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文字的重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4 05:28:17
文字的重量——玄远
现在的中国，正是江湖悲情的年代，黄毒赌泛滥、黑势力当道、猪肉注水、副食添加色素、奶粉行业龙头三鹿集团又曝三氯氰氨事件，普通百姓没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房价高居不下，失业率逐年递增，医疗教育体制的欠完善，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生存、生活的压力逐渐变得越来越重。水被污染、土地被挤占，煤、石油、天然气逐年锐减、温室效应、土地沙化，大自然再也承受不起炎黄子孙的这样的折腾。
企业的诚信危机、市民的道德危机、人口老龄化，从基层蔓延到高层的官场腐败，从都市扩散到乡村的人情淡漠，贫富差距，民族纠葛、阶级纷争，问题，像怒吼的大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矛盾，像无休的春雨，一个个纷至沓来。这是一个危险的年代，然而，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法律上不了士大夫，太多太多的不公和危机冲击着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流着鲜血却无良医的国家，这个伟大的国家，一度被我们这一代人推在了分崩离析的边缘，问题依旧无休无止，中南海高层回天乏术，这个古老的国度，究竟还能支撑多久？究竟拿什么来拯救这个古老的国度以及被这个浮华的时代充斥得昏了头脑的十几亿炎黄子孙的心灵？面对着国家的困顿和危机，我们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拯救，良药在哪里？神医在哪里？究竟用什么，才能真正力挽狂澜？是体制，是政策，是经济，还是军事科技外交？
然而，一个国家的底蕴和潜能，一个国家国民的意识和形态，靠的绝不是这些政治层面的因素，说到底，这些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的，是以政治意义上的国界存在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而真正要发展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政策应该是代表至少应该是体现全人类的利益的，是要为整个人类谋利益、谋发展的，心存大爱，方能一路前行。政客可以关注诸如军事力量、经济水平、外交手段、科技高度等东西，但作为我们普通人，则应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理解，去看待一些事情。
那么只有文字和文学才能唤醒疲于奔命，一直都行走着的中国人民，停下他们奔跑的脚步，除却浮华、虚伪去思考生活和人生。因为只有冷峻的思考，理性的分析，而不是冲动的盲从、突破底线的挑战才能让一个国家在从容淡定，虚静无为中谋取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长久而自然而然的。
可是，在当代中国，文字的重量究竟有多少？文学在国民心中的地位到底有多高？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
在远去的五四时代，文学一度欣欣向荣，百花齐放：文学研究社、创造社、新月社，社社争鸣；鲁迅、郭沫若、徐志摩，群雄并起。这是文学的幸运，也是中国人民的幸运。然而，任何东西太过美好就容易凋零，物极必反，盛极而衰。随着十年探索、十年文革的到来，文学开始逐渐沦为政治的附庸，中规中距地诠释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赞扬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高歌着毛主席的伟大性，偶尔的一两个异端也只是在襁褓中被人秘密抹杀。这样的时代，注定是中国历史永远的创痛，也是中国文坛的永远的伤痛，永远的悲哀。改革开放以后，文学其实是回到了起点，没有了那种锐气，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只是刻意地制作着三角恋爱，矫作地赤裸裸地从事着下半身写作。时至今日，中国的文坛仍旧颇令人担忧。
那么，文学的衰落到底谁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到底谁能负起这个责任，是作家吗，是读者吗，还是两者共同的错？
有些人是进得了厨房却出不了厅堂的，而有些书却是进得了图书馆而出不了图书馆的，我们的所谓学者开始逐渐喜欢上了在论述一些简单问题时堆砌一些生涩隐晦的专业术语，把读书的对象圈定在一小部分所谓专业人士之中，至于像我一样的平民百姓又怎么能够有缘拜读这样的大作呢？只能在没人的时候痛恨自己的才疏学浅罢了。
作家也罢，学者也罢，在这个内心荒芜的时代，是再也不能真正为着时代，为着劳苦大众写作了，他们总是用他们那罪恶的笔描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不能触及社会敏感问题的陈词滥调，然后用这些所谓的著作所得的罪恶的稿费使自己爬上社会的高层，还要伪装自己在高层为着底层人民呼喊公平、正义，为底层人民提出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可是，他们自己已经身处庙堂之高，又怎么会知道江湖之远的悲情，又怎么可能会知道江湖冷暖，怎么去解决这些冷暖呢？
李时珍嚼着毒草完成了医学奇书《本草纲目》，顾炎武骑在马背上书写了明代政治地理的鸿篇巨制《天下郡国利病书》，而徐霞客却风餐露宿，卧冰浴雪地完成了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这些都是真正的学者，作家。他们不仅在用心写作，而且在用行动诠释着。
而我们的所谓专家学者博士教授集大成者呢？他们是怎样完成他们一部又一部的新作的呢？是怎样玩弄着文字换得肮脏的稿费然后还要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道德的坚守者，群众的代言人形象的呢？他们坐在四季如春的空调房里谈着环保，咒骂着长江沿岸居民的素质低下；坐在纸醉金迷的星级酒店里谈着节约，高呼着洗手时要注意节约用水，然后离开餐桌时留下一大桌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的丰盛的菜；坐在娇美如花的美人堆里谈着社会的污浊，鄙视着被生活压迫而不得不走上三陪道路上的小姐们；然后在深入农村时腆着一个硕大的肚子倾吐着人民的苦难，呼吁着政府和全社会对三农的关注。他们就这样咒骂着，高呼着，鄙视着，呼喊着，然后春风得意地行走在人民群众的身边，高调地不屑着身边的一切。
是的，他们把这一切都职业化了，而当一种东西职业化的时候，它便只是一种职业了，他们不是在为着自己的内心和良知写作，而是在为着单纯的生存、生活和卑微的虚荣而写作了。这原本就是出发点的偏差。
诚然，作家有错，然而一个文学活动的形成，不只是一个创作过程，还需要经历一个消费过程，一部作品怎么样，说到底，还是读者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而恰恰我们的读者在这一环出了问题。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自然人，对于风花雪月、巫山云雨等赤裸裸的描写，从主观上，我们可能不能敬而远之，然而，正是这种放纵和过度的宣泄，才使得作家作品中的性欲成分太过显性化，太过赤裸裸化，一个渴望满足，一个迎合着这种满足，表面上是各取所需。然而，从整个国家，从几千年形成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来说，这会是多么的大逆不道。现在的读者太过强调人性的自然属性，太过强调人在自然的状态下所表现出的种种作为动物成分的一面，没有看到社会性才是人应该所一直秉承的本质属性，更没有看到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最基本的原则和道德底线以及仅仅是作为读者的最基本的操守。
是的，中国的出路在于文字、文学，而文学的出路在于把文学从文学的世界里超拔出来，而不是淤陷进去，在于对一些山盟海誓、沧田桑海式的文章有意识地摒弃，在于所有读者的内在人化，然后去触摸底层，触摸社会的敏感神经，身体力行地践行并为之呼告奔走。那么，国民的底蕴和涵养便自然而然提升了，决定国家长久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文化底蕴和传统道德也可以发挥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而整个国家，也便能在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无为环境中长久地发展。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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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正是江湖悲情的年代，黄毒赌泛滥、黑势力当道、猪肉注水、副食添加色素、奶粉行业龙头三鹿集团又曝三氯氰氨事件，普通百姓没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房价高居不下，失业率逐年递增，医疗教育体制的欠完善，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生存、生活的压力逐渐变得越来越重。水被污染、土地被挤占，煤、石油、天然气逐年锐减、温室效应、土地沙化，大自然再也承受不起炎黄子孙的这样的折腾。
企业的诚信危机、市民的道德危机、人口老龄化，从基层蔓延到高层的官场腐败，从都市扩散到乡村的人情淡漠，贫富差距，民族纠葛、阶级纷争，问题，像怒吼的大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矛盾，像无休的春雨，一个个纷至沓来。这是一个危险的年代，然而，政策出不了中南海，法律上不了士大夫，太多太多的不公和危机冲击着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流着鲜血却无良医的国家，这个伟大的国家，一度被我们这一代人推在了分崩离析的边缘，问题依旧无休无止，中南海高层回天乏术，这个古老的国度，究竟还能支撑多久？究竟拿什么来拯救这个古老的国度以及被这个浮华的时代充斥得昏了头脑的十几亿炎黄子孙的心灵？面对着国家的困顿和危机，我们这些年轻人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拯救，良药在哪里？神医在哪里？究竟用什么，才能真正力挽狂澜？是体制，是政策，是经济，还是军事科技外交？
然而，一个国家的底蕴和潜能，一个国家国民的意识和形态，靠的绝不是这些政治层面的因素，说到底，这些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的，是以政治意义上的国界存在和国家利益为前提的，而真正要发展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政策应该是代表至少应该是体现全人类的利益的，是要为整个人类谋利益、谋发展的，心存大爱，方能一路前行。政客可以关注诸如军事力量、经济水平、外交手段、科技高度等东西，但作为我们普通人，则应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理解，去看待一些事情。
那么只有文字和文学才能唤醒疲于奔命，一直都行走着的中国人民，停下他们奔跑的脚步，除却浮华、虚伪去思考生活和人生。因为只有冷峻的思考，理性的分析，而不是冲动的盲从、突破底线的挑战才能让一个国家在从容淡定，虚静无为中谋取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长久而自然而然的。
可是，在当代中国，文字的重量究竟有多少？文学在国民心中的地位到底有多高？这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
在远去的五四时代，文学一度欣欣向荣，百花齐放：文学研究社、创造社、新月社，社社争鸣；鲁迅、郭沫若、徐志摩，群雄并起。这是文学的幸运，也是中国人民的幸运。然而，任何东西太过美好就容易凋零，物极必反，盛极而衰。随着十年探索、十年文革的到来，文学开始逐渐沦为政治的附庸，中规中距地诠释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赞扬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高歌着毛主席的伟大性，偶尔的一两个异端也只是在襁褓中被人秘密抹杀。这样的时代，注定是中国历史永远的创痛，也是中国文坛的永远的伤痛，永远的悲哀。改革开放以后，文学其实是回到了起点，没有了那种锐气，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只是刻意地制作着三角恋爱，矫作地赤裸裸地从事着下半身写作。时至今日，中国的文坛仍旧颇令人担忧。
那么，文学的衰落到底谁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到底谁能负起这个责任，是作家吗，是读者吗，还是两者共同的错？
有些人是进得了厨房却出不了厅堂的，而有些书却是进得了图书馆而出不了图书馆的，我们的所谓学者开始逐渐喜欢上了在论述一些简单问题时堆砌一些生涩隐晦的专业术语，把读书的对象圈定在一小部分所谓专业人士之中，至于像我一样的平民百姓又怎么能够有缘拜读这样的大作呢？只能在没人的时候痛恨自己的才疏学浅罢了。
作家也罢，学者也罢，在这个内心荒芜的时代，是再也不能真正为着时代，为着劳苦大众写作了，他们总是用他们那罪恶的笔描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不能触及社会敏感问题的陈词滥调，然后用这些所谓的著作所得的罪恶的稿费使自己爬上社会的高层，还要伪装自己在高层为着底层人民呼喊公平、正义，为底层人民提出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可是，他们自己已经身处庙堂之高，又怎么会知道江湖之远的悲情，又怎么可能会知道江湖冷暖，怎么去解决这些冷暖呢？
李时珍嚼着毒草完成了医学奇书《本草纲目》，顾炎武骑在马背上书写了明代政治地理的鸿篇巨制《天下郡国利病书》，而徐霞客却风餐露宿，卧冰浴雪地完成了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这些都是真正的学者，作家。他们不仅在用心写作，而且在用行动诠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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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们把这一切都职业化了，而当一种东西职业化的时候，它便只是一种职业了，他们不是在为着自己的内心和良知写作，而是在为着单纯的生存、生活和卑微的虚荣而写作了。这原本就是出发点的偏差。
诚然，作家有错，然而一个文学活动的形成，不只是一个创作过程，还需要经历一个消费过程，一部作品怎么样，说到底，还是读者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而恰恰我们的读者在这一环出了问题。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自然人，对于风花雪月、巫山云雨等赤裸裸的描写，从主观上，我们可能不能敬而远之，然而，正是这种放纵和过度的宣泄，才使得作家作品中的性欲成分太过显性化，太过赤裸裸化，一个渴望满足，一个迎合着这种满足，表面上是各取所需。然而，从整个国家，从几千年形成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来说，这会是多么的大逆不道。现在的读者太过强调人性的自然属性，太过强调人在自然的状态下所表现出的种种作为动物成分的一面，没有看到社会性才是人应该所一直秉承的本质属性，更没有看到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最基本的原则和道德底线以及仅仅是作为读者的最基本的操守。
是的，中国的出路在于文字、文学，而文学的出路在于把文学从文学的世界里超拔出来，而不是淤陷进去，在于对一些山盟海誓、沧田桑海式的文章有意识地摒弃，在于所有读者的内在人化，然后去触摸底层，触摸社会的敏感神经，身体力行地践行并为之呼告奔走。那么，国民的底蕴和涵养便自然而然提升了，决定国家长久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文化底蕴和传统道德也可以发挥其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而整个国家，也便能在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无为环境中长久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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