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八千湘女上天山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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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好文：八千湘女上天山内情
2006-1-6
50年代伊始，十万战士在新疆大漠解甲屯田，为国家屯垦边疆。八千湘女被招入新疆军队，她们本被设计为安抚男兵军心的军嫂，但她们超越了军方期望的是，她们不止贡献了劳动力和婚姻——荒原第一代母亲们更成为荒原第一代医生、教师、拖拉机手，推动中原文化深刻、全面改变当地诸多生态。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新枝绿叶。
八千湘女绿天山
文/图 记者 邓飞
阳名华挤开人群找到一张贴在湖南醴陵街头的新疆招兵启事时，她欢喜得跳了起来。1951年3月20日，她在县东方中学念初一，12岁多一点，两个小辫子翘翘的。不久，她就成为了八千入疆女兵的一员。
54年后的冬天，新疆乌鲁木齐。两鬓斑白的阳面对湖南记者镜头再次欢喜雀跃。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多名记者花费上白天时间遍访像阳一样的湘藉女兵，他们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帮助下，寻找和运回一块近百万吨的巨石，它将被制作成一块纪念碑，放置在长沙市府安排的湘江边上一区域，记录湘藉女兵入疆的那一段历史。2006年1月15日，阳和其他几百湘藉女兵代表将出现在长沙揭幕纪念碑，接受属于她们的荣光。
从沮丧到坚强
阳想参军可以免了学校催讨的一笔伙食费。
父亲在她出生之前死去，四岁时，阳又失去母亲。乱世里，当兵似乎是中国青年的宿命。阳的大哥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在国军阵营。阳的二哥曾是乡村教师，在湖南株洲解放后加入中共军队，进入广西剿杀土匪。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令一支包括曾开荒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的大军就地解甲屯垦。毛和这支大军的众多湘籍领袖们深信人能够改变一切。
数以十万计战士开赴南疆塔里木盆地和北疆准噶尔盆地荒原，光着身子抹黑泥防御蚊子攻击，用最原始的工具开荒屯垦，发誓要追随国家实现一个新疆现代化的伟大理想。
1950年，新疆军队司令员王震致信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要求协助招聘一批湖南女兵。军队的初衷是通过招募女兵入疆解决男兵的婚姻问题，帮助军队安心扎根边疆。
新疆招募士兵的大字报贴到了湖南很多角落。当时，一支中国军队在朝鲜与美国人开战。和朝鲜战场招兵启事不同的是，军队承诺入疆的女兵将学习俄语、开拖拉机或进工厂当工人。
阳的二嫂试图挽留家里唯一能够帮她干农活的小姑子。但阳还是走了，带走大哥给家里买的一双雨鞋——这让嫂子耿耿于怀好多年。阳在醴陵办事处报到后，得到了4元钱，她给自己买了一包瓜子和黄豆。
火车是夜里走的，昏暗的白炽灯下锣鼓喧天，送别和被送别的人抱成一团泣不成声。没有一个人来为阳送行，汽笛响起，火车“哐当哐当”开出，阳心里空荡荡的，蜷在车座角落里安静落泪，她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比她们做得更好”。
到了西安，女兵们修整了一个月。天空瓦蓝，阳光暖和，数百女兵在革命公园里学习打腰鼓，扭秧歌，接受军队队列训练，“那是一段最快乐的日子”。
很多湖南女兵第一次看见白面做成的馒头，“那么肥，我们以为里面裹了糖，我们一点一点慢慢地吃，满心希望能够吃到糖，但最后发现没有”。第二次，她们就不肯吃馒头了。
她们对新疆一无所知，沿途四处搜集关于新疆的信息。一个修鞋的老人看见她们背上的雨鞋哑然失笑，说新疆都是沙漠，少有雨水，风沙来了，人都要躲到骆驼的肚子下面。
阳决定卖掉雨鞋。她得到了两元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堆梨。后来的很多年，她一直都在抱怨那一堆梨子，因为吃梨后就病了。
每四十二个女兵被安排一台盖着严实帆布的卡车里，阳是病号被优待安排在驾驶室里。为了防止土匪攻击，军队安排一个连队的男兵架起轻机枪护送，女兵每人被发放一块白毛巾绑着头部，手里握着树枝，冒充是全副武装的男兵。
司机到了指定地点后一歇下来就呼呼大睡，女兵们上厕所、短暂休息。但翻车事件还是发生了，一些死去的湘乡籍女兵被埋在山下。
阳奄奄一息，被留在酒泉兵站接受治疗，大部队继续前行。在一个朱姓老乡的细心照料下，阳恢复健康。兵站想留下这名女兵，并承诺帮助阳成为护士，阳害怕去收敛死人，不肯。在朱的帮助下，阳爬上了到新一轮入疆的运兵车。
1951年6月，阳终于到达乌鲁木齐。她看见中国人民银行的一栋泥色楼房站立在一片矮小泥房当中，街道上一辆驴车可掀起一人多高的灰尘，久久不散。领队军官演讲要求她们在新疆成家生子，“骨头都要埋在天山下”，很多女兵感觉沮丧，她们本想三四年后转业回家的，有人哭了。阳问一个军官这里为什么不是招聘时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年轻军官手一挥，昂头大声说“只要我们的红旗插在这里，我们一定会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阳猛然发现生活不像在西安吃馒头，发现不合意后自己可以改变选择。暮色恍惚中，她满眼都是草绿军装和红色五星，她感觉到了自己内心涌动的一股豪气，几个姐妹把手攥在一起相互鼓劲，“没有了退路，那就向前冲吧”。
阳因为年小、有文化留在新疆军区后勤部会计培训大队，但三年中大多数时候都在工地上。
1952年冬，零下三十多度。阳和200多名湘藉女兵在五家渠参加修筑八一水库。王震建立的第一个农场叫八一农场，缺水让102团近两万名战士很苦恼。他们决定就地挖出一个池塘做水库，收集天山雪水。
没有房子，士兵们在地面向下挖掘一个深一两米、类似地下室一样的洞穴，上面架起一个三十厘米的木架子，铺上麦草。为了保证暖和，地窝子挖得狭小，里面铺上厚厚一层麦草，阳几次都因为感觉窒息而惊醒，然后费力搬走她身上的同伴们的几条腿或是躯干。
军官们始终和士兵们做着相同的事情，营造了一种强大的道德氛围，所有的人从来就不提意见或是抱怨。他们决定改善糟糕的住宿问题，开始用大捆芦苇团团围起一个很大的窝子，一百多人分三排睡觉。阳和她工地上的搭档、一个叫代诚的长沙女兵商量挤在一张床上睡，这样她们就可以有两张被子覆盖。但她们发现身子暖和了，伸在被子外的头是冰冷的，很多次还结了冰，头一天到晚都是晕的。
“湖南人的倔犟和好强让我们无法忍受落后”，两个女兵奋不顾身地干活。用牛羊生皮制作的长毡筒套在脚上有一种可靠的暖和，但很笨重，四公斤多，她们换上了球鞋，可以跑得很快。事实是她们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一停，两只脚就会冻得刺骨疼痛。
工地上有两个干活不要命的湖南丫头，很快尽人皆知。
没有掘土机械，士兵们用的是锄头、簸箕等最原始工具，不停挖土和运土。晚上只要有月亮，开工的哨子就会如约而至响起，所有人都得爬出地窝子干活，“恍恍惚惚中，你牵着我，我扯着你有一脚没一脚来到工地”。
阳在工地上遭遇第一次例假，血流出来，她吓得大哭，“想是病得要死了”，年长的女伴围着她解释了很久才让她恢复平静。
士兵们花了半年时间挖出了一个坝堤长达5公里、深十余米的水库，可以灌溉102团的50万亩耕地。
“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长绿叶”
阳只是参与新疆最艰苦的基础建设的湘藉女兵群体的一个缩影。新疆军区最初在贯通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伊犁这条东西走向的核心建设区域投入大量生产部队，吸纳大部分湘藉女兵。
1954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和第五军的一部集体就地专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保留军事化建制从事生产。
1962年，中国和前苏联边境爆发“伊犁塔城便民外逃事件”。兵团接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大批干部战士在连绵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建立了58个农场，相当数量的湘藉女兵进一步流向边境地区。
阳说，湘藉女兵散布在新疆各地，她们像种子一样，“都会生根发芽长绿叶”。
2005年12月8日，记者在东疆哈密回乌鲁木齐的路上遭遇暴风雪——刚刚还是阳光灿烂，突然就漫天风雪，摄像机伸出车窗，镜头很快凝结成冰。
1951年，数百湘藉女兵留在这里参加建设。蒋慧英是湖南湘阴人，当年冬天参与修建红星水库，“一天劳动18—20小时”，很多个夜里，蒋惊恐发现自己尿床了，因为怕羞，她不能脱掉湿裤子，而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入睡。
修水库没有水泥，军队尝试着自己造水泥，他们挖来某种石头烧一段时间，然后粉碎，做出代水泥。蒋回忆说这种工作往往让她口鼻里都是粉尘，“吐出来的都是黑的，后来就是红的，是血”。
女兵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她们往往是以碱土洗头。听说汽油对杀死虱子很有效后，女兵想方设法弄到一点汽油，抹到头发里。
工地上一度出现让后来人们难以想象的场面——蒋说，一边是光头的劳改犯人，一边是着军装的军人，“干的活都是一样的，时间也一样长”，少数区别是犯人吃的是玉米面，而女兵们碗里是白面。
南疆的气温奇高，29团所在的农场是一片到处是沙包的戈壁滩，盐碱块厚得像水泥板，可供饮用的水则在近三公里之外的地方。
很多女兵来月经没有卫生纸，就把内裤撕了缝成一个个布袋，再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装在里面，做成“卫生巾”。没有棉花可用了，女兵在布袋里装点沙子，做成“沙袋”，双腿内侧被磨破，流血、化脓、溃烂，走一步疼得钻心。她们没有消炎药，有人去找伙房要一点牛油。
1950年，国军起义部队骑7师19团开赴北疆阿勒泰地区。1952年，26岁的吴雪娥和其他99名女兵组成一个区队坐了20多天的车从乌鲁木齐来到阿勒泰巴里巴盖，她们是唯一一批到达该地的湘藉女兵。
阿勒泰位于新疆最北部，气候最寒冷，冬天最低温度负30多度，女兵们要四处寻找木柴供应食堂，吴一次背着大捆木柴顶着风雪回营时，两只被毡筒包裹的脚已经失去知觉，一个女伴解开羊皮棉袄，紧紧包裹吴的脚，吴很久才恢复知觉，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天一变冷，两只脚就会疼痛。
陈晓辉回忆说，她们在北疆戈壁滩上开荒，在沙漠上种植了数以百万计的绿色树木。晚上站岗时候三个哨兵要持枪，全副武装。一是防土匪，二是防狼。一次，她在树林里方便时，猛然看见一只狼盯着她，“我听见了狼踏踩枯枝的声音”。
在出湘的火车上，阳名华认识了一个叫阳惠衡的女兵，她们是一个村里的，按照村里的规矩，她们还是堂姐妹。她们在兰州一个照相馆留下一张照片，依偎微笑、英姿飒爽。1973年，两人在乌鲁木齐市一个商场碰见，两个人停下呆呆看着对方，最后抱着嚎啕痛哭。阳惠衡入疆后被安排去了阿勒泰，严重的关节炎导致她后来不能行走，上卫生间都需借助拐杖。2005年清明节的前一天，老人死去。
1951年8月，王震在前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第一批三个机械化军垦农场，开创大陆机械化大农业先河。刘功辉等三名湘藉女兵成为第一批拖拉机手。当时上级要求每个台班每天开荒130亩，相当一个连队百多人一天的开荒任务。三个湘女昼夜两班倒，一个台班工作15小时以上。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她们带上一张床单，解手时把床单一拉就在男同志面前完成。
八千湘藉女兵和后来的山东等省女兵在屯垦部队建立了最为珍贵的社会单位——家庭，使数万军人在新疆真正安心扎根边疆，在屯垦初期共同完成最为艰苦的基础建设，创造和积累新疆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
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粟寿山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些乐观、拼命的女战士，屯垦戍边的事业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停不下来的热烈
一些湘藉女兵回忆当年的劳动，有自豪，也有后怕，。
过度的劳累导致一些女兵失去了月经。1952年，王震将军一次视察八一水库工地时得知后，又急又怒，说，“我把这些娃娃交给你们，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当晚，姑娘们搭坐军车去乌鲁木齐，治疗了两个月才返回农场。
女兵们在劳动过程中饱满热情背后的伤患引起了军队高层更多注意。
二十二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在1953年年度妇女工作简报里，批评少数军队领导不懂妇女生理特性，在生产工作中没有给予适当照顾——一个女兵例假请假，连长批了三天，排长批了两天，到了班长手里，她只得到一天的假。
该简报说，这种状况导致一些有病的女兵不敢请假，带病坚持工作下冷水，过度劳动造成了一些孕妇早产、流产和月经病增多。农十师妇女工厂的女兵经常坐在湿地上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甚至高达14小时，例假多不休息，导致妇科病增多。
1953年1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后勤部联合下文《新疆军区关于生产部队妇女问题的若干规定》里规定：在生产劳动中，尽量安排妇女较轻劳动。
10月28日，新疆军区下达《新疆军区关于生产部队妇女工作待遇等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章第一条，进一步规定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每天以八小时为宜，不得使妇女担任力不胜任的重劳动。各级领导机关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妇女与男子的生产定额要求应有所区别。
到1954年，由关内入疆参加边疆经济建设的妇女达到39259名，占到部队21％以上。新疆军区政治部在该年度全军妇女工作基本总结里再度指称：某些单位对待女兵采取平均主义，不管妇女身体强度与否、生理条件和特殊困难，统一与男同志一样要求，只强调生产定额和劳动力，导致一些女兵产生拼命主义，发生月经不调、怀孕流产等现象。
军区批评农一师一团当年有些单位将女兵例假规定为一天，对拼命主义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鼓励劳动热情高涨。农二师三连百分之七十的女兵发生月经不调。
但事实上，高层出台的一系列妇女劳动保护措施少有真正落实，女兵们已经无法停止她们的热烈节奏。相反，工地上经常出现的一副动人场景是，女兵们一边劳动一边扯着嗓子齐声喊，“男同志加油”，男兵们则很快回应“女同志加油”，然后就是“嘿啦啦啦啦连根拔”，整齐而响亮。
歇工的时候，工地上歌声不断。士兵们唱得最多的歌曲是《毛泽东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和《戈壁滩上盖花园》。他们在第一首歌里表示对毛泽东和国家的忠诚，“祖国需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第二支歌中，士兵们说劳动的双手能够翻天地，要在这一块荒芜之地建立城市和富裕生活。
阳名华的女儿曾不解母亲她们的拼命和快乐，说“你们那么赶，那么拼命到底是为什么”。
参加八一水库建设的湘藉女兵付举唐说，湘藉女兵有着湖南人特有的火辣、活跃、天不怕地不怕，大声说话大声笑，喜欢唱歌，“大家都去吼歌，一个个不知疲倦了”。
阳名华说，“在当年那种激情燃烧的劳动氛围里，任何人都会深刻卷入和被感染，大家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选择休息或是退出”。阳曾经想她们因为单纯、年轻而快乐，所以不惧怕劳累。后来她读到毛泽东的一首诗，其中一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引发共鸣——原来所有新政权的建设者内心都是热切渴望自己建功立业。
左夫棠告诉《凤凰周刊》说，他很多年一直好奇湘藉女兵们的与众不同。直到他后来去了长沙岳麓书院，才恍然大悟。
“像很多湖南人一样，湘藉女兵身体浸淫的是勇于牺牲奉献、先忧后乐、不甘人后的湖湘文化”。左说，她们的内心由此独立而强大，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深刻影响身边其他屯垦者，让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扎根。
中原文化新枝
阳名华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军人职业对女生的巨大双重吸引，是湘藉女兵大批入疆的重要原因。
湘藉女兵文成说，当时入疆的湖南女兵中的80％属于当时划定的“出身不好”——湘藉女兵中涂敏的外公就是益阳富绅，掌握大量产业，而文成的父亲曾是湖南旧政权零陵、常宁县县长。
入疆的湘藉女兵正是因为“出身不好”——她们的父辈或祖辈多是城镇的有产阶层、乡绅，她们由此比同龄人们获得较多教育机会，成为新一轮的社会精英。书本上描述的楼兰古城的断想、丝绸之路的神韵、雪峰翠湖的异彩、戈壁大漠的沧桑，让她们感觉新疆是一幅飘逸浪漫的画卷，愿意进入新疆。此外，她们这一群体更乐意响应国家号召，进入部队熔炉改变命运，成为主流人群。
一个看似吊诡的阴差阳错是，新疆意外吸纳了大量被称为当时社会“稀缺资源”的学生女兵。事实证明，湘藉女兵群体贡献新疆的不止是优质劳力和对男兵的婚姻，更有她们的文化力。
古称西域的新疆，在2000年前纳入中国版图。风沙和干旱将西域三十六国和丝绸古道化为历史尘烟。历史上曾有八个朝代屯田垦荒，但均未走出“一代而终”的阴影，留下新一轮废墟和“寡妇地”。
新疆一度被中原政府视为惩罚犯有罪过之人的穷山恶水之一。19世纪，沙俄侵犯北疆，左宗棠力谏发兵收复，代表清朝主流权力的李鸿章阻止说，“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李进一步断言说，“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
新疆获得解放时，大多数农村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个别地区存留完整农奴制。100万人过着一种游牧生活，其他400万多人均是生产工具简陋、耕作粗放的农业人口。工业极其落后，以至一块做马钉的生铁都需要外地输送。连绵2000多年的中原政府屯垦新疆的失败历程表明，成功屯垦并不等同士兵开出荒田种出粮食，更需要的是先进的中原文化系统积淀，完成新疆的整体进步，最终稳固屯垦成果。
湘藉女兵们给荒原带来深刻而全面的变化。至少有200名湘藉女兵进入新疆农学院学习，成为散布全疆的垦区农业技术精英，提升了农业种植水平。
“泥猴子”们一个个穿戴整齐，他们开始使用牙刷牙膏，说话斯文。大批被安排留在军队里的湘藉女兵很多因为受过教育、有文化而成为军队的文化教员，帮助军队中的精英群体识字和学习文化，而她们的“学生”则是平时唬脸凶他们的军官，
新疆军区老干所一些老干部说，新疆军队较早完成“工农干部知识化”过程，习惯以武力说话的军官们学习用笔表达，他们找到了学习的乐趣，识字扫盲的积极性很高。这些军官是新疆建设很长一段时期的中坚领导力量，新疆军队进一步形成了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良好传统。
湘藉女兵在边疆大漠上更多承担了先进文明传播任务。
解放前的新疆医药奇缺，医师只有18名，一只20万单位的青霉素，当时在阿勒泰草原需要一匹好马才能换得。医疗条件恶劣导致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蔓延，妇女分娩消毒技术地下，牧区流传“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的说法。
新疆军队为保护战士在恶劣环境中劳作免于伤害，迅速强化军方医疗力量，大批湘藉女兵成为了第一代医务人员，进而服务当地人民。其中一个叫彭翠文的湘藉女兵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回到南疆各农牧团场巡诊，发现很多农牧民患有白内障，双目失明，却因贫困无法到大医院手术。彭得知湖南桃源县医院眼科能用针拨法治愈，效果显著且实惠。彭专程回到湖南学习该技术，先后帮助上百牧民重见光明。
入疆伊始，新疆石河子没有学校，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之孙的文化学习都是借助一个湘藉女兵完成。湘藉女兵在随后几年中成为了石河子市和其他很多地区的第一批教师，她们被敬称为播火者，其中一个叫李曼云的女兵，1951年入疆后终生从事中小学生教育工作，她用土块垒起课坐椅，制造各种教具，如饥似渴地把她的知识教授给一批批垦区出生的孩子。
很多年后，李的一个学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副主席丰收在一本书里写道：“中国的荒原，荒原的第一代和以后的一代代，向屈子魂流淌了千百年的湘江水，向钟灵大雅的岳麓山深深地鞠躬致谢了。”
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开绽柔和、文明和理性的新枝绿叶。
50年代，新疆的根本基石稳固以后，进一步的良性蜕变轮廓渐渐成形、清晰。后来，河南、湖北、江苏等省支边青壮年进一步将中原农耕文化大规模传入新疆。60年代，上海、天津、武汉等工业城市输出10万知青，为新疆注入工业文明的新鲜血液和力量。
在男兵渴望娶妻成家的大背景中，基层部队出现了一些饱受诟病的组织包办女兵婚恋的情况，但一些女兵还是设法找到了自己的满意婚姻。
女兵婚姻：道德的，也有自由的
记者 邓飞
1955年3月26日，一个署名为芳的女兵在一封给她的士兵男友的信里说，您说再叫我重新去选择，我是绝对不会的，您说有多少女同志和男同志乱谈造成同志们的反映是如何。
少时离家，年小懵懂的女兵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婚姻问题——如何找到生命的另一半，大多数像芳一样迷茫无措。
最早入疆的湘籍女兵的婚姻问题一度被认为是一个敏感问题，其中出现的组织包办形式因为信息不透明，而饱受外界指责和诟病，甚至被指称是军方组织的逼婚或者骗婚。54年后，人们得到了更多空间讨论这个话题，一些历史真相得以澄清。
婚姻争夺战
湘藉女兵作为关内第一批女性入疆后，很快牵引军营里男性的视线。很多年后，一些老女兵打趣说，“我们走到哪里，那些壮实而饥渴的男兵眼睛就会跟到哪里”。
和同时入疆的其他女性相较，湘藉女兵年轻开朗、做事泼辣、文化素质比较高，是数以万计的单身男性竞相追逐的理想对象。
湘藉女兵陶勇说，1950年入疆的湘籍女兵大部分分配在军区师级单位，主要是为了保证老同志的婚姻难题——先解决好红军的婚姻问题，才按照团营连排级秩序渐次进行。
因为军官年龄大过湘藉女兵7岁——20岁，这和年轻的女兵们的想法相差甚远，她们理想的对象要年轻、有文化并且能干活。女兵开始集体不愿意接受这种“爷不像爷，爹不像爹”的男朋友。1951年3月，一个倔犟的长沙女兵在哈密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女兵。该军官后来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
湘藉女兵戴庆媛说，该事件在当年确属非常罕见的极端个案，因为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官兵关系平等，纪律异常严明，绝无旧军阀的横蛮习气。
她掌握的一个佐证是，一个叫黄泳玲的湘藉女兵1951年入疆，次年遭遇团长、政委轮番介绍对象，说一个屡立战功的老红军指战员希望和她见面。但黄见面后得知对方大她22岁，表示不同意，该军官说“那我们就做革命的同志吧”，并叫通讯员打开团长反锁的房门。
戴承认军队在湖南招聘女兵，一个最主要的考量是要解决大龄军官的婚恋问题。王震曾明确表示，“没有女人安不了心，没有孩子扎不了根”。
当时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稳定军心，说服军队能够扎根边疆屯垦，国家只有借助军队的巨大纪律性、组织力、凝聚力等特有资源，才能高效改变边疆一穷二白的局面。而帮助为建立新政权奉献青春的大龄军官找到一个妻子是人之常情，更合乎国家利益。
这样的想法在基层连队表现明显。1950年和1951年入疆的湘藉女兵年满18岁的，几乎都遭遇组织上的谈话。其中，一个叫欧阳慧的湘藉女兵在入疆三年罕见地连续立功，但因为两度拒绝了组织介绍的对象，遭遇营教导员的严厉批评，批评如下：你欧阳慧有啥了不起，要不是他们这些老同志打下江山，你们这些妇女能够翻身，参军立功？。
一些女兵因为不服从组织包办婚姻，而被指责是“看不起老同志”而失去记功的机会。
但基层连队的这种急躁催婚现象被军队高层获悉后加以制止。
《凤凰周刊》得到的一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显示：1953年，当时的新疆军区政治处组织部长刘一村在一次妇女工作会议上批评说有些领导不顾女方自愿与否，单纯为了照顾老干部，从各方面来所谓打通思想，使女方勉强同意，导致有的女同志说，“过去旧社会在家里父母包办，今天在部队上组织包办”。
刘指出，这种行为导致女同志悲观、苦恼、工作不安心，甚至发生自杀行为。他代表军区督促在部队进行相关婚姻条例的专门学习，彻底实行婚姻自主原则。
戴庆媛说，基层连队组织转而采取了很多巧妙、温和的方法，继续撮合女兵和大龄军官们的结合。女兵们经常被组织起来上课讨论：老同志为啥打仗负伤，老同志为啥没有文化，老同志为啥没有结婚。
阳明华说，女兵所在的部队里男兵异常团结，他们称之为“围城打援”，集体抵御外来连队的男性士兵。她在会训班的几个男同学来找她，每每被哨兵哄骗说阳和男友散步去了，哨兵后来对她的懊恼响亮解释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年轻男兵对他们的年长领导给予了帮助，军营里一度形成默契——年轻男兵集体放弃对大龄军官中意的某女兵的追求，帮助领导解决个人问题。如此，女兵的婚恋空间极大压缩，大龄军官有了更多时间对女兵打起持久战，
道德包裹的痛苦
一些女兵慢慢改变了她们原来的想法。在南疆垦区，一个叫丁彩霞的湘藉女兵从中南军政大学毕业，端庄漂亮，是众多干部竞相追逐的对象，但她最后接受了组织牵线介绍的一个团长。女伴们私下问她，团长又老又没有文化，为什么要嫁给他，丁回复说，因为他是英雄，我才愿意嫁给他。女伴们用红辣椒穿了一个项圈，挂在丁的脖子上。
在如此环境中，较早入疆的湘藉女兵大部分在短短几年中结婚，丈夫们大多是部队的中层军官。
戴把这些出于敬意而没有谈情说爱的婚姻起了一个名字——道德婚姻。
12月10日，新疆军区干休所。接受组织安排，嫁给一个团级干部的吴雪娥告诉《凤凰周刊》，丈夫一直以找到一个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的湘女为荣，而她也找到了幸福，与老伴相濡以沫数十年。
组织包办婚姻中也有不幸福的。1959年，戴庆媛在新疆自治区农垦厅秘书处时，厅领导是一个老红军，他的妻子是50年入疆的长沙女兵，小他20多岁。她不止一次私下向戴抱怨命苦，说，“生这么孩子，他以后走了，我怎么活啊”。
当时缺乏有效的避孕手段，该女兵后来竟然有了一种怀孕恐惧症。
到了南疆的湘藉女兵江莉华说，她亲眼看见了很多女同志接受组织包办婚姻后的不幸福。她分析说，一些军官多是打仗出身，脾气火暴，不知道怎样对待一个有文化的妻子，双方没有足够多的共同语言。她总结一条规律是：入疆的湘藉女兵年龄越大的结婚越早，结婚越早的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相貌漂亮的且文化程度高的——因为漂亮，就越容易被更高级的大龄军官看中，因为文化程度高，内心里越是不满组织包办，内心就越痛苦。
湘籍女兵所嫁的老同志多是屯垦部队中农七师和农八师的军官，他们是原国军起义部队。这个群体因为童年受苦受难，而投身军旅。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并且立下战功的少数人成为军官，多有战伤。在新疆解甲开荒造田，他们在当时恶劣环境中领军挖河修渠，身体再度创伤。这批军官的绝大多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备受折磨。文革后，他们重新走上政坛拼命工作。
人生数度起伏导致老军人的相当部分过早逝世，嫁给他们的湘藉女兵很多中年丧偶，她们不得不独自承担生命中新一轮苦难。
1952年，起义将领、原兵团总务处长刘锡宪向王震反映，这些有文化的湖南女兵不大适合牵线老同志，“我们这些人年纪都很大了，娶个姑娘人家都不愿意”。刘建议说，找一些农村的姑娘比较好一点，最好是找丧偶妇女。王震决定到山东去找，因为山东是革命老区，男人牺牲比较多，农村丧偶妇女比较多。由此，大量山东女性被招入新疆，但其中大多是十八岁左右的女孩子，出现了和湘藉女兵一样的问题。
6月，新疆军区在一份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西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中称，生产转业部队有十三万五千余人，需从外省输入10万左右妇女解决部队的婚姻问题。该报告说，生产部队百分之七十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动员年龄过小的妇女入疆是有错误的”，应该动员年龄较大的妇女。
1953年7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部在《军委关于输送妇女入疆的五年计划之初步意见》说，中央政府政务院决定在各省动员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妇女或者丧失配偶的妇女入疆，参加生产建设。
寻觅自由爱火
戴庆媛说，大批外地女性入疆缓解了湘藉女兵的婚恋压力。
自由恋爱还是存在很多风险。女兵自主选择婚恋容易被指责成为“今天和这个谈，明天又和那个谈”，容易被定性为“对待婚姻很不慎重，恋爱观极不正确”。
很多湘藉女兵回忆说，当年兵直休养所一个女兵被通报批评，成了一个反面典型。她被举报说“53年半年期间和七个男同志谈过恋爱，骗取不少钱和水笔”。
1952年入疆的湘藉女兵因为年纪小，等几年后组织找她们谈话介绍对象，她们已经从年长女兵得到关于婚恋的更多经验。一个山东女兵不愿接受组织安排，与她的男友士兵约定，“我的男人如果不是你，我将终身不嫁”，男友做出同样的承诺，两年后他们终于结合。这个故事鼓舞了更多湘藉女兵在不尽自由的状态中寻觅自己中意的爱人。
后来，军队颁布施行婚姻法，女兵们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婚恋机会。
一些机灵的湘藉女兵则想法设法和领导打起“太极”。
17岁入疆的蔡佩菲分配到工兵团里当接线员，很快成了被追逐的对象。一位看上了她的参谋长找她谈心，蔡问他什么年龄，参谋长说46岁，蔡佯作大惊，“哎呀，你比我父亲都大两岁”，参谋长大窘，再也不好意思找她了。蔡的另外一些追求者试图通过蔡的领导来做工作，蔡托说妈妈让她不要过早恋爱、结婚，要好好学习知识为人民服务。领导问她“你是听党的话，还是听妈妈的话”，蔡堆出一脸无辜，“谁对，我就听谁的，别的我不知道，但这句话我妈妈是对的”。
蒋慧英曾以一种泼辣态度拒绝组织上的“拉郎配”。一次，团政委再度给她介绍一个40多岁的老红军，她说，我的男人一定是和我年龄相近，还得要有文化，“如果不是这样，你怎样说都不行”。
后来，蒋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叫包宽的男兵，是军队里一个罕见的高中生。
2005年12月8日，蒋来到新疆都市消费晨报，参加报社安排的女兵聚会。老伴提着一个包，装着他们的保温杯、药丸。
“这是我的骄傲——我自己找的男人，并且他还活着”。蒋拉着老伴的手，昂脸大声说。老人身边是一群等候电梯的人，他们给老人让出空间，微笑。
12月10日夜，大雪纷飞。新疆军区宿舍楼里，俭朴整洁，黄茂桃老人给记者讲述她在阿勒泰的自由恋爱的往事，老伴计正义细心打开房间所有灯光，然后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托腮静静听，轻声纠正她的一些细节，温馨动人。
50年代的湘藉女兵母亲长期劳动和学习，她们的孩子多在托儿所长大。母亲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和抗争勇气成为第二代宝贵的人生财富，帮助他们成为新一轮边疆建设的中坚力量。
托儿所长大的“第二代”
记者 邓飞
湘藉女兵入疆，在戈壁滩上建立了一个个盛装温暖和欢声笑语的家庭，人把这块荒原抓得更紧。很快，她们有了孩子。
在一场艰苦异常的开荒战争中，新疆军方对新增人丁的渴望远胜过其他任何地区。妇女得到生育孩子的充分权利，避孕手段的缺失导致了她们大多有了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女兵的生活多是劳动或者学习，少有时间在家照看孩子。蔡佩菲一次要去乌鲁木齐开会，临走前的晚上，这个母亲抱着八月大的孩子四处寻找可以帮助照看孩子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太太，蔡放下孩子和奶瓶就往回赶。她没有问老太太的名字，也没有告诉老太太她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孩子生病了，老人不得不抱着孩子到部队食堂门口去问“这个孩子是谁家的”，孩子的父亲从田间回来，也没有认出。缺乏父母足够照顾的孩子三岁了，还不能说话。
刘玲玲也是一个无暇顾及孩子的母亲。像其他湘藉女兵母亲一样，她也制作了一个湖南式样的木摇篮对付孩子，该摇篮唯一的好处是保证孩子坐着，避免他们四处爬走。她的孩子很多天都是一个人在地窝子里哭泣度过，哭累了，就趴在摇篮上熟睡。
后来，孩子很多次送进医院打青霉素，智力受到药物损害。
在劳动竞赛如火如荼的年代，基层连队个别领导要求女兵母亲仍像未婚女兵一样工作，不工作就是吃闲饭。农七师十九团司令部指导员在当年一次大会上警告一个叫王玉兰的女兵，说她带着孩子不工作，不仅得不到分红，还要退还三年的伙食费。王一气之下丢下孩子，参加劳动，但她称，“孩子死了由指导员负责”。
到1953年，新疆军区至少有了近8000名幼儿。军区高层注意到女兵母亲的两难隐痛，决定学习苏联完善后勤体系，帮助女兵照顾孩子。
士兵们不辞辛劳用土砖盖起了一些平房做为托儿所。八一水库事迹陈列馆提供的一张图片显示，一群穿得胖胖的，套着白色肚兜的孩子围在一台钢琴旁边，跟着一个女老师唱歌，憨态可掬。
二十二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在1953年年度妇女工作简报称，某些部队领导不重视托儿所建设。农八师因建起直所住房和办公大楼，没有一个托儿所被批评。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刘一村在当年一次妇女工作会议上说，当时全军共建立49个托儿所。
50年代初期，军方一直执行供给制，家长把孩子放在托儿所无须花费，相反他们还得到一定的奶粉补助。
1955年，军方开始执行薪金制。湘籍女兵李竞林那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孩，取名叫王岚。孩子的父亲在农学院学习，王岚满一周岁的第二天，便被忙碌的母亲送到托儿所。李一个月要交托儿所40多元，当年李是副排级，套22级工资，月薪74元余。
和其他100多孩子一样，王岚在所里得到很好照顾，每天的食物包括鸡蛋糕、苹果等，但缺乏家人细心照顾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还是出现了，王的体质不好，李回忆说，每十天接回家总是要送女儿去医院，她总是会出现扁桃体炎或者感冒等问题。
王岚在13岁时候，一个人跑到农六师医院找她认识的医生切掉了扁桃体。
新疆大生产期间的孩子除少数被送到父辈老家抚养，绝大多数都是在托儿所长大。让母亲们欣慰的是，她们的孩子很小就特别聪明、懂事和孝顺。当时的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涤曾在一次大会上鼓励女兵早日结婚时打趣说，异地男女结婚生出的小孩特别聪明，“属于杂交优势”。
忙碌和遥不可及的空间客观上切断湘藉女兵和湖南老家的联系，很多女兵十多年后才有回乡探亲的一次机会。华淑媛入疆分配到石河子的当年，父母相继逝世，家也搬走了，华没有得到这些信息。多年后，她获准探亲，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一边流泪一边寻找剩余的亲人。
江南烟雨中那个与荷花、青瓦或臭豆腐有关的老家渐成记忆，大漠风沙中的土窝子才是自己可以触摸和真实生活的新家，得到了女兵们更多的爱。
戴庆媛说，湘藉女兵群体特别重视对孩子的文化教育，曾经的文化学习帮助了她们较好完成对孩子的幼年启蒙。在读书无用论一度“主流”时，她们依然教育孩子“学习文化才能更好为人民服务”。
谢荃辉说，她们的孩子在恢复高考时很快就脱颖而出，多进入了大学，很多家庭甚至出现几个大学生——这在当年中国很多地区都是罕见的。
像母亲们当年进疆一样，“第二代”给兵团增加无数惊喜。兵团的老同志李顺说，兵团领导很多次骄傲说，兵团出中国最好瓜果棉花，还出大学生。
“我们从母亲身上学习了很多宝贵的东西——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和抗争的勇气，它们一直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力量”。现在深圳的崔娅告诉《凤凰周刊》，她的母亲兵陈华曾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童养媳，1951年进入东疆哈密，最后成为了一个主治医生。
崔说，她们四姐妹“每每遭遇挫折，就会拿出母亲当年相较，鼓励自己像母亲一样靠自己努力”，所以她们事业各有所成，其中三个去了广东。
相当数量的“第二代”留在新疆。阳名华找了一个新疆籍贯的爱人，他们的三个女儿有了更多新疆情结，能够在任何场合像维族姑娘一样载歌载舞。二女儿赵阳一度回到湖南长沙数年，后仍然坚持回疆一个大学执教。
阳的大女儿赵晶在新疆水利厅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正参与新疆最大一项引流供水工程。和父辈开渠相较，该工程将根本解决新疆大面积供水灌溉问题。
赵晶说，“留在新疆的‘第二代’基本上是新疆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从父辈手里接棒进一步建设新疆”。
岁月流逝，荒原上第一代母亲开始老去。2005年12月15日，薄雾，石河子南山陵园。谢荃晖、华淑媛和刘玲玲三个老人找到了一块石碑，上写着“英雄母亲——已故湘女永垂不朽”，那是该市湘藉女兵集资5000多元为死去的女兵建起的，她们从包里拿出刷子细细打扫墓碑上的灰尘，数着三十多个因病死去的湘藉女兵的名字，泣不成声。
华淑媛说，“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好好安息吧，我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的下一代正在帮助我们完成”。
2006-1-6
50年代伊始，十万战士在新疆大漠解甲屯田，为国家屯垦边疆。八千湘女被招入新疆军队，她们本被设计为安抚男兵军心的军嫂，但她们超越了军方期望的是，她们不止贡献了劳动力和婚姻——荒原第一代母亲们更成为荒原第一代医生、教师、拖拉机手，推动中原文化深刻、全面改变当地诸多生态。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绽放柔和、文明和理性的新枝绿叶。
八千湘女绿天山
文/图 记者 邓飞
阳名华挤开人群找到一张贴在湖南醴陵街头的新疆招兵启事时，她欢喜得跳了起来。1951年3月20日，她在县东方中学念初一，12岁多一点，两个小辫子翘翘的。不久，她就成为了八千入疆女兵的一员。
54年后的冬天，新疆乌鲁木齐。两鬓斑白的阳面对湖南记者镜头再次欢喜雀跃。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多名记者花费上白天时间遍访像阳一样的湘藉女兵，他们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帮助下，寻找和运回一块近百万吨的巨石，它将被制作成一块纪念碑，放置在长沙市府安排的湘江边上一区域，记录湘藉女兵入疆的那一段历史。2006年1月15日，阳和其他几百湘藉女兵代表将出现在长沙揭幕纪念碑，接受属于她们的荣光。
从沮丧到坚强
阳想参军可以免了学校催讨的一笔伙食费。
父亲在她出生之前死去，四岁时，阳又失去母亲。乱世里，当兵似乎是中国青年的宿命。阳的大哥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在国军阵营。阳的二哥曾是乡村教师，在湖南株洲解放后加入中共军队，进入广西剿杀土匪。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令一支包括曾开荒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的大军就地解甲屯垦。毛和这支大军的众多湘籍领袖们深信人能够改变一切。
数以十万计战士开赴南疆塔里木盆地和北疆准噶尔盆地荒原，光着身子抹黑泥防御蚊子攻击，用最原始的工具开荒屯垦，发誓要追随国家实现一个新疆现代化的伟大理想。
1950年，新疆军队司令员王震致信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要求协助招聘一批湖南女兵。军队的初衷是通过招募女兵入疆解决男兵的婚姻问题，帮助军队安心扎根边疆。
新疆招募士兵的大字报贴到了湖南很多角落。当时，一支中国军队在朝鲜与美国人开战。和朝鲜战场招兵启事不同的是，军队承诺入疆的女兵将学习俄语、开拖拉机或进工厂当工人。
阳的二嫂试图挽留家里唯一能够帮她干农活的小姑子。但阳还是走了，带走大哥给家里买的一双雨鞋——这让嫂子耿耿于怀好多年。阳在醴陵办事处报到后，得到了4元钱，她给自己买了一包瓜子和黄豆。
火车是夜里走的，昏暗的白炽灯下锣鼓喧天，送别和被送别的人抱成一团泣不成声。没有一个人来为阳送行，汽笛响起，火车“哐当哐当”开出，阳心里空荡荡的，蜷在车座角落里安静落泪，她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比她们做得更好”。
到了西安，女兵们修整了一个月。天空瓦蓝，阳光暖和，数百女兵在革命公园里学习打腰鼓，扭秧歌，接受军队队列训练，“那是一段最快乐的日子”。
很多湖南女兵第一次看见白面做成的馒头，“那么肥，我们以为里面裹了糖，我们一点一点慢慢地吃，满心希望能够吃到糖，但最后发现没有”。第二次，她们就不肯吃馒头了。
她们对新疆一无所知，沿途四处搜集关于新疆的信息。一个修鞋的老人看见她们背上的雨鞋哑然失笑，说新疆都是沙漠，少有雨水，风沙来了，人都要躲到骆驼的肚子下面。
阳决定卖掉雨鞋。她得到了两元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堆梨。后来的很多年，她一直都在抱怨那一堆梨子，因为吃梨后就病了。
每四十二个女兵被安排一台盖着严实帆布的卡车里，阳是病号被优待安排在驾驶室里。为了防止土匪攻击，军队安排一个连队的男兵架起轻机枪护送，女兵每人被发放一块白毛巾绑着头部，手里握着树枝，冒充是全副武装的男兵。
司机到了指定地点后一歇下来就呼呼大睡，女兵们上厕所、短暂休息。但翻车事件还是发生了，一些死去的湘乡籍女兵被埋在山下。
阳奄奄一息，被留在酒泉兵站接受治疗，大部队继续前行。在一个朱姓老乡的细心照料下，阳恢复健康。兵站想留下这名女兵，并承诺帮助阳成为护士，阳害怕去收敛死人，不肯。在朱的帮助下，阳爬上了到新一轮入疆的运兵车。
1951年6月，阳终于到达乌鲁木齐。她看见中国人民银行的一栋泥色楼房站立在一片矮小泥房当中，街道上一辆驴车可掀起一人多高的灰尘，久久不散。领队军官演讲要求她们在新疆成家生子，“骨头都要埋在天山下”，很多女兵感觉沮丧，她们本想三四年后转业回家的，有人哭了。阳问一个军官这里为什么不是招聘时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年轻军官手一挥，昂头大声说“只要我们的红旗插在这里，我们一定会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阳猛然发现生活不像在西安吃馒头，发现不合意后自己可以改变选择。暮色恍惚中，她满眼都是草绿军装和红色五星，她感觉到了自己内心涌动的一股豪气，几个姐妹把手攥在一起相互鼓劲，“没有了退路，那就向前冲吧”。
阳因为年小、有文化留在新疆军区后勤部会计培训大队，但三年中大多数时候都在工地上。
1952年冬，零下三十多度。阳和200多名湘藉女兵在五家渠参加修筑八一水库。王震建立的第一个农场叫八一农场，缺水让102团近两万名战士很苦恼。他们决定就地挖出一个池塘做水库，收集天山雪水。
没有房子，士兵们在地面向下挖掘一个深一两米、类似地下室一样的洞穴，上面架起一个三十厘米的木架子，铺上麦草。为了保证暖和，地窝子挖得狭小，里面铺上厚厚一层麦草，阳几次都因为感觉窒息而惊醒，然后费力搬走她身上的同伴们的几条腿或是躯干。
军官们始终和士兵们做着相同的事情，营造了一种强大的道德氛围，所有的人从来就不提意见或是抱怨。他们决定改善糟糕的住宿问题，开始用大捆芦苇团团围起一个很大的窝子，一百多人分三排睡觉。阳和她工地上的搭档、一个叫代诚的长沙女兵商量挤在一张床上睡，这样她们就可以有两张被子覆盖。但她们发现身子暖和了，伸在被子外的头是冰冷的，很多次还结了冰，头一天到晚都是晕的。
“湖南人的倔犟和好强让我们无法忍受落后”，两个女兵奋不顾身地干活。用牛羊生皮制作的长毡筒套在脚上有一种可靠的暖和，但很笨重，四公斤多，她们换上了球鞋，可以跑得很快。事实是她们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一停，两只脚就会冻得刺骨疼痛。
工地上有两个干活不要命的湖南丫头，很快尽人皆知。
没有掘土机械，士兵们用的是锄头、簸箕等最原始工具，不停挖土和运土。晚上只要有月亮，开工的哨子就会如约而至响起，所有人都得爬出地窝子干活，“恍恍惚惚中，你牵着我，我扯着你有一脚没一脚来到工地”。
阳在工地上遭遇第一次例假，血流出来，她吓得大哭，“想是病得要死了”，年长的女伴围着她解释了很久才让她恢复平静。
士兵们花了半年时间挖出了一个坝堤长达5公里、深十余米的水库，可以灌溉102团的50万亩耕地。
“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长绿叶”
阳只是参与新疆最艰苦的基础建设的湘藉女兵群体的一个缩影。新疆军区最初在贯通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伊犁这条东西走向的核心建设区域投入大量生产部队，吸纳大部分湘藉女兵。
1954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和第五军的一部集体就地专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保留军事化建制从事生产。
1962年，中国和前苏联边境爆发“伊犁塔城便民外逃事件”。兵团接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大批干部战士在连绵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建立了58个农场，相当数量的湘藉女兵进一步流向边境地区。
阳说，湘藉女兵散布在新疆各地，她们像种子一样，“都会生根发芽长绿叶”。
2005年12月8日，记者在东疆哈密回乌鲁木齐的路上遭遇暴风雪——刚刚还是阳光灿烂，突然就漫天风雪，摄像机伸出车窗，镜头很快凝结成冰。
1951年，数百湘藉女兵留在这里参加建设。蒋慧英是湖南湘阴人，当年冬天参与修建红星水库，“一天劳动18—20小时”，很多个夜里，蒋惊恐发现自己尿床了，因为怕羞，她不能脱掉湿裤子，而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入睡。
修水库没有水泥，军队尝试着自己造水泥，他们挖来某种石头烧一段时间，然后粉碎，做出代水泥。蒋回忆说这种工作往往让她口鼻里都是粉尘，“吐出来的都是黑的，后来就是红的，是血”。
女兵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她们往往是以碱土洗头。听说汽油对杀死虱子很有效后，女兵想方设法弄到一点汽油，抹到头发里。
工地上一度出现让后来人们难以想象的场面——蒋说，一边是光头的劳改犯人，一边是着军装的军人，“干的活都是一样的，时间也一样长”，少数区别是犯人吃的是玉米面，而女兵们碗里是白面。
南疆的气温奇高，29团所在的农场是一片到处是沙包的戈壁滩，盐碱块厚得像水泥板，可供饮用的水则在近三公里之外的地方。
很多女兵来月经没有卫生纸，就把内裤撕了缝成一个个布袋，再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装在里面，做成“卫生巾”。没有棉花可用了，女兵在布袋里装点沙子，做成“沙袋”，双腿内侧被磨破，流血、化脓、溃烂，走一步疼得钻心。她们没有消炎药，有人去找伙房要一点牛油。
1950年，国军起义部队骑7师19团开赴北疆阿勒泰地区。1952年，26岁的吴雪娥和其他99名女兵组成一个区队坐了20多天的车从乌鲁木齐来到阿勒泰巴里巴盖，她们是唯一一批到达该地的湘藉女兵。
阿勒泰位于新疆最北部，气候最寒冷，冬天最低温度负30多度，女兵们要四处寻找木柴供应食堂，吴一次背着大捆木柴顶着风雪回营时，两只被毡筒包裹的脚已经失去知觉，一个女伴解开羊皮棉袄，紧紧包裹吴的脚，吴很久才恢复知觉，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天一变冷，两只脚就会疼痛。
陈晓辉回忆说，她们在北疆戈壁滩上开荒，在沙漠上种植了数以百万计的绿色树木。晚上站岗时候三个哨兵要持枪，全副武装。一是防土匪，二是防狼。一次，她在树林里方便时，猛然看见一只狼盯着她，“我听见了狼踏踩枯枝的声音”。
在出湘的火车上，阳名华认识了一个叫阳惠衡的女兵，她们是一个村里的，按照村里的规矩，她们还是堂姐妹。她们在兰州一个照相馆留下一张照片，依偎微笑、英姿飒爽。1973年，两人在乌鲁木齐市一个商场碰见，两个人停下呆呆看着对方，最后抱着嚎啕痛哭。阳惠衡入疆后被安排去了阿勒泰，严重的关节炎导致她后来不能行走，上卫生间都需借助拐杖。2005年清明节的前一天，老人死去。
1951年8月，王震在前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第一批三个机械化军垦农场，开创大陆机械化大农业先河。刘功辉等三名湘藉女兵成为第一批拖拉机手。当时上级要求每个台班每天开荒130亩，相当一个连队百多人一天的开荒任务。三个湘女昼夜两班倒，一个台班工作15小时以上。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她们带上一张床单，解手时把床单一拉就在男同志面前完成。
八千湘藉女兵和后来的山东等省女兵在屯垦部队建立了最为珍贵的社会单位——家庭，使数万军人在新疆真正安心扎根边疆，在屯垦初期共同完成最为艰苦的基础建设，创造和积累新疆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
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粟寿山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些乐观、拼命的女战士，屯垦戍边的事业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停不下来的热烈
一些湘藉女兵回忆当年的劳动，有自豪，也有后怕，。
过度的劳累导致一些女兵失去了月经。1952年，王震将军一次视察八一水库工地时得知后，又急又怒，说，“我把这些娃娃交给你们，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当晚，姑娘们搭坐军车去乌鲁木齐，治疗了两个月才返回农场。
女兵们在劳动过程中饱满热情背后的伤患引起了军队高层更多注意。
二十二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在1953年年度妇女工作简报里，批评少数军队领导不懂妇女生理特性，在生产工作中没有给予适当照顾——一个女兵例假请假，连长批了三天，排长批了两天，到了班长手里，她只得到一天的假。
该简报说，这种状况导致一些有病的女兵不敢请假，带病坚持工作下冷水，过度劳动造成了一些孕妇早产、流产和月经病增多。农十师妇女工厂的女兵经常坐在湿地上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甚至高达14小时，例假多不休息，导致妇科病增多。
1953年1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后勤部联合下文《新疆军区关于生产部队妇女问题的若干规定》里规定：在生产劳动中，尽量安排妇女较轻劳动。
10月28日，新疆军区下达《新疆军区关于生产部队妇女工作待遇等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章第一条，进一步规定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每天以八小时为宜，不得使妇女担任力不胜任的重劳动。各级领导机关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妇女与男子的生产定额要求应有所区别。
到1954年，由关内入疆参加边疆经济建设的妇女达到39259名，占到部队21％以上。新疆军区政治部在该年度全军妇女工作基本总结里再度指称：某些单位对待女兵采取平均主义，不管妇女身体强度与否、生理条件和特殊困难，统一与男同志一样要求，只强调生产定额和劳动力，导致一些女兵产生拼命主义，发生月经不调、怀孕流产等现象。
军区批评农一师一团当年有些单位将女兵例假规定为一天，对拼命主义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鼓励劳动热情高涨。农二师三连百分之七十的女兵发生月经不调。
但事实上，高层出台的一系列妇女劳动保护措施少有真正落实，女兵们已经无法停止她们的热烈节奏。相反，工地上经常出现的一副动人场景是，女兵们一边劳动一边扯着嗓子齐声喊，“男同志加油”，男兵们则很快回应“女同志加油”，然后就是“嘿啦啦啦啦连根拔”，整齐而响亮。
歇工的时候，工地上歌声不断。士兵们唱得最多的歌曲是《毛泽东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和《戈壁滩上盖花园》。他们在第一首歌里表示对毛泽东和国家的忠诚，“祖国需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第二支歌中，士兵们说劳动的双手能够翻天地，要在这一块荒芜之地建立城市和富裕生活。
阳名华的女儿曾不解母亲她们的拼命和快乐，说“你们那么赶，那么拼命到底是为什么”。
参加八一水库建设的湘藉女兵付举唐说，湘藉女兵有着湖南人特有的火辣、活跃、天不怕地不怕，大声说话大声笑，喜欢唱歌，“大家都去吼歌，一个个不知疲倦了”。
阳名华说，“在当年那种激情燃烧的劳动氛围里，任何人都会深刻卷入和被感染，大家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选择休息或是退出”。阳曾经想她们因为单纯、年轻而快乐，所以不惧怕劳累。后来她读到毛泽东的一首诗，其中一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引发共鸣——原来所有新政权的建设者内心都是热切渴望自己建功立业。
左夫棠告诉《凤凰周刊》说，他很多年一直好奇湘藉女兵们的与众不同。直到他后来去了长沙岳麓书院，才恍然大悟。
“像很多湖南人一样，湘藉女兵身体浸淫的是勇于牺牲奉献、先忧后乐、不甘人后的湖湘文化”。左说，她们的内心由此独立而强大，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深刻影响身边其他屯垦者，让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扎根。
中原文化新枝
阳名华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军人职业对女生的巨大双重吸引，是湘藉女兵大批入疆的重要原因。
湘藉女兵文成说，当时入疆的湖南女兵中的80％属于当时划定的“出身不好”——湘藉女兵中涂敏的外公就是益阳富绅，掌握大量产业，而文成的父亲曾是湖南旧政权零陵、常宁县县长。
入疆的湘藉女兵正是因为“出身不好”——她们的父辈或祖辈多是城镇的有产阶层、乡绅，她们由此比同龄人们获得较多教育机会，成为新一轮的社会精英。书本上描述的楼兰古城的断想、丝绸之路的神韵、雪峰翠湖的异彩、戈壁大漠的沧桑，让她们感觉新疆是一幅飘逸浪漫的画卷，愿意进入新疆。此外，她们这一群体更乐意响应国家号召，进入部队熔炉改变命运，成为主流人群。
一个看似吊诡的阴差阳错是，新疆意外吸纳了大量被称为当时社会“稀缺资源”的学生女兵。事实证明，湘藉女兵群体贡献新疆的不止是优质劳力和对男兵的婚姻，更有她们的文化力。
古称西域的新疆，在2000年前纳入中国版图。风沙和干旱将西域三十六国和丝绸古道化为历史尘烟。历史上曾有八个朝代屯田垦荒，但均未走出“一代而终”的阴影，留下新一轮废墟和“寡妇地”。
新疆一度被中原政府视为惩罚犯有罪过之人的穷山恶水之一。19世纪，沙俄侵犯北疆，左宗棠力谏发兵收复，代表清朝主流权力的李鸿章阻止说，“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李进一步断言说，“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
新疆获得解放时，大多数农村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个别地区存留完整农奴制。100万人过着一种游牧生活，其他400万多人均是生产工具简陋、耕作粗放的农业人口。工业极其落后，以至一块做马钉的生铁都需要外地输送。连绵2000多年的中原政府屯垦新疆的失败历程表明，成功屯垦并不等同士兵开出荒田种出粮食，更需要的是先进的中原文化系统积淀，完成新疆的整体进步，最终稳固屯垦成果。
湘藉女兵们给荒原带来深刻而全面的变化。至少有200名湘藉女兵进入新疆农学院学习，成为散布全疆的垦区农业技术精英，提升了农业种植水平。
“泥猴子”们一个个穿戴整齐，他们开始使用牙刷牙膏，说话斯文。大批被安排留在军队里的湘藉女兵很多因为受过教育、有文化而成为军队的文化教员，帮助军队中的精英群体识字和学习文化，而她们的“学生”则是平时唬脸凶他们的军官，
新疆军区老干所一些老干部说，新疆军队较早完成“工农干部知识化”过程，习惯以武力说话的军官们学习用笔表达，他们找到了学习的乐趣，识字扫盲的积极性很高。这些军官是新疆建设很长一段时期的中坚领导力量，新疆军队进一步形成了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良好传统。
湘藉女兵在边疆大漠上更多承担了先进文明传播任务。
解放前的新疆医药奇缺，医师只有18名，一只20万单位的青霉素，当时在阿勒泰草原需要一匹好马才能换得。医疗条件恶劣导致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蔓延，妇女分娩消毒技术地下，牧区流传“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的说法。
新疆军队为保护战士在恶劣环境中劳作免于伤害，迅速强化军方医疗力量，大批湘藉女兵成为了第一代医务人员，进而服务当地人民。其中一个叫彭翠文的湘藉女兵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回到南疆各农牧团场巡诊，发现很多农牧民患有白内障，双目失明，却因贫困无法到大医院手术。彭得知湖南桃源县医院眼科能用针拨法治愈，效果显著且实惠。彭专程回到湖南学习该技术，先后帮助上百牧民重见光明。
入疆伊始，新疆石河子没有学校，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之孙的文化学习都是借助一个湘藉女兵完成。湘藉女兵在随后几年中成为了石河子市和其他很多地区的第一批教师，她们被敬称为播火者，其中一个叫李曼云的女兵，1951年入疆后终生从事中小学生教育工作，她用土块垒起课坐椅，制造各种教具，如饥似渴地把她的知识教授给一批批垦区出生的孩子。
很多年后，李的一个学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副主席丰收在一本书里写道：“中国的荒原，荒原的第一代和以后的一代代，向屈子魂流淌了千百年的湘江水，向钟灵大雅的岳麓山深深地鞠躬致谢了。”
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开绽柔和、文明和理性的新枝绿叶。
50年代，新疆的根本基石稳固以后，进一步的良性蜕变轮廓渐渐成形、清晰。后来，河南、湖北、江苏等省支边青壮年进一步将中原农耕文化大规模传入新疆。60年代，上海、天津、武汉等工业城市输出10万知青，为新疆注入工业文明的新鲜血液和力量。
在男兵渴望娶妻成家的大背景中，基层部队出现了一些饱受诟病的组织包办女兵婚恋的情况，但一些女兵还是设法找到了自己的满意婚姻。
女兵婚姻：道德的，也有自由的
记者 邓飞
1955年3月26日，一个署名为芳的女兵在一封给她的士兵男友的信里说，您说再叫我重新去选择，我是绝对不会的，您说有多少女同志和男同志乱谈造成同志们的反映是如何。
少时离家，年小懵懂的女兵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婚姻问题——如何找到生命的另一半，大多数像芳一样迷茫无措。
最早入疆的湘籍女兵的婚姻问题一度被认为是一个敏感问题，其中出现的组织包办形式因为信息不透明，而饱受外界指责和诟病，甚至被指称是军方组织的逼婚或者骗婚。54年后，人们得到了更多空间讨论这个话题，一些历史真相得以澄清。
婚姻争夺战
湘藉女兵作为关内第一批女性入疆后，很快牵引军营里男性的视线。很多年后，一些老女兵打趣说，“我们走到哪里，那些壮实而饥渴的男兵眼睛就会跟到哪里”。
和同时入疆的其他女性相较，湘藉女兵年轻开朗、做事泼辣、文化素质比较高，是数以万计的单身男性竞相追逐的理想对象。
湘藉女兵陶勇说，1950年入疆的湘籍女兵大部分分配在军区师级单位，主要是为了保证老同志的婚姻难题——先解决好红军的婚姻问题，才按照团营连排级秩序渐次进行。
因为军官年龄大过湘藉女兵7岁——20岁，这和年轻的女兵们的想法相差甚远，她们理想的对象要年轻、有文化并且能干活。女兵开始集体不愿意接受这种“爷不像爷，爹不像爹”的男朋友。1951年3月，一个倔犟的长沙女兵在哈密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女兵。该军官后来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
湘藉女兵戴庆媛说，该事件在当年确属非常罕见的极端个案，因为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官兵关系平等，纪律异常严明，绝无旧军阀的横蛮习气。
她掌握的一个佐证是，一个叫黄泳玲的湘藉女兵1951年入疆，次年遭遇团长、政委轮番介绍对象，说一个屡立战功的老红军指战员希望和她见面。但黄见面后得知对方大她22岁，表示不同意，该军官说“那我们就做革命的同志吧”，并叫通讯员打开团长反锁的房门。
戴承认军队在湖南招聘女兵，一个最主要的考量是要解决大龄军官的婚恋问题。王震曾明确表示，“没有女人安不了心，没有孩子扎不了根”。
当时国家的核心利益是稳定军心，说服军队能够扎根边疆屯垦，国家只有借助军队的巨大纪律性、组织力、凝聚力等特有资源，才能高效改变边疆一穷二白的局面。而帮助为建立新政权奉献青春的大龄军官找到一个妻子是人之常情，更合乎国家利益。
这样的想法在基层连队表现明显。1950年和1951年入疆的湘藉女兵年满18岁的，几乎都遭遇组织上的谈话。其中，一个叫欧阳慧的湘藉女兵在入疆三年罕见地连续立功，但因为两度拒绝了组织介绍的对象，遭遇营教导员的严厉批评，批评如下：你欧阳慧有啥了不起，要不是他们这些老同志打下江山，你们这些妇女能够翻身，参军立功？。
一些女兵因为不服从组织包办婚姻，而被指责是“看不起老同志”而失去记功的机会。
但基层连队的这种急躁催婚现象被军队高层获悉后加以制止。
《凤凰周刊》得到的一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显示：1953年，当时的新疆军区政治处组织部长刘一村在一次妇女工作会议上批评说有些领导不顾女方自愿与否，单纯为了照顾老干部，从各方面来所谓打通思想，使女方勉强同意，导致有的女同志说，“过去旧社会在家里父母包办，今天在部队上组织包办”。
刘指出，这种行为导致女同志悲观、苦恼、工作不安心，甚至发生自杀行为。他代表军区督促在部队进行相关婚姻条例的专门学习，彻底实行婚姻自主原则。
戴庆媛说，基层连队组织转而采取了很多巧妙、温和的方法，继续撮合女兵和大龄军官们的结合。女兵们经常被组织起来上课讨论：老同志为啥打仗负伤，老同志为啥没有文化，老同志为啥没有结婚。
阳明华说，女兵所在的部队里男兵异常团结，他们称之为“围城打援”，集体抵御外来连队的男性士兵。她在会训班的几个男同学来找她，每每被哨兵哄骗说阳和男友散步去了，哨兵后来对她的懊恼响亮解释说，“肥水不流外人田”。
年轻男兵对他们的年长领导给予了帮助，军营里一度形成默契——年轻男兵集体放弃对大龄军官中意的某女兵的追求，帮助领导解决个人问题。如此，女兵的婚恋空间极大压缩，大龄军官有了更多时间对女兵打起持久战，
道德包裹的痛苦
一些女兵慢慢改变了她们原来的想法。在南疆垦区，一个叫丁彩霞的湘藉女兵从中南军政大学毕业，端庄漂亮，是众多干部竞相追逐的对象，但她最后接受了组织牵线介绍的一个团长。女伴们私下问她，团长又老又没有文化，为什么要嫁给他，丁回复说，因为他是英雄，我才愿意嫁给他。女伴们用红辣椒穿了一个项圈，挂在丁的脖子上。
在如此环境中，较早入疆的湘藉女兵大部分在短短几年中结婚，丈夫们大多是部队的中层军官。
戴把这些出于敬意而没有谈情说爱的婚姻起了一个名字——道德婚姻。
12月10日，新疆军区干休所。接受组织安排，嫁给一个团级干部的吴雪娥告诉《凤凰周刊》，丈夫一直以找到一个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的湘女为荣，而她也找到了幸福，与老伴相濡以沫数十年。
组织包办婚姻中也有不幸福的。1959年，戴庆媛在新疆自治区农垦厅秘书处时，厅领导是一个老红军，他的妻子是50年入疆的长沙女兵，小他20多岁。她不止一次私下向戴抱怨命苦，说，“生这么孩子，他以后走了，我怎么活啊”。
当时缺乏有效的避孕手段，该女兵后来竟然有了一种怀孕恐惧症。
到了南疆的湘藉女兵江莉华说，她亲眼看见了很多女同志接受组织包办婚姻后的不幸福。她分析说，一些军官多是打仗出身，脾气火暴，不知道怎样对待一个有文化的妻子，双方没有足够多的共同语言。她总结一条规律是：入疆的湘藉女兵年龄越大的结婚越早，结婚越早的婚姻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相貌漂亮的且文化程度高的——因为漂亮，就越容易被更高级的大龄军官看中，因为文化程度高，内心里越是不满组织包办，内心就越痛苦。
湘籍女兵所嫁的老同志多是屯垦部队中农七师和农八师的军官，他们是原国军起义部队。这个群体因为童年受苦受难，而投身军旅。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并且立下战功的少数人成为军官，多有战伤。在新疆解甲开荒造田，他们在当时恶劣环境中领军挖河修渠，身体再度创伤。这批军官的绝大多数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备受折磨。文革后，他们重新走上政坛拼命工作。
人生数度起伏导致老军人的相当部分过早逝世，嫁给他们的湘藉女兵很多中年丧偶，她们不得不独自承担生命中新一轮苦难。
1952年，起义将领、原兵团总务处长刘锡宪向王震反映，这些有文化的湖南女兵不大适合牵线老同志，“我们这些人年纪都很大了，娶个姑娘人家都不愿意”。刘建议说，找一些农村的姑娘比较好一点，最好是找丧偶妇女。王震决定到山东去找，因为山东是革命老区，男人牺牲比较多，农村丧偶妇女比较多。由此，大量山东女性被招入新疆，但其中大多是十八岁左右的女孩子，出现了和湘藉女兵一样的问题。
6月，新疆军区在一份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西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中称，生产转业部队有十三万五千余人，需从外省输入10万左右妇女解决部队的婚姻问题。该报告说，生产部队百分之七十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上，“动员年龄过小的妇女入疆是有错误的”，应该动员年龄较大的妇女。
1953年7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部在《军委关于输送妇女入疆的五年计划之初步意见》说，中央政府政务院决定在各省动员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妇女或者丧失配偶的妇女入疆，参加生产建设。
寻觅自由爱火
戴庆媛说，大批外地女性入疆缓解了湘藉女兵的婚恋压力。
自由恋爱还是存在很多风险。女兵自主选择婚恋容易被指责成为“今天和这个谈，明天又和那个谈”，容易被定性为“对待婚姻很不慎重，恋爱观极不正确”。
很多湘藉女兵回忆说，当年兵直休养所一个女兵被通报批评，成了一个反面典型。她被举报说“53年半年期间和七个男同志谈过恋爱，骗取不少钱和水笔”。
1952年入疆的湘藉女兵因为年纪小，等几年后组织找她们谈话介绍对象，她们已经从年长女兵得到关于婚恋的更多经验。一个山东女兵不愿接受组织安排，与她的男友士兵约定，“我的男人如果不是你，我将终身不嫁”，男友做出同样的承诺，两年后他们终于结合。这个故事鼓舞了更多湘藉女兵在不尽自由的状态中寻觅自己中意的爱人。
后来，军队颁布施行婚姻法，女兵们得到了更多的自由婚恋机会。
一些机灵的湘藉女兵则想法设法和领导打起“太极”。
17岁入疆的蔡佩菲分配到工兵团里当接线员，很快成了被追逐的对象。一位看上了她的参谋长找她谈心，蔡问他什么年龄，参谋长说46岁，蔡佯作大惊，“哎呀，你比我父亲都大两岁”，参谋长大窘，再也不好意思找她了。蔡的另外一些追求者试图通过蔡的领导来做工作，蔡托说妈妈让她不要过早恋爱、结婚，要好好学习知识为人民服务。领导问她“你是听党的话，还是听妈妈的话”，蔡堆出一脸无辜，“谁对，我就听谁的，别的我不知道，但这句话我妈妈是对的”。
蒋慧英曾以一种泼辣态度拒绝组织上的“拉郎配”。一次，团政委再度给她介绍一个40多岁的老红军，她说，我的男人一定是和我年龄相近，还得要有文化，“如果不是这样，你怎样说都不行”。
后来，蒋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叫包宽的男兵，是军队里一个罕见的高中生。
2005年12月8日，蒋来到新疆都市消费晨报，参加报社安排的女兵聚会。老伴提着一个包，装着他们的保温杯、药丸。
“这是我的骄傲——我自己找的男人，并且他还活着”。蒋拉着老伴的手，昂脸大声说。老人身边是一群等候电梯的人，他们给老人让出空间，微笑。
12月10日夜，大雪纷飞。新疆军区宿舍楼里，俭朴整洁，黄茂桃老人给记者讲述她在阿勒泰的自由恋爱的往事，老伴计正义细心打开房间所有灯光，然后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托腮静静听，轻声纠正她的一些细节，温馨动人。
50年代的湘藉女兵母亲长期劳动和学习，她们的孩子多在托儿所长大。母亲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和抗争勇气成为第二代宝贵的人生财富，帮助他们成为新一轮边疆建设的中坚力量。
托儿所长大的“第二代”
记者 邓飞
湘藉女兵入疆，在戈壁滩上建立了一个个盛装温暖和欢声笑语的家庭，人把这块荒原抓得更紧。很快，她们有了孩子。
在一场艰苦异常的开荒战争中，新疆军方对新增人丁的渴望远胜过其他任何地区。妇女得到生育孩子的充分权利，避孕手段的缺失导致了她们大多有了两个甚至更多的孩子。
女兵的生活多是劳动或者学习，少有时间在家照看孩子。蔡佩菲一次要去乌鲁木齐开会，临走前的晚上，这个母亲抱着八月大的孩子四处寻找可以帮助照看孩子的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老太太，蔡放下孩子和奶瓶就往回赶。她没有问老太太的名字，也没有告诉老太太她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孩子生病了，老人不得不抱着孩子到部队食堂门口去问“这个孩子是谁家的”，孩子的父亲从田间回来，也没有认出。缺乏父母足够照顾的孩子三岁了，还不能说话。
刘玲玲也是一个无暇顾及孩子的母亲。像其他湘藉女兵母亲一样，她也制作了一个湖南式样的木摇篮对付孩子，该摇篮唯一的好处是保证孩子坐着，避免他们四处爬走。她的孩子很多天都是一个人在地窝子里哭泣度过，哭累了，就趴在摇篮上熟睡。
后来，孩子很多次送进医院打青霉素，智力受到药物损害。
在劳动竞赛如火如荼的年代，基层连队个别领导要求女兵母亲仍像未婚女兵一样工作，不工作就是吃闲饭。农七师十九团司令部指导员在当年一次大会上警告一个叫王玉兰的女兵，说她带着孩子不工作，不仅得不到分红，还要退还三年的伙食费。王一气之下丢下孩子，参加劳动，但她称，“孩子死了由指导员负责”。
到1953年，新疆军区至少有了近8000名幼儿。军区高层注意到女兵母亲的两难隐痛，决定学习苏联完善后勤体系，帮助女兵照顾孩子。
士兵们不辞辛劳用土砖盖起了一些平房做为托儿所。八一水库事迹陈列馆提供的一张图片显示，一群穿得胖胖的，套着白色肚兜的孩子围在一台钢琴旁边，跟着一个女老师唱歌，憨态可掬。
二十二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在1953年年度妇女工作简报称，某些部队领导不重视托儿所建设。农八师因建起直所住房和办公大楼，没有一个托儿所被批评。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刘一村在当年一次妇女工作会议上说，当时全军共建立49个托儿所。
50年代初期，军方一直执行供给制，家长把孩子放在托儿所无须花费，相反他们还得到一定的奶粉补助。
1955年，军方开始执行薪金制。湘籍女兵李竞林那年有了第一个孩子，女孩，取名叫王岚。孩子的父亲在农学院学习，王岚满一周岁的第二天，便被忙碌的母亲送到托儿所。李一个月要交托儿所40多元，当年李是副排级，套22级工资，月薪74元余。
和其他100多孩子一样，王岚在所里得到很好照顾，每天的食物包括鸡蛋糕、苹果等，但缺乏家人细心照顾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还是出现了，王的体质不好，李回忆说，每十天接回家总是要送女儿去医院，她总是会出现扁桃体炎或者感冒等问题。
王岚在13岁时候，一个人跑到农六师医院找她认识的医生切掉了扁桃体。
新疆大生产期间的孩子除少数被送到父辈老家抚养，绝大多数都是在托儿所长大。让母亲们欣慰的是，她们的孩子很小就特别聪明、懂事和孝顺。当时的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涤曾在一次大会上鼓励女兵早日结婚时打趣说，异地男女结婚生出的小孩特别聪明，“属于杂交优势”。
忙碌和遥不可及的空间客观上切断湘藉女兵和湖南老家的联系，很多女兵十多年后才有回乡探亲的一次机会。华淑媛入疆分配到石河子的当年，父母相继逝世，家也搬走了，华没有得到这些信息。多年后，她获准探亲，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一边流泪一边寻找剩余的亲人。
江南烟雨中那个与荷花、青瓦或臭豆腐有关的老家渐成记忆，大漠风沙中的土窝子才是自己可以触摸和真实生活的新家，得到了女兵们更多的爱。
戴庆媛说，湘藉女兵群体特别重视对孩子的文化教育，曾经的文化学习帮助了她们较好完成对孩子的幼年启蒙。在读书无用论一度“主流”时，她们依然教育孩子“学习文化才能更好为人民服务”。
谢荃辉说，她们的孩子在恢复高考时很快就脱颖而出，多进入了大学，很多家庭甚至出现几个大学生——这在当年中国很多地区都是罕见的。
像母亲们当年进疆一样，“第二代”给兵团增加无数惊喜。兵团的老同志李顺说，兵团领导很多次骄傲说，兵团出中国最好瓜果棉花，还出大学生。
“我们从母亲身上学习了很多宝贵的东西——面对苦难时的坚韧和抗争的勇气，它们一直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力量”。现在深圳的崔娅告诉《凤凰周刊》，她的母亲兵陈华曾是一个识字不多的童养媳，1951年进入东疆哈密，最后成为了一个主治医生。
崔说，她们四姐妹“每每遭遇挫折，就会拿出母亲当年相较，鼓励自己像母亲一样靠自己努力”，所以她们事业各有所成，其中三个去了广东。
相当数量的“第二代”留在新疆。阳名华找了一个新疆籍贯的爱人，他们的三个女儿有了更多新疆情结，能够在任何场合像维族姑娘一样载歌载舞。二女儿赵阳一度回到湖南长沙数年，后仍然坚持回疆一个大学执教。
阳的大女儿赵晶在新疆水利厅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正参与新疆最大一项引流供水工程。和父辈开渠相较，该工程将根本解决新疆大面积供水灌溉问题。
赵晶说，“留在新疆的‘第二代’基本上是新疆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从父辈手里接棒进一步建设新疆”。
岁月流逝，荒原上第一代母亲开始老去。2005年12月15日，薄雾，石河子南山陵园。谢荃晖、华淑媛和刘玲玲三个老人找到了一块石碑，上写着“英雄母亲——已故湘女永垂不朽”，那是该市湘藉女兵集资5000多元为死去的女兵建起的，她们从包里拿出刷子细细打扫墓碑上的灰尘，数着三十多个因病死去的湘藉女兵的名字，泣不成声。
华淑媛说，“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好好安息吧，我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的下一代正在帮助我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