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生活》周刊之编辑特色

杂志要有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就要根据主要读者对象的需要和各种主客观条件，来确定主要内容，选取材料。这个主要内容，应是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杂志自己的主要读者对象共同感兴趣、共同需要的内容；二是同类杂志中，有自己特色的内容。这两个方面要完美结合。邹韬奋主持的《生活》周刊在选材上、文风上以及言论方面都很有特色，因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下面就从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选取“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
　　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最重要的改革就是加强刊物的趣味性，强调选取“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这是当时《生活》周刊最显著的一个标志。
　　《生活》周刊选取的有趣味、有价值的事实主要有三种：一是新鲜的事实。《生活》周刊在邹韬奋接办以后，就比较注意国内外的近人近事。如《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日本妇女最近在社会上所占的位置》等。二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国内外各种社会实情。主要是指世界各国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和中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风情，如《荷兰的日光工厂》、《江苏宜兴风俗谈》、《江苏浦东高桥的婚丧风俗谈》等。三是著名人物的经历。邹韬奋认为：“谈话最有趣而有益的是听听别人的有价值的阅历经验，尤其是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阅历经验。”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思想、革命业绩，革命文豪高尔基的传奇生平、奋斗生涯，印度的民族英雄甘地领导人民同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顽强斗争的事迹，以及美国科学家爱迪生之“不肯休息的好奇心”和“永不屈服的忍耐力”等伟人生平，都是《生活》周刊“特别注意而且登得很多的材料”。
　　邹韬奋开始主编《生活》周刊的时候，由于面对的广大读者最关心的是求学、就业、社交、恋爱、婚姻等问题，所以，《生活》周刊此时刊登的这一类文章比较多。“九一八”事变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政策，许多人意识到民族解放和个人出路的密切关系，把眼光从个人的小圈子转向了民族解放的大事业。因此，《生活》周刊就顺应时代的要求，最后完全变成了一个紧密结合形势的新闻评述的周报，用绝大多数的篇幅，来反映这些情况，讨论这些问题。
　　《生活》周刊的内容抓住了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受到读者的欢迎。读者反映说：《生活》周刊“宗旨高尚，笔墨洁净，对于恶习惯极尽诤言，描写社会消息，毫不轻薄，字里行间，常含有一种君子的态度”，“真不愧是我们读者的一位良好的‘导师’”。

　　采用简洁明快、浅显生动的文风
　　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不久，就对这个刊物的文风宣布了一条方针：“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
　　邹韬奋在写作和编辑工作中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把自己的言论和人民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都能随时注意广大读者所关心、所急切要求解答的问题，反映出当时苦难重重的中国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对于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比较有意义的大小问题，不论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生活修养问题，他都随时收集起来，根据事实进行研究，加以认真地分析，判定问题的性质，指明发展的前途，用简短有力、浅显生动的文字进行讨论，并且能从一定的原则水平上及时地给予明确的回答。正是邹韬奋的大力倡导，《生活》周刊上的文章呈现出生动活泼、“明显畅快”的文风，使读者便于阅读，受到读者的喜爱，读者经过日积月累的阅读，逐渐地提高了觉悟，提高了正确地处理事务的能力。
　　邹韬奋在办《生活》周刊时特别注重的这种“明显畅快”的文风，是与他所办刊物的读者对象密切相关的。《生活》周刊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如小市民、小职员、小学教员和中学生等等，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咬文嚼字，知识水平也一般，这就要求写给他们看的文章必须具体生动，富有说服力，还要短小精悍、深入浅出。

　　倡导立于民众立场、与时俱进的言论
　　《生活》周刊上的言论是随着社会形势、读者需要以及邹韬奋思想的变化而逐渐变化的。初期言论基本不涉及时事政治问题，评述的大多是生活方式和社会新闻，刊物大量的内容是提倡新的生活方式的，对进德修业、工作娱乐、个人健康、婚姻、爱情等一系列问题均十分关注。后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而国民党政府居然采取不抵抗政策，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生活》周刊的言论开始更多地反映时事，宣传抗日救亡，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广大民众共同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迅速上升为全国各阶级各集团关注的焦点。1931年9月26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上有强烈的反应，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抗日、引导舆论的文章。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居然奉行妥协投降的“不抵抗主义”。针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生活》周刊上接连发表了《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等一篇篇战斗檄文，怒斥“这种‘不抵抗主义’就是‘极端无耻主义’”。
　　“九·一八”事变之后，社会局势发生剧烈变化，中华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而国民党政府竟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在这个时候，邹韬奋对待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发生根本改变，他主编的《生活》周刊变成了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的无所偏私的态度，作诚恳的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一以正义为依归；正义所在，全力奔赴，生死不渝”。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生活》周刊出版《紧急临时增刊》、号外、画刊，及时报道评论战况。从这一阶段起，《生活》周刊开始用大量的篇幅讨论抗日救亡问题，抨击国民党当局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谬论，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残暴罪行，歌颂我国军民反抗外敌侵略的英勇事迹，起到了震撼人心、唤起民众的巨大作用。
　　由于邹韬奋的主持编辑，《生活》周刊在我国期刊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宝库，我们分析它、研究它，可以从中汲取很多我们期刊工作中所需要的养分。邹韬奋在主编《生活》周刊时所体现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以及他那丰富的编辑思想、出版理念，对我们今天的新闻出版工作者仍有诸多启发。

　　（作者单位：焦作师专汉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