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民主作风"更要民主法治

要"民主作风"更要民主法治
日常一些常用的和重要的词语，不一定经过了认真的思考。
平时说领导干部“有民主作风”，大概要表达的是对他有“好脾气”的印象。领导干部主
动做自我批评，喜欢说的一条缺点是“有时发扬民主作风不够”。因为他知道这不算什么大毛病，也利用了“民主作风”的含混特点。这“作风”怎样才足够，怎样不算够，有谁知道又有谁来加以界定呢？
“民主作风”，按合乎思想政治正确要求的标准答案来解释，指的是“与家长制作风相反的作风……能够尊重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精神和风格”，“主要指领导者善于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勇于就不同意见开展充分自由的讨论；对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
抽掉形容修饰词，说白了，“民主作风”就是“让人说话的精
神和风格”。提到非常高的高度，甚至强调到事关“生死存亡”的“发扬民主作风”，也就是“发扬
让人说话的精神和风格”。作为一种认真的政治要求，这很必要。说话是人区别于兽的特征；不让人说话，那还能算是个人吗？从这个角度理解，有无“民主作风”，才能和“社会人”的生死存亡问题发生联系。
但能否“发扬民主作风”，取决于领导者。尊重不尊重，听取不听取，全取决于领导，他不尊重不听取谁也没办法。一个“让”
字，就泄漏了天机。既然他有“让”的特权，那他要是抓辫子、
扣帽子、打棍子谁都管不了。“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让说就能说，不让说就不能说，天已经塌了啊！
民主权利不是被赐予的。将言论和公共事务参与权利的保障寄托于个人道德，仅仅指望当家人的“精神和风格”，具有明显的人治特色。家长制下的“民主作风”，断不会是“家长制作风”
的对立面，它是家长制的必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由于缺少民主制度的制衡，才会产生“发扬民主作风”的要求。
民主理念谁也不敢公然否定，民主制度的正确性和感召力，逼迫它的敌人也自我标榜“真正民主”。大权独揽的“家
长”，对民主的外衣是极为珍惜的，独断专行到极点，这件外衣也不会脱下片刻。实质不能讲，内容不能变，就特别强调以民主的外在形式出现。“家长”乐于作秀，属下可以在不伤“发扬权”、“集中权”的前提下，把“发扬民
主作风”作为理论肯定下来，同时也把赞美“家长”的一个焦点确定下来。
“民主作风”是优良传统，但这个传统并非一贯地传而统之。比如在官方文本中就有这样的叙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恢复了民主气氛”。也就是说，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革”期间，是被认定为“不正常”和没有“民主气氛”的。
在过去，政治高层和普通民众，对“民主气氛”如何，感觉上
有着较大差异。开国元勋对国家政策、事务的发言权被剥夺，甚至连"中央副主席都见不到主席"，他们当然认为"没了民主气氛"；而那时老百姓却不认为"民主作风"没有了。其时，在宣传中，在下层干部中，"民主作风"
被发扬得如同12级台风。干部不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并且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大呼小叫地天天讲时时讲。然而干部作风再好，也反映不了民意，更不能突破高度集权的樊篱，拿出减轻苦难的某种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作风"的贯彻是弹性的，只是民主法治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只有落实了民主法治，"民主作风"的贯彻才能得以保障。事实就是这样：一直强调"发扬民主作风"，而"家长制"一直毫发无损；错误的决策没因强调这作风而避免，人民的民主权利也从来没有因强调这作风而得到落实。
官员对上峰"民主作风"的评价，则取决于"堂前议事"时的感觉。上峰待见他，肯重视、采纳他的意见，就以为"民主作风浩荡"了。其实包括暴君在内的历代帝王，没有一概不听取不采纳臣子意见的，为此还搞点"组织制度保障"，设个谏官职务或机构什么的，有的还亲自"微服私访"，"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东宫、西宫、兵部、刑部、户部、二大爷以及朕他妈的"各方面意见"，对天子、天朝而言并非难事，算不上多高的政治品格。中国观众熟悉大小臣子各方代表在朝堂慷慨陈词的场景，臣子们在御前直言不讳公然对阵，所表现出的那份坦荡磊落，如今的官场、官员不能望其项背。可这和"民主"能扯上什么关系呢？
该叫什么就叫什么吧--那叫"朝议制"。如果硬要和民主发生
联系，我就奉送一句好话："朝内民主"，古已有之。
民主和法治得以实行，说句绝对点的话，单靠发扬"民主作风"是不够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不靠领导者的风格，作为公民委托的代理、代言人，依据法定授权和程序，在舆论监督、权力制衡下，他不能不让人说话，借给他个"中国胆"，他也不敢显摆他让人说话的"大度"和"宽厚"。所以，要"民主作风"，更要民主法治。
可能又有人要指责我偏激了，那就重温一下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的一段话吧："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