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企业领导

所以，我们并没有经历市场经济改革。
　　　　　　我们只是。。。。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的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6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因，谁信呢？！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过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吗？！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到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挚友”；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纪委到企业的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都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千万资金卷走；某原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深圳兴达，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中华自行车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
　　　　　　
　　　　　　　　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比“纪委”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嘉年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叮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等。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月7000千人，把怎么多人的饭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着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圆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间站起了离开了。这位仁兄，象是对着我，又象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就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了3个赌码（每个5000美圆）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比”，我昨天还见到一位连A、B、C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国“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
　　　　　　
　　　　　　　　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那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市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深华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用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千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拍脑袋”的结果。
　　　　　　
　　　　　　　　*深圳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中航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作用，三个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能相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时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会）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在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本集团--上市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名”（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96年...陪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黄丽满把5辆我们的自行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是银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象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有副市长王穗明、郭荣俊为正副组长的挽救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新华社记者赵晓峰2001年5月写了一篇披露中华公司将引起深圳经济“雪崩”的“动态清样”（这是新华社给.....委员以上高官看的紧急的、“报忧”的文章，当时我和投资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给市长于幼军及其他几位副市长汇报中华公司方案，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侯，谁愿意因此减分？为了就“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市政府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市长书记安全地都升了官，而莱英达在今年以“MBO”方式买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超过50亿元的投入，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象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为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例如深圳前书记张高利（现为山东省长）的秘书孙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总的位置，原市长李子彬的秘书当上了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长。当然也有“既要做*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圳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习经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矛，又一次回过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央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从美国去回两次，自掏腰包化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取的原因，他给我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吗，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
　　
作者：吹风一蓑　回复日期：2006-2-11　0:54:18　   　　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一个名词叫做劫贫济富
　　
　　
　　权贵资本洗劫中国：中国潜在整体性崩溃前景可畏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大陆财经问题撰稿人，他从经济层面入手，联系社会矛盾激化的政治现实，说明中国的所谓“亚洲奇迹”，乃是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
　　　　　　　　　　
　　　　　　一、难道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在前两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册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克鲁格曼先生做了一个让中国人疑惑不已却又不寒而栗的设问：下一个是中国吗？他的意思是说，在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毁灭性的崩溃之后，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是不是下一个即将崩塌的神话？
　　　　　　　　　　
　　　　　　　　虽然，中国有所有已经遭遇流行病袭击的亚洲国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等等，但作为一个比其他亚洲国家庞大得多的经济体，中国显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特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独独中国能够幸免于那一场可怕的灾难了。可能正是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程度，克鲁格曼在提出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之后，并没有给出答案，便匆匆结束了他的讨论；虽然，他明确地将中国归为他所谓的“坏”的经济体－－那种即将进入危机状态的经济体。
　　　　　　　　　　
　　　　　　　　从表面上看，中国不仅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蹂躏，而且继续以其惯有的高增长姿态傲视全球。在危机之后，中国仍然以年均百分之七以上速度连续增长了四年，在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里，中国的这种奇特表现已经成为世纪之谜，因为它对我们的常识构成了挑战。难道，常识真的要被证伪吗？还是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二、权贵资本用政治手段强行掠夺弱势阶层、竭泽而渔
　　　　　　　　　　
　　　　　　　　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一九九七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内部已经遇到了严重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缓慢的下滑过程中，更表现在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企问题日趋严重、贪污及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国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
　　　　　　　　　　
　　　　　　　　当此时，本来是中国领导人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然而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驱使中国领导人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这个即将衰朽的神话，中国领导人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短期经济表现。就中国领导人对严峻的制度改革形势的漠视而言，这种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政思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许多观察家看到的那样，一九九七年之后，中国领导人没有推出一项旨在长远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更加紧迫的政治改革，来凝聚进一步改革的动力。相反，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所谓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借助于这些以庞大的以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中国在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了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的、尤其是港台地区的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呼应于这种新的形象，那些对亚洲模式曾经有过深刻怀疑的人们终于丢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警惕，以自己的热情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世纪”的合唱。
　　　　　　　　　　
　　　　　　　　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不仅仅意味着大城市，更不仅仅意味着那些多少有些样板意义的特大城市；中国不仅意味着让人心动的机会，也可能同样意味着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让我们来看一看实施这种被中国领导人称为“扩大内需”、却被我称为“类凯恩斯疗法”所付出的代价吧！我之所以将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所推荐的“凯恩斯疗法”，是因为实施同一政策的并不是同样性质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在这种契约中，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同样一个政策将导致何等南辕北辙的效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一九九七年后采取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一九九七年的五百六十亿飙升到二00二年的三千多亿。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个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共投资不仅低效，而且充满了各种贪污和受贿丑闻。正是基于这一点，民间将这类公共投资形象地比喻为“富官工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家里，以大量国债发行所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着：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能发生什么奇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一个与九0年代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的高潮，不过上一次仅仅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投机，而这一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人们还记得，在九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更大的控制权。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勾当，实在是权力经济的本质使然，不过是大集权与小集权的区别，五十步笑一百步耳。九0年代初期那次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银行坏账，难道这一次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约束的公共投资的结果，就一定会更好些吗？江苏省的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县，花费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建立了一个完全是为了炫耀政绩的电话县，其结果却是，强制安装的电话成了农民家中无用的摆设。如果这也叫GDP的话，大概只能称作“灾害GDP”。
　　　　　　　　
　　　　　　　　与上面的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九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教训之后，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在这方面似乎比较谨慎。由于害怕刺激高通货膨胀，中央政府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称，但这种“稳健”实际上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诚如大家看到的，从一九九八年起，政府已经连续五次降低利率。考虑到中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四年来的货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大大增加了银行的坏帐。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个比例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可能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要比已知的危险可怕得多。如果，上面那些政策还没有超出我们理性的想象范围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这让那些有些历史感的人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在中国一九九九年开始到二00一年七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作为丑闻记录在案，这就是“人民日报”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以欺骗的手法催促投资者进入股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同时为国有企业解困。鉴于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股市两年多的牛市定义为：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现在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仍然远离合理区间，但它套牢的资金已可以万亿计。而在这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的“GDP秀”，也开始落幕。
　　　　　　　　　　
　　　　　　　　与上述股市政策同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另外一项政策。那就是所谓收入政策。从一九九九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到目前为止，公务员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谁都知道，中国公务员是中国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其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然是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不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层阶级的广泛怨恨，而其对内需的拉动，当然也只能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听。这种为所欲为的执政取向，除了证明中国政府官员对社会紧张情绪的麻木之外，恐怕证明不了其他什么。
　　　　　　　　　　
　　　　　　　　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这既包括用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来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荒唐的“债转股”和直接拨款二千亿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透过这些明显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的赢利水平象变魔术一样得到扭转。到二00一年度，中国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成绩突出表现在这样一组数字上：国有企业的盈利从一九九九年的九百亿达到二千三百三十亿。然而这个数字的后面是什么呢？事实是：中国前十名的垄断企业占据其中的一千九百亿，国家重点支持（注意，这意味着国家想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的其它前五百名大企业共获得盈利四百二十亿元。按“香港信报”的推算，这也就是说，剩下的六万多家国有企业平均盈利只有一万元。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领导人不愧是“波将金”经济的业内高手。在这种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俄罗斯“寡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这赢得了国际舆论非常慷慨的赞扬，尽管国内对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的利弊得失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一个极其重要而且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中国国内各阶层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在外部市场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在中国国内各阶层中起到了一次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的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但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价格却被人为高估，这阻断了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通道，人为地限制了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这虽然为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挣够了面子，但却是以农民及其他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考虑到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个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一方面，中国低收入阶层承担了人民币坚挺的全部代价，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另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利”。中国进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币的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而农民和下层阶级却与这种消费完全无关。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坚挺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比如电信等垄断企业。在中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人民币的坚挺的确大大刺激了中国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这大概就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制所导致的突击性的财富转移。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的怀疑：人民币的坚挺是不是也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强势阶级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观政策的寻租？虽然从长期看，中国农业问题
　　　　　　　　可能主要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却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弱势阶级的困苦，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看清楚了这样的真相，难道我们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我们不过是将这种冲击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给了中国的弱势阶层罢了。人民币没有贬值，仅仅说明了中国有可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制”，仅仅说明有人要竭力维持一个名不副实的强国形象，而不能说明任何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不同寻常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那时候，我们有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比现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通过轮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维持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七上八下”（百分之七以上、百分之八之下）。然而，正如这个中文词语的另外一个意思一样，这个“一枝独秀”并不如看上去那么令人放心，在一帮可笑的政府经济学家不断地鼓吹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拐点之后，这个拐点却始终没有真正出现。更多的人则开始相信，如果中国不迅速进行旨在修复增长动力的制度改革的话，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盼望的那个拐点，可能恰恰是一个向下的拐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二00一年四季度，中国GDP增长是创纪录的百分之六点六，在我看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某种趋势，可能正在揭开中国经济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沉重的历史代价。
　　　　　　　　　　
　　　　　　　　三、假象背后是被掩盖的深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虽然已经有经济学家正在悄悄谈论中国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代价，但更多的人们则开始以他们实际行动对百分之七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质疑。就在今年，当中国人大以惯常的虚伪姿态总结政府去年的成绩时，大庆－－中国极具象征性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我们虽然很难判断这是不是中国渐进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号，但这一事实强烈的暗示我们：中国，可能是一个假象。
　　　　　　　　　　
　　　　　　　　我们不能说，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但这四年为了维持面子上的繁荣而采取的竭泽而渔的政策，无疑加剧了事态的恶化，而最重要的代价可能是，中国可能已经错过和平改革的最后机会。现在，让我们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后，看一看中国的另外一面。
　　　　　　　　　　
　　　　　　1.濒临绝境的国家财政
　　　　　　　　　　
　　　　　　　　虽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指标和标准来为自己的财政政策辩护并维护本国财政的稳健形象，但很显然，这里面存在严重的误导。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财政数字的虚假，而是因为有大量的国家负债完全无法统计。有中国经济学家私下里作过估计，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十三万亿左右。但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中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工资拖欠似乎没有足够估计，有资料披露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二万亿左右，如果考虑进这一因素，中国的国家负债与GDP的比率可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日本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国中，日本的这个比率已经是全球之冠了。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政府不可遏制的钢性开支增长，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政府一直都在通过合法的税收，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的非法收刮。基于我们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理解，税收的最终承受者肯定是中国的中下层阶级，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国社会日益增多的抗税事件以及不断升级的怨恨情绪中感觉到。一九九七年到二00一年，国家税收连年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而刚刚过去的二00一年度，这个数字已经是同年GDP增长速度的三倍。从中国民间业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这个数字继续高位增长的潜力已经十分有限。换言之，中国社会的税收潜力与中国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胃口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将在未来几年达到高峰。
　　　　　　　　　　
　　　　　　2.难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日本最近十年来的令人难堪的经济表现被普遍归结为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恐怕还算不得最坏的学生。按照最悲观的估计，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接近百分之二十，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按照中国官方最新的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六，但这个比例却遭到中国民间与国际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计，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令人异常恐慌的百分之五十。人们普遍猜测，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恐怕已经远远超出最高主管官员的估计，这种猜测正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得到证实。这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试探性地关闭了几家信托投资公司之后，其真实情况与人们估计之间的差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贷款“五类分级”制度却一再受阻，原因很简单，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分级制度将大大增加银行的不良比例。形势的确相当恶劣，但从中国官方一再搁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相称的紧迫感和勇气。显然，这已经事涉难度和风险同样巨大的政治改革；从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
　　　　　　　　　　
　　　　　　　　一个流传颇广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国有银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中国国有银行之腐败低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中国银行业经营问题的爆炸性的话，那么下面的事实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爆炸后的灾难程度。就在最近即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招商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人们发现，这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优秀的银行，其离岸业务的坏帐率竟然高达百分之九十三以上，这让那些对中国银行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大为震惊。
　　　　　　　　　　
　　　　　　　　然而，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危险的指标或者数据，而是它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权力和权力资本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无偿占用和挥霍全民的未来财富（存款、国债、股票等等）。既无约束与监督，这种挥霍当也就毫无节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和投资。从宏观上讲，中国的金融、财政包括资本市场徒有现代经济之表象，但其在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却无比巨大。
　　　　　　　　　　
　　　　　　　　 曾经有中国学者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应该是百分之十，但九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这个水平。对照中国增长模式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模式中，中国可能更是一个极端案例），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早在九0年代中期就已经陷入了与日本一样的“增长型衰退”。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在今后几年，中国就非常有可能进一步跌入“增长型萧条”。果如此，中国在渐进改革中长期积累而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各种尖锐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喷发的时机。
　　　　　　　　　　
　　　　　　　　最近几年，夹杂在表面上“中性”但剂量却不断加大的“凯恩斯疗法”的浮躁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趋势性变化。与上面那些静态并且广为人知的数据相比，这些动态的趋势已经和即将显示的冷酷力量还不太为人所知。这些趋势包括：
　　　　　　　　　　
　　　　　　3.权力资本突击圈钱、洗劫民间财富
　　　　　　　　
　　　　　　　　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是倒退，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制中大量复制。虽然这种后果是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辑必然，但最近几年的“类凯恩斯疗法”无可挽回地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经济表现和屈服于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一点，相信所有密切关注中国制度改革的人们都能够观察到。反过来，短期经济表现的“优异”又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他们似乎真的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准则，而走出一条“天才”的捷径来。这几年，制度改革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他们的案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人灵感式的药方和兴奋用品。然而，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自我麻醉的幻觉下开始发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丧失，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开始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表现。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凯恩斯疗法”在一个自由市场意识深厚和监督体制健全的国家中，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政策。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集权和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中，则可能意味着“国家”的复辟，这与中国近二十年改革的目标恰好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短期经济的突击式增长必然要以资源的集中使用为条件，这与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各种对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近几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规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要紧的是，在这个活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国家”，而是那些打着国家旗号的权力资本。这当然不止于经济学家口中轻飘飘的“挤出效应”，而是对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社会的一种致命吞噬。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注意，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护下，盘据在各个层级的权力资本一次突击的圈钱行动。市场和权力变成一部分窃取者的私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
　　　　　　　　　　
　　　　　　　　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九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挟迫下，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虽然，这几年，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来就要比个人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些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底地被他们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这些“清官”将带着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主流。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法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进”（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4.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地恶化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的说法，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必须从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一九九七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就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而这被中国农村社会形象地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不是压力的制造者，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中国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地说，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层政权向最弱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民置于绝对受剥夺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着发言权越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臃肿的政治官僚体系的膨胀（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种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权力资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力和前瞻性相当令人失望，除非大难临头，农民问题可能已经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目前这种局面，一九四九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过。
　　　　　　　　　　
　　　　　　　　许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悲惨景况已经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百分之八十农村人口的收入在农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远远恶劣于我们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相当麻木，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着我们。给予中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公正的起点，就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民的市场参与以公正的起点。
　　　　　　　　　　
　　　　　　　　从八几年中国城市改革停滞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悲观预期准确（我以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肃的，因为即便我们聪明绝顶，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未来几年，中国农民问题就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捍卫农民的权利，就是捍卫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
　　　　　　　　　　
　　　　　　　　随着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能够清晰揭示这种趋势的是，中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不断攀升。虽然，官方一再以玩数字游戏的轻浮态度来对待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强有力的传统家庭纽带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秩序最后的避难所。
　　　　　　　　　　
　　　　　　　　在中国，城市下层阶级喜欢用那些明显具有寓言结构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绝望，但的确，这种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正越来越具有真实性。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一篇关于城市贫困情况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沈阳的铁西区----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自豪工业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城市贫困的代名词，其萧条与困苦的情形让人沉默无语。
　　　　　　　　
　　　　　　目前的政府统一采购招标制是变相的计划经济
　　　　　　　　　　
　　　　　　　　目前全国都存在的政府统一采购招标制度。这种集权的社会生产方式，不会减少腐败的发生，相反，只会增加腐败的发生。国人们！你们去亲身体验吧！发生在你身边的统一招标制，腐败是多了，还是少了！竞争的老板们为了拿到订单，让官员们腐败个够。这种招标没有一个是透明的、民主的，都是事先串通好的串标。损了人民，肥了官员。目前，政府撑握着大部分资源，不能再这样集中经济资源搞生产了，以前不是吃过亏吗？这是变相的计划经济！由政府掌控市场是市场经济吗？应该在经济上放弃这种集权。美国社会为什么中层官员连出外访问的经费都成问题，就是因为分权，你的资源用完了，你的经费用完了就没有了，没有人再另外给你，你把经费、当地资源玩过头了，当地百姓人民就叫你倒台。而不象中国，这个官玩过头了，上面关系搞好了，异地为官照干照做，这怎能不腐败呢？集权办事不好深圳就有一个实例，2003年、2004年深圳春节火车票实行集中售票，百万号人排队购票，票贩子手上有票，老百姓排断腿却买不到票，人怨沸腾，什么原因？2004年春节售票后期改为分散售票，时空上分开了，集中没有了，问题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