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普遍性与当代中国的文化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系主任、比较文学系教授张旭东担任主讲嘉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刘清平、孙国东、吴冠军、林曦、沈映涵等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座。他欢迎了张旭东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简要介绍了张旭东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分别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刘擎教授与罗岗教授。

以其近期在媒体上发表的《中国人今天所做的一切是在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普世文明与中国道路—答<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问》、《试谈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写在国庆60周年前夕》三篇文章为基础，张旭东教授对“普遍性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认同”一题展开了讨论。

首先，他认为，“普遍”和“绝对”一样，是一种真理陈述，其真理意义只能来自于两点：经验观察与逻辑和数学公理。谈论普遍性问题必须接受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普遍”和“绝对”的用法具有超出经验和逻辑实证的指向，常常具有某种道德、情感、欲望、审美、政治和宗教的蕴涵。普遍性非批判、非分析的假定和它实际上在社会语境中的运用、能量和具体的所指之间的区别和差异正是我们今天讨论普遍性问题的起点。

接着，张旭东教授指出，今天中国的普遍性问题可以还原为一种“意欲结构”，即“意向”和“欲望”。它具有对象，同时又将对象理解为自己欲望的超欲望结构，它代表的是对现实或者想象性价值的向往与追求。但是，“意欲”结构式的语用学意义对“普遍”的定义并不能在知识论范畴内部对真理的规定带来任何改变，并未对“普遍”的定义带来任何实质。

张旭东教授认为，对于“有没有绝对、普遍”这样的问题，知识论上唯一诚实的回答就是“当然没有”。虽然这个回答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它为下一步真正地进入和分析普遍性的假定和它实际上在社会语境中的运用、能量、具体所指之间的差异性做出了准备。今天中国对“普遍”或“绝对”的提问方式往往包含着对特定历史、政治、经济、意识、审美、语境和标准的优先设置。

张旭东教授进一步指出，做出这种分析的意义并不在于要将普遍性的问题消除掉，而是要把它重新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从而开始展开对该问题的实质性讨论。他以福柯的“市民社会”理论为例，具体分析了普遍的概念一方面必须被消解，而另一方面这个消解的过程其实是把问题真正的、历史的、道德的和政治的实质凸显了出来，从而使我们可以在一个更为实在的层面上开始进入对普遍性问题的探讨。

在分析性的介绍之后，张教授总结了自己在普遍性问题上的一些基本思路。他认为，（1）任何普遍的东西都来自于特殊的东西，即任何普遍性都是特殊性对自身特殊性的普遍性的向往，是一个特殊之物想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普遍之物。（2）今天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带有普遍性，我们没有必要在今天的中国、西方是不是普遍的这个问题上绕圈子。最实质的问题在于中国的特殊存在有没有把自己的特殊性定义为普遍性的意志、能力以及理论的可能性。（3）如何来看待中国过去的历史经验，在这些具体的历史经验中当如何来理解普遍性。

进一步地，张旭东教授就普遍性谈了三点具体的问题。首先是“universal appeal”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普遍性在具体层面上而言，实际上问的是哪一种东西具有超出自身历史、经济和社会特殊环境的对他人的吸引力。这些东西在非常实际的层面上构成了一种我们将之“拜物教化”为普遍价值的东西。其次是“universal access”的问题。普遍性的东西应该不只是对人有吸引力，使人向往、认同，这个系统还要有开放性、有准入机制。第三个问题是“high”和“low”的问题。张教授认为，美国经常被作为谈论“普遍性”问题的基本坐标，正是因为它在高端文化和低端文化两个层面上具有普遍性的魅力和开放性、准入机制。中国必须结构性地具有这样一种特征，即它必须来自一种更底层的人的上升。

最后，张旭东教授提出，无论是“universal appeal”还是“universal access”，普遍性问题的领域和空间职能最终都会落实于“人”和“人性”的定义上。特别是随着“经济人”概念的出现，要辨析“人”的概念和“人性”的概念就需要处理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将“人性”与“经济人”的概念贯通起来，重新塑造一种人的关系。

评论嘉宾刘擎教授认为，张旭东教授的论述本身作为一种话语行动具有塑形的力量。在当代中国知识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好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不再那么具有启发性的情况下，他的论述能够改变我们的自我理解，为我们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同时，刘擎教授指出，张旭东教授将普遍性理解为特殊经验对普遍的意欲，带有意志论的倾向。他追问道：如果说，每一个个别的经验，个别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在最宽泛的意义上都意欲普遍，那么这个普遍是同样价值的吗？语用学的转换和意志论的解说之间的界限在哪里？

评论嘉宾罗岗教授则针对张旭东教授的演讲讨论了三点问题。首先，他概括了人们理解普遍性问题的三个阶段，即黑格尔的“东洋咒语”阶段、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和文化多元主义兴起的阶段、将普遍性言说为意欲结构的阶段。罗教授认为，今天中国之所以有要将自己的特殊性说成是普遍性的意欲，与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有关。在此基础上，罗岗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如果我们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构成了普遍性的基础的话，怎么可能导致更底层的人的上升？谁来为中国垫底？

张旭东教授对两位嘉宾的点评做出了回应。他指明，自己不是唯意志论者，也不同意唯意志论的观点。要避免这些话语上的危险，就要回到一种实质性的思维。而这种实质性的思维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上的问题：第一，在中国谈论普遍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在问我们能做出什么；第二点是我们能过什么样的生活；第三点则是我们能提出什么样的理想。今天的中国在第一个层面上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成就，在第二个层面上情况越来越复杂，而在第三个层面上做的还很不够。这三个层面能够凝聚成一种价值论述，这种论述正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

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观众席反响热烈，主要提出了如下问题：谈论普遍性问题是否应该考虑到中国的文化政治认同背景？对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为什么有必要接受？在全球化背景下讨论西方和中国的普遍性的过程中，张教授将整个中国作为了一个伦理共同体，而中国的内部情况有其复杂性，对此应如何加以论证？如果延安的进步人士意识到了“洞穴”外的美国生活，他们还会不会选择延安道路？关于普遍性的讨论是否应该针对当下中国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比如内部权力机制与不平等发展？等等。

张旭东教授对观众的提问一一做出了回应。他指出，在中国的语境中谈普遍性价值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否定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价值。我们之所以会提出种种问题、有拒斥反应是因为种种负面现实的存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还没有充分普遍化，还未实质、充分地真正为所有人所心悦诚服。要解决伦理共同体的价值相对主义分歧主要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是进行历史实质性地讨论，从事实的角度来论证伦理共同体的存在。还有一种路径，就是接受国家存在的事实，接受为国家形态所界定的当代中国的存在。我们不能假定延安的知识分子对美国没有了解，不能在一种非常封闭的状态下来谈论中国的历史和发展。普遍性问题的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批判性。但是，作为一种相对抽象的理论性话语，它最直接的交锋是在那些同样抽象的层面上。在批判种种物化、异化的关于普遍的拜物教式的理论的同时，还应该有一种批判性的正面论述。

最后，邓正来教授以讨论的方式对张旭东教授的讲座做出了总结性点评。他认为，在普遍性问题的批判性讨论中，一定要先厘清这个普遍性到底是谁的普遍性，是什么样的普遍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分清这种批判性是捍卫性的辩护还是严厉的批判。邓正来教授指出，张旭东教授所谈论的普遍性的背后支撑也是市场，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中产阶级成功的道路上，并没有确立起自己的普遍性，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最后，邓教授认为，张旭东教授的讲座给我们开放出了一个重新思考中国面临的道路的问题；而有时候，一个好问题恰恰比一万个回答要更有价值，这正是本次讲座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