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回忆父亲邓子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23 23:14:42
邓毅生 邓瑞生 邓淮生 邓汉生 邓建生 邓小涟 邓小燕
邓子恢
父亲在世时，常常给我们讲述他的革命历史。他要用亲身的经历，来传授他的人生观和思想方法。同时也表明他对自己一生的革命历程，十分引以自豪。天长日久，我们子女很小就从父亲的传授中知道了中国革命的许多情况和历史知识，如，什么“罗明路线”、“后田暴动”、“社会民主党”、“AB团”、“皖南事变”等等。尽管我们在学校里因年纪小还没有学中国革命史，但父亲在家里已经常给我们讲党史了。当然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党的保密要求，父亲对自己革命生涯中的许多行踪、工作内容、挫折，以及他的思想，常常是闭口不谈的，或是回避的。因此，在长时间内，我们是只懂得中国革命史，却不懂得父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复杂遭遇。只是到了他的晚年，甚至他去世之后，我们才又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中逐渐了解他。这种了解的过程，对我们子女来说，却是苦涩的。因为他的晚年，恰逢“史无前例”的年代，那时党的许多历史事实都被颠倒了。被“押上大批判舞台”的父亲，也由于历史被歪曲而难以获得人们的理解，甚至不能说服自己的子女了解真相。这种状况，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也未改变。可以想象，这处境对父亲来说，内心是何等的痛苦。他辞世后大约8年，经过党中央拨乱反正，被颠倒了的历史才翻转过来，中共党史上的许多“罪人”才得以昭雪，父亲历史上的功过是非，终于获得澄清，几件所谓“错误”被肯定为贡献，我们子女又重新认识父亲，想当初我们与他最后相处的时光，在他多病的晚年生活中，人们往往把他看作“老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贯犯错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等等，那是多么的不公正。特别是想起在那种境遇下，父亲不仅从未向我们表示过丝毫的埋怨和责怪，反而要为子女和亲属受连累而倍受折磨，我们更感到难以弥补的痛悔和不平。30多年已经过去，现在已是欲哭无泪。然而种种记忆绝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淡漠忘却。我们愿将了解和亲历的真实情况告之他人，让真实的父亲立于世间。
中央苏区时的父亲
我们长大后，特别是进入“文化大革命”后，从外界听到有关对父亲的议论，总是离不开一个“右”字，仿佛右倾错误的帽子离不开他。在“宁左勿右”的时期，这种感觉始终跟随着我们子女和亲属。“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党范围“反击右倾翻案风”，党内一大批老干部被定为犯“右倾”错误者，“右”的队伍扩大，父亲才从长期孤立境遇中稍获解脱。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经过长期的反思，人们才发现父亲的所谓右倾，实际不是什么错误，倒是长期批判右倾的人自己犯着“左”的错误。这种“左”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也使父亲的一生蒙受了多次不公正的打击和屈辱。
父亲第一次被加上“右倾”的头衔，是在闽西和赣南为基本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闽西是父亲的家乡，父亲是在那里活动最早的共产党人。1927年国共分裂后，父亲便在白色恐怖的龙岩组织秘密农会。1928年，他与福建籍的一批共产党人，先后组织了武装暴动，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这块根据地的创建，为1929年来到闽西的红四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地。
1930年，“左”倾的立三路线统治党中央。当时，任闽西特委书记和闽西苏维埃主席的父亲，不同意执行集中闽西地方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要求，便被斥为“右倾”而罢官，调到闽东白区工作。立三路线纠正后，父亲才被重新起用。1931年，在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财政部长一职被缺席任命给他。父亲生前曾告诉我们，这是毛泽东提名的。因为1929年毛泽东与父亲在闽西交往，相处很深，毛泽东对他的理财能力颇为赏识，故建议任命他担任财政部长。此时父亲还在闽西农村当省委巡视员，瑞金的人们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任命。直到1932年冬，红一军团打下漳州后，在那里的父亲才重又见到毛泽东。毛见到他第一句话是“我找了你好久啊!”这样，父亲才到瑞金就职，接着又给他加了国民经济部长和土地部代部长两个职务。
这时，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左”倾路线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实行“竭泽而渔”、不顾民力的政策，引起通货膨胀。父亲因不同意这种政策，贯彻不坚决，又被斥为思想右倾，由财政部长降为副职。这种处理与当时在福建进行的反“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反“邓毛谢古”是一致的，同样都受王明路线在中央局反对毛泽东右倾这一斗争的影响。像父亲这样从闽西斗争中崛起的地方领袖，与毛泽东一样都列入了所谓“狭隘经验论”范围，而加以打击。以至后来，中央红军长征时，父亲和亲密战友张鼎丞等地方领袖，都留瑞金，在苏区“坚持原地斗争”。政治上的过分斗争和组织上宗派主义的排斥打击，使父亲思想压力很大。直到遵义会议后，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接到中央要求红军分散游击的命令，才允许父亲回闽西家乡参加斗争。
父亲是在中央苏区被进行五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占领大部，瑞金临近陷落时，经陈毅建议，项英批准，由一个排的赤卫队员护送回闽西的。途中在长汀水口遭大队民团堵截包围，同行的瞿秋白等被捕，何叔衡遇难。只有父亲凭着壮年体健，与通讯员拼死跳崖才冲出包围。他身上背的毛毯被子弹穿透好几处，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父亲终于回到了永定，与先期到达的张鼎丞等会合。他背负着党内“无情打击”和不信任的委屈，面对着敌强我弱、苏区全部沦陷、空前白色恐怖的绝境，与家乡人民一起，振作精神，挑起了领导闽西游击战争的重担。他与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红军游击队承受了艰难困苦，坚持顽强斗争，而且达3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闽西的红军部队不仅未被消灭而且发展壮大了，成为后来新四军的主力之一。毛主席曾感叹地对父亲说：你们三年游击战争，比我们长征要艰苦多了！
1938年3月，父亲担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到了皖南。父亲生前对我们讲，当时刚从延安回来的项英，曾转达了毛泽东捎给父亲的话。说中央苏区过去对父亲的批评是错的，既然已安排了工作(新四军任职)，都不要介意了。并说将来要对闽西问题有个决议。这番话，对父亲来说是极大的解脱和安慰，也充分表达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历史问题上的实事求是态度。父亲生前每讲起这件事，总是神采奕奕、充满感情。事实上，党中央这种公正对待干部的做法，已经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父亲在此后曾以出色的工作证明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和托付没有错。
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父亲
父亲是大革命时期参加党的老干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担负过许多重要职务，作过很大的贡献。他生前很少向我们谈这些功绩。
据革命前辈介绍，父亲1928年领导闽西土地改革时，党中央还没有下达具体政策。他与农民商议，摸索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成功地解决了闽西土地分配问题。解放战争初期，父亲又在华中土改中率先总结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使华中解放区抢在内战爆发前将土地分到农民手中，为我党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从实际中总结的政策原则，长期为党中央采用，甚至建国后的土改法仍然在延用。
由于父亲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的特殊才能和丰富经验，加之他有超人的理财本领，致使他在创造农村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方面建树卓著。他在福建就先后创建和参与创建了闽西、闽东、闽南3块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基本区，在经历了中央苏区沦陷后的白色恐怖及国共合作破裂后内战的残酷考验，能一直保持红色政权，直到全国解放，红旗不倒20年，成为人间奇迹。抗战时期，父亲先在皖南，后到长江以北创造了淮南、淮北两块解放区，又组织和领导过近3000万人口的区域。抗战胜利后，他做为华中解放区党的领导人，领导和组织了华中、山东两块解放区土改与地方政权建设。因父亲有这方面的能力，1948年夏天被邓小平同志要到中原解放区主持地方工作和后勤工作、支前工作。
从抗战组建新四军到建国的10余年间，是父亲一生中建功立业、捷报频传的重要阶段。这阶段，父亲转战大江南北，曾到过6个根据地。那时调动频繁，哪里艰苦，就派他到哪里去；哪里出问题，父亲就出现在哪里。在这些根据地，父亲与华东、中南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深受爱戴，被尊称为邓老。这个称呼，先是由陈毅叔叔在华东新四军中倡导叫起来，后又传到中原局的广大干部中。父亲到中央工作后，中央机关、包括一些领导人也这样称呼。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凡提到父亲时，也以邓老相称。
1953年初，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父亲因在主持中南局工作中成绩卓越，奉调进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当时与父亲一同进京的还有东北、西南、华东、华北等地区的负责人。听一些革命前辈说，父亲调中央工作，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即西南局邓小平，东北局高岗，华东局饶漱石，中南局邓子恢，华北局薄一波等五大中央局书记调京。西北局书记彭德怀叔叔因1950年已率志愿军抗美援朝，故不在此列。领先的是邓小平叔叔，他较其他几位书记早些调到中央工作。五大书记被看作是政治明星，因而，当时报刊对他们宣传也较多。
有一些报刊杂志，经常介绍父亲在闽西和新四军中斗争的事迹。特别是中国青年杂志社，曾发表过父亲写的回忆录数篇，并收入《红旗飘飘》丛书，在全国范围影响很大。50年代初，应苏联大百科全书要求，胡乔木叔叔还曾为该书撰写了中国人物辞条，在父亲的条文中称之为中国著名的政治家，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1953年中央为八大拟定中央领导机构方案中，父亲等作为大区的第一书记或实际主持人，曾被列入政治局委员候选人。这些安排，后因党内局势变动虽未全部变为现实，但可以看出，父亲的政绩是得到中央肯定和较高评价的。
1953年底，党内发生高岗、饶漱石问题。父亲在中南局时，曾在工会工作的地位问题上与高岗有过争论，到中央后，父亲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与高有些来往。但父亲对高岗非组织的、无原则活动是反对的。因为父亲是一方根据地创建人，高岗在党内拉帮结派时，也曾找过父亲。记得父亲告诉我们，高岗在一次乘船游湖时，对他说：“我们的总理选人不当，应该由林彪担任。”父亲听后当场指出，这样议论中央领导人不便。他不愿与高同流，随后向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了反映，并参加了后来对高岗问题的揭发，这就是父亲在高岗分裂党问题上的鲜明态度。
1953年到1972年，是父亲工作最艰难和挫折最大的时期，他在逆境中度过了晚年。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10年，他先后受到三次批评，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1953年和1955年，在领导和组织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父亲两次被批评为右倾保守。这是父亲一生中第二次被长时期定性为右倾。1962年，由于父亲提倡农业生产责任制，批判的调门则从右倾机会主义上升到代表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刮“单干风”的高度。这是第三次受批判，而且又是长达10年之久。直到1972年父亲去世，他始终处在挨批判的“老右倾”位置上。1965年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父亲不再任国务院副总理，被选任为政协副主席，父亲对我们说，他在那一年“退休了”。这种“退休”，实际上是剥夺了父亲参与党政工作的权利。此后，父亲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便很少被提及。但是由于父亲那些被批判的“右倾”主张和思想，是符合经济规律和顺乎人民意愿的，加之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始终为之而孜孜探索，并用可能的方式去抗争，甚至做出了牺牲，因此父亲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受到广泛尊敬。
“文化大革命”中的父亲
1966年5月底，长期在广西参加四清运动的父亲回到北京，这时国内政治生活已发生令人惊异的变化，到处在开展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揭批活动，而且很突然、很神秘，连父亲这样位居高职的干部，不仅没有参加有关会议，连消息都是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听说。
与党内神秘斗争同时发展起来的、社会上不受党团组织领导的自发群众运动，也广泛兴起。对父亲来说，党内突然出现这样多反党集团人物，同样是新问题，不可理解。父亲一生搞群众运动，造反，推翻反动政权，这些革命时期的规律，深刻影响着他。他生前多次向子女讲人民群众是英雄的道理，并以自身的历程说明，个人再有本领也不行，只有靠阶级的整体行动、靠党。因此，父亲在“文革”初期对群众性的造反活动并无反感。他在与我们交谈中，对社会上流行的如“造反有理”一类口号曾表示赞同，一度认为“文革”这种形式是毛主席群众运动的体现，但当“文革”进入无法无天的状态、一些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搞打砸抢，特别是当“农大东方红”中一些人两次冲击他的办公室，抢劫中央文件，农口某群众组织将他骗出，甚至绑架到批判会上对他拳脚相加后，父亲对这种群众运动的态度完全改变。一提这些事，他就愤然斥之为“什么造反派！”并严禁我们参与这类造反活动。父亲曾向我们说，这种靠学生发动的运动，最后要靠工人来收场，表示对这种搞法的不满。
父亲历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即使在工作和是非上受到委屈，自己一时难以申辩，他也严于律己，服从组织，忍辱负重，勇于自我批评。革命战争年代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他常对同事们说：“我们都是老同志，不要把个人面子看得太重，在工作上可以红脸，个人面子上不要计较。”所以，父亲凡是受到组织上批评时，是能够自我批评的。但到了“文革”中，父亲这种自我批评也难过关了。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错误地通过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会上，父亲与许多老同志一道受到人身侮辱和毫不讲理的围攻。父亲愤怒至极。他在一个长时间里，不仅拒不检查，而且对重新翻出那些对合作化、包产到户的批评据理力争，逐一做了解释。“四人帮”们更为不满，对他滥施淫威，指责父亲是“放毒”，是顽固透顶的“老机”(老右倾机会主义)。
父亲入党几十年，从未见过这样不允许人说话、蛮不讲理的中央全会。他内心十分气愤、压抑，回到家曾当着我们子女的面大骂这些人“狗屁不懂”(过去他从不在子女面前谈党内的事)。父亲十分伤感，因为无端指责他的人中除有王洪文这类坏人外，也有一些老干部，甚至还有自己过去的部属和关系很好的老同志。父亲是个倔强的人，在这种心境下，他绝不可能再作检讨。在十二中全会上那种险恶的形势下，这对所有人、尤其是对我们全家都是巨大压力。当时已有例在先，陈少敏在全会上因对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有意见，讨论中一直不发言，致使会议拖延不散。有一次，她因年老体弱在桌上趴着，便被康生点名是打瞌睡，反对中央决议。很显然，如果父亲没有个交待，那是不能过关的。我们子女看到这个局面，就力劝父亲再违心也要有个检查。结果引起父亲生气，他恼怒地当我们的面将睡帽摔在地上。然而大势所趋，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个人确实难以改变局势。事后，父亲终于同意我们子女代写一个检查。一场政治风波避免了，父亲的检查交上第三天，全会就结束了。所幸的是毛泽东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最后一天会上对父亲还讲了好话，他在讲到全会批评老同志时，突然说：“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指父亲)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父亲尽管在“文革”中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实事求是的原则。“文革”中许多老同志遭到揪斗、审查，这里面有与他关系好的同志，也有与他合不来、甚至讲过一些难听话的同志。但当外调单位对这些同志的历史问题乱上纲、乱猜测、乱定论时，他从不迎合，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出具证明，帮助这些老同志渡过“文革”险关。如谭震林与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又都是建国后农村工作的领导人。但在父亲被错误批判为“小脚女人”和“右倾”后，他曾讲过一些不适当的话，影响很不好，父亲对此很有意见。“文革”中，谭因在“二月逆流”中批评了“四人帮’，被江青指为“大叛徒”，专案组直接找父亲取证。但父亲并未因对谭有意见讲违心的话，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予以否定，父亲去世后，谭震林于1973年被批准从广西桂林回北京。他曾感慨地对人说：“虽然与邓老有很多争论，但他是一个好同志。”
回忆父亲几十年中与人们的交往，我们通过耳闻目睹的种种事实，深深感到父亲一向是一个对己严、对人宽，勇于承担责任，愿意做自我批评的人。董必武伯伯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曾提笔给我们家写诗哀悼，其中写道：“崛起闽西有俊声，肯挑重担任批评”，它真实地写出了父亲光辉的一生和优秀的品德。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也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一生。他去世后，党中央对他的历史功绩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恢复了本来的面目，这对我们全家和九泉之下的父亲，都是一个莫大的宽慰。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我们将永远牢记您生前的谆谆教海，沿着革命前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
邓子恢
父亲在世时，常常给我们讲述他的革命历史。他要用亲身的经历，来传授他的人生观和思想方法。同时也表明他对自己一生的革命历程，十分引以自豪。天长日久，我们子女很小就从父亲的传授中知道了中国革命的许多情况和历史知识，如，什么“罗明路线”、“后田暴动”、“社会民主党”、“AB团”、“皖南事变”等等。尽管我们在学校里因年纪小还没有学中国革命史，但父亲在家里已经常给我们讲党史了。当然由于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党的保密要求，父亲对自己革命生涯中的许多行踪、工作内容、挫折，以及他的思想，常常是闭口不谈的，或是回避的。因此，在长时间内，我们是只懂得中国革命史，却不懂得父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复杂遭遇。只是到了他的晚年，甚至他去世之后，我们才又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中逐渐了解他。这种了解的过程，对我们子女来说，却是苦涩的。因为他的晚年，恰逢“史无前例”的年代，那时党的许多历史事实都被颠倒了。被“押上大批判舞台”的父亲，也由于历史被歪曲而难以获得人们的理解，甚至不能说服自己的子女了解真相。这种状况，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也未改变。可以想象，这处境对父亲来说，内心是何等的痛苦。他辞世后大约8年，经过党中央拨乱反正，被颠倒了的历史才翻转过来，中共党史上的许多“罪人”才得以昭雪，父亲历史上的功过是非，终于获得澄清，几件所谓“错误”被肯定为贡献，我们子女又重新认识父亲，想当初我们与他最后相处的时光，在他多病的晚年生活中，人们往往把他看作“老右倾机会主义者”、“一贯犯错误”、“不愿意搞社会主义”等等，那是多么的不公正。特别是想起在那种境遇下，父亲不仅从未向我们表示过丝毫的埋怨和责怪，反而要为子女和亲属受连累而倍受折磨，我们更感到难以弥补的痛悔和不平。30多年已经过去，现在已是欲哭无泪。然而种种记忆绝不会因时间流逝而淡漠忘却。我们愿将了解和亲历的真实情况告之他人，让真实的父亲立于世间。
中央苏区时的父亲
我们长大后，特别是进入“文化大革命”后，从外界听到有关对父亲的议论，总是离不开一个“右”字，仿佛右倾错误的帽子离不开他。在“宁左勿右”的时期，这种感觉始终跟随着我们子女和亲属。“文化大革命”后期，全党范围“反击右倾翻案风”，党内一大批老干部被定为犯“右倾”错误者，“右”的队伍扩大，父亲才从长期孤立境遇中稍获解脱。但历史毕竟是公正的，经过长期的反思，人们才发现父亲的所谓右倾，实际不是什么错误，倒是长期批判右倾的人自己犯着“左”的错误。这种“左”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也使父亲的一生蒙受了多次不公正的打击和屈辱。
父亲第一次被加上“右倾”的头衔，是在闽西和赣南为基本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闽西是父亲的家乡，父亲是在那里活动最早的共产党人。1927年国共分裂后，父亲便在白色恐怖的龙岩组织秘密农会。1928年，他与福建籍的一批共产党人，先后组织了武装暴动，成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这块根据地的创建，为1929年来到闽西的红四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地。
1930年，“左”倾的立三路线统治党中央。当时，任闽西特委书记和闽西苏维埃主席的父亲，不同意执行集中闽西地方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要求，便被斥为“右倾”而罢官，调到闽东白区工作。立三路线纠正后，父亲才被重新起用。1931年，在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财政部长一职被缺席任命给他。父亲生前曾告诉我们，这是毛泽东提名的。因为1929年毛泽东与父亲在闽西交往，相处很深，毛泽东对他的理财能力颇为赏识，故建议任命他担任财政部长。此时父亲还在闽西农村当省委巡视员，瑞金的人们不知道他在哪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任命。直到1932年冬，红一军团打下漳州后，在那里的父亲才重又见到毛泽东。毛见到他第一句话是“我找了你好久啊!”这样，父亲才到瑞金就职，接着又给他加了国民经济部长和土地部代部长两个职务。
这时，王明路线在中央苏区的影响越来越大，“左”倾路线在财政经济工作中实行“竭泽而渔”、不顾民力的政策，引起通货膨胀。父亲因不同意这种政策，贯彻不坚决，又被斥为思想右倾，由财政部长降为副职。这种处理与当时在福建进行的反“罗明路线”和在江西反“邓毛谢古”是一致的，同样都受王明路线在中央局反对毛泽东右倾这一斗争的影响。像父亲这样从闽西斗争中崛起的地方领袖，与毛泽东一样都列入了所谓“狭隘经验论”范围，而加以打击。以至后来，中央红军长征时，父亲和亲密战友张鼎丞等地方领袖，都留瑞金，在苏区“坚持原地斗争”。政治上的过分斗争和组织上宗派主义的排斥打击，使父亲思想压力很大。直到遵义会议后，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接到中央要求红军分散游击的命令，才允许父亲回闽西家乡参加斗争。
父亲是在中央苏区被进行五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队占领大部，瑞金临近陷落时，经陈毅建议，项英批准，由一个排的赤卫队员护送回闽西的。途中在长汀水口遭大队民团堵截包围，同行的瞿秋白等被捕，何叔衡遇难。只有父亲凭着壮年体健，与通讯员拼死跳崖才冲出包围。他身上背的毛毯被子弹穿透好几处，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父亲终于回到了永定，与先期到达的张鼎丞等会合。他背负着党内“无情打击”和不信任的委屈，面对着敌强我弱、苏区全部沦陷、空前白色恐怖的绝境，与家乡人民一起，振作精神，挑起了领导闽西游击战争的重担。他与张鼎丞、谭震林等领导红军游击队承受了艰难困苦，坚持顽强斗争，而且达3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闽西的红军部队不仅未被消灭而且发展壮大了，成为后来新四军的主力之一。毛主席曾感叹地对父亲说：你们三年游击战争，比我们长征要艰苦多了！
1938年3月，父亲担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到了皖南。父亲生前对我们讲，当时刚从延安回来的项英，曾转达了毛泽东捎给父亲的话。说中央苏区过去对父亲的批评是错的，既然已安排了工作(新四军任职)，都不要介意了。并说将来要对闽西问题有个决议。这番话，对父亲来说是极大的解脱和安慰，也充分表达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干部历史问题上的实事求是态度。父亲生前每讲起这件事，总是神采奕奕、充满感情。事实上，党中央这种公正对待干部的做法，已经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父亲在此后曾以出色的工作证明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和托付没有错。
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父亲
父亲是大革命时期参加党的老干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担负过许多重要职务，作过很大的贡献。他生前很少向我们谈这些功绩。
据革命前辈介绍，父亲1928年领导闽西土地改革时，党中央还没有下达具体政策。他与农民商议，摸索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成功地解决了闽西土地分配问题。解放战争初期，父亲又在华中土改中率先总结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使华中解放区抢在内战爆发前将土地分到农民手中，为我党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创造了有利条件，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从实际中总结的政策原则，长期为党中央采用，甚至建国后的土改法仍然在延用。
由于父亲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的特殊才能和丰富经验，加之他有超人的理财本领，致使他在创造农村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方面建树卓著。他在福建就先后创建和参与创建了闽西、闽东、闽南3块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基本区，在经历了中央苏区沦陷后的白色恐怖及国共合作破裂后内战的残酷考验，能一直保持红色政权，直到全国解放，红旗不倒20年，成为人间奇迹。抗战时期，父亲先在皖南，后到长江以北创造了淮南、淮北两块解放区，又组织和领导过近3000万人口的区域。抗战胜利后，他做为华中解放区党的领导人，领导和组织了华中、山东两块解放区土改与地方政权建设。因父亲有这方面的能力，1948年夏天被邓小平同志要到中原解放区主持地方工作和后勤工作、支前工作。
从抗战组建新四军到建国的10余年间，是父亲一生中建功立业、捷报频传的重要阶段。这阶段，父亲转战大江南北，曾到过6个根据地。那时调动频繁，哪里艰苦，就派他到哪里去；哪里出问题，父亲就出现在哪里。在这些根据地，父亲与华东、中南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深受爱戴，被尊称为邓老。这个称呼，先是由陈毅叔叔在华东新四军中倡导叫起来，后又传到中原局的广大干部中。父亲到中央工作后，中央机关、包括一些领导人也这样称呼。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凡提到父亲时，也以邓老相称。
1953年初，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父亲因在主持中南局工作中成绩卓越，奉调进京，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当时与父亲一同进京的还有东北、西南、华东、华北等地区的负责人。听一些革命前辈说，父亲调中央工作，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即西南局邓小平，东北局高岗，华东局饶漱石，中南局邓子恢，华北局薄一波等五大中央局书记调京。西北局书记彭德怀叔叔因1950年已率志愿军抗美援朝，故不在此列。领先的是邓小平叔叔，他较其他几位书记早些调到中央工作。五大书记被看作是政治明星，因而，当时报刊对他们宣传也较多。
有一些报刊杂志，经常介绍父亲在闽西和新四军中斗争的事迹。特别是中国青年杂志社，曾发表过父亲写的回忆录数篇，并收入《红旗飘飘》丛书，在全国范围影响很大。50年代初，应苏联大百科全书要求，胡乔木叔叔还曾为该书撰写了中国人物辞条，在父亲的条文中称之为中国著名的政治家，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1953年中央为八大拟定中央领导机构方案中，父亲等作为大区的第一书记或实际主持人，曾被列入政治局委员候选人。这些安排，后因党内局势变动虽未全部变为现实，但可以看出，父亲的政绩是得到中央肯定和较高评价的。
1953年底，党内发生高岗、饶漱石问题。父亲在中南局时，曾在工会工作的地位问题上与高岗有过争论，到中央后，父亲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与高有些来往。但父亲对高岗非组织的、无原则活动是反对的。因为父亲是一方根据地创建人，高岗在党内拉帮结派时，也曾找过父亲。记得父亲告诉我们，高岗在一次乘船游湖时，对他说：“我们的总理选人不当，应该由林彪担任。”父亲听后当场指出，这样议论中央领导人不便。他不愿与高同流，随后向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了反映，并参加了后来对高岗问题的揭发，这就是父亲在高岗分裂党问题上的鲜明态度。
1953年到1972年，是父亲工作最艰难和挫折最大的时期，他在逆境中度过了晚年。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10年，他先后受到三次批评，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1953年和1955年，在领导和组织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父亲两次被批评为右倾保守。这是父亲一生中第二次被长时期定性为右倾。1962年，由于父亲提倡农业生产责任制，批判的调门则从右倾机会主义上升到代表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刮“单干风”的高度。这是第三次受批判，而且又是长达10年之久。直到1972年父亲去世，他始终处在挨批判的“老右倾”位置上。1965年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父亲不再任国务院副总理，被选任为政协副主席，父亲对我们说，他在那一年“退休了”。这种“退休”，实际上是剥夺了父亲参与党政工作的权利。此后，父亲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便很少被提及。但是由于父亲那些被批判的“右倾”主张和思想，是符合经济规律和顺乎人民意愿的，加之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始终为之而孜孜探索，并用可能的方式去抗争，甚至做出了牺牲，因此父亲在人们心目中一直受到广泛尊敬。
“文化大革命”中的父亲
1966年5月底，长期在广西参加四清运动的父亲回到北京，这时国内政治生活已发生令人惊异的变化，到处在开展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揭批活动，而且很突然、很神秘，连父亲这样位居高职的干部，不仅没有参加有关会议，连消息都是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才听说。
与党内神秘斗争同时发展起来的、社会上不受党团组织领导的自发群众运动，也广泛兴起。对父亲来说，党内突然出现这样多反党集团人物，同样是新问题，不可理解。父亲一生搞群众运动，造反，推翻反动政权，这些革命时期的规律，深刻影响着他。他生前多次向子女讲人民群众是英雄的道理，并以自身的历程说明，个人再有本领也不行，只有靠阶级的整体行动、靠党。因此，父亲在“文革”初期对群众性的造反活动并无反感。他在与我们交谈中，对社会上流行的如“造反有理”一类口号曾表示赞同，一度认为“文革”这种形式是毛主席群众运动的体现，但当“文革”进入无法无天的状态、一些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搞打砸抢，特别是当“农大东方红”中一些人两次冲击他的办公室，抢劫中央文件，农口某群众组织将他骗出，甚至绑架到批判会上对他拳脚相加后，父亲对这种群众运动的态度完全改变。一提这些事，他就愤然斥之为“什么造反派！”并严禁我们参与这类造反活动。父亲曾向我们说，这种靠学生发动的运动，最后要靠工人来收场，表示对这种搞法的不满。
父亲历来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即使在工作和是非上受到委屈，自己一时难以申辩，他也严于律己，服从组织，忍辱负重，勇于自我批评。革命战争年代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他常对同事们说：“我们都是老同志，不要把个人面子看得太重，在工作上可以红脸，个人面子上不要计较。”所以，父亲凡是受到组织上批评时，是能够自我批评的。但到了“文革”中，父亲这种自我批评也难过关了。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错误地通过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会上，父亲与许多老同志一道受到人身侮辱和毫不讲理的围攻。父亲愤怒至极。他在一个长时间里，不仅拒不检查，而且对重新翻出那些对合作化、包产到户的批评据理力争，逐一做了解释。“四人帮”们更为不满，对他滥施淫威，指责父亲是“放毒”，是顽固透顶的“老机”(老右倾机会主义)。
父亲入党几十年，从未见过这样不允许人说话、蛮不讲理的中央全会。他内心十分气愤、压抑，回到家曾当着我们子女的面大骂这些人“狗屁不懂”(过去他从不在子女面前谈党内的事)。父亲十分伤感，因为无端指责他的人中除有王洪文这类坏人外，也有一些老干部，甚至还有自己过去的部属和关系很好的老同志。父亲是个倔强的人，在这种心境下，他绝不可能再作检讨。在十二中全会上那种险恶的形势下，这对所有人、尤其是对我们全家都是巨大压力。当时已有例在先，陈少敏在全会上因对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定有意见，讨论中一直不发言，致使会议拖延不散。有一次，她因年老体弱在桌上趴着，便被康生点名是打瞌睡，反对中央决议。很显然，如果父亲没有个交待，那是不能过关的。我们子女看到这个局面，就力劝父亲再违心也要有个检查。结果引起父亲生气，他恼怒地当我们的面将睡帽摔在地上。然而大势所趋，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个人确实难以改变局势。事后，父亲终于同意我们子女代写一个检查。一场政治风波避免了，父亲的检查交上第三天，全会就结束了。所幸的是毛泽东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最后一天会上对父亲还讲了好话，他在讲到全会批评老同志时，突然说：“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指父亲)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父亲尽管在“文革”中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他始终没有改变实事求是的原则。“文革”中许多老同志遭到揪斗、审查，这里面有与他关系好的同志，也有与他合不来、甚至讲过一些难听话的同志。但当外调单位对这些同志的历史问题乱上纲、乱猜测、乱定论时，他从不迎合，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出具证明，帮助这些老同志渡过“文革”险关。如谭震林与父亲是几十年的老战友，又都是建国后农村工作的领导人。但在父亲被错误批判为“小脚女人”和“右倾”后，他曾讲过一些不适当的话，影响很不好，父亲对此很有意见。“文革”中，谭因在“二月逆流”中批评了“四人帮’，被江青指为“大叛徒”，专案组直接找父亲取证。但父亲并未因对谭有意见讲违心的话，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予以否定，父亲去世后，谭震林于1973年被批准从广西桂林回北京。他曾感慨地对人说：“虽然与邓老有很多争论，但他是一个好同志。”
回忆父亲几十年中与人们的交往，我们通过耳闻目睹的种种事实，深深感到父亲一向是一个对己严、对人宽，勇于承担责任，愿意做自我批评的人。董必武伯伯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曾提笔给我们家写诗哀悼，其中写道：“崛起闽西有俊声，肯挑重担任批评”，它真实地写出了父亲光辉的一生和优秀的品德。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也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一生。他去世后，党中央对他的历史功绩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恢复了本来的面目，这对我们全家和九泉之下的父亲，都是一个莫大的宽慰。
亲爱的父亲，您安息吧!我们将永远牢记您生前的谆谆教海，沿着革命前辈开辟的道路，继续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