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阅读对我影响最大（一篇经典文章）

   通识阅读对我影响最大（一篇经典文章）      温智敏（三山投资公司副总裁）

        每个人的读书生活都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我在学校读书的时间比较长，受过不少学科的专业训练，工作后作过律师、投行人士到目前从事直接投资。但总体来说，我觉得，专业训练固然重要，但对我影响最大和最长久的都来自我的通识阅读。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1987级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本科学生，当时这个专业还保留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说实话，我从课堂上收获的东西很少。那时我经常光顾商务印书馆，在那里买一些翻译过来的经济学及其他社科著作，那时我遇到了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认为，这也是一本非常重要的通识读物。萨缪尔森的表述就像沃伦·巴菲特的语言一样，深入浅出，以无招胜有招。它对我完成了最早的社会科学启蒙教育，提升了我对经济学的认识。

        在去美国留学之前，除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美经济学联合培训班使我获得了一年较系统的经济学教育外， 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 我几乎并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         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分析方法和研究工具体系非常落后，直到今天这个体系恐怕还没完善起来。到了美国之后，我先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国际关系硕士，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公共政策博士生学习，最后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J.D.)。可以说，我在那里遇到了许多很好的导师，接受了较完整的社会科学训练。        在这些专业训练中，其中法学院的案例教学法让我很受启发。通过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分析和抗辩，你会发现，一个案件也好，世界上很多事情也好，总是有不同的方面，往往并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错误的。这种日常的反复的抗辩式分析，对我现在的职业思维帮助很大。

        虽然如此，但如果你一定要问我，在这些专业训练中什么书对我影响最大，我却一下子说不上来。 因为我觉得世界上最具智慧和最宝贵的知识是那些关于general subject的知识。         我认为，读书读到一定程度（尤其是专业知识方面）其边际效应会递减，而读书最重要的是把一些基本的东西读通读透并融会贯通。我所理解的通识包括：人对自身的理解，如历史、心理学；人与社会的关系，如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人与世界的关系，如哲学与宗教。琢磨和领悟这些东西比读多少专业书更为重要， 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例如本科学生时代）、事业和人生的创建阶段。        我在美国观察到，美国各界不少杰出人士，包括企业家和政治家，本科往往出身人文学科，例如历史专业和国际关系等，受过良好的通识教育。所以，王石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就毫不奇怪了。像他那样的人，最厉害的还是在于他的通识感，而他的通识感不仅是从书中读来的，更是在生活中跌打爬滚得来的。

         通识感比较强的人都有大智慧，而大智慧的人大都有大成功。          比如沃伦·巴菲特，虽然我不知道他喜欢读什么书，但我觉得这个人通识感很强，他对人性（包括他自己）和世界有着独特的清晰的判断和了解，而且他在实践中对人（例如合作伙伴或管理层）的独立判断能力极强。他每年都会在其公司年报中发表一封给股东的公开信。我每年都会认真地读这封信，读过之后你会发现，他常常在信中检讨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而这正是他自己的智慧之处。        “市场先生”是变化莫测的，所谓“股神”在我看来不过是他知道他是人而不是神，无法预知“市场先生”的走势，但能够对自己的优点和局限性有着清晰的认识，并几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投资原则和理念，将自己的可能错误和不可控的风险控制到最少的人。         例如，巴菲特进行价值投资的理念之一就是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必须是简单的，可以理解的，否则他不会投资，比如对微软的盈利预测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他就坚决不买微软的股票。有大成功的人都知道自己的局限，并在此范围内专心致志，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

        说到人性，就不能不提《圣经》。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读《圣经》的，但我曾经深读《圣经》，在尝试一种宗教体验的同时，我是把它当作寓言来读的，思考这些寓言你会发现丰富的人性，包括人的自私、贪婪、恐惧和傲慢等。大家都知道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上帝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出夏娃的时候，亚当称夏娃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 也许是最经典的肉麻情话。但是当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并劝亚当一起偷吃了伊甸园树上的智慧果被上帝发现时，亚当就立刻举报并将责任推给夏娃。这些《圣经》故事很好地展示了人性中本质的一面——人的肉体是软弱的， 是经不起诱惑的。       《圣经》是很好的人性寓言，读了《圣经》你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每过十年股市和债市就会爆发一次金融风暴，花旗就要被拯救一次 （尽管它有最先进的风险分析工具和最完备的风险控制机制），真正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中的贪婪和恐惧。         美国的次债引发的金融危机同样如此，在资本市场上，利益的诱惑太巨大了，美国的房屋按揭机构疯狂地贷款给次债客户，并以衍生产品方式自欺欺人地打包卖给各种投资机构，再好的风险控制手段在对利益的贪婪追逐面前就全崩溃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人批评亚洲的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太差，甚至上升到文化层面的批评，其实现在看来， 不过证明了人性是不分东方和西方的。

        我最近在读一本英文书《What Goes Up: The Uncensored History of Modern Wall Street as Told by the Bankers, Brokers, CEOs, and Scoundrels Who Made It Happen》，翻译成中文就是《未经审查的华尔街现代史》。 按照中国的说法，这本历史读物只能算野史。但我喜欢读野史，尤其是和正史作比较时，因为它不是脸谱化的，能让人看到真实的人性和历史的脉络。这本书讲述了很多发生在华尔街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所受到的启示就是， 目前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许多金融机构、商业模式和金融工具其实是在美国特定的历史时刻、特定的市场和监管环境中，一些极具才智的人物（甚至是当时的小人物）在偶然的情况下非常有创意地解决问题而发展起来的，例如花旗的起家、共同基金的发展和指数基金的出现等。在这本野史里面，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物，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华尔街历史上第一个明星基金经理竟然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上海人，英文名叫Jerry Tsai。 这位Jerry Tsai先生是我们熟悉的彼得·林奇的前辈，与其Fidelity的老板Edward Johnson一起开创了现代共同基金模式，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华尔街是点石成金的传奇式人物。         想想看，中国人可以多厉害。所以，在中国实体经济高速发展、金融体制变革和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在未来5-10年的时间内，在海归和本土人才济济的中国金融界，我希望也相信中国一定能在金融产品、模式和金融机构等的创新方面大有作为， 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华尔街已有工具和模式的中国化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