
刘志坚听说他可以同外面的组织联系进行营救，心里就有了希望。他想敌人既然到现在还没认出自己是谁，就一定要同敌人拖时间，争取组织上营救出牢笼。于是，就俏俏和赵鼎新商量采取什么方式营救最妥当，一是我们的部队打敌人的据点，但据点里有日军一个中队，约150人，还有150多名伪军，敌人的工事又有外墙内墙两层，很坚固，不易打下。二是发动我党我军派到伪军、维持会和伪警察所中工作的同志来抢救，但也不易做到，因为伪军里面还有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万一漏密更坏事。三是大营是个据点，敌人既然认定刘志坚是个大官，就一定要把刘押送到枣强县城，如果乘敌人往枣强县城送的时候，我们部队在路上打埋伏，把刘志坚抢救出来，这种方法最妥善。
第二天，赵鼎新对刘志坚说：“敌人派我来考察了解你，如果什么也不说一点，也不好应付敌人，也不好拖延时间。”刘志坚同意他的意见。俩人反复商量后，给刘志坚编了个假名、假身份决定由他去给日本鬼子说，就说俘虏名叫李英华大概是个连排干部，也可能是分区的一个什么参谋。赵鼎新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敌人之后，回来对刘志坚说：“商量的那些话，敌人不全信，要我还要继续了解。”刘志坚一想这样正好达到拖延时间，等待外面组织营救的目的。就嘱咐他继续应付敌人。
在对日军隐瞒刘志坚身份这件事上，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志坚是冀南地区我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广大群众有广泛的接触，很多群众都认识他，知道他担任什么职务，他的夫人刘莱瑛就是枣强人。但是不论日军用什么手段，如何盘问，却没有一个人向日军汇报刘志坚的真实身份，伪军中，由于我党长期有效的宣传，政治攻势，伪军，特别是基层的伪军都认识到小日本靠不住了，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特别是我军开展“红黑点”运动和“良心大检查”运动，干好事划红点，胜利后宽大处理，干坏事画黑点，对黑点多的，武工队严厉镇压。这样伪军也靠近我们，他们不但没有暴露刘志坚的身份，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刘表示，不会坏良心，一定要设法救他。刘志坚在大营的情况，每天都由伪军告诉村里的地下党和关系户，再传到军区，敌人要在20日把刘志坚押到枣强的情报，就是由伪军中的内线传到军区的。
冀南军区接到刘志坚将于二十日被日军押往枣强的情报后，陈再道司令和宋任穷政委立即做了周密的布暑，抽调了18、19、20三个主力团，在大营到枣强的30多里路上，连续布置了六道封锁线，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刘志坚抢回来。第一道抢救封锁线的任务，交给了六分区七旅20团，由副团长楚大明带队，楚大明也是个老红军干部，是一名作战勇猛的战将，楚大明领受任务后，马上召集二连和四连的连、排干部做战前动员，他用湖南口音大声说着“你们知道，这一仗是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给的任务，是刘师长邓政委给的任务，是陈司令宋政委下的命令，这是虎口拔牙，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是我们团的光荣，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能打败，谁也不能当孬种，拼命也要把刘主任抢回来。”
楚大明领着大家在地图上指出设伏抢救刘志坚的地点，接着又到现场去视察，就地分配了任务：主力埋伏在公路两旁夹击敌人，公路东侧放一个排堵击敌人，指定一个班的人配上熟悉刘志坚的人专门负责抢救，并安排了几个大个子战士负责背刘志坚。指挥所就设在有几棵树的一个土坎子上。
“连夜挖好工事，天亮之前，进入阵地”。楚大明命令。
20日清晨，日军中队长野村长智亲自带了4个日本兵来，把刘志坚连人带被一起抬到一辆牛车上，野村长智隐约觉得刘志坚是个大官，可是又没有搞清楚身份，虽然他很重视亲自押运，但是并未出全力，只带着30多个日本兵和30多个伪军押送，怕别人抢了自己的功劳。也没有通知枣强日军派队伍接应，野村押着3辆大车出发了，前面两辆装着我们部队丢掉的背包、挎包等东西算是日军的战利品，刘志坚躺在后面的牛车上。出发前一个伪军假装给刘志坚盖被子凑上前朝刘伸出手做了八字状，刘志坚会意的点点头。被俘的艾大炎和胡景云等人跟在牛车的后面。刚一出大营，刘志坚就看到公路以西路上有自行车来往，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刘志坚一眼就看出，这是我们的侦察员在那侦察，野村长智骑在马上不断的用望远镜向两边紧张的观察。牛车在公路上缓慢地前进，一路上，押送的伪军，不时的借故凑上来，悄悄安慰刘志坚，还有的给刘点烟。刘志坚也借机向伪军宣传，“如果遇到八路，你们不要开枪或者朝天开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都点头称是。车队刚走出大营据点五、六里路，就遇到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楚大明一声令下，我们预先埋伏在那里的部队就向敌人猛烈开火，机枪打的像泼雨似地，手榴弹像冰雹般的砸下来，杀声震天。野村的马首先中弹，一声长鸣，就把野村掀翻在地，日军做梦都没有想到刚出门不久就挨了打，一下就被打懵了，顿时乱了阵脚，被压在公路两边的道沟里，尽管野村挥舞着军刀“八格、八格”的叫骂着指挥者日军卧倒抵抗，可是由于我军火力猛烈，日军连头都抬不起来，那些伪军在听到枪响的同时，又听到八路军喊着“伪军趴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往公路东边的沟里一趴，一动也不动了。见此情况，刘志坚急忙爬起身来叫赶大车的老百姓把大车调头往南跑，赶快离开敌人。大车调头一下子就跑出一里多路。这时，营救部队的一个班冲上来了，大个子排长纪志明同志背起刘志坚主任就跑，一口气跑出一里多地，然后把刘志坚放在担架上，抬到了安全区。这一仗打得漂亮， 部队设伏地点选得好，战斗发起突然，火力配备得当，打得敌人头都抬不起来，等敌人醒过劲来，我们的部队早已撤出战斗，连人影都不见了。几分钟就结束战斗，我军无一伤亡，顺利完成了任务。
ytsheu 2006-09-12 20:14
刘志坚被救了，设伏部队也马上撤出了战斗。刘志坚主任因受重伤被日军俘虏，在被敌人关押了四天三夜后，被我部队成功的抢救出来。刘志坚是抗日战争时期被敌人抓去又被我军从战场成功抢救出来的我军职务最高的干部，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劫法场”。
刘志坚被成功抢救出来的喜讯，很快报到了军区和八路军总部，日酋岗村宁次也得到了确实情报，在大营被抢走的八路军是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岗村宁次闻讯，恼羞成怒，把枣强驻军的头头和野村长智都叫了去，大骂了一顿，野村升官梦没做成，反被撤了职。岗村宁次还对冀南地区的日伪军部队发了一道命令：
“查共军匪首刘志坚已负重伤，潜藏冀南地区，各军必须严密封锁铁路、公路交通线，对匪区各地反复剔块，必须抓获伤匪刘志坚”，日军又开始了疯狂的扫荡。
刘志坚脱险回到部队后，20团马上派人把刘志坚送到军区驻地马头镇（在丘县北面）。当天晚上就由军区的郝保康医生给刘志坚做了手术，郝保康医生抗战前在北平的协和医院学习过，是当时冀南军区医术最好的医生。手术很成功，取出了重机枪弹头。可是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对断腿骨的固定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用菜刀削两块木板，用绷带把它捆扎起来。在岗村宁次的督令下，日军在到处搜索着受重伤的刘志坚，为了保护刘志坚，军区领导派敌工科长周时霖、医生郝保康和警卫员刘华英等同志把刘志坚送到肥乡县城附近的敌占区，在与我们有关系的村庄住了两三天。一天，敌人突然进村来了。周时霖等同志迅速将刘志坚抬进睡觉炕底下预先挖好的洞里，然后铺上炕席，让一位老太太坐在炕边上纺棉纱作掩护。敌人果然没有发现，他们在村里吃喝一顿之后就走了。军区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感到这里不安全，不能长住，又把刘志坚抬回到安全条件较好的丘县城附近的村庄里住下。敌工科长周时霖这时才敢到大屯把刘志坚已安全解救的消息告诉刘志坚的爱人刘莱瑛。刘莱瑛听到消息后，把刚满月的孩子留在老乡家，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赶去照顾刘志坚。由于日寇疯狂的扫荡，这个孩子在“跑反”时不久就夭折了，这个噩耗刘莱瑛的母亲很久之后才敢告诉刘志坚夫妇。
为了刘志坚的安全，象打游击一样，在这个村里住几天，在那个村子里住几天，总是转来转去，同敌人周旋。有一次，又发现了敌情，随行人员就赶紧把刘志坚抬到地洞里藏起来。这个地洞设计得很巧妙，是在老百姓猪圈里挖一个洞，出口在猪粪池子的边上，把担架从边上塞进去，然后把砖再垒起来，泼上猪粪，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异样。再在猪圈里挖一个通气洞，洞口上放一个喂猪食的盆。又在洞里装一个铃铛，用绳子同外面院子里的铃铛相连，洞内、院里若有事，一拉铃铛双方就知道了。刘志坚在地洞里住了几天，敌人始终没有发现。
就这样在这个村躲两天，在那个村藏三天，经过一个多月，刘志坚的伤口开始愈合。但老是这样藏来躲去，即不安全，又不利于伤口愈合，冀南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和参谋长范朝利，都认为长此下去不是办法，送到延安吧，要经过几道封锁线，刘志坚现时还不能走动，根本去不了，怎么办呢？陈司令员和宋政委把敌工部长张茂林找来让他帮助想想办法。宋政委说：“过去有些重伤员藏在敌伪关系家里，张茂林你看有没有可靠稳妥的关系。”
张茂林犹豫了，关系是有不少，可把刘主任这样重要干部交到这些人手里，万一有个好歹，谁负得起责任？看到张茂林犹豫的神色，宋任穷鼓励他：“捡你认为最可靠的关系，说说看。我们大家研究研究。”张茂林想了想说：“永年县有个伪军大队长韩荫庭，在我们争取教育下，他曾要求反正过来，当时是军区党委指示，为了在平汉路上保留可靠的交通路口，便于和太行山往来，才劝说他暂时留在伪军，我认为这个人是最可靠的。”
陈再道、范朝利认为这个人“差不离”，单等宋任穷拍板。宋任穷是个精细、谨慎、办事周到的人，静静地想了一下说：“谁能直接跟韩荫庭谈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他什么忙？”
张茂林派韩荫庭的妻兄张德到永年城里找到了他。当初劝他归汉脱曹的就是张德。两个人坐在小屋里，张德开门见山：
“八路军有个重伤号，需要养伤，你能保护他么？”
“当然可以，可是不能放到我这里。”
“放到我家，你能保得稳？”
“是什么人？”
“这话你不该问，连我也不能问。既然八路来找，总是个大事，咱们就得当大事来办。你说一句吧！办？不办？”
“放在你家我放心，保护你家我负责。可是鬼子的腿子我拴不住，谁知道他啥时窜到你那里去？”
“那，我就回个话，说不行？”
“你等我喘口气！……”
韩荫庭想了一下，眉梢一挑，有了。
“大哥！你去说：要想保住你庄安全，先要保住这个地区安全，要给我立功的机会，使鬼子相信我的‘忠心’，并能制住‘共军’。……”
“怎么办？”
“要让我跟八路打上几次，每次都打胜，每次都能缴一些枪回来，我在这里创造一个‘模范治安区’。你明白么？”
“是个办法，破枪破炮，有。”
张德回来后向张茂林作了汇报，陈再道，宋任穷同意了韩荫庭的意见。经过一番“安排”，打了几次假仗，让韩荫庭检了几支破枪，在一个漆黑的冬夜，由三分区副司令赵海峰带一个排护送，把刘志坚转移到永年县城附近的王沿村，就住进伪军大队长韩荫庭家里。为了麻痹敌人，敌工部还和韩荫庭商量好，由敌工部散发一些传单，骂他是汉奸，公布他的几条所谓罪行，使他能在日本人面前造成同八路军势不两立的假象。
张茂林提出把刘志坚隐藏在韩荫庭处，这是军区敌工部掌握的最保密、最可靠的关系，是张王牌。冀南根据地存在一批韩荫庭这样的可靠的“内线”关系，这是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抗战的结果，也是整个抗日战争大气候的始然。
从1938年冀南抗日根据地初建，到1942年已是5年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军民鱼水情深。在对敌斗争方式上，冀南军区确立了“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骨干”方针，采取以主力部队适时对敌军以武力给予一定打击，动摇其士气，再趁势展开强大政治攻势。
日军虽集中了很大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蚕食，但是捉襟见肘，在占领区维护统治的力量严重不足。那时在柏乡县城里只有8个鬼子和一些伪军看守，周围很多老据点也只剩几个兵留守，敌人后方空虚，露出破绽。冀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乘敌之隙实行“敌进我进”，由主力部队组成的分遣小部队和武装工作队挺进敌占区，发动群众抗日，开辟根据地。
武工队在群众的帮助下，几个月之内，先后消灭了恩县旧城的特务队，镇压了巨鹿县伪警备队大队长和情报主任，故城的特务队长，成安的特务队长、南和的伪警备队大队长等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头子；抓捕了22名秘密汉奸，根据其罪恶轻重枪决了8名，教育释放了14名。武工队还用各种巧妙手段，机智地和敌特进行斗争，他们把肥乡某村一名敌特密捕密放，利用这一线索，就接连破坏了13个村的秘密特务组组织。
随着斗争的展开，武工队在敌占区声威大振，受到了群众热烈的爱护和支持，动摇了日军的统治基础。一些伪组织人员自动找武工队自首听命。有许多敌探汉奸自动来找关系，表示悔改，请求给他一点抗日工作做。对此，日军又恨又怕，说“武工队是最坏的东西”，决心要消灭武工队。“九·一二”大扫荡时，他们专门从德州调20名高级密探，到枣强县配合当地日军侦剿，武工队就乘其初到，以迅雷之举抓捕其中两名当众枪决，其他敌探闻讯，见势不妙，都悄悄溜走了。
伪军中许多士兵是被日军抓来的贫苦农民，他们在当地有很多社会关系，武工队和抗日军民就利用这一条件对本地伪军的家属进行普遍调查登记，教育他们分清荣辱，当伪军给日军卖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将来没有好下场。同时，宣传八路军既往不咎政策，并向他们提出：“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堵墙”的口号，争取他们劝导子弟回心抗战。武工队还发动伪属给伪军写信，嘱咐勿做坏事，多交朋友，别得罪人，并通过他们掌握各地伪军的内部情况。伪军做了坏事，让伪属写信发出警告，做了好事，就鼓励继续进步。以后，这项工作发展成伪属向抗日政府签订“协约书”，约定：劝导子弟不当死心汉奸、不危害老百姓、不打抗日军、不捉抗日人员、回心抗战，设法跑回家务农。伪军本人在“协约书”上签名后交当地政府。政府发给“回心抗战证”，保证对他们捉住不杀，家属财产受到保护，逃回者优待。许多伪属都主动要求签约颁证。小屯村就有个伪属对我敌工队员说：“我的孩子当皇协军是没法子，请你们发个证，我绝不让他做坏事”。这些政策，在伪军及其家属中引起强烈反响。它从精神上瓦解了伪军队伍，极大地动摇了日伪在冀南的统治。
武工队还经常到伪军的碉堡附近喊话，老百姓戏称为“上夜课”。
上课之前，由平时负责监视据点的敌工站干部提供据点的内部情况，伪军官兵姓名、个性、嗜好，哪个做过好事或坏事等等，建立名册。每当夜幕降临，武装宣传队便借着夜空闪烁的星光，向伪军的据点炮楼出发了。到了据点、炮楼附近，先把据点炮楼武装封锁起来，然后，选好既隐蔽、伪军又能听得见的位置，开始对伪军上课。讲课内容都联系据点内部的具体人和事，甚至指名道姓地表场或责备他们，伪军听了心服口服，容易接受。以后，我们又进一步把各地据点划分若干片区，由所在县、区武装、分遣小部队、武工队、敌工站等分工负责实施。这种上夜课宣传活动成为冀南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每月要对所负责的据点宣传几次。有一次，冀南地区各武工队在军区领导下搞了个统一行动，在同一天的夜间对全区200多个据点上了夜课，以后伪军相互传说，“昨晚八路的宣传队，就有几千人，看来鬼子的日子长不了啦”！
武装宣传久而久之，伪军和我们搞熟了，我们对有些据点也用不着武装包围了，彼此间关系由戒备逐渐转向融洽。起初，我们讲课伪军不听，有的甚至还打枪，但以后发展到互相问答对话。有的伪军还捎信提出了想听的内容，要求经常去讲抗战形势和消息。冬天室外很冷，有的伪军就把我们的宣讲员请进屋里，让他们一边烤火一边讲。
冀南军区在对敌宣传中，又适时提出“胜利后算总帐”的口号，对伪军员展开记“红黑点”、“良心大检查”运动。临清县的群众对一些做坏事的伪军非常痛恨，骂他们说：“你们这些黑了心的坏蛋，干坏事吧，我们要让八路军给你们‘逗黑点’、‘吃黑枣（枪弹）’。”有一次军区日军工作科长于文根据群众这些语言，在编写对敌宣传材料时，告诫伪军人员，“你做坏事给你‘点黑点’、做好事给你‘点红点’。”刘志坚听了以后，感到“红黑点”的提法鲜明、形象、具体，能使伪军看到自己的功过，比一般宣传口号有针对性，就肯定了这种方法，并在全区推广。在1942年冬季的对敌政治攻势中，冀南军区普遍开展了对伪军和伪组织人员记“红黑点”的运动和“良心大检查”运动。这是冀南军区在对敌斗争中的一个创造。宣传人员在对伪军伪组织人员作宣传时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花名册，谁干了坏事给画个黑点，干了好事画个红点。这个花名册就是你们的‘善恶录’、‘生死簿’，到头来，对红点多的宽大处理，对黑点多的严厉惩罚”。有时宣传队员还指名道姓地警告一些人，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武工队员和游击队员就根据其罪恶大小，出其不意地打掉他一只耳朵，有的打断他一条腿，有的进行处决。
“红黑点”运动的展开，对伪军、伪员的心理震动很大，黑点多的害怕八路军算帐、点名（枪毙）。大师友村据点里有个伪军班长向士兵说：“你们出去可小心点，不许坏我的名誉，如果八路军给我点上黑点，我找你们算帐”！许多伪军属见了我工作人员也都打听自己的子弟有没有黑点。有的伪军在上夜课时问我们“算总帐时候有没有我？”自从开展“红黑点”运动后，许多伪军不敢胡作非为的做坏事了。
由于许多日伪军据点内部有了我们的关系，武工队配合主力部队不仅利用这些关系打进了十几个县城，而且还对那些阻碍我交通和插在小块根据地中的据点，采取内外配合的办法，把它拨掉。例如：枣强县娄子镇据点，有日军一个分队和一部伪军警察据守，平时戒备森严，但每天早晨都要老百姓到炮楼日军住的院子里打扫卫生、担水。我们摸清这个规律之后，便和已是内线的伪军队长约定好行动计划。一天早晨，陈再道司令员亲自带手枪队装扮成打扫卫生、担水、送菜的杂工，到了日军住的院子里，日军还在睡觉。突然，一声令下，手枪队的同志一齐动手，便把日军一个小队全部消灭。
在我军民强大政治攻势下，不但使大量下层伪军深受教育，也教育和争取了不少中、上层的伪军军官和敌伪官员。
和我们建立关系的伪军据点和上层军官，他们身处敌境，要时刻提防日军发觉，担着较大风险。所以，其中有一部分还动摇犹豫，立足两者之间。我们通过敌工站、武工队和小部队加强工作，帮助他们除掉内部的危险分子，打击害群之马；研究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对付的办法，提高了他们的安全感，这样促使许多伪军走上了决心抗日的道路。我们还在一些据点中根据伪军的特点，建立了秘密的内线组织，如“抗敌复仇同盟”、“回心社”等，把一些思想进步和决心抗日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以他们为核心，在据点里担负起抗日工作，通过他们团结教育其他伪军和控制不稳分子。
对培养成熟的“两面派据点”双方签订秘密的“抗日守约”。伪军的守约是：忠实抗日，欺骗敌人；掩护抗日工作人员和军队，不镇压抗日活动；不收叛逆，协助锄奸；接到日军命令、指示，和我方商讨对付办法，以及遵守一切临时的约定等。我方守约是：承认他们是隐蔽的抗日分子，在反正、被捕、脱离敌人后给以公民权，保障他们的财产，并绝对给他们保守秘密等项。对已具有反正条件的据点和警备队，我们给上层军官秘密发给“委任状”，给下层官兵发给“公民证”。经过这些工作后，逐步把与我建立关系的伪军和据点，变成在我军掌握下隐蔽在敌人内部的一支抗日力量。
有了这些关系，为我们在艰难环境中展开对敌斗争增加了便利条件。他们及时把日军发动“九·一二”大扫荡的情报送了出来，使军区提前作了反扫荡准备，让军区机关和部队安全转移，使日军的扫荡扑了空。日军对我三分区各县实行强化治安的计划，也是由这些与我有关系的伪人员送出来的。这次之所以成功的抢救出了刘志坚，也是因为内线送出的情报的准确。内线关系还利用担任交通守备的便利条件，把日军封锁的交通线变成我们的地下交通线，掩护我军和重要人员通过敌人封锁线。只要我军告诉他们部队要过路，他们都选派可靠的伪军在路两头担任警戒，掩护我军安全通过，并派带路的伪军在我军返回时用树枝扫掉部队通过的脚印。有一次，刘少奇同志从新四军赴延安，就是由一个伪军大队长出面掩护，刘少奇坐着他的牛车，伪大队长亲自护送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封锁线。事后当这个大队长知道他刚护送的是什么人之后，不由惊得吐出舌头，连连擦汗。这一方面使他深感八路军对他的信任，也坚定了他反正的决心。
韩荫亭就是军区敌工部所掌握的一个非常可靠的内线，为照顾刘志坚养伤，韩荫亭颇费了一番心机。他专门在他住的院子里腾出一个跨院安排刘志坚夫妇和随行的医生和警卫人员。当时为了保密，并没有把刘志坚的真实的姓名告诉韩荫亭，只说伤员叫王福贵，是团政治部主任，韩荫亭也就一直称刘志坚为“老王”。为了不暴露这些人的身份，医生和警卫员都穿伪军的衣服，戴伪军的符号。韩荫亭在跨院外加了岗，出入都得经过韩的同意，为了掩护，韩荫亭还让他的二儿子望展拜刘志坚为干爹，以便应付敌人。韩荫亭每次从据点回来，都要去看望刘志坚，嘘寒问暖，刘志坚也趁机跟他介绍八路军，共产党的主张和全国抗战的形势，使他的思想不断进步，韩荫庭的夫人也时常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晨展和望展过来跟干爹一起玩玩，两家人过得非常融洽，恰值春节将至，韩荫亭专门派人去北平买了很多年货回来，年三十晚两家人在一起包饺子，过了一个欢欢乐乐的春节。这也是五年来刘志坚在冀南过的一个最安定、丰盛的年夜。
到了1943年5月，刘志坚伤已痊愈，要返回部队了。临走前，刘志坚拉着韩荫亭的手感激地说：
“荫亭，我要走了，我就是刘志坚。”
韩荫亭听到“我就是刘志坚”后，张开的嘴半天合不笼，他激动的叫着：“刘主任！”
刘志坚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这几个月的照顾，共产党忘不了你，我刘志坚也忘不了你。”
韩荫亭紧紧握着刘志坚的手，又激动的叫了一声刘主任。韩荫亭感到自己已成了八路军的一员，八路军这么信任我，把刘主任这样重要的干部安排在自己家里养伤，一住就是几个月，这是多么大的信任，他感到浑身发热，无限兴奋，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握着刘志坚的手说：“我要参加共产党，我要拉队伍反正。”
根据他的表现，冀南军区党委批准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日本投降前，他率领全大队起义，并扩编成我军的一个团，由韩荫亭任团长。
刘志坚受伤被俘并被抢救出来迤今已有63年了，抗日战争胜利也已60年了。最近我们又探望了已有93岁高龄的刘志坚将军，谈起这些往事时，刘志坚将军仍是非常激动，许许多多的情节都记忆犹新。刘志坚将军深情的对我们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冀南抗击日冠侵略时，我亲眼看到日冠的残暴罪行，我这条腿就是被日本子弹打断的。现在日本一撮反动势力妄想篡改这段历史，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刘志坚将军还告诉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是不容易，是无数先烈用血换来的，当时抢救我的易品良、楚大明等人在随后的战斗中都英勇牺牲了。每当想起他们心里都很难过。冀南的人民，为打击日本侵略军，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我参加七大路过涉县一二九师师部时，一向严肃的邓小平政委见到我后，深情地说：“刘志坚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冀南的老百姓真了不起。”刘志坚又不无遗憾地表示说，今天在大营参加抢救我的一些老游击队员不知是否还在，我真想回去看看他们。
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在怀仁堂东厅将星云集，毛主席亲自参加为在我国革命战争中建立了卓著功勋的高级将领授衔、授勋。当毛主席走到一个小个子的将军面前时，握着他的手，拍着他的肩膀，亲切而又不失风趣的说道：“你是那个劫法场抢出来的刘跛子!”
毛主席所说的劫法场，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件真实感人的惊险传奇故事。而被毛主席亲切称为“刘跛子”的就是我军著名将领刘志坚中将。
刘志坚将军在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军事科学院政委、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兼政委。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一九四二年，刘志坚将军在华北冀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北省南部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德（州）石（家庄）铁路以南，漳河以北，南北长225公里，东西宽190公里。它包括34个县和邢台、邯郸等城市，人口658万，是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同志开辟、领导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一部分，这块根据地是卡断津浦、平汉和德石铁路威胁日军南北交通命脉的重要地区；也是我八路军东出山东、华中根据地和西进太行山的门户。根据地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盛产粮食、棉花，农副业、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比较发达，群众的抗战热忱也很高。
到敌后开展游击战是在毛泽东游击战思想指导下做出的战略性决策。1937年9月底，八路军第129师继第115师、第120师之后，出师抗日。这时，华北的日寇在占领北平、天津之后，正以重兵沿平汉，津浦、正太、平绥诸铁路大举进犯，国民党在华北的军政人员弃城溃逃，保定、石家庄、邯郸等城市相继陷落，华北地区一片混乱。129师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积极以游击战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10月初渡过黄河后即分兵两路袭击进犯太原的日军，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烧毁日军飞机24架，接着又在正太路南侧晋东南地区的七亘村、神头、响堂铺、长乐村、黄崖底等地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前后歼敌数千人。这是129师出征后取得的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此时刘志坚任129师政治部副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进行的游击战还多是在山区进行，山区对开展游击战争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山区毕竟贫穷，人口稀少，给养和兵员补充都有很大困难，为了扩大队伍，坚持抗日战争，必须把根据地扩展到平原去，当时太行山下的冀南平原，在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日军南下占领了大部分县城，各地土匪、失散军人等打着各种旗号拉队伍、霸地盘、欺压百姓。一时匪迹遍野，“司令”如毛。我地下党组织又尚未同北方局取得联系，局面非常混乱。于是地下党乃求援于太行八路军。此时，129师主力正苦战于太行山区，对到平原去开展工作还无经验。为支援冀南党组织打开局面，也为摸索如何在平原进行游击战，刘伯承于12月派孙继光和胥光义同志率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挺进支队出太行山，带探险、侦察性质深入冀南平原，开展游击战。
1938年1月，129师派386旅副旅长陈再道将军率一个营组成东进纵队挺进冀南，3月上旬再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将军率骑兵团进入冀南，八路军开始在冀南站住了脚。
1938年5月初，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和时任师政部部副主任的刘志坚率129师第769团和115师第689团及5支队到达冀南南宫县，与宋任穷、陈再道同志会合，大大加强了我军在冀南的力量。10日在徐向前同志的指挥下，袭击威县，毙伤日军百余人，缴获步枪百余支及轻重机枪各一挺。这次作战，使邢（台）临（清）公路的日伪军恐慌万状，威县、临清、南和、平乡守敌先后弃城逃窜，我军收复上述各城。中旬，又解决了南宫以东及清河一带的反动会道门“六离会”袭击我津清支队的骚乱事件，巩固了冀南中心区。这时，冀南腹地之敌已基本清除。大部队进入平原后，虽然首战告捷，但是有些同志对平原进行游击战还是有顾虑，怕平原无山不好隐蔽自己，怕靠两条腿跑不过敌人的汽车、坦克。为了帮助部队干部战士认识在华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树立起在平原游击战争的信心，徐向前同志针对有的同志怕平原无山的思想，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思想。他说：“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能自己巩固和发展，并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与帮助”。“把广大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论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
徐向前同志关于创造平原地区 “人山”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开辟平原游击根据地的工作方向。进入冀南的八路军主力，根据徐向前同志的部署，在首战威县之后，乘胜分兵向滏阳南北和卫河东西两岸发展，打击日伪军，发动和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打开了冀南地区抗日的大好形势。至9月底，消灭了伪军1万多人，解放了临清、高唐、临漳、滑县等20余县，同进收纳和整编了大小数十股游杂武装和20余县的民团、保安队。主力部队得到了扩大，地方游击队蓬勃发展起来。至此，在西至平汉、东迄津浦、南至陇海路、北到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拥有近800万人口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冀南平原游击根据地大发展的时候，是充分利用日军主力南进，后方兵力不足的空档。但随着冀南根据地发展，特别是冀南所处的重要位置，使日本侵略者深深感受到了后方我军游击战争造成的严重威胁。因此，它作了战略的性的军事调整，逐渐回师华北，妄图消灭八路军，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巩固其占领区。晋冀鲁豫票据地是敌人“扫荡”的目标之一，冀南平原首当其冲，1938年10月和1939年1月至3月，日寇先后对冀南地区进行了两次大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部队，不断袭扰敌人，断敌交通，发动群众遍挖道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仅1939年1月到3月，就进行了大小战争100余次，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坚持和发展了平原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初，日寇实行了“囚笼政策”，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封锁分割。为抗击日寇，八路军总部组织进行了“百团大战”，开展全面的交通破击，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之后，敌人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1941年起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日寇把整个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即我们所说的敌占区、游击区和解放区。在敌占区，日寇以“清乡”为主，强调“乡村自卫之强化”；在游击区，日寇以“蚕食”为主，武装进攻和政治欺骗两手并用；对解放区，日寇完全采取毁灭性政策，频繁、连续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1942年3月以后，日军对冀南的扫荡达到空前疯狂的程度，搞了“3.25”、“4.29”、“6.11”和“9.12”四次大规模扫荡。日军每到一处都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了达到它摧毁冀南抗日根据的目的，把扫荡的目标首先指向我领导机关。当时，冀南的党政军机关都在武城以北一带活动。4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调 集日伪军3万余人，全副武装，手拉着手对冀南展开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式大“扫荡”。“扫荡”中心区是：北起德（州）石（家庄）铁路，南至邢（台）济（南）公路，西起王（庄）高（村）公路，东至南运河畔。冀南军区机关在武官察、饶阳店地区遭敌合围，四分区和新4旅也在香城崮、下堡寺地区遭到合围。冀南军区机关和所属部队在武城以西在刘志坚和军区参谋长范朝利的指挥下经过浴血奋战，从武城以西突出重围，但损失很大，数百名机关干部和分区、县团级领导同志英勇牺牲，一部分没有突出重围的干部、战士被敌人打散，藏身田间地头或隐蔽在群众家里。从此冀南的抗战形势日益严峻。接着，日军又在6月11日集中12000余兵力，在冈村宁次亲自督战下，对我群众基础最强的枣强县、冀县以南地区进行大合围，企图消灭我冀南军区直属机关。军区直属队和六分区部队，在与日军激战4天后，才突出重围。9月12日，日军再次纠集日伪军10000余人，扫荡枣强以南地区，围攻我冀南军区和六分区机关。经过日伪军几次大规模“扫荡”之后，冀南原已得到解放的大片地区不少又都变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除了各分区还分散保留着一些零星小块地区外，只剩下邱县以北、威县以南、平乡以东，长不过20公里，宽4、5公里的一长条地块了。到1942年底。日寇在冀南修公路9000余里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就达3192华里，修筑碉堡据点780多个。敌人用据点把铁路、公路、封锁沟连接起来，一方面保护交通线，一方面又造成对付我游击队、分割抗日根据地、阻碍我交通，而便于对我合击扫荡的“囚笼”。这就是冈村宁次所得意的“囚笼政策”。日寇这一招，主要欺负我军没有飞机大炮，所以一段时间内，给我们造成了重大损失和困难。仅1942年一年中，冀南就由于敌人的“扫荡”、“清剿”牺牲科团以上干部34人。敌占区不断扩大，根据地不断被蚕食，游击区不断缩小。敌人对人民群众的摧残更加疯狂，据点附近的抗日工作垮掉了，游击队严重削弱，如二区2000余人的游击队只剩下200余人，军民抗战情绪都受到了影响，整个冀南形势极端严重。
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党和军队领导召开了会议，提出了：“誓死抗战到底！”，“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渡过今冬明春就是胜利”等口号。具体制定了进行艰苦斗争的战略、策略、方针和作战方法。并决定由军区机关领导分别到各地委、分区去传达会议精神。刘志坚负责到第六分区去传达。
10月15日傍晚，刘志坚带领区委领导张策、刘建章、张茂林等同志，由一个骑兵班护送出发，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走了一百五六十里地，在第二天拂晓，到了第六分区机关的驻地枣强县恩察镇西面的李杨村。下午听分区领导同志汇报。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同志汇报说“前两天21团的部队在枣强县和卷子之间打了一个埋伏，消灭日本鬼子一个排，缴了一挺机枪，一门六O炮和若干枪支”。所以分区的领导判断，敌人很可能要进行报复，对六分区机关所在地进行“合击”、“扫荡”，故决定分区机关今天晚上要转移到枣强、大营之间的公路以东去。当晚，即向路东转移。当时，刘志坚的妻子刘莱瑛在分区驻地不远的大屯村刚刚生了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男孩，产后却得了产后热，高烧不退，刘志坚就顺便去看了看刘莱瑛和他的第一个儿子。陪伴照顾刘莱瑛的岳母抱起新生的婴儿，送到刘志坚手里说“看看，是个大胖小子。”孩子不哭也不闹非常乖，刘志坚深深地亲了亲孩子，旁边已一岁多的大女儿也闹着要爸爸抱，可时间紧迫，刘志坚只能怀着难舍的心情匆匆忙忙的离开了他们。次日拂晓，刘志坚等领导同志都到了枣强大营公路以东的大师友村。进村后，刚把马背上的被褥拿下来铺到老乡的炕上，敌人就包围了大师友村，并很快冲进了村。顿时四面八方枪声大作。这是因为敌人摸到了我们的规律，估计我们的部队会到这个村去。因此，预先调了大于我军几倍的兵力，设下合围圈。而我们却事先没有得到情报，钻进了敌人的合围圈。此时，部队毫无准备，刘志坚来不及集合部队，就命令警卫部队立即掩护干部向村外突围，刘志坚的警卫员带过他的枣红战马“火车头”。“火车头”是一匹正当壮年的战马，跑起来又快又稳，牠有个特点，行军时不管多长的队伍，牠一定要跑到前面领头，所以刘志坚给牠起了个名字叫“火车头”。“火车头”一听到枪响就兴奋异常，刘志坚跨上马后，牠一声长嘶就带头向村外冲去，因为骑在马上目标明显，敌人两挺重机枪就集中火力，猛烈的向人和马射击，人马同时中弹，“火车头”猛的尥蹶跌倒在地，被子弹打断了右大腿骨的刘志坚，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倒在一个道沟里，“火车头”挣扎着站起来，在道沟边徘徊，不停的冲倒在道沟里的刘志坚嘶叫着，刘志坚挣扎着靠在沟边上，艰难的朝爱马挥手示意牠离开，“火车头”嘶叫着一拐一拐的跑走了。刘志坚查看了一下自己的伤势，已是一步也挪不动了，自觉凶多吉少，于是，将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细摸了一遍，查看一下身上有无失密和能暴露身份的什么东西，结果从衬衣口袋里找出用复写纸写的布置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一份，立即把它撕得粉碎，并放在口中嚼烂。又找出随身带的刘莱瑛的一张照片和一块怀表，就用手在地上扒了个土坑，把这些东西都埋在里面，又用旧土掩盖好。一切安排好了，就等着与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斗了。这时，突然看到冀南银行行长胡景云从道沟的西面跑来，高兴极了，觉得有救了，胡景云已跑了很长一段路，上气不接下气，口边都是白沫，他看到刘志坚主任的情况，也非常着急，刘志坚请他帮忙背到棉花地里藏起来，可他自己当时已经力不从心了，就说要到雅会村去找老百姓来，想办法把刘志坚抬出去。说完他就往道沟东跑去，结果跑出大约三五十步远，就被几个日本兵发现抓走了。
又过了二三分钟，棉花棵子一阵乱响，两个伪军搜索到刘志坚负伤处，刘志坚马上拿起左轮手枪瞄准敌人扣了扳机，但连扣三下，结果都没打响，然后，又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头，又扣了三下扳机，还是不响，刘志坚只好赶快将枪丢进棉花地里。枪为什么打不响呢？原因是前几天在雅会时，警卫员擦洗枪，弄丢了一个零件，怎么也找不到，把地下的土扫起来，用脸盆装上，用水洗泥，也没有找到。后来，因有敌情，部队要出发，只好走了。因为到处是敌人，枪当时也没有去试射，怕一打抢就会暴露部队的目标。这样枪当然打不响了。那两名伪军很快就跑到了刘志坚的面前，跑在前面的一个伪军一看到躺在血泊中的刘志坚，大吃一惊，他原来是我军第20团团长徐绍恩的警卫员，他在一个多月以前回家探望，村里抽派伪军，伪村长就让他去，他没有办法就参加了伪军。他人虽参加了伪军，但心里仍然向着我们，同我们取得了联系。他一眼就认出是刘志坚主任，与同伴交头接耳小声说了几句，两人就同声对刘志坚说：“刘主任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营救你。”这时，日本鬼子也赶到这里，3个日军押着二三个老百姓过来，把刘志坚从道沟里抬到棉花地里。日本鬼子开始凶狠狠地搜查刘志坚。
刘志坚外边穿的棉袍，里头穿的军衣，脚上穿着干净的黑布棉鞋，腰上挎着小手枪，又是从马上打落下来的。敌人断定他是共军的“大官”，就叫军医给他的伤处上了药，缠上绷带，又小心地把他从道沟里抬上来，由日军看守。当伪军把刘志坚往道沟上抬的时候，那一个伪军灵机一动，趁空把刘志坚掉在地上的一只棉鞋拾起来，藏在怀里.
ytsheu 2006-09-12 20:14
刘志坚从受伤那刻起，就抱定了牺牲决心，做了必死的最坏思想准备，所以当日军给他包扎伤口时，就拼命挣扎，叫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希望激怒日本兵，因为日军残杀抗日军人的事太多了，当日军让老百姓把刘志坚抬到日军在枣强县城附近的大营据点时，因失血过多加之严重的伤痛，已使刘志坚处于昏迷状态。朦胧中，他觉得好像回到了已阔别多年的家乡，清澈的汨罗江水，长寿街镇口的教堂，家乡的小屋，多年未见的母亲，正守在门口盼望儿子归来，是那样的祥和亲切。突然，仿佛又回到了销烟迷漫的战场。1927年当少年儿童团长时打土豪、斗地主，跟随罗纳川率领的十几万农民兄弟参加长沙扑城，参军后在彭德怀军长的指挥下转战湘赣，到井冈山后参加“五次反围剿”，红军长征时，血战湘江倒在怀中的战友，娄山关前被敌机炸伤，躺在担架上，叶剑英参谋长脱下大衣给他盖上，过彝区时陪同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长征到西藏后，又担任甘孜工委书记陪同刘伯承与西藏东固喇嘛寺的主持喇嘛谈判，筹粮并打开红军前进的道路，被张国寿扣在四方面军后，不得不再次、三次翻越雪山草地，那些因饥饿而倒毙在身边的战友历历在目。抗战后，首战七亘村，再战神头、响堂铺，挺进冀南后袭击威县，镇压反动会道门“六离会”的头子等等，一幕一幕在脑海中晃过，回想十几年的战斗生涯，为革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又想到刚刚看到的胖儿子，心头不由一阵激荡，更觉得死而无憾了。正在此时，忽听耳边响起“刘主任”、“刘主任”的轻声呼唤，刘志坚头脑立即清醒过来，睁开眼警惕地看着来到身边的一个伪军。只见那个伪军揣着一碗水，提着一个盛饭的簸箩，畏畏缩缩地说：“刘主任，喝口水吧，你也该吃点东西了”，一声“刘主任”，让刘志坚的脑袋嗡地一下，顿时清醒过来，他知道，这里就是战场，在这里要和敌人展开生死搏斗，第一条就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刘志坚是当时冀南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而且又负责对敌宣传政治工作，很多被俘伪军都听过他的报告，所以伪军中不少人都认识他，他正思索时。“刘主任！”那人把嘴凑到刘志坚的耳边，用最小的声音说：“我不会坏良心的。有什么吩咐，我豁出命也去做！”这是不是敌人惯用的骗术？刘志坚要设法证实。他乘对方不备，伸手猛打了那个伪军两个耳光。“什么东西！敢胡说八道！……”刘志坚一喊叫，门外的日军带着翻译冲了进来。“你的，什么干活？”伪军怕得发抖，生怕刘志坚把他的话说给日本人听。刘志坚闭目不语，伪军连忙点头哈腰的给日军解释：“是我不小心，把碗里水弄洒了，惹得他生气。”“你是干什么的？太军是怎么吩咐你的？小心点，再不许这样。太军，他会改的。”翻译连忙替伪军解了围。刘志坚心里踏实了些，但摸不到实底。他急想把自己现在的情况，尽快让军区的领导知道。
刘志坚被日伪军关押在大营据点里。大营在枣强县南，距枣强县城不到三十里路。
1942年，敌酋驻华北日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对我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疯狂的大扫荡，大扫荡时日军实行了疯狂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几乎把冀南地区所有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部占领了，扫荡之后，日军又在其占领区实行“囚笼政策”。所谓的“囚笼”，就是以“铁路为桩、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在冀南平原日军大量建立据点，修公路、挖三米多宽的封锁沟，筑高达三米的封锁墙，两三公里就建一个碉堡，以碉堡为点，公路和封锁沟、封锁墙为线，纵横连接成网，把冀南平原分割成“王”字形，“米”字形，“田”字形的许多小块块，每个小块块都在日军碉堡火力的控制下，到1942年底，日冠在冀南修公里路9000余里，筑封锁墙3000多里，筑碉堡据点780多个，每平方公里内就有碉堡据点近五个，伪军白天派人游动巡视，晚上在电线杆上挂灯照明，走路要过日伪军设立的关卡，日伪军日夜封锁，妄想用“囚笼”把冀南抗日军民困死。当时八路军、游击队中流行一首歌谣：“日住碉堡下，夜观护路灯，行军爬沟墙，天天闹敌情”，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刘志坚被关押的大营据点，是日军据点中比较大的一个中心据点，除有大量伪军外，还驻有日军一个中队（相当于连），当时日军战线过长，兵员枯竭，很多据点部只有伪军把守，大点的据点里，顶多驻上一个班左右的日军就不错了，因为大营据点是日军的中心据点，所以住了一个中队的日军，这已经是非常大的中心据点了。驻在大营的日军中队长叫野村长智。
刘志坚稍稍清醒后，忍着腿伤处钻心的疼痛，沉着地思考着，这是他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离开自己的部队，而且是落在日本人手上，自己已失去了战斗的能力。但坚定的革命信念，对日冠的深刻仇恨，给了他信心和力量，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尽力和敌人周旋、斗争。他沉着的思索对策，他努力回忆着事发时的情况，心里挂念着其他领导和战友，他们是否冲出去了，损失多大，军区肯定已经知道了六分区被袭的情况，但知不知道我受伤被俘，知道不知道我被关押在哪，如何里外配合争取脱险，他思索着、策划着，首先要把他现在的情况传出去，告诉军区领导，这里是哪个据点，有没有我们的内线人员，要弄清楚，再就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尽力麻痹敌人，和敌人周旋，给外面的同志争取时间。正在紧张的思索间，刚才送水送饭的伪军又推门进来了，他一面收拾碗筷，一面嘴里叼唠着，“你要多吃点啊”，趁机走到刘志坚的跟前，用手作了个“八”的手势，悄悄说“小李把鞋送走了”，刘志坚知道伪军所指的小李，就是曾当过徐团长警卫员的那个战士，他要是能把自己丢下的鞋带出去，这对军区领导了解情况可太有帮助了，刘志坚不动声色地瞪了一眼，那个伪军也知趣地走了。
那个曾当过张团长警卫员的伪军，冒死从伪军跑出，把藏起来的刘志坚的那只黑棉鞋送到了六分区部队，交给了易司令，易司令拿到鞋后，马上带人赶到大屯村，刘莱瑛头上缠着毛巾，正靠在被褥上休息。易司令拿出鞋小心的交给刘莱瑛，刘莱瑛接过鞋一看，看到鞋上溅的血迹，联想到拂晓南边传来的枪声，头脑嗡地一下，顿时一阵晕眩，感到天塌下一样，紧抱着那只鞋失声痛哭起来。这双棉鞋，是她亲自给刘志坚做的，刘志坚象宝贝一样穿在脚上，时刻也不离身，现在物在不见人，而且又血迹斑斑，看来刘志坚是凶多吉少了。易品良等马上安慰她，说刘主任只是负了伤，我们一定尽力抢救，同时立即飞马赶回分区，向军区报告。
根据内线送出来的情报，受伤跑回来的“火车头”（两天后伤重死了），军区断定刘志坚已受伤被俘。这个消息立即由冀南军区报告了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报告了八路军总部，报告了党中央。
党中央和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八路军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要求一二九师立即搞清情况，组织抢救，一二九师刘邓首长更是给冀南军区下了死命令，“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要不顾一切伤亡，抢不回 活的，就是打死了尸首也要抢出来。总之一定要把刘志坚抢回来。”一场从日伪军魔爪中抢救刘志坚的战斗迅速打响了。
当时，由于日军集中了很大的兵力对我冀南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蚕食，在扫荡中实行“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又实行“囚笼政策”，在根据地内设立“强化治安区”，使抗日军民受到了很大损失，冀南地区对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时期。但是由于我党我军长期的对敌斗争和深入有效的政治宣传工作，日冠必败，我军必胜的信念，不但深入全体抗战军民的心中，而且也深深影响到伪军和伪政权。
针对敌人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广大军民就在广阔的平原上挖“抗日道沟”，群众都是在夜间悄悄挖，酷暑严冬都不停止，一段一段向前延伸，一条一条连接起来，把地面上的乡村通路，挖成2米宽、1米深，总长有数万公里的“抗日道沟”。它曲曲弯弯，纵横交叉，把各个村镇连接起来，改变了冀南的地貌，象捕猎的兽网，布撒在冀南平原上。这种道沟，使日军的优势装备无用武之地，而我们的小部队、游击队在道沟里活动，却能藏能打又能跑，和敌人巧妙周旋，成为打游击的好战场。“道沟”打断了敌人对根据的分割和封锁，给敌人的交通运输和快速部队行动造成障碍。有的村还把道沟挖到据点附近，监视敌人行动。我们在改造地形的基础上，又动员群众改造村形。在村口和大街砌挡墙、筑街垒，只留单人通过的出入口。在房顶、过道修工事、搭天桥、堵胡同。墙上暗设瞭望孔和射击孔，室内修夹墙、暗道，把村庄建成能打游击的堡垒，并和村外的道沟连接起。在抗战最艰苦阶段，冀南抗日军民依靠道沟和村垒，坚持和发展了冀南游击战争。
在对日作战方式上，采取军事政治合一、灵活多样的机动方式，特别是建立“武装工作队”，使对日作战方式更加多种多样。
1942年3月，冀南军区政治部就以民运工作部为基础，选调政治坚强、大胆机敏、有独立活动能力的机关干部和连排军事干部30多名，组成第一个武装工作队。
6月间，在冀南各分区都组织成立了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各区从部队和党政机关中抽调了四百多名干部，组成了21个武工队，由军区和分区政治部领导，分别挺进临漳、成安、大名、魏县、邯郸、磁县、肥乡、馆陶、临清、威县、武城、枣强、武邑、南宫、隆平、尧山、南和、平乡等县的敌战区，发动群众抗日，开辟隐蔽的小块根据地。
冀南是日军搞“治安强化运动”的试点区，在日伪精心培植下，建立了一些所谓“模范治安县”、“爱抚村”、“政治据点”。为了打击日伪的奴化政策，发动周围地区的抗日工作，武工队对日伪的奴化样板“政治据点”村里的伪政权，及新建立的情报网等组织实行了武力镇压，彻底摧毁，使周围村镇的汉奸闻风丧胆，再不敢推行汉奸政治了。
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大量下层伪军经我们教育争取后心向抗战，1942年8、9、10三个月中，仅一分区就有136名伪军携枪反正抗日，有3698名伪军逃亡。在中、上层伪军官中，也有很大变化，他们为今后退身之计，有的找我们搭线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关系”。
在大营据点中，也有我们的内线。刘志坚主任被关押在大营据点的情报，就是由内线送出的。而且他们还做了安排，争取尽快设法靠近刘志坚。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日军中队长野村长智带着一个翻译来审问：“你的什么的干活？”刘志坚说：“我是八路军，是打日本鬼子的”。野村又问：“你是那个部队的？”刘志坚说：“我是八路军”。并大声对他说：“我的腿被你们打断了，你们把我枪决就是了，你们不要问，我没有什么要说的。”野村长智手拿一本不知怎么弄到的冀南军区部队干部的简历表，围着刘志坚转过来，转过去，探头探脑的看着，比着，刘志坚趁机扫了一眼，看着刘志坚的名字排在前面，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名字后面没有照片。刘志坚心中一乐，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原来是西安事变后，组织上曾有意派刘志坚去敌后工作，故正式通知刘志坚，叫刘志坚不要照相，要随时准备派出做地下工作。因此，从那以后有好几年刘志坚根本不照像。所以，尽管日军中队长和翻译用简历表上的那些照片对刘志坚进行反复对照，可就是查不出刘志坚究竟是谁。他们又看到刘志坚态度很坚决，就再也没有问了。但野村长智坚信刘志坚是个大官，今后升官发财全着落在此人身上，因此不敢待慢。他们就把冀南抗日文救会干部赵鼎新叫了进来，他是10几天前被日伪军抓来的。刘志坚睁大眼瞪了赵一眼，示意不可说出自己的姓名，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赵即对日本中队长说，他不认识刘。他们得不到刘志坚的有关情况，只好回去了。让赵鼎新留在刘志坚身边。赵等日军中队长和翻译走远了，才低声对刘志坚说：“日军翻译大古把我叫来，名义上是让我照顾你这个“彩号”，实际是让我侦察你到底是谁”。刘志坚觉得赵跟自己说了实话，对他也就放心了。当时，刘刘志坚的断腿痛得很厉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不能翻身，大小便也坐不起来，全靠赵鼎新照料。他到伪警察所去吃饭时，就给刘志坚带回小米稀饭和咸菜。两人睡在一个炕上。赵鼎新看到刘志坚只求一死的坚决态度，便对刘志坚说，他可以同外面组织联系，要设法拖延时间，应付敌人。
刘志坚听说他可以同外面的组织联系进行营救，心里就有了希望。他想敌人既然到现在还没认出自己是谁，就一定要同敌人拖时间，争取组织上营救出牢笼。于是，就俏俏和赵鼎新商量采取什么方式营救最妥当，一是我们的部队打敌人的据点，但据点里有日军一个中队，约150人，还有150多名伪军，敌人的工事又有外墙内墙两层，很坚固，不易打下。二是发动我党我军派到伪军、维持会和伪警察所中工作的同志来抢救，但也不易做到，因为伪军里面还有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万一漏密更坏事。三是大营是个据点，敌人既然认定刘志坚是个大官，就一定要把刘押送到枣强县城，如果乘敌人往枣强县城送的时候，我们部队在路上打埋伏，把刘志坚抢救出来，这种方法最妥善。
第二天，赵鼎新对刘志坚说：“敌人派我来考察了解你，如果什么也不说一点，也不好应付敌人，也不好拖延时间。”刘志坚同意他的意见。俩人反复商量后，给刘志坚编了个假名、假身份决定由他去给日本鬼子说，就说俘虏名叫李英华大概是个连排干部，也可能是分区的一个什么参谋。赵鼎新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敌人之后，回来对刘志坚说：“商量的那些话，敌人不全信，要我还要继续了解。”刘志坚一想这样正好达到拖延时间，等待外面组织营救的目的。就嘱咐他继续应付敌人。
在对日军隐瞒刘志坚身份这件事上，人民群众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志坚是冀南地区我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广大群众有广泛的接触，很多群众都认识他，知道他担任什么职务，他的夫人刘莱瑛就是枣强人。但是不论日军用什么手段，如何盘问，却没有一个人向日军汇报刘志坚的真实身份，伪军中，由于我党长期有效的宣传，政治攻势，伪军，特别是基层的伪军都认识到小日本靠不住了，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特别是我军开展“红黑点”运动和“良心大检查”运动，干好事划红点，胜利后宽大处理，干坏事画黑点，对黑点多的，武工队严厉镇压。这样伪军也靠近我们，他们不但没有暴露刘志坚的身份，而且一有机会就向刘表示，不会坏良心，一定要设法救他。刘志坚在大营的情况，每天都由伪军告诉村里的地下党和关系户，再传到军区，敌人要在20日把刘志坚押到枣强的情报，就是由伪军中的内线传到军区的。
冀南军区接到刘志坚将于二十日被日军押往枣强的情报后，陈再道司令和宋任穷政委立即做了周密的布暑，抽调了18、19、20三个主力团，在大营到枣强的30多里路上，连续布置了六道封锁线，决心无论如何要把刘志坚抢回来。第一道抢救封锁线的任务，交给了六分区七旅20团，由副团长楚大明带队，楚大明也是个老红军干部，是一名作战勇猛的战将，楚大明领受任务后，马上召集二连和四连的连、排干部做战前动员，他用湖南口音大声说着“你们知道，这一仗是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给的任务，是刘师长邓政委给的任务，是陈司令宋政委下的命令，这是虎口拔牙，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是我们团的光荣，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能打败，谁也不能当孬种，拼命也要把刘主任抢回来。”
楚大明领着大家在地图上指出设伏抢救刘志坚的地点，接着又到现场去视察，就地分配了任务：主力埋伏在公路两旁夹击敌人，公路东侧放一个排堵击敌人，指定一个班的人配上熟悉刘志坚的人专门负责抢救，并安排了几个大个子战士负责背刘志坚。指挥所就设在有几棵树的一个土坎子上。
“连夜挖好工事，天亮之前，进入阵地”。楚大明命令。
20日清晨，日军中队长野村长智亲自带了4个日本兵来，把刘志坚连人带被一起抬到一辆牛车上，野村长智隐约觉得刘志坚是个大官，可是又没有搞清楚身份，虽然他很重视亲自押运，但是并未出全力，只带着30多个日本兵和30多个伪军押送，怕别人抢了自己的功劳。也没有通知枣强日军派队伍接应，野村押着3辆大车出发了，前面两辆装着我们部队丢掉的背包、挎包等东西算是日军的战利品，刘志坚躺在后面的牛车上。出发前一个伪军假装给刘志坚盖被子凑上前朝刘伸出手做了八字状，刘志坚会意的点点头。被俘的艾大炎和胡景云等人跟在牛车的后面。刚一出大营，刘志坚就看到公路以西路上有自行车来往，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刘志坚一眼就看出，这是我们的侦察员在那侦察，野村长智骑在马上不断的用望远镜向两边紧张的观察。牛车在公路上缓慢地前进，一路上，押送的伪军，不时的借故凑上来，悄悄安慰刘志坚，还有的给刘点烟。刘志坚也借机向伪军宣传，“如果遇到八路，你们不要开枪或者朝天开枪，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伪军都点头称是。车队刚走出大营据点五、六里路，就遇到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楚大明一声令下，我们预先埋伏在那里的部队就向敌人猛烈开火，机枪打的像泼雨似地，手榴弹像冰雹般的砸下来，杀声震天。野村的马首先中弹，一声长鸣，就把野村掀翻在地，日军做梦都没有想到刚出门不久就挨了打，一下就被打懵了，顿时乱了阵脚，被压在公路两边的道沟里，尽管野村挥舞着军刀“八格、八格”的叫骂着指挥者日军卧倒抵抗，可是由于我军火力猛烈，日军连头都抬不起来，那些伪军在听到枪响的同时，又听到八路军喊着“伪军趴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往公路东边的沟里一趴，一动也不动了。见此情况，刘志坚急忙爬起身来叫赶大车的老百姓把大车调头往南跑，赶快离开敌人。大车调头一下子就跑出一里多路。这时，营救部队的一个班冲上来了，大个子排长纪志明同志背起刘志坚主任就跑，一口气跑出一里多地，然后把刘志坚放在担架上，抬到了安全区。这一仗打得漂亮， 部队设伏地点选得好，战斗发起突然，火力配备得当，打得敌人头都抬不起来，等敌人醒过劲来，我们的部队早已撤出战斗，连人影都不见了。几分钟就结束战斗，我军无一伤亡，顺利完成了任务。
ytsheu 2006-09-12 20:14
刘志坚被救了，设伏部队也马上撤出了战斗。刘志坚主任因受重伤被日军俘虏，在被敌人关押了四天三夜后，被我部队成功的抢救出来。刘志坚是抗日战争时期被敌人抓去又被我军从战场成功抢救出来的我军职务最高的干部，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劫法场”。
刘志坚被成功抢救出来的喜讯，很快报到了军区和八路军总部，日酋岗村宁次也得到了确实情报，在大营被抢走的八路军是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岗村宁次闻讯，恼羞成怒，把枣强驻军的头头和野村长智都叫了去，大骂了一顿，野村升官梦没做成，反被撤了职。岗村宁次还对冀南地区的日伪军部队发了一道命令：
“查共军匪首刘志坚已负重伤，潜藏冀南地区，各军必须严密封锁铁路、公路交通线，对匪区各地反复剔块，必须抓获伤匪刘志坚”，日军又开始了疯狂的扫荡。
刘志坚脱险回到部队后，20团马上派人把刘志坚送到军区驻地马头镇（在丘县北面）。当天晚上就由军区的郝保康医生给刘志坚做了手术，郝保康医生抗战前在北平的协和医院学习过，是当时冀南军区医术最好的医生。手术很成功，取出了重机枪弹头。可是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对断腿骨的固定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用菜刀削两块木板，用绷带把它捆扎起来。在岗村宁次的督令下，日军在到处搜索着受重伤的刘志坚，为了保护刘志坚，军区领导派敌工科长周时霖、医生郝保康和警卫员刘华英等同志把刘志坚送到肥乡县城附近的敌占区，在与我们有关系的村庄住了两三天。一天，敌人突然进村来了。周时霖等同志迅速将刘志坚抬进睡觉炕底下预先挖好的洞里，然后铺上炕席，让一位老太太坐在炕边上纺棉纱作掩护。敌人果然没有发现，他们在村里吃喝一顿之后就走了。军区的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感到这里不安全，不能长住，又把刘志坚抬回到安全条件较好的丘县城附近的村庄里住下。敌工科长周时霖这时才敢到大屯把刘志坚已安全解救的消息告诉刘志坚的爱人刘莱瑛。刘莱瑛听到消息后，把刚满月的孩子留在老乡家，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赶去照顾刘志坚。由于日寇疯狂的扫荡，这个孩子在“跑反”时不久就夭折了，这个噩耗刘莱瑛的母亲很久之后才敢告诉刘志坚夫妇。
为了刘志坚的安全，象打游击一样，在这个村里住几天，在那个村子里住几天，总是转来转去，同敌人周旋。有一次，又发现了敌情，随行人员就赶紧把刘志坚抬到地洞里藏起来。这个地洞设计得很巧妙，是在老百姓猪圈里挖一个洞，出口在猪粪池子的边上，把担架从边上塞进去，然后把砖再垒起来，泼上猪粪，一点也看不出什么异样。再在猪圈里挖一个通气洞，洞口上放一个喂猪食的盆。又在洞里装一个铃铛，用绳子同外面院子里的铃铛相连，洞内、院里若有事，一拉铃铛双方就知道了。刘志坚在地洞里住了几天，敌人始终没有发现。
就这样在这个村躲两天，在那个村藏三天，经过一个多月，刘志坚的伤口开始愈合。但老是这样藏来躲去，即不安全，又不利于伤口愈合，冀南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和参谋长范朝利，都认为长此下去不是办法，送到延安吧，要经过几道封锁线，刘志坚现时还不能走动，根本去不了，怎么办呢？陈司令员和宋政委把敌工部长张茂林找来让他帮助想想办法。宋政委说：“过去有些重伤员藏在敌伪关系家里，张茂林你看有没有可靠稳妥的关系。”
张茂林犹豫了，关系是有不少，可把刘主任这样重要干部交到这些人手里，万一有个好歹，谁负得起责任？看到张茂林犹豫的神色，宋任穷鼓励他：“捡你认为最可靠的关系，说说看。我们大家研究研究。”张茂林想了想说：“永年县有个伪军大队长韩荫庭，在我们争取教育下，他曾要求反正过来，当时是军区党委指示，为了在平汉路上保留可靠的交通路口，便于和太行山往来，才劝说他暂时留在伪军，我认为这个人是最可靠的。”
陈再道、范朝利认为这个人“差不离”，单等宋任穷拍板。宋任穷是个精细、谨慎、办事周到的人，静静地想了一下说：“谁能直接跟韩荫庭谈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他什么忙？”
张茂林派韩荫庭的妻兄张德到永年城里找到了他。当初劝他归汉脱曹的就是张德。两个人坐在小屋里，张德开门见山：
“八路军有个重伤号，需要养伤，你能保护他么？”
“当然可以，可是不能放到我这里。”
“放到我家，你能保得稳？”
“是什么人？”
“这话你不该问，连我也不能问。既然八路来找，总是个大事，咱们就得当大事来办。你说一句吧！办？不办？”
“放在你家我放心，保护你家我负责。可是鬼子的腿子我拴不住，谁知道他啥时窜到你那里去？”
“那，我就回个话，说不行？”
“你等我喘口气！……”
韩荫庭想了一下，眉梢一挑，有了。
“大哥！你去说：要想保住你庄安全，先要保住这个地区安全，要给我立功的机会，使鬼子相信我的‘忠心’，并能制住‘共军’。……”
“怎么办？”
“要让我跟八路打上几次，每次都打胜，每次都能缴一些枪回来，我在这里创造一个‘模范治安区’。你明白么？”
“是个办法，破枪破炮，有。”
张德回来后向张茂林作了汇报，陈再道，宋任穷同意了韩荫庭的意见。经过一番“安排”，打了几次假仗，让韩荫庭检了几支破枪，在一个漆黑的冬夜，由三分区副司令赵海峰带一个排护送，把刘志坚转移到永年县城附近的王沿村，就住进伪军大队长韩荫庭家里。为了麻痹敌人，敌工部还和韩荫庭商量好，由敌工部散发一些传单，骂他是汉奸，公布他的几条所谓罪行，使他能在日本人面前造成同八路军势不两立的假象。
张茂林提出把刘志坚隐藏在韩荫庭处，这是军区敌工部掌握的最保密、最可靠的关系，是张王牌。冀南根据地存在一批韩荫庭这样的可靠的“内线”关系，这是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抗战的结果，也是整个抗日战争大气候的始然。
从1938年冀南抗日根据地初建，到1942年已是5年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军民鱼水情深。在对敌斗争方式上，冀南军区确立了“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骨干”方针，采取以主力部队适时对敌军以武力给予一定打击，动摇其士气，再趁势展开强大政治攻势。
日军虽集中了很大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蚕食，但是捉襟见肘，在占领区维护统治的力量严重不足。那时在柏乡县城里只有8个鬼子和一些伪军看守，周围很多老据点也只剩几个兵留守，敌人后方空虚，露出破绽。冀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乘敌之隙实行“敌进我进”，由主力部队组成的分遣小部队和武装工作队挺进敌占区，发动群众抗日，开辟根据地。
武工队在群众的帮助下，几个月之内，先后消灭了恩县旧城的特务队，镇压了巨鹿县伪警备队大队长和情报主任，故城的特务队长，成安的特务队长、南和的伪警备队大队长等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头子；抓捕了22名秘密汉奸，根据其罪恶轻重枪决了8名，教育释放了14名。武工队还用各种巧妙手段，机智地和敌特进行斗争，他们把肥乡某村一名敌特密捕密放，利用这一线索，就接连破坏了13个村的秘密特务组组织。
随着斗争的展开，武工队在敌占区声威大振，受到了群众热烈的爱护和支持，动摇了日军的统治基础。一些伪组织人员自动找武工队自首听命。有许多敌探汉奸自动来找关系，表示悔改，请求给他一点抗日工作做。对此，日军又恨又怕，说“武工队是最坏的东西”，决心要消灭武工队。“九·一二”大扫荡时，他们专门从德州调20名高级密探，到枣强县配合当地日军侦剿，武工队就乘其初到，以迅雷之举抓捕其中两名当众枪决，其他敌探闻讯，见势不妙，都悄悄溜走了。
伪军中许多士兵是被日军抓来的贫苦农民，他们在当地有很多社会关系，武工队和抗日军民就利用这一条件对本地伪军的家属进行普遍调查登记，教育他们分清荣辱，当伪军给日军卖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将来没有好下场。同时，宣传八路军既往不咎政策，并向他们提出：“多个朋友，多条路；少个冤家，少堵墙”的口号，争取他们劝导子弟回心抗战。武工队还发动伪属给伪军写信，嘱咐勿做坏事，多交朋友，别得罪人，并通过他们掌握各地伪军的内部情况。伪军做了坏事，让伪属写信发出警告，做了好事，就鼓励继续进步。以后，这项工作发展成伪属向抗日政府签订“协约书”，约定：劝导子弟不当死心汉奸、不危害老百姓、不打抗日军、不捉抗日人员、回心抗战，设法跑回家务农。伪军本人在“协约书”上签名后交当地政府。政府发给“回心抗战证”，保证对他们捉住不杀，家属财产受到保护，逃回者优待。许多伪属都主动要求签约颁证。小屯村就有个伪属对我敌工队员说：“我的孩子当皇协军是没法子，请你们发个证，我绝不让他做坏事”。这些政策，在伪军及其家属中引起强烈反响。它从精神上瓦解了伪军队伍，极大地动摇了日伪在冀南的统治。
武工队还经常到伪军的碉堡附近喊话，老百姓戏称为“上夜课”。
上课之前，由平时负责监视据点的敌工站干部提供据点的内部情况，伪军官兵姓名、个性、嗜好，哪个做过好事或坏事等等，建立名册。每当夜幕降临，武装宣传队便借着夜空闪烁的星光，向伪军的据点炮楼出发了。到了据点、炮楼附近，先把据点炮楼武装封锁起来，然后，选好既隐蔽、伪军又能听得见的位置，开始对伪军上课。讲课内容都联系据点内部的具体人和事，甚至指名道姓地表场或责备他们，伪军听了心服口服，容易接受。以后，我们又进一步把各地据点划分若干片区，由所在县、区武装、分遣小部队、武工队、敌工站等分工负责实施。这种上夜课宣传活动成为冀南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每月要对所负责的据点宣传几次。有一次，冀南地区各武工队在军区领导下搞了个统一行动，在同一天的夜间对全区200多个据点上了夜课，以后伪军相互传说，“昨晚八路的宣传队，就有几千人，看来鬼子的日子长不了啦”！
武装宣传久而久之，伪军和我们搞熟了，我们对有些据点也用不着武装包围了，彼此间关系由戒备逐渐转向融洽。起初，我们讲课伪军不听，有的甚至还打枪，但以后发展到互相问答对话。有的伪军还捎信提出了想听的内容，要求经常去讲抗战形势和消息。冬天室外很冷，有的伪军就把我们的宣讲员请进屋里，让他们一边烤火一边讲。
冀南军区在对敌宣传中，又适时提出“胜利后算总帐”的口号，对伪军员展开记“红黑点”、“良心大检查”运动。临清县的群众对一些做坏事的伪军非常痛恨，骂他们说：“你们这些黑了心的坏蛋，干坏事吧，我们要让八路军给你们‘逗黑点’、‘吃黑枣（枪弹）’。”有一次军区日军工作科长于文根据群众这些语言，在编写对敌宣传材料时，告诫伪军人员，“你做坏事给你‘点黑点’、做好事给你‘点红点’。”刘志坚听了以后，感到“红黑点”的提法鲜明、形象、具体，能使伪军看到自己的功过，比一般宣传口号有针对性，就肯定了这种方法，并在全区推广。在1942年冬季的对敌政治攻势中，冀南军区普遍开展了对伪军和伪组织人员记“红黑点”的运动和“良心大检查”运动。这是冀南军区在对敌斗争中的一个创造。宣传人员在对伪军伪组织人员作宣传时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花名册，谁干了坏事给画个黑点，干了好事画个红点。这个花名册就是你们的‘善恶录’、‘生死簿’，到头来，对红点多的宽大处理，对黑点多的严厉惩罚”。有时宣传队员还指名道姓地警告一些人，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武工队员和游击队员就根据其罪恶大小，出其不意地打掉他一只耳朵，有的打断他一条腿，有的进行处决。
“红黑点”运动的展开，对伪军、伪员的心理震动很大，黑点多的害怕八路军算帐、点名（枪毙）。大师友村据点里有个伪军班长向士兵说：“你们出去可小心点，不许坏我的名誉，如果八路军给我点上黑点，我找你们算帐”！许多伪军属见了我工作人员也都打听自己的子弟有没有黑点。有的伪军在上夜课时问我们“算总帐时候有没有我？”自从开展“红黑点”运动后，许多伪军不敢胡作非为的做坏事了。
由于许多日伪军据点内部有了我们的关系，武工队配合主力部队不仅利用这些关系打进了十几个县城，而且还对那些阻碍我交通和插在小块根据地中的据点，采取内外配合的办法，把它拨掉。例如：枣强县娄子镇据点，有日军一个分队和一部伪军警察据守，平时戒备森严，但每天早晨都要老百姓到炮楼日军住的院子里打扫卫生、担水。我们摸清这个规律之后，便和已是内线的伪军队长约定好行动计划。一天早晨，陈再道司令员亲自带手枪队装扮成打扫卫生、担水、送菜的杂工，到了日军住的院子里，日军还在睡觉。突然，一声令下，手枪队的同志一齐动手，便把日军一个小队全部消灭。
在我军民强大政治攻势下，不但使大量下层伪军深受教育，也教育和争取了不少中、上层的伪军军官和敌伪官员。
和我们建立关系的伪军据点和上层军官，他们身处敌境，要时刻提防日军发觉，担着较大风险。所以，其中有一部分还动摇犹豫，立足两者之间。我们通过敌工站、武工队和小部队加强工作，帮助他们除掉内部的危险分子，打击害群之马；研究可能发生的危险和对付的办法，提高了他们的安全感，这样促使许多伪军走上了决心抗日的道路。我们还在一些据点中根据伪军的特点，建立了秘密的内线组织，如“抗敌复仇同盟”、“回心社”等，把一些思想进步和决心抗日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以他们为核心，在据点里担负起抗日工作，通过他们团结教育其他伪军和控制不稳分子。
对培养成熟的“两面派据点”双方签订秘密的“抗日守约”。伪军的守约是：忠实抗日，欺骗敌人；掩护抗日工作人员和军队，不镇压抗日活动；不收叛逆，协助锄奸；接到日军命令、指示，和我方商讨对付办法，以及遵守一切临时的约定等。我方守约是：承认他们是隐蔽的抗日分子，在反正、被捕、脱离敌人后给以公民权，保障他们的财产，并绝对给他们保守秘密等项。对已具有反正条件的据点和警备队，我们给上层军官秘密发给“委任状”，给下层官兵发给“公民证”。经过这些工作后，逐步把与我建立关系的伪军和据点，变成在我军掌握下隐蔽在敌人内部的一支抗日力量。
有了这些关系，为我们在艰难环境中展开对敌斗争增加了便利条件。他们及时把日军发动“九·一二”大扫荡的情报送了出来，使军区提前作了反扫荡准备，让军区机关和部队安全转移，使日军的扫荡扑了空。日军对我三分区各县实行强化治安的计划，也是由这些与我有关系的伪人员送出来的。这次之所以成功的抢救出了刘志坚，也是因为内线送出的情报的准确。内线关系还利用担任交通守备的便利条件，把日军封锁的交通线变成我们的地下交通线，掩护我军和重要人员通过敌人封锁线。只要我军告诉他们部队要过路，他们都选派可靠的伪军在路两头担任警戒，掩护我军安全通过，并派带路的伪军在我军返回时用树枝扫掉部队通过的脚印。有一次，刘少奇同志从新四军赴延安，就是由一个伪军大队长出面掩护，刘少奇坐着他的牛车，伪大队长亲自护送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封锁线。事后当这个大队长知道他刚护送的是什么人之后，不由惊得吐出舌头，连连擦汗。这一方面使他深感八路军对他的信任，也坚定了他反正的决心。
韩荫亭就是军区敌工部所掌握的一个非常可靠的内线，为照顾刘志坚养伤，韩荫亭颇费了一番心机。他专门在他住的院子里腾出一个跨院安排刘志坚夫妇和随行的医生和警卫人员。当时为了保密，并没有把刘志坚的真实的姓名告诉韩荫亭，只说伤员叫王福贵，是团政治部主任，韩荫亭也就一直称刘志坚为“老王”。为了不暴露这些人的身份，医生和警卫员都穿伪军的衣服，戴伪军的符号。韩荫亭在跨院外加了岗，出入都得经过韩的同意，为了掩护，韩荫亭还让他的二儿子望展拜刘志坚为干爹，以便应付敌人。韩荫亭每次从据点回来，都要去看望刘志坚，嘘寒问暖，刘志坚也趁机跟他介绍八路军，共产党的主张和全国抗战的形势，使他的思想不断进步，韩荫庭的夫人也时常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晨展和望展过来跟干爹一起玩玩，两家人过得非常融洽，恰值春节将至，韩荫亭专门派人去北平买了很多年货回来，年三十晚两家人在一起包饺子，过了一个欢欢乐乐的春节。这也是五年来刘志坚在冀南过的一个最安定、丰盛的年夜。
到了1943年5月，刘志坚伤已痊愈，要返回部队了。临走前，刘志坚拉着韩荫亭的手感激地说：
“荫亭，我要走了，我就是刘志坚。”
韩荫亭听到“我就是刘志坚”后，张开的嘴半天合不笼，他激动的叫着：“刘主任！”
刘志坚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这几个月的照顾，共产党忘不了你，我刘志坚也忘不了你。”
韩荫亭紧紧握着刘志坚的手，又激动的叫了一声刘主任。韩荫亭感到自己已成了八路军的一员，八路军这么信任我，把刘主任这样重要的干部安排在自己家里养伤，一住就是几个月，这是多么大的信任，他感到浑身发热，无限兴奋，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只是握着刘志坚的手说：“我要参加共产党，我要拉队伍反正。”
根据他的表现，冀南军区党委批准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日本投降前，他率领全大队起义，并扩编成我军的一个团，由韩荫亭任团长。
刘志坚受伤被俘并被抢救出来迤今已有63年了，抗日战争胜利也已60年了。最近我们又探望了已有93岁高龄的刘志坚将军，谈起这些往事时，刘志坚将军仍是非常激动，许许多多的情节都记忆犹新。刘志坚将军深情的对我们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冀南抗击日冠侵略时，我亲眼看到日冠的残暴罪行，我这条腿就是被日本子弹打断的。现在日本一撮反动势力妄想篡改这段历史，这是绝对行不通的。”
刘志坚将军还告诉我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是不容易，是无数先烈用血换来的，当时抢救我的易品良、楚大明等人在随后的战斗中都英勇牺牲了。每当想起他们心里都很难过。冀南的人民，为打击日本侵略军，做出了极大的牺牲。我参加七大路过涉县一二九师师部时，一向严肃的邓小平政委见到我后，深情地说：“刘志坚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冀南的老百姓真了不起。”刘志坚又不无遗憾地表示说，今天在大营参加抢救我的一些老游击队员不知是否还在，我真想回去看看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