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周易》是管理学的最高经典

^{_{余敦康：《周易》是管理学的最高经典}}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朱珠

• http://www.huanqiu.com
• 来源：《环球人物》
• 网友评论条
• 进入论坛
• 2009-10-26 15:40

　　《周易》的核心价值观是阴阳和谐

　　余敦康并不喜欢谈自己的个人经历：“没什么好说的。我本来是武大哲学系的学生，1952年，我国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将全国所有哲学系合并到北大，我也顺理成章上了北大哲学系。1957年，我被下放、劳动改造，后来在很偏远的地方（湖北枣阳平林公社）当了中学教员。那之后的21年，我没有进行任何哲学方面的学习，直到1978年回北京，才继续跟着任继愈先生，参加了《中国哲学发展史》的编写，我负责其中一个涉及《周易》的章节，并从此对它产生了兴趣。”用几句话结束了对自己经历的描述后，余敦康很快切入正题，与记者谈起了《周易》。

　　“《周易》最早形成于商周之际，起源于当时用龟甲进行的占卜，在春秋时提升为一种哲学。它比孔孟之学的历史久远得多，是中国最古老的学问，也是一种儒道综合的世界观。到汉代以后，它广泛扩展到哲学、政治、伦理、美学、科学等各个文化层面，不仅儒家把它视为‘群经之首’，道家将它崇为‘三玄’之一，民间流传的堪舆、占卜，也都在用它，但它又绝不等同于算卦和风水。一个中国人，可能没有学过《周易》，但一定早就有了《周易》的文化基因，只是‘日用而不自知’而已。”

　　上世纪80年代，著名哲学史家朱伯昆在北京搞了个《周易》研究院，几个研究哲学的人凑在一起，研究易学和文学、医学、科学的关系，余敦康负责易学和管理学的关系这一块。“我对易学有一个特殊的看法——《周易》是历代社会管理学中最高的标志和经典。”

　　在余敦康看来，《周易》的核心价值观是阴阳和谐：“所谓阴阳，就是一对对立的矛盾体、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就像有天必有地，有光明就有黑暗，有东就有西。对立始终同时存在，并且无处不在。打个比方，如果人的阴阳不平衡，身体就不会健康。社会是这样，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如果矛盾对立得不到良好的解决，就会出问题。我曾经在给省部级干部的讲课中讲过，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各种矛盾，如何解决矛盾。过去，讲究的是斗争的哲学，是东风压倒西风；而现在，人们渐渐意识到，阴与阳可以和谐相处，而这种认识，能指导我们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中外关系的问题……”

　　现今社会，人们重新对《周易》——这座古代智慧的宝库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忱，从学者到政府官员、企业老板乃至街头小贩，都不乏《周易》的热心研读者。一本书的应用率如此之高，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余敦康的解释意味深长：“《周易》最早就是做占卜用的，谁都想算卦，什么人都一样。只不过，正统的《周易》是用来做最高决策的。古语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用它来看风水是没有用的。”

　　自称是“于丹的粉丝”

　　“《周易》为何能如此广泛地被现代社会所接受？”余敦康略加思索：“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开始复兴了。”

　　作为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余敦康如今也通过上电视、写博客等多种方式，向人们传递《周易》的哲学精神。学者走出书斋，是当下盛行的文化现象，最典型的代表是于丹。随着她对《论语》、《庄子》等经典的世俗化解读，她的身边形成了旗鼓相当的两大阵营，赞者极赞，贬者极贬。余敦康就是支持方的代表，在《世纪大讲堂》的录制过程中，他曾毫不讳言自己是“于丹的粉丝”。“我认为，于丹之所以能一炮而红，不仅仅由于她个人的魅力，更因为中国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让人们产生了内在的文化需要，这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现代化的需要。但有不少人紧盯于丹解读经典时出现的错误，说她这个字讲错了，那个事讲得不对，甚至出了本《解毒于丹》，这是什么心态嘛！我研究了半天，她的书没毒啊。于丹本身的定位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针对大众讲自己的心得体会，即便有个别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相反，我觉得于丹给我们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学院派也很有启发。”

　　余敦康说，此前，自己将《周易》当作纯粹的学术课题研究了几十年，大部分研究成果却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好比坐在金字塔尖上，与社会大众几乎没有联系。“于丹却聪明地将孔子、庄子讲成普通人，然后根据自己的体验，结合现代人的需要，用古人的思想来解决现代人在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心灵问题，比如如何建立自己的理想、营造成功的人生，如何在现代社会中过上心灵期待的美好生活，如何摆脱名利的枷锁……”

　　与现代生活的对接，让很多从不读传统经典的普通大众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余敦康说：“真正的文化建设高潮，应是全民运动，而不是几个学者在那里埋头苦读。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于丹。”

        未获《环球人物》杂志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环球人物》杂志图片及文字内容，违者《环球人物》杂志将追究其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