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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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四副面孔
鲁道夫·希法亭于1877年8月10日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里，中学毕业后进入维也纳学习医学，并于190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希法亭对经济学有浓厚兴趣，尤其是对金融资本有深入的研究，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著作，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权威理论家，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金融资本》是希法亭的代表作，作者对马克思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作了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因而在当时的理论界被当做《资本论》的续篇而大受欢迎。希法亭把资本分成了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他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并把它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希法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是资本高速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开始对早期的自由竞争进行"扬弃"；二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日益紧密，资本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金融资本给资本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很难看到资本的真面貌。从形式上看，金融资本的运动是一种独立的运动，其实金融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反映形式。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道扬镳，从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从本质看，金融资本是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渗透、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它的积累与借贷，给世界经济政治地位带来新的划分。
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是1867年9月，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是1909年圣诞节后面世，只相差42年，而距马克思逝世的1883年也只有27年的时间，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表现出了许多新现象。诸如：货币概念内涵的极度扩大，银行已演变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的金融机构，货币不仅突破了流通领域，而且货币政策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金融产品也繁衍出数量繁多的衍生产品，传统的经济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这些都是马克思当年未能预测到的新现象。 ()①
希法亭在"危机的一般条件"一章中写道：
繁荣和萧条的循环，是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经历的经验和规律，它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是通过危机这个中间环节完成的。在繁荣阶段，一系列生产部门在一定时刻出现滞销，从而使价格下跌。这种现象不断扩大，使生产逐渐受到限制，从而使价格和利润逐渐降低，这个阶段会持续一段长短程度不同的时间。这个阶段之后，生产又重新开始扩大，把产量逐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价格和利润又逐渐上升，直到重新出现下一轮循环的转折点。
……
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实现和增加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目的，这就是说决定生产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关键性因素是利润的实现，而不是消费及其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润，借以维持资本增值的一定程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依赖于资本的增值需要，并不是依赖于消费。资本增值可能性的这种恶化，表示着对生产的限制。 由于周期性地发生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所以资本性质中必然存在着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由这个社会的特殊性质所产生的干扰必然是其症结所在。之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消费关系所带来的狭小基础是危机的一般条件，是因为消费关系基础扩大的不可能性是市场停滞的一般先决条件。如果能够任意扩大消费，就不可能造成生产过剩。然而，消费的扩大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就表示着利润率的降低，因为扩大广大群众的消费就要增长工资，而增长工资又表示着降低剩余价值率，从而降低利润率。因此，如果积累引起达到如此之大的对工人需求的增加，致使利润率出现降低，从而使（作为极限）增加的资本比没有增加的资本不能产生更多的利润，那么积累就必然停止，因为它不能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积累的两个先决条件之间即消费的扩大与利润的实现产生矛盾。由于增值条件反对消费的扩大，而增值条件又是决定性的，因而矛盾就升级为危机。但狭小的消费基础只是危机的一般条件之一，所以"消费不足"的论断，根本不能说明危机本身，尤其不能由此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因为周期性本身是不能以某种经常出现的现象来说明的。① ()
综上所述，用"消费不足"或"扩大需求"来解决矛盾，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点，无论是马克思和希法亭都未能找到解毒的灵丹妙药，只能期盼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专政。
但事实上，资本主义虽然不断地经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但一段萧条过后，又能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并表现为如下四副面孔：
1.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政府试图引导市场，最经常的方式是支持它认为会成为"赢家"的特定行业；
2.寡头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权利和财富的相当大部分由一小批个人和家族所拥有；
3.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由历史悠久的巨型企业时行的；
4.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小型的创新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
《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一书的三位作者很可能都是犹太人。按照他们的观点，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资者决定哪些行业甚至哪些企业应当增长。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执行这些政策，采用各种政策工具去帮助那些被选中的"赢家"。为什么政府要"指挥经济交通"呢？部分原因可能是政治领导人希望利用他们的权力从赢家的行业和企业那里获得财富和其他好处。寡头经济的领导者的主要目标是自己的帮派利益。而不是经济增长。相反，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政府通常采取的立场是，对经济中的资源配置采取中央计划式的干预或影响，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佳方式。 ()①正如亚洲的国家导向型经济体的可观增长业绩所证明的那样，只有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奇迹"（要不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增长不知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在那些落后的国家中，只要引进或模仿先进的技术，再加上低廉的劳动力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战略非常成功。但是，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很危险。不仅会使人们认为"国家导向永远管用"，而且易发腐败，资源和特权的交易，迫使政府常常支持那些失败的行业而不是那些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并不能激发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一旦遇到金融危机，国家经济就面临全面崩溃。 寡头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尽管经济体制名义上属于资本主义，财产权制度保护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但政府的政策设计主要或完全是为了促进人口中极少数人（通常是非常富有的人）的利益，或者更加糟糕，为了促进那些执政的集权统治者们及其亲朋好友的利益。不幸的是，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不仅存在于拉美、前苏联，而且存在于中东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有人称之为"强盗统治"。在这些国家中，基尼系数非常高， ()①经济缓慢增长，腐败非常严重，自然资源丰富而危险。俄罗斯曾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不光彩地为寡头的影响推波助澜的国家。普京哀叹说："（俄罗斯）政府和地方当局未能为中小企业的繁荣创造条件。每一个开办新企业和注册公司的人都应当获得个人（勇敢）勋章。"②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济学家熊彼特人生的最后时期，熊彼特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担心，企业家活动越来越向大型老牌企业发展，后者不仅拥有支撑创新活动的资金，而且还享有足够大的市场地位可以使其创新活动得到充足的利润。熊彼特还担心，美国大企业日益滋长的官僚化会抑制未来的创新，特别是紧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需的大规模生产之后。另一位公众知名度更高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也撰文讨论了战后初期大型老牌企业之势力的增长。但是，与熊彼特不同，加尔布雷斯并不担心美国企业的商业思想会枯竭。相反，他的担忧在于，大型企业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将会需要工会和政府这样的"制衡力量"来约束公司的各种过分行为、浪费性的广告、过分奢侈的形象打造以及过度的利润。
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担心的都是我们称之为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制度，换言之，那些被大企业所主宰的经济体制，在这些企业中，最初的创办者或是已经退出企业舞台，或是不再有效地控制该企业。这类企业的所有权广泛分散于很多股东之间，通常包括某些大型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学和基金会等等类似机构）。职业经理人是这些"委托者"的"代理人"，导致了著名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如何确保经理们持续地按照其所管理的企业的所有者们的最佳利益行事的难题。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通常是寡头性的。这就是说，它以市场上运营的大型企业为特征，由于这些市场的规模有限，它只能支撑那些少数的、有能力利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巨大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因为存在"网络效应"，即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有多少其他用户使用它们，如通讯网络、股票市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特别是计算机软件。这类市场倾向于高度集中，有时甚至是垄断的，因为那些能够成功地建立起大量用户的企业可以将可能的进入者排除出去。简而言之，大企业资本主义的最大好处是在于它产生了充足的大规模的现金流，可以用来资助该企业本身对现代经济主流产品和服务进行持续的增量性改进。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可能是僵化、不愿创新和反对变化的。
资本主义的第四种类型是：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中，经济的大量参与者不仅有无穷的动力和激励进行创新，而且从事前沿性或突破性的创新并使之商业化。这些发明比大企业资本主义特有的增量性创新要大胆的多。这些创新通过企业家们自己或其他现有企业的改进和完善，共同改善了生活水平，其程度是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这类例子包括汽车和飞机；导致了电话和互联网产生的电报；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电的出现；空调，它使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人们可以住得更温暖，并且逐渐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多前沿性创新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并在其周围引发一些新行业的诞生，以上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例子。这些创新或是成为其他产品或技术赖以出现的"平台"（例如，电或是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或是成为帮助创造和支持很多"辐射品"（汽车及其相关产业）的"中心"。由这些前沿性创新派生出来的行业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率提高，从而促进了全国性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新企业创办特别活跃的那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或者，如大卫·奥德瑞和他在马普研究所的同事们所认为的那样："企业家通过为知识的溢出提供渠道而贡献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将无法被商业化。"① () 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接纳并且鼓励变化，用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一位以色列的前首席科学家说过，以色列如此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人民有一种高度的危机感，随时都面临着外部的威胁，不创新就意味着死亡。所以，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具有推动这些创新型企业家创新的客观条件。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要么陷入了寡头型经济体制之中，要么会陷入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这两种体制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然而，实现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转化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第一，易于创办和发展企业。为了鼓励企业家型企业的产生，政府应当降低"正式手续"的成本（包括企业和资产的注册，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权利），建立可持续的破产制度，促进民间金融部门的形成和增长（从而使大部分企业容易获得创新和发展的资本）。
第二，鼓励生产性企业做大蛋糕，并获得合理的回报。企业家有两种活动：创新和模仿，只有通过将新产品和服务商业化，或者采纳新的和更好的创造或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方法，经济学的前沿才能向前推进。在这两种活动下，为了保障企业能够获得成功的回报，政府不仅要避免过度征税，还要实施有效的法制、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合适三位监管和创意性奖励及引导，大力支持研发活动，并努力将大学的发明商业化。
第三，制止非生产性活动。企业家活动的一个罪恶孪生子是非生产性活动，比如侵权、贿赂或合法性的寻租，不仅浪费企业家的时间，而且不利于他们将蛋糕做大。如果一个企业家通过非生产性活动可以增加财富，整个社会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社会市场会更加恶劣。
第四，通过更加开放的政策，抑制垄断，能够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此外，文化、教育、宏观经济稳定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化也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在中国，在不同时期，同样的被认为对增长有利的文化被指责为经济表现不佳的罪魁祸首（儒家思想被认为与企业家精神和努力工作相矛盾），还有人认为，正是"亚洲价值观"和"权贵资本主义"导致了东南亚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于民主嘛，对抵御寡头型资本主义和大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中的腐败和黑暗是一剂良药。
纵观所有这些模式，人们倾向于得出结论（主要基于亚洲小虎们出色的增长业绩，以及更为近期的、中国的可观的增长记录）认为，希望实现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寡头经济除外），应当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的确，较富裕国家的存在本身似乎就在诱惑贫穷国家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它们似乎只需要模仿那些富裕经济所提供的充满希望的目标，即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和产业，与那些拥有廉价但易于训练和工作积极性高的工人的本地企业相比，它们在竞争优势上略低一筹，只要这些本地企业能够获得外国技术和必要的资本设备。国家导向对精英集团和政府官僚也具有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当他们好像是在或者实际上的确在"管理"本地经济时，他们的权力得到提升，而且，当国家要求创办和经营企业需要得到许可时，这便为贿赂打开了大门，为这些集团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将国家导向作为既快又好的应对增长挑战的手段时，我们劝他们三思而后行。 即便是中国大陆过去20年里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不能说明国家导向对经济增长非常必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的确不符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导向型经济，在这里，中央政府似乎通过几大国有银行为一些行业中经过挑选的、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提供投资资金。而且，中国经济的有些部门，主要是能源和农业，是由政府直接管理或所有的，因而保持着中央计划管理。就农业来说，中国政府仍然保持长达30年的土地承包期，没有给农民们明确的土地所有权，这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投资和改善的激励，从而也加剧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
然而，在过去三十年中，我国领导人已经另辟蹊径，鼓励企业家活动。不管是出于设计，还是出于必需，中央已经将经济和政治的决策权下放给省和市政府，这些政府反过来利用它们被扩大的自由参与生产性活动，以及为某些本地的私营"明星企业"提供许可、激励以及其他优惠（这些好处通常是靠"灰色支付"，或者不太礼貌的说法，靠贿赂购买来的）。但是，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容忍了无数其他企业家型实体的出现，这些企业主要在中国较富裕的东部地区大量生产，至少按照一种衡量指标，到2003年，中小企业占到了中国经济GDP的一半。
但是，中国的模式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中央计划的传统。此外，中国尽管并不完全具有我们在前文中提出的、一种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所必需的两个要素，但它还是取得了进步：这两个要素是有效实施的产权和合约权，能够为企业家提供资本用于支持其企业的金融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仍在改善过程中，正式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官方的国有银行--不给新企业贷款，但却继续将资金提供给国有企业（虽然这种现象应当改变，因为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部分承诺，国有银行将在2007年时实现私有化）。结果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通常靠高利贷或从非正规的金融部门或投资者那里借款（包括家庭和朋友）来支撑自己的企业。非正规的法律和融资将逐渐达到其极限，为了使中国的企业家活动达到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必须发展更为正式的经营企业的方式。外国投资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与他们打交道，正式的法律和融资应当逐渐覆盖到中小企业那里。
中国的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外国投资者采取的欢迎姿态。投资者们也做出了回应，向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不断增长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到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2004年一年就吸引了超过600亿美元的资金。虽然对合同与产权的保护以及支撑这些制度的法庭都远不理想，而且腐败现象很普遍，但外国投资者还在继续涌入中国，这一点令人吃惊。我们对这种古怪现象的最好解释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巨大国内市场使这个国家"大的难以被错过"，因此，投资者们看上去很乐于等待法律和制度体系的改善。中国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内容，同意做出必要的改变，进一步开放其经济中一直限制外国进入的部分（主要是金融服务），使投资者相信他们的希望能够实现。
鲁道夫·希法亭于1877年8月10日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里，中学毕业后进入维也纳学习医学，并于190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希法亭对经济学有浓厚兴趣，尤其是对金融资本有深入的研究，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著作，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权威理论家，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金融资本》是希法亭的代表作，作者对马克思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作了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因而在当时的理论界被当做《资本论》的续篇而大受欢迎。希法亭把资本分成了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他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并把它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希法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是资本高速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开始对早期的自由竞争进行"扬弃"；二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日益紧密，资本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金融资本给资本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很难看到资本的真面貌。从形式上看，金融资本的运动是一种独立的运动，其实金融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反映形式。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道扬镳，从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从本质看，金融资本是指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互渗透、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它的积累与借贷，给世界经济政治地位带来新的划分。
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是1867年9月，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是1909年圣诞节后面世，只相差42年，而距马克思逝世的1883年也只有27年的时间，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表现出了许多新现象。诸如：货币概念内涵的极度扩大，银行已演变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的金融机构，货币不仅突破了流通领域，而且货币政策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金融产品也繁衍出数量繁多的衍生产品，传统的经济危机也转化为金融危机，这些都是马克思当年未能预测到的新现象。 ()①
希法亭在"危机的一般条件"一章中写道：
繁荣和萧条的循环，是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经历的经验和规律，它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是通过危机这个中间环节完成的。在繁荣阶段，一系列生产部门在一定时刻出现滞销，从而使价格下跌。这种现象不断扩大，使生产逐渐受到限制，从而使价格和利润逐渐降低，这个阶段会持续一段长短程度不同的时间。这个阶段之后，生产又重新开始扩大，把产量逐渐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价格和利润又逐渐上升，直到重新出现下一轮循环的转折点。
……
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满足需要。实现和增加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目的，这就是说决定生产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关键性因素是利润的实现，而不是消费及其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得一定的利润，借以维持资本增值的一定程度。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依赖于资本的增值需要，并不是依赖于消费。资本增值可能性的这种恶化，表示着对生产的限制。 由于周期性地发生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所以资本性质中必然存在着危机周期性发生的原因，由这个社会的特殊性质所产生的干扰必然是其症结所在。之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消费关系所带来的狭小基础是危机的一般条件，是因为消费关系基础扩大的不可能性是市场停滞的一般先决条件。如果能够任意扩大消费，就不可能造成生产过剩。然而，消费的扩大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就表示着利润率的降低，因为扩大广大群众的消费就要增长工资，而增长工资又表示着降低剩余价值率，从而降低利润率。因此，如果积累引起达到如此之大的对工人需求的增加，致使利润率出现降低，从而使（作为极限）增加的资本比没有增加的资本不能产生更多的利润，那么积累就必然停止，因为它不能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正因为如此，积累的两个先决条件之间即消费的扩大与利润的实现产生矛盾。由于增值条件反对消费的扩大，而增值条件又是决定性的，因而矛盾就升级为危机。但狭小的消费基础只是危机的一般条件之一，所以"消费不足"的论断，根本不能说明危机本身，尤其不能由此说明危机的周期性，因为周期性本身是不能以某种经常出现的现象来说明的。① ()
综上所述，用"消费不足"或"扩大需求"来解决矛盾，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特点，无论是马克思和希法亭都未能找到解毒的灵丹妙药，只能期盼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专政。
但事实上，资本主义虽然不断地经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但一段萧条过后，又能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并表现为如下四副面孔：
1.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政府试图引导市场，最经常的方式是支持它认为会成为"赢家"的特定行业；
2.寡头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权利和财富的相当大部分由一小批个人和家族所拥有；
3.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由历史悠久的巨型企业时行的；
4.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经济中，小型的创新企业发挥着重要作用。② ()
《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一书的三位作者很可能都是犹太人。按照他们的观点，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资者决定哪些行业甚至哪些企业应当增长。政府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执行这些政策，采用各种政策工具去帮助那些被选中的"赢家"。为什么政府要"指挥经济交通"呢？部分原因可能是政治领导人希望利用他们的权力从赢家的行业和企业那里获得财富和其他好处。寡头经济的领导者的主要目标是自己的帮派利益。而不是经济增长。相反，在国家资本主义中，政府通常采取的立场是，对经济中的资源配置采取中央计划式的干预或影响，是推动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佳方式。 ()①正如亚洲的国家导向型经济体的可观增长业绩所证明的那样，只有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可以保持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奇迹"（要不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增长不知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在那些落后的国家中，只要引进或模仿先进的技术，再加上低廉的劳动力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投资，"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战略非常成功。但是，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甚至很危险。不仅会使人们认为"国家导向永远管用"，而且易发腐败，资源和特权的交易，迫使政府常常支持那些失败的行业而不是那些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并不能激发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一旦遇到金融危机，国家经济就面临全面崩溃。 寡头型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尽管经济体制名义上属于资本主义，财产权制度保护那些拥有大量财产的人，但政府的政策设计主要或完全是为了促进人口中极少数人（通常是非常富有的人）的利益，或者更加糟糕，为了促进那些执政的集权统治者们及其亲朋好友的利益。不幸的是，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不仅存在于拉美、前苏联，而且存在于中东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有人称之为"强盗统治"。在这些国家中，基尼系数非常高， ()①经济缓慢增长，腐败非常严重，自然资源丰富而危险。俄罗斯曾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不光彩地为寡头的影响推波助澜的国家。普京哀叹说："（俄罗斯）政府和地方当局未能为中小企业的繁荣创造条件。每一个开办新企业和注册公司的人都应当获得个人（勇敢）勋章。"②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经济学家熊彼特人生的最后时期，熊彼特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企业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担心，企业家活动越来越向大型老牌企业发展，后者不仅拥有支撑创新活动的资金，而且还享有足够大的市场地位可以使其创新活动得到充足的利润。熊彼特还担心，美国大企业日益滋长的官僚化会抑制未来的创新，特别是紧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需的大规模生产之后。另一位公众知名度更高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也撰文讨论了战后初期大型老牌企业之势力的增长。但是，与熊彼特不同，加尔布雷斯并不担心美国企业的商业思想会枯竭。相反，他的担忧在于，大型企业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社会将会需要工会和政府这样的"制衡力量"来约束公司的各种过分行为、浪费性的广告、过分奢侈的形象打造以及过度的利润。
熊彼特和加尔布雷斯担心的都是我们称之为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制度，换言之，那些被大企业所主宰的经济体制，在这些企业中，最初的创办者或是已经退出企业舞台，或是不再有效地控制该企业。这类企业的所有权广泛分散于很多股东之间，通常包括某些大型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学和基金会等等类似机构）。职业经理人是这些"委托者"的"代理人"，导致了著名的"委托-代理"问题，即如何确保经理们持续地按照其所管理的企业的所有者们的最佳利益行事的难题。大企业型资本主义通常是寡头性的。这就是说，它以市场上运营的大型企业为特征，由于这些市场的规模有限，它只能支撑那些少数的、有能力利用新技术所提供的巨大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因为存在"网络效应"，即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取决于有多少其他用户使用它们，如通讯网络、股票市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特别是计算机软件。这类市场倾向于高度集中，有时甚至是垄断的，因为那些能够成功地建立起大量用户的企业可以将可能的进入者排除出去。简而言之，大企业资本主义的最大好处是在于它产生了充足的大规模的现金流，可以用来资助该企业本身对现代经济主流产品和服务进行持续的增量性改进。其最糟糕之处在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可能是僵化、不愿创新和反对变化的。
资本主义的第四种类型是：企业家型资本主义。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中，经济的大量参与者不仅有无穷的动力和激励进行创新，而且从事前沿性或突破性的创新并使之商业化。这些发明比大企业资本主义特有的增量性创新要大胆的多。这些创新通过企业家们自己或其他现有企业的改进和完善，共同改善了生活水平，其程度是我们的祖先无法想象的。这类例子包括汽车和飞机；导致了电话和互联网产生的电报；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的电的出现；空调，它使得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人们可以住得更温暖，并且逐渐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多前沿性创新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并在其周围引发一些新行业的诞生，以上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例子。这些创新或是成为其他产品或技术赖以出现的"平台"（例如，电或是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或是成为帮助创造和支持很多"辐射品"（汽车及其相关产业）的"中心"。由这些前沿性创新派生出来的行业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率提高，从而促进了全国性的经济增长，也促进了新企业创办特别活跃的那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或者，如大卫·奥德瑞和他在马普研究所的同事们所认为的那样："企业家通过为知识的溢出提供渠道而贡献于经济增长，如果没有他们，这些知识将无法被商业化。"① () 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接纳并且鼓励变化，用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一位以色列的前首席科学家说过，以色列如此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人民有一种高度的危机感，随时都面临着外部的威胁，不创新就意味着死亡。所以，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具有推动这些创新型企业家创新的客观条件。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要么陷入了寡头型经济体制之中，要么会陷入大企业型资本主义，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从这两种体制转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然而，实现向企业家型经济体制转化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第一，易于创办和发展企业。为了鼓励企业家型企业的产生，政府应当降低"正式手续"的成本（包括企业和资产的注册，雇佣和解雇员工的权利），建立可持续的破产制度，促进民间金融部门的形成和增长（从而使大部分企业容易获得创新和发展的资本）。
第二，鼓励生产性企业做大蛋糕，并获得合理的回报。企业家有两种活动：创新和模仿，只有通过将新产品和服务商业化，或者采纳新的和更好的创造或提供现有产品和服务的方法，经济学的前沿才能向前推进。在这两种活动下，为了保障企业能够获得成功的回报，政府不仅要避免过度征税，还要实施有效的法制、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合适三位监管和创意性奖励及引导，大力支持研发活动，并努力将大学的发明商业化。
第三，制止非生产性活动。企业家活动的一个罪恶孪生子是非生产性活动，比如侵权、贿赂或合法性的寻租，不仅浪费企业家的时间，而且不利于他们将蛋糕做大。如果一个企业家通过非生产性活动可以增加财富，整个社会将会面临更大的风险；社会市场会更加恶劣。
第四，通过更加开放的政策，抑制垄断，能够使市场竞争的赢家继续保持创新势头；此外，文化、教育、宏观经济稳定以及政治上的民主化也对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在中国，在不同时期，同样的被认为对增长有利的文化被指责为经济表现不佳的罪魁祸首（儒家思想被认为与企业家精神和努力工作相矛盾），还有人认为，正是"亚洲价值观"和"权贵资本主义"导致了东南亚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于民主嘛，对抵御寡头型资本主义和大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中的腐败和黑暗是一剂良药。
纵观所有这些模式，人们倾向于得出结论（主要基于亚洲小虎们出色的增长业绩，以及更为近期的、中国的可观的增长记录）认为，希望实现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寡头经济除外），应当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的确，较富裕国家的存在本身似乎就在诱惑贫穷国家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它们似乎只需要模仿那些富裕经济所提供的充满希望的目标，即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和产业，与那些拥有廉价但易于训练和工作积极性高的工人的本地企业相比，它们在竞争优势上略低一筹，只要这些本地企业能够获得外国技术和必要的资本设备。国家导向对精英集团和政府官僚也具有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当他们好像是在或者实际上的确在"管理"本地经济时，他们的权力得到提升，而且，当国家要求创办和经营企业需要得到许可时，这便为贿赂打开了大门，为这些集团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将国家导向作为既快又好的应对增长挑战的手段时，我们劝他们三思而后行。 即便是中国大陆过去20年里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不能说明国家导向对经济增长非常必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的确不符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导向型经济，在这里，中央政府似乎通过几大国有银行为一些行业中经过挑选的、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提供投资资金。而且，中国经济的有些部门，主要是能源和农业，是由政府直接管理或所有的，因而保持着中央计划管理。就农业来说，中国政府仍然保持长达30年的土地承包期，没有给农民们明确的土地所有权，这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投资和改善的激励，从而也加剧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
然而，在过去三十年中，我国领导人已经另辟蹊径，鼓励企业家活动。不管是出于设计，还是出于必需，中央已经将经济和政治的决策权下放给省和市政府，这些政府反过来利用它们被扩大的自由参与生产性活动，以及为某些本地的私营"明星企业"提供许可、激励以及其他优惠（这些好处通常是靠"灰色支付"，或者不太礼貌的说法，靠贿赂购买来的）。但是，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容忍了无数其他企业家型实体的出现，这些企业主要在中国较富裕的东部地区大量生产，至少按照一种衡量指标，到2003年，中小企业占到了中国经济GDP的一半。
但是，中国的模式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中央计划的传统。此外，中国尽管并不完全具有我们在前文中提出的、一种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所必需的两个要素，但它还是取得了进步：这两个要素是有效实施的产权和合约权，能够为企业家提供资本用于支持其企业的金融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仍在改善过程中，正式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官方的国有银行--不给新企业贷款，但却继续将资金提供给国有企业（虽然这种现象应当改变，因为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部分承诺，国有银行将在2007年时实现私有化）。结果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通常靠高利贷或从非正规的金融部门或投资者那里借款（包括家庭和朋友）来支撑自己的企业。非正规的法律和融资将逐渐达到其极限，为了使中国的企业家活动达到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必须发展更为正式的经营企业的方式。外国投资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与他们打交道，正式的法律和融资应当逐渐覆盖到中小企业那里。
中国的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外国投资者采取的欢迎姿态。投资者们也做出了回应，向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不断增长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到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2004年一年就吸引了超过600亿美元的资金。虽然对合同与产权的保护以及支撑这些制度的法庭都远不理想，而且腐败现象很普遍，但外国投资者还在继续涌入中国，这一点令人吃惊。我们对这种古怪现象的最好解释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巨大国内市场使这个国家"大的难以被错过"，因此，投资者们看上去很乐于等待法律和制度体系的改善。中国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内容，同意做出必要的改变，进一步开放其经济中一直限制外国进入的部分（主要是金融服务），使投资者相信他们的希望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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