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朝阳：卢安克，我们离他的世界还很远

看到卢安克关闭博客的消息，心里面很悲伤。于是拿起那本成都华德福学校寄赠的卢安克著作《与孩子的天性合作》来读。
出于一种自负，这本书收到好久了，一直没有认真读完。因为我也读过几本华德福教育方面的书，觉得懂得一点华德福教育。至于卢安克，我的钦佩在于，他就像早期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有着使命意识，能够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这块本与他毫不相干的土地，以及生存在其上的佝偻的人民。即便仅有这一点，也已足够了。我在看那些传教士的故事，读他们当年写下的日记，心里总是生出许多感慨，一方面真觉得这是一块上帝放弃的土地，否则，何以这些传教士这么多的心血与生命，总不能唤起一点回声呢？一方面，我不断被那种仿佛上帝放置在他们体内的大爱所感动，这种爱在我们缺少灵魂之维的国民看来，甚至不能理解，于是有那么多猜忌放到他们身上。
而卢安克，他甚至要超越这些传教士了。他是一个天生的圣徒，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在我读晚清一些传教士的日记时，偶尔总能看到一些抱怨，这些抱怨有时候尽管包裹在复杂的语言描述之中，但我仍是感觉到这种情绪坚硬的横梗在他们著作的间隙里。抱怨的内容很多，有抱怨漫长的夏季的，有抱怨民众冥顽不灵的，还有抱怨糟糕的卫生设施和交通状况的，不一而足。这是人之常情，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他们抱有敬意——真的，人家老外在现代科技里活得好好的，凭什么让他们来到中国还受尽猜疑？
这个人若不是传教士，抱怨就更多了。像《民国采访战》的作者阿班，尽管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成就了他的新闻生涯，但他对中国的各方面仍是充满了抱怨。这无可厚非，只要他曾为我们这个被诅咒的民族做过什么，总会有人将无限的感激奉献给他，即便他并不是为了寻求你的感激。伟大如司徒雷登，这个单纯的基督徒，他为中国所作的一切，岂是感激这个词语所能涵盖呢？
而在卢安克那里，我看到完全不同的一个个体，这个即便在德国人中也算异类的德国人，我简直没有能力用我已经拥有的词汇去恰切地描绘他。他简简单单的叙述，毫无修饰之痕迹，他就是那样想、那样做，也那样说了，于是，他就成了我们所知道的那位在中国实践他的教育梦的卢安克。
然而，你必须好好阅读他的书，你才会真正了解他，从而你可能变得和他一样，至少在你读完这本书的那一刻，和他一样，对于他在中国所遭遇到的所有的别扭、刁难、恶意，报以与他一样的坦然与达观。所以，我惊异的不是他居然能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坚持理想这么多年，而是惊异他居然能将如此多的麻烦当作生之常态，毫不抱怨，从无怒气。就像他在柴静的镜头里那样，温和、平缓，娓娓道来。他并无所求，因而，坚强、勇气、决心之类的词语，根本不适合他，因为这些词语之中，隐含着一个价值判断，即拥有上述的品质的人所认为客观存在的故意与他作梗的对立面——而卢安克从不认为有人或事站在他的对立面，他仅是觉得，他所遭遇到，就是遭遇到的事件本身，而他所做的，无非就是他所要寻求的人生而已。

这个生于1968年的德国人，他的双胞胎哥哥做着一些和他精神层面相似的事情，尽管具体的工作不同。这对兄弟的所有行为都令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的物欲膨胀的人们感到奇怪。
卢安克很早的时候就这样认为：多数德国人过着一种并不真实的生活：他们认为他们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又用德国式的严密逻辑建立一套意义的哲学——而其实，卢安克认为这是一种高明的自欺欺人。他们在美好的生活中发现问题，煞有介事的讨论，而广西的孩子们，他们尚生活在贫困线边缘，为了维持肉体的生存，有时候顾不上尊严。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卢安克认为这是他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
于是，卢安克来到广西，当最初的怀疑消除之后，广西人叫他“雷锋”。这个称呼叫我啼笑皆非。我淳朴的同胞，就这样理解卢安克吗？
这个洋雷锋当然是活雷锋。卢安克首先做的事情是将自己的钱送给别人。对一个毫无欲求的人来说，钱对他毫无用处。并且这种物质上的毫无欲求，并非卢安克刻意修炼才得到的，自小卢安克就没有强烈的物欲。因而他不吃肉、不看电视，一个月花100元人民币足够。对送钱给别人这件事，卢安克说，一方面确实愿意帮助他们，另一方面，卢安克自己解释到，他在德国赚的钱，需要去报税，而报税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很令他头痛，如果把钱都送掉，就免去了这个麻烦。这个解释与“雷锋”这个称呼一样叫我哑然失笑。
这个坦坦荡荡、简简单单的卢安克，我看到他在中国的遭遇时，总是心酸与莞尔并存。心酸的是我的同胞们，总是这样毫无底线的利用这个善良的洋鬼子，比如有一个厂长愿意卢安克寄居在他的厂房里和门卫睡一张床，条件是卢安克必须陪他去酒店大吃大喝并且告诉别人他将来该厂投资。而令人莞尔的则是，卢安克总能用幽默而不嘲讽的口吻，不动声色的将其传达。也正是因为这些事情，让卢安克觉得，送钱只能加深他们无底的欲壑，这其实不是帮助他们。尤其是一位他带过一段时间的少年，在卢安克回到德国期间，他写信去只是无休止的问他要钱，并且每次都赌咒发誓说这是最后一次。

卢安克的教育，是以史丹纳创立的华德福教育为原则的。至于华德福，我没有能力多说，我知道这是一个好东西，但有更了解的中国人在讲述。在这本《与孩子的天性合作》中，卢安克将自己的思考感受，和华德福的教育理念统一起来，因而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便顺理成章的会了解，何以卢安克会有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当他在推行这些理念的时候，并非没有孤独感，2000年他的哥哥去广西帮助他工作了2个月，卢安克说，他很想念哥哥，因为很久没有一个思想跟他相同的人在他身边了。首先，能够了解华德福教育理念的人本来就少，加之卢安克这个孤单的住在广西乡下的老外，谁能跟他说得上话呢？
卢安克把他想要讲述的想法，写在书里，他堵死了我们所有可能的对他的赞美，他不需要这些，即便有再为奢侈的赞美对他来说也一钱不值：
卢安克说：“别说你们佩服我，这是假的。每个人都可以去农村做我做的这种事。不去只是因为不愿意去、不愿意放弃对现在生活的追求。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到农村做跟我一样的事，他早就去了。如果没去，他说的佩服只是给自己安慰的借口。”
卢安克说：“别人都说，我所做的正是中国长期迫切需要的事，还说什么“精神可嘉”和很多其他好听的话。他们为什么一边说我这种人难能可贵，一边又不想自己当这种可贵的人？他们有时还请我去吃好的菜或要求我跟着去玩，不让我工作。除了学生以外，没人请我干我真正想干的事。我为了做事而需要的动力只能从学生的需要和我自己的内心得到。”

这是一个多么幽默而又敏锐的卢安克！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不如在来分享几句卢安克的话吧：
卢安克说：“人们的意识不自由，不太愿意决定做和大家不同的事。意识上的自由是从责任感得到的，而责任感是精神研究带来的。我所做的事并不难得。如果一个人真正对精神研究感兴趣，对他来说所有可以玩的东西、物质消费和没有道德价值的动作看起来都会很无聊。”
他又说：“我知道，不依赖任何条件的自由是很可怕的，因为有了这种思想的自由，就没有能说服自己的借口，让自己安静。也可以说：在思想自由的状态下，如果我知道在世界上需要人做某一件事情，我自己只能去做这件事。所以思想自由的人不会随便说世界上需要干什么事。”
他又说：“我当老师，需要成为一块让学生觉得可靠而稳定的岩岩石，要求我让学生体验到生活的真理，让他们从我这儿得到自己还做不到或还不敢确定的安定思想，也让他们通过我自己道德惠上的做法相信世界的真理，而学生是无意识地要求我这些方面的做法。如果我这一切的做法都离不开真理，我就能成为被学生崇拜的自然权威，让学生向我学，也让他们同样地发展自与己的理想。”

因为卢安克早已在我们诉说这些廉价感动之前就预料到了，于是我总是不停的想这个聪明而古怪的德国人，他是与我们第三世界物欲膨胀的人不同的另一种生物。而我在文中表达的理解，亦仅仅只是个人的理解而已。卢安克本人无欲无求，而我们面对他目前的困境，如果因此而勃然大怒，怕也并非卢安克想要看到的。但我真诚希望，他在将来的工作上，能减少一些如目前为止所遇到的麻烦，尽管这不是一篇博文所能做到的。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他并不需要我们对他抱有感激或者感恩，我所写下的，也无法为其增添荣光——他也不需要所谓的荣光。事实上当年媒体的报道出来，他变成全国知名之后，他对记者避之不及，深以为苦，因为这些记者打乱了他的教育生活。那么，我所写的，无非也就是卢安克所谓的“给自己安慰的借口”罢了。因为，我们离他的世界，还有很多的距离。所以，我用两天时间读完《与孩子的天性合作》，用两个晚上写完这篇博文，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告诫自己，世界上有卢安克这样一个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