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演变催生发展动力

结构演变催生发展动力

马克

中国经济在20多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始终伴随着质疑。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甚至大起大落，以及经济结构和体制结构的重大变动，都对经济增长构成了深刻影响和挑战。因此，评价和判断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应特别注意社会经济结构、体制结构方面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演变

  　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农村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农业和轻工业成为经济快速增长部门。1984年以后，农业产出比重开始下降，以轻工业消费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反映在工业增长体制结构方面，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工业由1978年的20%上升到1989年的46%。

  　在消费结构方面，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抵消了农业产出比重下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保证了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旺盛。1980年代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

  　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内需求不足的若干迹象已经出现。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经营不断恶化，乡镇企业发展势头也逐渐趋弱。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社会就业矛盾日益突出，而且使国内消费需求难以像80年代那样支撑经济快速增长。不过，大规模对外开放进展迅速，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外需成为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和境外直接投资的数额逐年上升。有关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只要出口增长在两位数以上，整体经济增长都保持了较快的速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增长下滑就与出口增长的迅速走弱直接相关。

  　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外贸易和境外投资进一步扩大，外需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重化工业进入快速扩张时期。在消费需求方面，经过长期准备和1997年以来政府“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和改革，特别是1998年以后以住房、汽车、电子通讯为代表的新型家电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三大需求的强势增长，使中国经济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低迷状况，呈现了强劲增长趋势，由此带动了重化工业的迅速增长。这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仍在继续，但其可持续性和相关判断却存在争议。实际上，这种争议主要还是源于对体制结构影响的不同判断，而体制结构的影响恰恰是经济转型时期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结构的体制分析

  　中国20多年高速增长是在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中实现的，这是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也是短期发展中不断面临各种矛盾和挑战的原因所在。国内外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分析和判断常常出现严重分歧，其根源也在这里。

  　从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看，中国经济过于依赖外需和投资，短期内难以过渡到以消费需求为主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这是人们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和失衡的忧虑所在，关注的焦点也相对集中在汇率、土地和收入分配政策方面。

  　就消费需求而言，如果不能从体制上扭转分配关系失衡，就难以缓解和抑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消费需求就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扭转收入分配关系的扭曲，最主要的是打破固化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体制性歧视。随着农业产出份额逐步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国内需求不足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要努力形成劳动者集体谈判的有效机制，改变在劳资关系中过于向资方倾斜的做法；增加政府在社会保障、基本住房补贴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逐步扩大分享的覆盖面和分享水平；从体制上抑制行政性垄断部门转嫁经营成本和攫取垄断超额利润的行为。这些方面是增长动力结构向消费需求为主转换的关键。

  　就内外需失衡方面，关键是给予境内外投资以平等待遇。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特征是“两头在外”，加工贸易占重要比重，境外投资（包括投资品）的进入与出口增长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境外投资在内地享有政策优惠，可以避开内地企业所面临的体制性障碍（如融资、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在境外投资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条件下，必须改变开放早期延续下来的重外资、轻内资（特别是轻民营）的做法，形成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

  　中国的投资增长最具有转型时期的特征。尽管从GDP总量结构看，非国有部门的贡献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经超过国有部门，并且在1990年代末已经占有2/3的份额，但在社会总投资的份额却远未达到这一水平。这种状况表明，国有部门的投资在总需求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资金密集领域。国有部门投资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政策的体制性“倾斜”和地方政府的政绩追求，但约束机制主要来自行政层面而非市场，由此往往造成市场信号的扭曲和投资波动过大，造成重复建设和浪费。国有部门投资除了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外，在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领域基本处于垄断地位。当经济结构演变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之后，大规模的基础产业投资，与国有部门投资增长是直接相联系的，1998年之后这一趋势逐渐加强。投资增长的这一特征，使得政府宏观政策组合中，行政手段往往是必须的，甚至是关键性的。

  　总体来说，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失衡现象，是短期周期性因素和长期结构性因素所致，特别是城乡二元、内外二元和国有与非国有（民营）二元的体制结构性倾斜所致。所谓“低成本扩张道路”、出口的高速增长、过度投资以及融资体系风险和分配关系扭曲，无一不与这种体制性二元分割相关联。

  　中国社会发展和体制转型，孕育了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而转型中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结构的变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矛盾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些矛盾和挑战，在平稳度过经济短期波动的同时，通过改革适时促进中长期因素向有利方向发展，是经济潜力不断得到释放的关键。

  　国外如何看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是因为中国利用不断增长的国内储蓄和外国投资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公共教育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私立教育也在逐步发展。

  　——墨西哥《纪事报》

  　自从1979年邓小平实行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经征服了世界，不过用的并非军队而是工厂。中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9%，逐渐崛起为一个贸易大国。数以亿计的低收入工人和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促使贸易飞速发展，对全球石油、矿产、货币和股票市场产生了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

  　中国经济增长比想象的好。一是“稳”，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增长；二是“宽”，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都快速增长；三是“平衡”，进口明显加快，减少了与出口的差距，还有国内消费需求越来越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紧。

  　——德国国家电视台评论

  　中国成功之道首先是培养良好的经商环境，最主要的因素是公共机构和政府政策。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优势是不断适应。改革进程也促进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协调。随着中国的商业环境的迅速变迁，政府角色也可能发生改变。

  　——国际金融公司东亚和太平洋首席经济学家Tenev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归根结底反映了中国领导层的能力。中国政府提拔重用年轻有为的人才，有勇气通过开放提高本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现在到了韩国放下架子虚心向中国学习的时候了。

  　——韩国延世大学经济系教授李斗元

  　（海洋、晓燕编辑整理）

来源： 《人民论坛》2006-12-01 第二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