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办婚姻的优越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3 23:08:07

包办婚姻的优越性

 这是一次实验,看看“理论创新”可以多么离谱,而又可以显得多么振振有词刘擎

  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时代,会激发层出不穷的理论创新。富有创造力的理论家往往会挑战你的直觉与常识。比如,你碰巧读到这样的新观点:中国维系千百年的“中央集权制”实际上是一种先进的、优越的政治制度。你之所以有抵触情绪,可能恰恰是因为人云亦云,迷信“民主的乌托邦”,盲目断定“民主比集权进步”。类似的文章大多旁征博引,有理论有事实,尤其在“方法论”上特别具有启发,极大地激励自己的理论创新。比如,我正准备提出一个反潮流的新论:包办婚姻比自由恋爱更为优越。

  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包办婚姻作为一种风俗(制度性实践)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如果它完全是愚昧残酷的,怎么可能在一个伟大的文明传统中维系那么久远?由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本质。

  首先,将“婚姻”等同于“情感”是一种概念错误。任何婚姻都不只是两个孤立男女之间的纯粹情感或性爱关系,而是一种“制度安排”,具有经济、社会(人口再生产)、文化甚至是政治的功能。将如此重要的制度安排托付给“自由的爱情”,这不只是非理性的,简直是愚昧和疯狂。包办婚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机制来完成,受到家族权威与社群舆论的保护和制约,因而具有高度的稳定性。

  其次,让我们来反思所谓“包办婚姻不幸论”。流行的观点认为,包办婚姻“压抑人性”,这种稳定关系以牺牲当事人的幸福为代价。但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大量的研究表明(这里需要收集和引证资料,最好有统计数据),两者婚后的“幸福感指数”基本相近(在有些地区前者甚至更高)。因此,“包办婚姻不幸论”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作家、文艺家和媒体人大多持有“亲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们利用职权,在公共话语的传播中往往有意无意地“选择使用证据”——过度夸大包办婚姻的弊端。按照乔姆斯基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共识”,简单地说,就是“洗脑”的结果。

  再次,对包办婚姻的批判往往依据一个荒谬的前提预设:在婚姻安排中,父母与子女是“敌对的”。但这是一种反人类、反社会、反自然的观点。虽然有少数父母将子女的婚姻作为筹码,来换取自身或家族的利益,但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父母对子女具有最强烈无私的爱与关怀,为谋求子女的幸福而奉献与牺牲。因此,在婚姻安排中,父母与子女的利益与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差别在于婚姻的对象是由父母包办决定,还是由子女自由选择。当两者发生分歧的时候,究竟哪一种判断更为可靠?一般而言,自由恋爱中的男女往往受情绪左右,容易被冲昏头脑;而父母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更可能做出清晰、冷静、正确的选择。那些反抗父母意见而一意孤行(甚至私奔)的恋人们,大多以悲剧告终,后悔莫及地感叹自己当初的任性。

  最后,自由恋爱对于社会与道德的负面影响尤为值得关注。自由恋爱发端于西方,是启蒙时代宣扬个人主义和人性解放的结果。但是,两百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所谓“人性的解放”会走向“欲望的解放”甚至是“兽性的解放”。越来越自由随意的亲密,越来越放纵的(包括婚前与婚外的)性关系,瓦解了持久的忠诚、彼此的责任等美德,引发了普遍的价值混乱、道德堕落和性疾病的蔓延,也直接造成了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中国文化是家族本位的集体主义文化,自由恋爱在个人主义为本的西方都导致了社会危机,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应当破除对自由恋爱的迷信,返回包办婚姻的古老传统,重新获得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当然,这是一篇“戏仿”之作。这是一次实验,看看“理论创新”可以多么离谱,而又可以显得多么振振有词。如果你觉得这个创新不够过瘾,我们还可以尝试更极端的题目(比如,论证“自杀比活着更有价值”)。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江湖骗子泛滥的时代。要免于被“理论”忽悠,我们不仅需要常识,而且要培养健全的思维品质,获得清醒的辨识力。这是一种公民的品质。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