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通知的贯彻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五一六”通知的贯彻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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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此后， “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和全国各地一样，朝阳地区也卷入到贯彻“五一六”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性运动中来。
    1966年初，朝阳地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没结束，教育界、文化界已经开始对邓拓、吴晗的声讨，“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据《朝阳日报》1966年5月17日头版头条报道，“我们地区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以战斗的姿态投入到反击邓拓一小撮反党分子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中来。大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彻底摧毁‘三家村黑店’，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把社会主”“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朝阳专区、朝阳县和朝阳镇的厂矿工人，各界妇女，青年、解放军战士、财贸战线职工、文艺界人士、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师生和公社社员，都分别集会，声讨邓拓一小撮反党分子恶毒地攻击党，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攻击社会主义的罪行。建昌、喀左、北票、朝阳等县各界人民群众也纷纷集会，向邓拓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近日来，全地区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纷纷写文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用笔杆当枪杆，向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
    1966年5月17日，朝阳地委第18次常委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批判邓拓的指示及东北局会议精神，即组织机关干部学习讨论批判与学习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思想上要动员起来，党委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统一指挥；成立领导小组，成立参谋部，组织队伍（包括工农兵）；出题目（要有针对性）。朝阳地委提出要成立领导小组、参谋部、办公室。朝阳“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有侯国英、陈士鳌、王学敏、李克、李永平、孙天凡、陈桐、郭玉亭、张国发，办公室主任由地委宣传部长兼。同时对本地区的下步行动提出了具体意见：收集中央有关文件，收集朝阳全区的基本活动情况，对师范学院、中学（重点学校），主要对教员进行摸底。
    会后，经过摸底，对全地区“文革”情况又有了进一步了解。大学基本是每周3个半天学习，批判进行的比较正常，批判的情况是：一种是口号式的，一种是联系自己家史批判、一种是联系自己思想实际进行批判。地直机关领导干部已基本坐下来，财贸系统行动比较快，工青妇都组织了声讨会，机械公司组织1200人的声讨大会。各县都非常重视，积极组织座谈，召开大会进行声讨。工农兵群众反映比较强烈，报社每月收稿达一万余件，并且，报纸、杂志一旦印发就被人们一抢而空。全区的先进人物都写了文章。但也有及少数人说这是小题大做，有的观望不做声，有的认识模糊、吞吞吐吐。在城里还发现了“反动标语”。此间，辽宁省教育厅发出通知，高小、初中不搞毕业生考试，只搞升学考试。
    5月23日，中共朝阳地委接到中央“五一六”通知后，地委常委立即进行了学习和研究。当天下午，地委召开了地直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地委书记侯国英传达了文件。24日分组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地委常委讨论提出：中央的通知是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毛泽东思想的纲领性文件。……与会同志表示：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揭露和批判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受《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等一系列社论舆论的影响和蛊惑，自《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广播后，朝阳地区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干部及知识分子，不断地举行座谈会，热烈拥护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声讨前北京市委一伙“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在朝阳镇，各机关、企业、学校里写了许多拥护党中央的大字报、黑板报和墙报。北票、喀左、建昌、建平、凌源等县的各界群众也都举双手拥护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新北京市委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怒斥“三家村”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滔天罪行。建昌县乡村利用田间作业前后的时间举行座谈；北票矿区五间房公社城子地大队山区建设队的贫下中农，写了很多文章，贴满了队部的墙，一致拥护党中央这一英明决定。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师生员工和边杖子公社姑营子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集会，热烈拥护党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英明决定，会场上布满了欢呼党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标语，同学们念着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会场上一片欢腾气氛。朝阳军分区的战士们，听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后，一致要求召开座谈会，谈出自己的心里话。座谈会上，战士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谈认识，表决心。朝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断升温。6月，凌源中学成立了以“毛主席的红卫兵”为名称的群众组织，并且从6月19日起，这个学校的教师就不敢管学生，有的班主任也不敢上班级了。
    6月14日晚上，中共朝阳地委和朝阳专员公署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搞好夏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以搞好夏锄生产的实际行动回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诬蔑。会议认为，“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实现今年农业增产计划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经济意义”。会议特别强调：搞好夏锄生产是最根本的根本。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抓革命促生产，提高广大干部和社员阶级觉悟和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各级领导要坚持蹲点劳动，以点带面，实行民主种田；充分发挥科学实验小组的作用，实行科学种田；要把比学赶帮超运动深入地开展起来；加强劳动管理，提高劳动效率；注意安排好社员生活，实现夏锄生产高标准、高质量的要求。
    6月23日，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桓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揪出来的消息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们争相收听。24日下午，地、专直属机关和驻朝阳镇各单位，纷纷举行声讨会，声讨周桓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表示要彻底挖净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打垮他们这伙黑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到1966年6月中旬，朝阳地区被大字报点名的人员达1300名，被揪出的有282名；被点名的重点单位89个。鉴于朝阳地区的实际情况，朝阳地委常委会议决定，朝阳地区的重点放在市级文化教育单位，农村全日制的完中也要搞，城市小学教员可利用假期集中搞。斗争的锋芒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学术权威人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必须与“四清”运动紧密结合，现在未搞揭发的就不搞了，可以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已揭发出来的要组织批判，但必须有领导的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积极方面来，搞好生产、工作，支持“文化大革命”。城市街道、农村公社以下单位都不搞。……做好城乡小学教师的集训准备工作。认真抓好排队工作。组织工作组和工作队，加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在搞好“文化大革命”和“四清”的同时，必须搞好整建党工作。
    1966年7月2日，朝阳地委传达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决定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和工作队，向全区15所大学、中专、高中，64所初中派工作组和工作队员337人。“文化大革命”运动首先在文化、教育等单位开展，然后发展到全地区的党政机关。9月初，首先在学校建立“红卫兵” 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成立群众性造反组织。
    辽宁省委扩大会议之后，朝阳地委于7月5日，召开了有144人参加的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传达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东北局、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和指导方针。对彭、陆、罗、杨的反党罪行，表示极为愤慨。经过反复讨论，提高了与会同志的思想认识，检查了过去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阶级斗争认识不清，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及其深远意义很不明确。在运动初期，把这场你死我活的严重阶级斗争，认为是“学术之争”、“几篇文章、几个剧本，翻不了大船”；“文化大革命”是“文化部门的事，与己无关”；是“中央机关的事，下边没有资产阶级人物和权威”等错误思想。一致认为：毛主席提出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批评，完全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会议中进一步揭发了朝阳地区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认为有些思想文化阵地，长期被资产阶级“权威”所把持，散布大量毒素，进行资本主义复辟阴谋活动。一是在文化艺术界，被揪出来的专署文教局副局长孙天范，几年来在领导朝阳地区文化艺术工作中，贯穿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极力反对演革命现代戏。说演员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朝阳地区在所谓“继承遗产、抢救剧目”的幌子下，城乡舞台坏剧目到处可见。仅朝阳剧院从1961年到1965年共演戏354出，其中坏戏占77%。二是在文艺创作上，极力鼓吹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在新闻界，朝阳日报社副总编辑商周，长期坚持资产阶级办报方向，抵制宣传毛泽东思想，强调报纸的“知识性”、“趣味性”，极力支持把“新闻报导比做吃啥有啥”、“达到人人满意”……，亲自责成有关编辑，在报上吹捧《兵临城下》、《谢瑶环》等坏剧坏戏，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四是在教育界，许多单位的领导权或明或暗地被资产阶级“权威”所把持。他们公开抵制毛主席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顽固地坚持资本主义办学路线，极力宣扬“智育第一”，反对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劳动教育，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学校公开取消政治课，不准毛主席语录进课堂。……五是在党政机关、工交、财贸等单位，也是“朝里不清”。有的利用职权大肆放毒，打击好人，包庇坏人。有的垄断技术资料，打击工人技术革命，许多企业领导干部只搞业务，抵制突出政治，反对“四个第一”现象相当严重。
    根据毛主席关于 “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以及东北局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结合朝阳地区情况，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对“文化大革命”运动做出了安排。1. 集中力量先搞好教育、文艺、新闻等三个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对开展运动的单位都派去工作队（组）。2. 对暂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地、县、镇党政机关、工交、财贸、卫生等单位，没搞过“四清”的，要待“四清”时解决。前段已经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要转好，在转之前必须对广大群众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将中央和国务院通知精神向广大群众进行传达贯彻，端正认识，保护其革命热情……。 3. 对已经结束“四清”的单位，要拿出一段时间，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4. 将要进行“四清”的北票县、北票矿务局，从清思想政治入手，先搞“文化大革命”，结合“四清”进行。5. 在暑假期间，分两批进行小学教师集训工作。主要是抓准少数典型，组织群众进行批判斗争。绝大多数小学教师的问题，要待“四清”解决。
    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后，全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由于各县传达贯彻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东北局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广大群众的大字报从揭发一般性问题转向政治问题，打击的锋芒集中到少数人身上。“左”派队伍不断扩大，中间派积极向“左”派靠拢，“右派”纷纷落网。特别是明确了集中力量搞好“三个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又派出了较强的工作队，领导更加主动。全区开展运动145个单位，共派出工作队（组）111个，工作队员394名，分别在7月12、13日进点。根据省委最近通知精神，于7月21、22日在农村一部分中学派出的工作队收缩16个，队员86名，充实“四清”工作队。
    1966年7月9日，根据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党委的请示，经过常委讨论，确定院党委副书记刘平之为内部批判对象，并向省委发出报告。
    1966年8月8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中央十六条）发布后，朝阳地区各界群众和师生，“群情激愤，革命精神大振”，纷纷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决心，热烈拥护党中央全会公报。8月19日，中共朝阳地委发出了《中共朝阳地委关于学习和宣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地学习好，宣传好，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通过学习讨论和广泛深入地宣传，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工、农业生产搞的更好；把各行各业都办成革命化大学校。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一是各级党组织要立即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讨论，领会公报的精神实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促进思想革命化。二是广泛深入地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各级党组织要动员所有的宣传力量（报告员、宣传员、小学教员、下乡干部），各级负责干部要向群众进行宣传。对四类分子要由专人单独给他们作宣传。三是报纸、有线广播、黑板报都要把公报的宣传作为当前的中心。各级党校、各种训练班、会议，都要把公报作为重要内容。四是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宣传工具，进行宣传活动。
    8月23日，辽一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以下简称“主义兵”），把一批大字报贴在了朝阳镇委办公楼的墙上。当时，内部有通知，党政机关办公地点不允许张贴大字报，因此朝阳镇委派镇宣传部副部长李会仁去揭掉大字报，被辽一师“主义兵”揪住并进行斗争和游街。李会仁成为朝阳地区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游斗的人，朝阳地区也从此刮起了游斗风。到8月26日，据统计全地区戴高帽的111人，被游街的21人。
    到1966年8月底，朝阳地区各城镇都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并在农村引起了强烈反响。城内的红卫兵有的到农村去，农村中也都跟着城内的做法组织起红卫兵，也是涌向街头，大张旗鼓地宣传十六条，横扫“四旧”，大立毛泽东思想，凌源县声势最大。朝阳铁路中学学生提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北票县的土城子、桃花吐、下府、上园、金岭寺；朝阳县的召都巴、大平房、西大营子、七道泉子、凌北、七道岭等地也掀起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运动，建平、建昌、喀左县也开始行动起来。
    9月初，朝阳地区首先在学校建立“红卫兵”组织，机关、企事业单位成立了群众性造反组织。在北京红卫兵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大串联开始后，城乡中学学生迅速行动起来，建立红卫兵组织，组成各种名称的战斗队，冲向社会，到外地进行大串联。
    朝阳城内的“红卫兵”给朝阳县七道泉子公社贴了一张限期扒掉庙宇的大字报后，几天内就扒掉小庙千余个。搬掉各种神仙像，挂起了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版。算命先生、香头、神汉向贫下中农坦白、交代过去欺骗人的种种活动。不少带有封建意识的地名、店名改掉了，什么“佛爷洞”“四官营子”“三官甸子”等等，全部换上了富有新思想的名字。大车店门口挂的红帽圈也拿掉了。八宝中学的红卫兵将凤凰山上寺卧佛洞内的辽代石雕卧佛用炸药炸毁，洞内的三尊石佛和十八罗汉像也同时被毁；小西寺内的珍贵文物——辽代玉石观音像也被推倒、砸坏。北票下府中学的红卫兵，袭击了下府的喇嘛庙和12个喇嘛，搞出铜佛1940个，铜制迷信器具1793斤，旧书1285本，旧画125幅，香炉87个，银圆67块，金箭（过去喇嘛用其杀人无罪的凶器）一把，子弹28发，土枪一支，还有经卷、算命书、香等。北票八家子公社的一个地主分子自动向红卫兵交出1.75公斤毒品、18发子弹、两本变天帐。各县妇女较普遍地剪掉了长发。红卫兵的行动，使一些群众产生了恐慌，北票县下府公社的一个贫农社员，过去是神汉，红卫兵贴大字报，令其交出迷信用品，因害怕挨斗上吊自杀。建昌县娘娘庙公社学生搜地主、富农，打死一个地主、一个富农和富农的女儿。一些农民花鞋不敢穿，话不敢多说，甚至发问：城里带高帽游街这样多，还向不向农村发展？凌源县万元店公社有两个大队的农民也组织了红卫兵，到各户扫“四旧”，使生产受到了影响。
    根据《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东北局的紧急通知和省委9月5日的电话会议精神及朝阳地区运动发展实际，地委和各县委对“抓革命，促生产”做出了详细的安排。地委发出了紧急指示，各县都召开了干部会、广播会、电话会，把中央和东北局、省委的指示精神迅速传达到基层干部和工厂农村。省委9月5日电话会议后，地县抓生产的同志陆续下去，并从机关中抽调1100多名干部下去，实行“三带”，和贫下中农一道搞好秋收。
    在组织机关干部的同时，各县都召开了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会，传达贯彻中央的决定，学习“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讨论和安排中学以上学生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通过讨论和激烈的争论，大部分学校的学生统一了认识，陆续到农村去参加秋收。到9月18日统计，全区下去7300多人，占中学生总数的25%。
    各县、镇委根据东北局的紧急通知、省委电话会议和地委、专署的紧急指示精神，对“抓革命，促生产”都做了具体安排，划分了两条战线，组成了两套领导班子，并抽出一部分干部到农村进行工作。同时，各县、镇还召开广播会（或电话会）把省委电话会议精神传达到基层。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集中力量投入到秋收生产中来。到9月17日统计，全地区有50万人参加秋收，已收割大田150多万亩，占粮谷作物面积的20%多。全区捡子棉48万公斤。在搞好秋收的同时，各地都抓紧秋翻，共套出犁杖1.5万付，翻地28.6万多亩。农田基本建设也已开始行动，全区有10万人上山，修水平梯田8000多亩，坡式梯田8.2万多亩，挖鱼鳞坑150万个，修谷坊5000多座。
    10月12日，在地委工作会议上，宣布侯国英等4名领导干部停职反省。随后，地委、专署等4位领导干部先后被“罢官”、抄家、批斗。从此，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党、团组织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各条战线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地委和专署的工作机构陷于停顿、瘫痪状态，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