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经济学家：梁小民派和杨小凯派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经济学一下子成为显学。经济学理论成为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进行着的改革开放的“革命武器”。于是，倾刻间，经济学家满天飞，好不热闹。这当然是国家之幸事。面对书店里一柜一柜又一柜的经济学老前辈、新前辈的大著小著，我等晚辈小生不禁“心慌慌、泪汪汪”，这么多书需要拜读，吾命休也！
诚惶诚恐抱回一大摞，发现这些大著小著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创新型和普及型。前者就某一问题、某一领域的确提出许多真知灼见，甚至创造了理论体系（如杨小凯教授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后者或者对某一领域的现有理论体系作一综述（如邹恒甫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丛书和经济与金融高级教程），或者以通俗文字把经济学原理深入浅出地向普通大众娓娓而道（如梁小民教授的大众经济学系列）。故我把这些经济学家也分为创新型和普及型。对于后者，仅普及普及而已，还能荣获经济学家这一神圣称号？
一、经济学家的界定
一直以来，在我心中，能成一家一派者，必须得有两下子，或者有“镇山之宝”，或者有“独门绝招”。作为经济学“家”，则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君不见，斯密火眼金睛看见了“看不见的手”，马歇尔有独门绝招“局部均衡”，凯恩斯高举镇国之宝“国家干预”，萨缪尔森身怀武林密笈《经济学》，哈耶克精通“自由大法”，科斯炼就“产权神功”等等。都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我突然又想起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勤，此公被誉为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却无任何重要理论创新，就是说，穆勤老先生仅把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梳理一下，其功力仅至“普及”一层而已。然而，老先生却与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和凯恩斯齐名共辉，一道成为影响人类命运的七位经济学大师。
那究竟经济学家需要怎样的功力？
张五常说，经济学二招而已：其一，成本收益比较的最优化；其二，供求分析。凭此可包打天下。若以此二招鉴别经济学家，那我好象也成了……使不得，使不得。
是不是有重大理论贡献就可获得经济学家的荣称？也未必。1950年，年仅22岁的纳什连续发表两篇划时代的论文《N个人对策的均衡点》和《讨价还价问题》；1952年，25岁的马科维兹在《金融月刊》上发表1990年据此拿诺奖的《资产选择：投资的有效分散化》一文。然而，二者当时却并未引起过多的关注。
既然演绎推理找不到答案，不妨转向归纳推理。君不见，在电视、报纸、出版社等各种媒体的包装和宣扬下，一个个经济学家粉墨登场，似乎力拔山兮气盖世，以经邦济世之能人自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面对时弊时病，作捶足顿胸状，好象若国家领导人听其言从其计，泱泱大中华便可一兴百兴。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些自称诸葛者，虽然没有上述大师的那几下子，还是有几手的。首先，这些“家”伙们，对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不敢说样样精通，至少也通晓个八九不离十，即有一点“学究气”。毕竟在圈子里混这么多年，能脱颖而出、修成正果、成家立派，决非易事。其次，要有点“名气”，不管是吹出来的，还是脚踏实地凭真才实学干出来的。名气，至关重要。“经济学家”称号和皇帝加冕一样，自封可不行，需要别人赠送。所以，先得让别人知道你，靠什么？名气。其三，为了增加自己的“底气”，虽不需著作等身，但独著得有几本，不管有无实质性的内容，出版社档次可不能低。
综上所述，世人还是蛮大方的，不管你有无绝招，炼成“三气功”（学究气、名气、底气），即可免费获赠经济学家之荣冠。
经过如此一番思想上的折腾，我喜欢的梁小民教授就可“名正言顺”地成为经济学家了。作为一名普及型经济学家，梁教授的“三气功”在国内出其右者绝对不多。而我喜欢的另一位创新型人物杨小凯教授则更是当之无愧。杨教授的新兴古典‘降龙掌“掀起的经济学范式革命，打得新古典经济学丑态百出，为中国人长了大志气。
梁小民和杨小凯分别作为普及型经济学家和创新型经济学家中的两个典范，一直让我仰慕不已。前者，甘作经济学传道士，游刃有余、深入浅出地为大众传道解惑，尽显学者魅力；后者，站在经济学已知与未知的边缘，驰骋于经济学众多领域，更是大师风范。
二、普及型经济学家：梁小民派
梁教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近年来出版专著、译著和教科书几十余种。其中，我本人最为推崇《微观经济学纵横谈》和《宏观经济学纵横论》两本大众经济学著作。通过生活中大众熟悉的事例说明经济学原理，让读者轻轻松松走进经济学世界，真正体现了理论“从生活中来，回到生活中去”的客观要求。值得一提的，梁教授的许多著作冠以“大众经济学”，即为“小民”读者、门外汉而写。据我了解，其读者却以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为主，真正的“门外汉”并不多。读梁教授的书，我有幸体会到北宋诗人陈师道“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的“正宗”意境（梁教授曾在一本书中提到要写《国际经济学纵横谈》，不知何故，一直不见问世，这个胃口吊得我好难受）。
当然，除梁教授外，有相当一大批优秀的普及型经济学家也表现异常活跃。随眼瞟一下挤满书店书柜的经济学散文、随笔，汪丁丁、林行止、熊秉元、夏业良、王跃生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让人象看见了老朋友。这些著作或者向读者介绍大师们的学问故事、成长故事，或者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现实作出自己的诠释。
其实，纯粹意义上的普及型经济学家并不多，很多人也能对经济学理论大厦作一些小修小补，偶尔会有一些思想火花。正如许多国外的创新型经济学家也会客串一下普及型角色，美国新生代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曼昆、克鲁格曼都干过这种事——编教材。
一位经济学家属于（准确说主要属于）哪一种类型，梁小民派还是杨小凯派，体现着其智力外生比较优势（上帝的安排）。下面，试用经济学无差异曲线予以分析。
根据科学家研究，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个部分，一侧掌管学习能力，一侧掌管创造能力，二者构成一个人的智力。另外，可把全人类（正常人）分为两类：天才和凡人，假设凡人智商全部相等（表明上帝虽自作主张却并不偏心），而天才却远高于凡人。
右图中，无差异曲线Ⅰ为凡人的等智商曲线，此曲线上，创造能力与学习能力的不同组合产生相同智商。很明显，若甲、乙两人智商相等，则能力组合处于A点的人（典型的高分低能者）学习能力强于B，创造力却远低于B。故A组合更适合做普及型工作，B则适合做创新工作。天才居住在无差异曲线Ⅱ上，如爱因斯坦之辈，在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二方面，鱼和熊掌双丰收，但此类人不具代表性。
既然，我辈芸芸众生，上帝早有安排，与天斗，只能是其苦无穷。置身象牙塔6载有余，我深知某些教师的难言之隐。他们教学方式轻松活泼，深受学生欢迎，可职称却总上不去，缘何？没有文章事事休，欲语泪先流。他们教学顶呱呱，创造力却禀赋不足，故一提到论文，谈虎色变。结果，这种职称评定体制严重扭曲资源配置：许多优秀教师憾别讲台流向社会，助长学术腐败——抄袭、嫖窃日盛，下三滥的所谓学术论文充斥着学术期刊。鉴于此，小生呼吁，对高校的教学这一块的职称评定另起炉灶（即教学与科研分开 ）。
三、创新型经济学家：杨小凯派
杨教授是澳籍华人经济学家，其鼎鼎大名由国外传至国内。实话实说，杨教授的书，我仅拜读过《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此作让我目耳一新，痛快淋漓，虽没有拍案叫绝的豪情，却是不停摇头感叹：天外天！关于杨教授的传奇经历及其理论贡献，有人在十二辑《经济学家茶座》作过专题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除杨教授外，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以产权理论著称的张五常教授都是国人引以为豪的创新型经济学家。三位大师在各自领域的表现足以挤身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行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三位大师的开创性工作全始于国外，这是偶然吗？不，绝对不是。不可否认，三位大师的自身主观条件——智力（创造力）过人不容忽视，但国外很好的客观条件却是至关重要。道理很简单，堂堂十多亿的大国，比三位智力更胜一筹者应该不少，即理论上或潜在的杨小凯绝不只一个，但现实中却仅此一例。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产生大师的“气候”，没有创新的土壤，缺乏创新自由空间。某些所谓的大家、权威思想疆化、保守、中庸，视新观点和新思想为洪水猛兽，大开杀戒。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一大批，他们毫无创造力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中国的好文章哪里去找？我的回答是，主编的垃圾箱。
而在国外，却恰恰相反。梁小民教授编写的一本经济学教材里，提到过杰文斯用“太阳黑子说”解释经济周期。本人从未出国，但我想，该理论被梁小民教授编入教材，至少说明此论在西方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若“太阳黑子说”产生在中国，不被批得狗血淋头已是万幸，还指望编入教材扬名立万。再次斗胆假设，若“用性解释一世”的弗洛伊德先生同样不幸生于中国，恐怕只有悲惨地打入十八层地狱，才稍解某些人不共戴天之恨。记得1998年洪水过后，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称“洪水有利论”，立即遭致八方口讨笔伐，甚至人身攻击。事实呢，那场洪水并没把大中国“咋的”嘛（大中国涛声依旧，续写“刚性”增长神话）。为什么就不能以欣赏的眼光去关爱新事物？如果有精神法庭，这些扼杀新思想、新观点的屠夫至少应判100年刑。
行为中庸者可以原谅，思想中庸且殃及别人者不可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