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高尚不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5 05:19:55
翻阅报章，读到一条有关美国Calpers基金撤出亚洲四国的消息。据报道，掌控着1510亿美元巨资的全球最大退休基金“加州公务员退休计划”（Calpers），最近宣布将出售在菲律宾、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四个东南亚国家持有的所有资产，即暂时撤出这些国家。据Calpers表示，其退出是出于“社会责任（Socially Responsible）投资”的考虑。Calpers所奉行的新投资准则，包括检查人权、劳工标准，以至涵盖民主进程与公平法制的政治稳定性因素，还有包括新闻自由程度和会计帐目是否清楚的社会性因素，根据这样的新投资准则，这些国家未能符合融合社会道德与金融因素的新投资标准，因此Calpers决定退出。
显然，Calpers是西方近些年来兴起的“责任性投资”中的积极一员，其行为是这一投资理念的最新体现。那么，什么是“责任性投资”呢？“责任性投资”又被称为“道德投资”，并被看做是80年代开始盛行的“伦理投资”的后续，这些年在欧美市场上推出后，波澜壮阔、方兴未艾，并开始在香港、新加坡等亚太新兴市场上闪亮登场。据有关资料，在英国，这方面的基金已经达到50多亿美元，在美国更是逾2万亿美元，已占到全美基金资产的八分之一以上。
“责任性投资”的关键就在“社会责任”四个字。一般认为，所谓“社会责任”的内涵可以从早年John Elkington（1997）提出的“三条底线”中得到解释。所谓“三条底线”，是指企业不仅要关注盈利能力--财务结算的底线，还要关注环保和社会公正的底线。譬如，投资香烟公司、核电厂以及武器制造虽然可能带来丰富的回报，但却有悖于环保、人权和环境保护，因此“责任性投资”基金将弃之如鄙屐；或者，某个国家的社会表现糟糕，为了表明不同流合污的立场，责任性投资也将“用脚投票”而独善其身。Calpers撤出东南亚四国，正是其所声称的“社会责任”的原因。
Calpers的撤离引起了所在国的一些不满，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不过，笔者并不想在本文中参与其中的是非之争。笔者希望进一步探讨的是，“责任性投资”是否符合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其经济学启示是什么。众所周知，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而所谓“经济人”假设在一般人看来是这样：人是自利的，其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D. M. McGregor）在《企业的人性面》一书中，就提出过“X理论”，对“经济人”假设作过漫画式的理解。在麦格雷戈看来，人是懒惰的、好逸恶劳的、不负责任的、拜金主义以及崇尚物质利益的。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推放之于企业层面，则可以得出企业几同“经济动物”，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股东回报最大化），而不会去考虑社会责任的结论。因此，所谓“责任性投资”或者不可能，或者是虚假的，或者与经济学相悖。
其实未必！“责任性投资”同经济学的一致性，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从基本的人性层面看，自利的“经济人”虽然总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但并不等同于自私自利的“小人”，其效用函数完全可以包含“利他”变量。好比说，父母的效用函数中通常包含有儿女幸福的变量，儿女幸福，则父母欣然；恋人的效用函数中通常包括对方快乐的变量，爱人快乐，则自己快乐；而几乎所有人的效用函数中均可能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改善，社会环境改善，则个人福利亦可能改善。“无私的母爱”也罢、为爱殉情也罢、“责任性投资”也罢，都可以看成自利中包含利他变量的理性选择。自利与利他在经济人的假设中，本可冰炭同炉，相安无事，而不是非此即彼。另一层面，我们还可以这样看，由于市场经济的内在作用，由于竞争机制使然，企业不得不将利他变量放入自利函数，并越来越多地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需要。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内在地具有超乎想象的自我完善和净化功能，它的一些失误是可以在市场进化的过程中由“看不见的手”自我纠正的。试想一个皮包公司，骗100万后逃之夭夭、从此人间蒸发，是因为其机会成本很小，所以才如此放胆。但对于一个从小公司成长的大公司，对于一个动辄拥资千亿美金的“社会性投资基金”，因不讲社会责任而导致的风险将特别地大，甚至大到其不可能承受的地步，所谓千里之堤可毁于“蚁穴”是也。在这种情况下，大公司除了投资于专门的公关部门，致力于搞好公共关系，汲汲于危机公关外，更加注重“社会责任”，以求得和谐、圆融的社会关系，就相当于为自己的“社会安全”投资，就是必不可少的事了。通用汽车董事长、带领通用驶入中国大市场的约翰·史密斯说过：“成功只属于那些能够为社会付出更多的优秀企业公民；只有负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才能使一个企业卓尔不群。”显然，企业为什么要对社会负责，是因为唯如此方能卓而不群，前者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已成为企业成功秘密武器。亚洲非政府“责任性投资”组织“亚洲可持续负责任投资联合会（ASrIA）”将“责任性投资”为“可持续性与责任投资（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SRI）”，意义更加明显：只有负责任的投资才是可持续的投资。
“殉道者的血是教堂的精髓。”古代神学家的格言悲叹的是人的利他行为的根本弱点：牺牲的目的是使一部分人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慷慨地给与而不图回报，是一种极为少见、最受爱戴的人类行为。然而，从“责任性投资”的兴起，我们依稀看到，人是可以自我拯救的：在“看不见的手”的导引下，从最卑微的自利动机开始，却宛然开放出为社会负责的芳香之花，足见在良好的市场制度下，不仅卑鄙未必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亦未必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赵 晓
显然，Calpers是西方近些年来兴起的“责任性投资”中的积极一员，其行为是这一投资理念的最新体现。那么，什么是“责任性投资”呢？“责任性投资”又被称为“道德投资”，并被看做是80年代开始盛行的“伦理投资”的后续，这些年在欧美市场上推出后，波澜壮阔、方兴未艾，并开始在香港、新加坡等亚太新兴市场上闪亮登场。据有关资料，在英国，这方面的基金已经达到50多亿美元，在美国更是逾2万亿美元，已占到全美基金资产的八分之一以上。
“责任性投资”的关键就在“社会责任”四个字。一般认为，所谓“社会责任”的内涵可以从早年John Elkington（1997）提出的“三条底线”中得到解释。所谓“三条底线”，是指企业不仅要关注盈利能力--财务结算的底线，还要关注环保和社会公正的底线。譬如，投资香烟公司、核电厂以及武器制造虽然可能带来丰富的回报，但却有悖于环保、人权和环境保护，因此“责任性投资”基金将弃之如鄙屐；或者，某个国家的社会表现糟糕，为了表明不同流合污的立场，责任性投资也将“用脚投票”而独善其身。Calpers撤出东南亚四国，正是其所声称的“社会责任”的原因。
Calpers的撤离引起了所在国的一些不满，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不过，笔者并不想在本文中参与其中的是非之争。笔者希望进一步探讨的是，“责任性投资”是否符合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其经济学启示是什么。众所周知，经济学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而所谓“经济人”假设在一般人看来是这样：人是自利的，其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D. M. McGregor）在《企业的人性面》一书中，就提出过“X理论”，对“经济人”假设作过漫画式的理解。在麦格雷戈看来，人是懒惰的、好逸恶劳的、不负责任的、拜金主义以及崇尚物质利益的。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推放之于企业层面，则可以得出企业几同“经济动物”，总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股东回报最大化），而不会去考虑社会责任的结论。因此，所谓“责任性投资”或者不可能，或者是虚假的，或者与经济学相悖。
其实未必！“责任性投资”同经济学的一致性，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从基本的人性层面看，自利的“经济人”虽然总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但并不等同于自私自利的“小人”，其效用函数完全可以包含“利他”变量。好比说，父母的效用函数中通常包含有儿女幸福的变量，儿女幸福，则父母欣然；恋人的效用函数中通常包括对方快乐的变量，爱人快乐，则自己快乐；而几乎所有人的效用函数中均可能包括社会与自然环境改善，社会环境改善，则个人福利亦可能改善。“无私的母爱”也罢、为爱殉情也罢、“责任性投资”也罢，都可以看成自利中包含利他变量的理性选择。自利与利他在经济人的假设中，本可冰炭同炉，相安无事，而不是非此即彼。另一层面，我们还可以这样看，由于市场经济的内在作用，由于竞争机制使然，企业不得不将利他变量放入自利函数，并越来越多地考虑相关利益主体的需要。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内在地具有超乎想象的自我完善和净化功能，它的一些失误是可以在市场进化的过程中由“看不见的手”自我纠正的。试想一个皮包公司，骗100万后逃之夭夭、从此人间蒸发，是因为其机会成本很小，所以才如此放胆。但对于一个从小公司成长的大公司，对于一个动辄拥资千亿美金的“社会性投资基金”，因不讲社会责任而导致的风险将特别地大，甚至大到其不可能承受的地步，所谓千里之堤可毁于“蚁穴”是也。在这种情况下，大公司除了投资于专门的公关部门，致力于搞好公共关系，汲汲于危机公关外，更加注重“社会责任”，以求得和谐、圆融的社会关系，就相当于为自己的“社会安全”投资，就是必不可少的事了。通用汽车董事长、带领通用驶入中国大市场的约翰·史密斯说过：“成功只属于那些能够为社会付出更多的优秀企业公民；只有负担起对社会的责任，才能使一个企业卓尔不群。”显然，企业为什么要对社会负责，是因为唯如此方能卓而不群，前者在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已成为企业成功秘密武器。亚洲非政府“责任性投资”组织“亚洲可持续负责任投资联合会（ASrIA）”将“责任性投资”为“可持续性与责任投资（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简称SRI）”，意义更加明显：只有负责任的投资才是可持续的投资。
“殉道者的血是教堂的精髓。”古代神学家的格言悲叹的是人的利他行为的根本弱点：牺牲的目的是使一部分人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慷慨地给与而不图回报，是一种极为少见、最受爱戴的人类行为。然而，从“责任性投资”的兴起，我们依稀看到，人是可以自我拯救的：在“看不见的手”的导引下，从最卑微的自利动机开始，却宛然开放出为社会负责的芳香之花，足见在良好的市场制度下，不仅卑鄙未必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亦未必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赵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