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季承

　　季羡林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虽已辞世，但生前身后的种种是是非非似乎因为当事人的远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外界的种种猜测之下，大师之子季承终于无法再缄其口，历时年余而成《我和父亲季羡林》。在儿子笔下，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作者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

　　意气用事的成仁之举

　　1995年2月，父亲写了一篇《1995年元旦抒怀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李铮看过以后，建议父亲不要发表，但父亲不听李铮的劝阻，坚持要公诸报端。这篇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把事实略去，用明确的文字抒发悲愤之情，用激昂的声调表白自己已经成仁，用带着苦涩的语气为自己的成仁而欢呼。

　　这篇文章，一般人是看不懂的，父亲在文章里说，他幻想自己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在无意中用“遗弃了别人”的办法实现了。他心中的悲剧，又“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或者说是那种“ 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慨叹与忧思的悲剧”。这样说来，父亲说的当然就是一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能净化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因此，为了这种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能成仁，的确应该无怨，当然应该“快哉”了。

　　那么，先来说一说，父亲在文章里指的“大恩大怨、大仇大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父亲在文章里已经点明，只不过局外人难以猜度罢了。答案就是他所说的“遗弃”。

　　他遗弃了谁呢？文章里并没有点明。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事实上就是父亲遗弃了我，遗弃了他唯一的儿子，遗弃了那时还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直系亲人。父亲遗弃自己的儿子终于使自己成仁，遗弃了当时季家在国内除父亲之外的唯一成员，使季家彻底分崩离析，这当然带有悲剧性，而且对一个家庭来说，的确是个大的悲剧。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一说父亲所谓的“遗弃”是怎样一回事。

　　从近处说，事情的爆发是在1994年2月8日(农历12月28日)，那天我和父亲发生了一场争吵。当时春节临近，母亲住院已经两个多月了。为了过节，我和何巍媳妇李庆芝、小阿姨一起，把母亲住的客厅打扫干净，稍加布置。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从早晨一直干到下午四点。我非常劳累、疲惫。我们刚刚结束工作，准备做晚饭，父亲从对面书房走了过来。他对我们整理好的房间，不屑一顾，劈头就问:“我的花哪里去了？”他找的是一盆君子兰，是楼上的人家丢下来，被我们拣了栽在盆里的。收拾屋子的时候，我们知道父亲怜惜那些被遗弃的花，就把它搬到对门那个单元他的书房里去了。阿姨说放在对面屋子里了。父亲立即去找，但没找见，回来冲着我问罪:“谁把我的花扔了？！”我这时正在厨房做饭，听见父亲在堂屋里发威(这是从未有过的)，实在忍耐不住，便对庆芝说，如果他要再问，我可就要说话了。庆芝劝我忍耐。

　　这时，父亲果然跑到厨房里来追问我。我没能忍住，便说了一句气话:“我把它扔了。”(实际上并没有扔)。他勃然大怒，说:“谁给你的权力扔我心爱的东西？！”我见来者不善，便说:“是老天爷。”我当时想，老天爷总比父亲老子的权力大吧。父亲顿时语塞，脸涨得通红，激动地吼道:“这是我的家！我不指望你养老。”我当时一愣，心想怎么扯到这上面来了。我说:“我有心养你的老，也一直是这么干的，累死累活地干了几十年了。”父亲说:“那是你自己愿意！我早就看透了你。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咱俩的关系就到此为止。”我反问他:“我妈是谁？她是你的夫人。我们从来没有把我妈和你分开。”正争吵间，李铮来了，他不知事情的原委，见状十分吃惊，就劝解一番。这时，父亲的怒火略有遏制，说:“我人老了，难免说错话。” 我说:“说错了，我并不在乎。”这时阿姨已经把花搬过来给他过目，但争吵已经发生，于事无补了。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我包好了水饺，准备好了菜肴，但父亲余怒未消，拒绝用餐，躲到邻居家去了。每年初二例行的亲友聚会也无法举行，几十年的惯例就此终止了。年初三，在李铮的撮合和参与下，我与父亲交换了意见。我检讨了我的态度，并把老祖、母亲、姐姐和我对他的一些意见告诉他。我说，他说的那些话，犹如在我的心上插了几把刀，我感到万分痛苦和伤心。父亲又重复说，人老了，说些气话、过头话，不要当真。他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有对不住老祖和母亲她们的地方。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兴师讨伐，不明白那时父亲对我究竟有了什么意见。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说明，这件事的发生的确不是偶然的，那时父亲一定是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可是，究竟是什么意见呢？是什么意见能在他心里铸成我们父子之间的所谓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竟至不能克制终于发作呢？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对我有意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更不是有些人分析的因为我和家里的小保姆相好，而是不满于我对母亲的厚爱和孝敬。

　　多少年来，父亲在家里总是像鹤立鸡群一般，显得有点孤高和寡。他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治学和研究，在感情和亲情上与家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层隔膜。就是这层隔膜，使父亲内心里总是存在着“孤立”的感觉。日久天长，日积月累，父亲内心里积攒了不少姑且称之为感情“创伤”和扭曲了的心理。我和姐姐越努力孝敬叔祖母、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父亲的心里就越觉得不是滋味，“醋”味也就越浓。母亲重病住院期间，我不遗余力地加以照顾，似乎使父亲觉得我冷淡了他自己，他拿不准母亲去世后，我是否能够如同对待母亲那样对待他直到最后。父亲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话“我不指望你养老”，“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就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从远处讲，我们对父亲的意见，无非是觉得他对家里人太吝啬，太小气，太冷淡。他在外面表现得越慷慨，越大方，越热情，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

　　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X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的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

概况

季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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