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灾难”政治学背后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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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灾难”政治学背后的民主

[13269] (201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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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理条件,台湾自然灾害多发。在蒋经国时期,老百姓最熟悉的镜头就是蒋经国第一时间出现在灾区----甚至比相关部门都要早,慰问、指挥。当然也往往伴随着对不称职官员的惩处。按说一方面自然灾害频发,另一方面又有蒋经国时期形成的行政传统,至少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台湾应该是得心应手。然而,从主张民主和台独的李登辉时代开始,却慢慢发生了变化:九二一大震发生,在救援和灾后重建方面,官方远远比不上民间有效和积极。李登辉甚至乘直升机去视察时,竟将一棵树吹倒,压死灾区一名小女孩,形同灾上加灾(还记得大陆领导人是怎样进入灾区的吗?)。

  等到进入陈水扁时代,就立即发生了“八掌溪”事件。四名在八掌溪河床上做业的工人,突遇洪水。然而在媒体直播的情况下,长达两小之间,四名工人迟迟得不到救助,最终眼睁睁地在全台湾的民众亲眼目睹下被洪水卷走,其孤立无援、惊恐之状震撼了整个台湾。后来才知悲剧原因在于各相关单位之间的推诿:甲说应该乙管,乙说应该丙管,最后又说应该甲管。等到扯皮结束了,进行救援了,结果人已被冲走。事后,陈水扁两次道歉,包括“行政院”副院长等众多官员或辞职,或被处分。

  按说有了这样的教训,民主制度又自称是一个善于纠错的制度,按说台湾不应该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不料,2009年,国民党已再度执政时,另一场更大的悲剧发生。这就是“八八水灾”。面对同时袭击两岸的台风,大陆严阵以待,成功疏散上百万人,仅几人意外死亡。而台湾所有官员度假的度假,过节的过节,马英九甚至去参加婚礼。结果造成严重伤亡。不仅如此,灾后救助缓慢,甚至有的县长灾后一个月才去现场。此时已成为反对党、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下乡勘灾,却夜夜宿五星宾馆。

  令人惊异的并不在于官方在救灾上的表现,更令人称奇的是台湾居然发展起来的“灾难政治学”。每场灾难来临,都成为各政党嗜血打击对手的绝佳机会,争发国难财。

  “八八水灾”之后,民进党阵营最大的救灾手笔是邀请达赖到台湾祈福。不过令人奇怪的是邀请方是受水灾影响不大的高雄市。另一个奇怪之处在于不是宗教团体邀请。第三个奇怪之处在于台湾的宗教团体在灾害发生后,积极投入救助,台湾更有众多德高望重的高僧,民进党何以视而不见?不用?当然最称奇的是灾区民众多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和达赖的宗教信仰并不相干,更何况,根据藏传佛教,祈福并不一定非要在现场。

  但是如果从台湾的“灾难政治学”角度来看,一切困惑就迎刃而解了。原来民进党不过是打着“人道的名义”行一党之私而已,其矛头直接执政的国民党、大陆和好不容易缓和的两岸关系。众所周知,达赖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极易引发冲突的人物。许多国家由于打达赖牌而引发大陆强烈抗议和报复。民进党明白,只要打达赖牌,必然会导致大陆的强烈反对。虽然台湾对大陆外贸依存度超过30%,对重振低迷的台湾经济至关重要,虽然台湾水灾发生以后,大陆的援助最为积极,而且没有象西方一样对台湾说三道四。然而,对于民进党来讲,国民党的政绩就是对它的威胁,而国民党的失误、困难就是它的机会。本来国民党救灾不力已经深深伤了台湾民众的心,但在民进党看来,这仍然不够,还要通过邀请达赖,给处于困境中的国民党再捅一刀,进而激怒大陆,冲撞两岸关系。如果国民党由此倒掉,两岸关系彻底毁掉,则民进党大功告成也。至于百姓安危,自然不在民进党的考量之中,相反怎样把困境中的灾民当做筹码甚至人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才是最高利益。

  俗话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果不其然,今年九月十九日,凡亚比台风以一场两百年不遇的降水量重创高雄。说来凑巧的是,台风由台湾东方而来,最先预计是在花莲宜兰间登陆,台北首当其冲。不料最后一刻竟然改在花莲。台北逃过的天灾,全都被高雄承受!这本来是一场纯而纯的自然灾害,而且还是两百年不遇,任谁也无法避免悲剧的发生。然而,到了台湾这块有着成熟“灾难政治学”的地方,则完全是不同的逻辑:

  由于台北花博会丑闻而被民进党打的焦头烂额的国民党如获至宝,群起而攻之,指责陈菊救灾不力,要求她交待第一时间何在(事后陈菊承认回家睡了一个小时)。甚至连马英九都走向第一线,点名批评陈菊救灾不力,让高雄损失太大。国民党的大高雄市长候选人黄昭顺声称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民进党对不起高雄人。以南下关心高雄台风灾民而在高雄主持国民党中常会的马英九还带领大家念了一段台语顺口溜“市长换昭顺、高雄一定顺”。真是令人瞠目。邱毅在现场更说,陈菊的良心被狗咬了。此语一出,竟然引来在场热烈掌声!

  当然民进党也不是省油的灯,陈菊立即声明 “中央”要负80%的治水责任。不仅如此,陈菊还查出现任“行政院长”吴敦义在1988年当高雄市长时也淹大水,他还向“中央”拿了1 亿元做为补偿,这次高雄市也要求比照办理。

  一时间, 蓝绿之间硝烟弥漫,其风头之盛,盖过水灾、救灾。

  关于此次政党恶斗,台湾著名媒体人南方朔有一个点评,可谓入木三分: 台北市才因花博弊案被批得体无完肤,五都选情告急,许多国民党人当然心中感谢这次高雄大淹水。有个电视台的蓝色名嘴,在第一时间就在电视上表示,由于民进党批斗花博,所以老天爷才天降大水来惩罚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由这样的态度,已可看出,台湾的蓝绿恶斗及政权保卫,已使得许多人的心变得多么邪恶。(当年莎朗斯通说中国汶川地震是天谴,但毕竟她说的不是自己国家)

  台湾这种“只认立场,不问是非”的政治文化以及成熟的“灾难政治学”,是有其深层的原因的。

  一是民主化的过程中没有解决国家认同的问题。台独反而借民主成为岛内颇有影响的意识思潮。放眼全球,在任何制度下,鼓吹分裂国家都是违宪的。任何政党也不可能打着分裂国家的旗号当选。但在台湾,台独就一步步浮上台面。导致常态下的政党竞争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帮派式“割喉战”。这也是台湾“仇恨政治学“的由来。

  二是一个民族是有其文化和传统基因的。这种基因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是现代化,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各相异趣。对于中国来说,传统上就反对竞争性的政治集团博弈。强调的是和谐,君子不争。《荀子》的《国富》篇有这样的论述:“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不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近代学者王国维曾有中国文化的三十字真言:“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于天,争乃不生”。中国民间颇为流传的故事“三个和尚挑水喝”(在法国和中国人讲,都会心 一笑,和法国人讲则一头雾水),就是这种典型的民族基因的表现。不管民进党是否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其民族基因则毫无疑问属于典型的中华文明。即使将来台湾解决了统独分歧,也仍然无法改变台湾的“灾难政治学”和政党恶斗的政治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同属中华文化圈的新加坡,并没有选择台湾的道路,从而和台湾分道扬镳之二十年后,无论是经济发展程度、廉洁程度、法制完善程度、社会稳定程度、全球竞争力远远超过曾经的四小龙之首台湾。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台湾这唯一一个民主特区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

  法国巴黎 宋鲁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