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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13 03:54:16
聚焦全球经济五大失衡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 李向阳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燕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程恩富
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王安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陈 平
一、储蓄与消费失衡
李向阳
谈论全球的储蓄与消费的失衡，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储蓄和消费的最基本关系。实际上，一个国家跟一个家庭是一样的，总收入无外乎有两块，一部分是消费，一部分是储蓄，即收入=消费+储蓄。在国家层面，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恒等式，储蓄这部分是用作投资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储蓄=投资。这是理论上的平衡，在现实中从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只有在全球层面上平衡才存在。而落实到单个国家情况就不一样了，储蓄和投资是完全可以有差异的——如果储蓄大于投资，简单地说就表现为顺差；反之，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表现为逆差。这种差异派生出第三个等式：即储蓄-投资=顺差（或逆差）。总的来说，储蓄既有可能大于投资也可能小于投资，如果主要国家的这种差距过大：一部分国家逆差过大，另一部分国家顺差过大，就出现了所谓全球经济失衡。
胡锦涛总书记在匹兹堡会议上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个客观存在。简单地说，实际上就是美国多年来的储蓄小于投资已经不可持续了，换句话说，美国的逆差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过去20年来，美国一直是逆差，有逆差的国家肯定得有顺差的国家。当今世界最大的顺差有几个地区，石油输出国是一块，再有就是东亚。这几年，东亚最大的顺差国就是中国，现在，国际上谈论全球经济失衡的时候，都把最后的焦点落在了美国的逆差和中国的顺差上，认为这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核心。其实，这是一种表面、不负责任的说法，只要深入地看看这种失衡背后的原因，我们就不难理解。
首先我们看一下处在全球经济失衡一端的美国。美国的逆差背后反映的是其多年来的负债消费模式，也就是靠借钱过日子。支撑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者，美国可以通过开动自己中央银行的印钞机，来换取真金白银，也就是其他国家实实在在的财富。这是支撑美国多年来负债消费的基本条件。反过来，美国之所以能够通过印美元来借债进而进行消费，是因为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美元。二是美国的过度消费持续了这么久，与美国产业的空心化以及部分产业国际竞争力下降直接相关。产业的空心化涉及到很多问题。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制造业占整个GDP的比例大致在12%-15%之间，与此相对应，美国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以金融业为主的虚拟经济。
美国之所以这么长时间致力于发展金融业，根本原因是它能够通过金融业在全球财富分配中获取最大的份额。发达的金融业是美国多年来占据全球产业链顶端的必要条件之一。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它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它对全球经济规则的控制力。2005年，美国两个经济学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正在从世界银行家变为世界风险资本家。作为银行家，只有当别人需要资金时才会求助于你，但作为风险资本家，只要发展经济就得求助于你。例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是一个净债权国，美国人在海外的投资跟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相抵以后是一个正数，因而美国每年大约有3000亿美元的净投资收益。到2005年前后，美国的海外净债务超过2.5万亿美元，而按照美国官方的国际收支统计，海外净投资收益仍然为正。作为债权国能赚钱，作为债务国还能赚钱，这是一个统计上解释不了的现象。一个很直接的推理就是，外国人在美国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低于美国人在海外的投资收益率。这种投资收益率的巨大差异就是建立在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之上的，这是美国攫取全球财富的重要来源。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手里有储蓄，但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就像我们的钱在我们这儿好像不是钱，只有到美国转一圈才能称做钱一样。如果美国只是在国内层面上做零和博弈，即把用作制造业的投资转到金融业，简单导致制造业份额下降、金融业份额上升，那么发展金融业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所以，多年来美国致力于发展金融业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这就是为什么伴随金融业的繁荣与产业的空心化，美国经济还能持续增长的原因。当然，在美国制造业里，很多产业比如纺织、钢铁、玩具的国际竞争力下降是毫无疑问的，这也是促使它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产业向外转移的主要推动力。以上两点是支撑美国过度消费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国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处在全球经济失衡另一端的中国。中国多年来表现为储蓄的过度，由此所带来的过剩生产能力必须依赖于国际市场，贸易收支总体上呈现出顺差。什么原因造成中国的储蓄过度与消费不足呢？这要归结为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不合理。多年来我们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重点是投资于生产性项目，对教育、卫生、社会保障领域的投资不足。这种生产性财政模式多年来导致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到现在社会保障基金还有数千亿的资金缺口。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造成消费者不敢消费，这是人们常说的消费环境问题。二是涉及到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为什么要谈初次分配呢？很多人不愿意谈初次分配的改革，好像觉得要谈这个就要劫富济贫了。实际上这是抑制消费的一个更重要原因。从统计上，国民收入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工资收入，一部分是利润。多年来，工资收入在整个中国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利润的比例则不断上升。因而，如果说国民收入再分配只是限制人们的消费欲望，那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则是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老百姓最终不敢消费的根源是他们手里没钱。造成这种劳动收益和资本收益比例失衡与我们的很多改革不到位有关系。比如说，谁污染谁治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现在是企业污染，政府拿钱治理，无形中就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在掘矿业也有类似的情形，因为我们的资源税不到位，很多企业通过浪费资源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还有些企业对农民工不提供必要的保险。再比如，某些地区为了吸引外部资金进入，政府出资搞“三通一平”、“十通一平”、免费地价等等措施，这些做法归根结底是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出了问题，客观上扩大了企业利润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这是造成中国消费不足的第二个原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文化因素就是中国人传统上就喜欢存钱，像中国农民从结婚开始就攒钱，攒20年给儿子盖栋房子，儿子结婚了再接着攒钱，这是文化传统，但是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
比较美国的过度消费跟中国的消费不足，表面看起来是对应的，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形成机制是没有必然联系的。因此，有些人说美国的消费过度是因为中国消费不足造成的，实际上是混淆视听。
第三，全球范围内的这种储蓄和消费失衡是不是可持续的呢？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增长得益于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国的负债消费拉动了东亚国家包括中国的出口增长，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然后，他们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资本市场回流到美国，支撑着美国的房地产、国债，从而也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为美国的负债消费创造了条件。这种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循环，是支撑全球经济过去十多年增长的主要机制，简称为“双循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很多国人还认为美国人的习性改不了，危机过了以后还得搞负债消费，就像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还能实现20%-30%的出口增长率。从现在来看，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小。
为什么说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一个是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结构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过去十几年间，美国人的家庭负债率本来就上升得特别快。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大致在100%左右，到危机前已经上升到了130%。而家庭资产在危机阶段又出现了大规模缩水。2009年初市场最糟糕的时候，美国家庭资产缩水超过了13万亿美元，使负债率更高了。前不久，麦肯锡公司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收入比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美国的总需求就要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导致美国负债消费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家庭需要提高储蓄率偿还其债务。据估算，美国家庭的私人储蓄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也要减少1000亿美元左右的总需求。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私人储蓄率已经明显上升，从金融危机前的1%左右上升到2009年10月份的4.4%，5月份还曾一度达到6%。从现在来看，美国原有的负债消费模式要调整几乎已经成为定局。
与此相对应，中国该如何做出调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跟其他的国家不太一样，因为中国是整个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网络中，日本处于最高端，然后是韩国、台湾地区，而我们处在最末端——组装加工阶段。由于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储蓄大于投资的，所以整体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东亚地区对欧美市场贸易不平衡的恶名。因此，单独让中国做出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显然我们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义务。进而，这就涉及到了下一步亚洲能不能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大国，具体说就是中日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取得共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要调整负债消费结构的态势越来越明显。除了私人储蓄率提高之外，美国的调整在国际收支方面也已经显现出来。2008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大概还在6000亿-7000亿美元，到2009年的第三季度折合成年率已经降到了3000亿美元。此外，奥巴马政府还提出要以“出口导向型”模式拉动美国经济增长，这是个非常可怕的口号。美国能做到贸易收支平衡就会对全世界的总需求形成重大压力，如果他要致力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那么其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就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美国的这种政策导向还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有可能人为地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促进美国出口。如果人民币不升值，美元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也等于是让人民币变相地升值。虽然目前美国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美国政府一直在大规模发债，一旦人们对美国国债失去信心，美元就会陷入贬值。果真如此，美元贬值不仅有助于促进美国出口，还会向海外转嫁巨额的债务风险。
对于这种失衡，中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它不可持续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项内容就是需求结构调整，即从原来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逐渐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胡锦涛总书记也谈到，国际金融危机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倒逼机制。如何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因为既要让出口降下来，又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要承接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上游经济体对我们的出口，内外部的压力会非常大。反过来，如果我们能够完成这种转变，那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下一步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都是至关重要的。
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把扩大消费作为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调结构的重中之重。在后危机时代，如果我们相信美国人的总需求要减少，随之全球总需求增幅放慢，那么，亚洲地区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呢？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技术，也不是管理，而是市场。谁能够为这个地区提供足够大的市场，谁就能主导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应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必由之路。
二、贸易收支失衡
张燕生
我们东方人看任何问题都是“双刃剑”。对贸易收支失衡怎么看呢？也是双刃剑，既有它的合理性，也存在问题。从合理性方面看，我们观察到的全球失衡主要是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其中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了全球经常项目赤字的65%，这意味着美国不仅是长期实际资源净流入，占用了全球过多的实际资源，而且是长期巨额净负债，成为全球失衡的始作俑者。
从国际收支统计的结构看，经常项目主要是贸易和服务项目，从美国来讲，它有最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但这是按居民概念统计的，如果按所有权统计，美国则是最大的顺差国），而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还包括一些产油国等，构成了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另外一端，它们拥有最大的顺差。贸易收支的失衡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和东亚之间是个失衡，其中美国和中国之间是失衡的主要部分。对这个失衡是否合理，我们必须要观察。观察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失衡很有意思，首先美国的失衡怎么能够占到全球的65%还能维持呢？它的经常项目失衡一定有金融和资本项目的失衡来维护，也就是说，它的经常项目有占全球65%的缺口，金融方面一定有为这个赤字或缺口融资的能力。很简单，我们讲到了它的金融失衡是怎么表现的，也就是从贸易的角度来讲有巨额的逆差，从金融的角度来讲，它的国民可以负储蓄，负储蓄就是负债。在国民净负债的同时还有过剩的资本，还能够通过金融创新创造次贷的方式来实现其居者有其屋，就像小沈阳讲的“不差钱”。“不差钱”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经常项目有赤字的同时，金融项目是有盈余的。金融项目为什么会有盈余呢？第一，美国有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第二，它有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从美元来讲，你会发现，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全球65%，美元在全球的储备货币中的占比是64%。而且美国的对外金融资产的占比基本上都是这个比例。因此，对美国来讲，表面看起来经常项目是失衡的，但美国经常项目失衡跟他的金融失衡之间是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关系的，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第二个层面，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跟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两者之间表面看起来是失衡的，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它也是稳定和可持续的。为什么这么讲？原因非常简单，这是个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失衡。按照贸易的权重，世界有三大经济板块，一个是东亚板块（东盟10+3），一个是欧洲板块（欧盟27国、瑞士），一个是北美板块（美、加、墨）。这三大经济板块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了三大生产体系。从贸易角度看，我们东亚占全球的比重是23%，与欧盟相同，北美只占19%。我国在亚洲所占的比例又是较高的。但从金融的角度来看，东亚占全球的比重是19%，低于欧洲的33%和北美的37%。从全球对外金融资产的结构看，东亚持有北美的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股权投资占14%，外汇储备投资占42%，而北美持有东亚的对外股权投资占71%。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北美持有东亚具有永续剩余索取权的高回报资产占比很高，而持有东亚低回报资产如外汇储备资产占比很低，说明美国在金融全球化中的综合运作能力远高于东亚。从中国来讲，中国2008年底的对外金融资产中，对外股权投资只占5.69%，而外汇储备资产的占比则高达68.7%。在我们持有的对外金融负债方面，占比58%的都是三资企业的股权投资。据有关部门统计，三资企业在华投资的资产净收益率平均达21%，而中国持有的10年期美国国债的名义收益率平均在2%-3%。这反映了一个现实，全球失衡表现上是全球经常项目失衡，实质上是全球金融和资本项目失衡。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各国金融开放致使其对外金融资产汇聚在华尔街。在缺少全球治理和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环境中，华尔街通过各种所谓的金融创新工具，把这些全球对外金融资产演化为过度消费和进口，演化为金融泡沫，演化为全球系统性风险。
从中美贸易不平衡角度分析，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全球对美的贸易顺差，其中也包括美日欧企业在中国直接投资所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统计上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产品的价值创造及归属可能是属于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投资生产的产品，或者欧洲的西门子公司在中国投资生产的产品，或者是日本的索尼公司在中国投资生产的产品。它们在中国完成的增值环节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然后产品出口到美国。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属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贸易。因此，贸易失衡是你的跨国公司全球化的结果，怎么能说是中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全球失衡呢？
美国国会曾有一个困惑：为什么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所产生的顺差，超过了世界对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产生的顺差？谁都知道，中国不是高新技术国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和我们的外经所合作研究，美国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按照美国的海关统计和按照美国的产品分类，90%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口，95%是加工贸易。如果90%都是跨国公司对美国的出口，怎么能说是中国对美国采取了不公平贸易方式取得贸易顺差呢？而且我外经所与美方的合作研究发现，在同一个海关税号下的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其单位价值的差异达26倍。如果一件高新技术产品的单位价值差距达到26倍，那么，它们还是同质产品吗？实际上，这些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的增值主要是使用中国的劳动力完成其最后的加工组装环节，本地的配套主要是五金、包装、塑胶这一点，价值贡献很少，但是贸易统计却把所有产品价值都统计在内，而不是增加值统计，因此，与实际贡献的误差很大。这个能叫做中国对美国实行了不公平贸易吗？
去年我们的贸易顺差是2955亿美元，而加工贸易的顺差是2968亿美元，后者大于总顺差。什么叫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就是国际资本和中国农民工的结合。加工贸易80%是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两头在外，即零部件保税进口到中国，设备免税进口到中国，在中国由本地劳动力完成其加工组装，再出口到世界各地。在一个产品的价值链中，只是用劳动力的部分是在中国完成的，剩下的技术、品牌、零部件都在国外完成。
我们曾经在一些地区就加工贸易生产链的问题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从
还有，我们的出口退税率进行过大幅度调整，下调后又上调。下调的时候我问，出口退税率大幅度削减对你们跨国公司有没有影响？他说没影响。我很奇怪，他们说，他们都是中国政府鼓励类范围内的企业，你们鼓励高新技术我就是高新技术产品，你鼓励机电产品我就是机电产品，因此下调了出口退税率与我们无关，调的都是那些中小企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减顺差，结果顺差不但没有减下来，却带来了大量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和就业困难。因此，并不是说贸易不平衡问题不需要解决，而是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未来10年内，我国农民工的成本将出现持续上升，环境和资源的成本将持续上升，煤电油运的成本将持续上升，从事加工贸易的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是否会将产品链转移到印度、孟加拉、越南等地方去呢？如果发生这种产业转移，美国的贸易赤字依旧，创造者可能是越南或其他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发现所谓的贸易失衡其实是个伪命题。我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的成员谈的时候，他公开承认这个不是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他要让那些美国选民或政治家以为这个贸易不平衡是多么的大，实际上真实的故事不是这样，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美国人用来平衡中美贸易失衡的产品是什么？是农产品，如大豆。我就问美国人，难道美国是农业国吗？如果你的要素禀赋中最具竞争力的产品——高技术产品不允许出口到中国，你要用粮食来平衡这个贸易赤字，那么失衡也是你自己造成的，这是第一个不合理，因为你没把你的优势产品卖给我们。第二，你想没想过我的核心利益？你有着广阔的土地，有着非常高的生产效率，但我们的农民吃什么？在任何一个国家农民都是其核心利益。我的大豆基本上都是你的，如果今后我的小麦都是你的，六七亿中国农民的生计发生问题，这个世界不发生问题吗？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一是全球化的结果，与全球治理结构缺陷有关；二是确实存在着不公平，但不公平不是中国的不公平，而是美国的不公平。
我们讲到贸易保护，你会发现，凡是各国经济不好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比如轮胎特保案，美国对轮胎实施贸易保护的原因，根本不是中国的轮胎对美国有什么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性损害威胁，纯粹是为了美国工会的特殊利益、为了政客的选票和政治目的，美国要是把贸易政治化还跟中国谈什么不平衡呢？我从来都讲，“中美的贸易结构完全是互补性的”。严格讲，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和美国本国主流的产品差好几个档次，我们农民工生产的产品美国生产吗？因此，中美之间真正的贸易冲突还没拉开序幕。20年以后才会开始，因为20年以后，中国产业结构的进步才能够进入到跟美国是竞争性的结构，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贸易摩擦。现在中国生产的美国完全不生产，而且中国生产的东西美国老百姓能得到的消费者福利最多。所以，美国所谓的贸易失衡纯粹是为了美国的政治，为了美国的选民，为了美国本国的工会和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或者是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这其中有什么合理性可言呢？当美国打中国反倾销的时候，美国说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当美国打中国反补贴的时候，美国说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发育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已经提供了可靠的参数可以供美国来进行反补贴调查；当美国打特保的时候，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出口太多，产生了实质性损害；当美国要用技术贸易壁垒的时候，说我们的农药残留物太多，玩具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嘴巴全长在美国身上了。
可见，美国是个非常自私的国家，他永远相信美国利益是高于国际利益，也是高于他国利益，就是美国人的利益高于中国人的利益。而中国则不同，中国追求和谐，因此，我们提出的一个新的对外贸易战略，就是和谐兴贸。这是一个大战略，如何做到“得道多助”，需要在行动上破题。
三、世界财富分配失衡
程恩富
美国一直强调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但却忽视了这一表象背后的更深层的失衡问题——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财富分布极不均衡。联合国大学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2006年12月发布了《世界家庭财富分配报告》，该报告被认为是国际上首次发布的包含所有国家以及所有财产构成的研究。该研究显示：从人口分布看，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世界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1%。从区域分布看，世界上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部分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拥有了世界上近90%的财富。波士顿企业咨询公司
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低，在全球经济份额中占比少。拿中国来说，尽管GDP总量升至全球第三位，但IMF在2009年4月推出的全球人均GDP排名中，中国仅排在第106位。所以，美国人指责中国人消费少是没道理的。可以说，财富分配不平衡是发展中国家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
发达国家国内的财富分布不均也是一个大问题。英国、法国超过10%的富人占据社会财富的50%，美国的这一比例则高达70%。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负债经济难以为继的恶果。为什么这样说？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生产的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这还只是一国内部的矛盾，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科技进步、生产力发展，生产流通的大发展等等，使得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那么，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基本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经济的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之间有冲突，和集体所有、合作所有、国家所有也都有矛盾。也就是说，经济的全球化要求突破国家的界限，以使生产要素在全球统一自觉配置。但是，由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搞公正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它要保持南北之间的差距，维护它本国狭隘的利益，所以，它还要搞经济霸权、金融霸权，以及政治霸权和文化霸权等等。当今世界为什么有资源战、气候战、金融战、贸易战、货币战，这种种形式的博弈在本质上是因为现在的各种制度包括国有制度，都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
既然现今的全球化无法扭转，怎么办才能维护自身利益呢？欧洲首先成立欧盟，东盟也成立起来，在我看来，实际上都是在现有的世界资本主义大框架范围内的局部改良，一个部分的质变。欧盟的产生、跨国公司的大规模出现，实际上是在朝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大方向“蠕动”的。过去列宁讲，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进一步就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可以说，欧盟、跨国公司、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更进一步，它们已逐渐站在全球社会主义的入口处。
导致全球财富分配失衡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知识产权的垄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大发展，拉大了在信息资源及其占有方面各国之间的不平衡，扩大一点就是知识经济在各国之间分布的不平衡。也就是说，现代的南北鸿沟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面描述过，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主要特征是商品输出；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是资本输出。现在，我在列宁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资本输出、商品输出仍然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以来的经济全球化阶段的输出，其特征是知识产权输出，它的垄断不是一般的资本垄断，而是知识产权垄断。知识产权垄断导致南北差距比过去更大。它是靠商标、专利，靠核心技术、技术标准、技术许可证转让等差距，来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发达国家成了“脑国”，发展中国家是“躯国”，知识产权这个经济发展的脑袋被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控制了。我们过去的DVD，现在很多的手机，最典型的耐克鞋或中国服装，为什么要贴牌生产？就是因为创意是他们的，知识产权是他们的。
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家在国际贸易方面提出“比较优势”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波特又提出了“竞争优势”，包含了六、七个主要变量，我把它叫做综合竞争优势。从一定的意义和系统论来看这两个优势没问题，但这两个说法都是有缺陷的。综合竞争优势论最明显的问题是变量太多，不突出，就像一个人成绩好当然是有很多的因素影响，但一定有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前几年，我就在继这两种优势后，提出了第三种优势理论——“知识产权优势”。我站在发展中国家自由公正的立场发现，西方经济学、国际贸易学不可能揭示这个真理，即使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心里明白也不会说，因为经济学是有国度的。只有站在客观实践的立场上，放弃国家之间的偏见，才能发现垄断的特点，才能发现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会遭遇不平等交换、会有依附关系，全球会有“中心—外围”、“脑国—躯国”之分。
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明确提出自主创新，紧接着又提出知识产权战略，这个非常好。不久前，我在上海参加知识产权局的咨询专家会议就讲，我国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要打破西方的垄断，打破垄断就是和西方一起对人类作出贡献，同时使得国际社会更加自由公正。但在座的一位跨国公司在华联合机构的代言人却说：中国应当提知识产权，但不要提自主知识产权，因为，自主知识产权就是用公的权力来支持私的经济，干预市场经济，会遭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对。这显然是站在西方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他只提要中国品牌，而不提中国自主品牌。我们知道，前者是只要在中国境内的，在中国申请了商标和专利的，就算是中国品牌，但微软等在华的企业品牌能说是中国自主品牌？这是在模糊界限，目的很清楚，就是想维持现代垄断。所以，跨国公司在华的研发机构也是有利有弊的，它的目的是利用中国廉价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土地、税收等资源来发明，发明完了申请专利保护，再高价卖给你专利，你只能收一点廉价的加工费，而大额的专利和商标的转让费和使用费都是他的。在国内，我最早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是基础，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创造）是目标”。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时讲话，第一条就不是保护知识产权了，他提出的五条中第一条是创新和创造知识产权，第二条才是保护，第三条是构造知识产权平台，然后是培养人才，加强国际交流，我非常赞成。近年铁道部搞高速铁路的做法，我认为是比较成功的，就是除了自主创新之外，我买你这个产品一定要把核心技术卖给我。我们千万不能再重复改革头二十几年“用市场换技术”的老路了，因为，核心技术难以换到，国内市场大片丧失。发达国家始终留一手，跟你保持10到15年的技术差距，使我们形成了依赖式的引进和开放模式，与日本和韩国自主创新模式的结果不同。
导致南北差距巨大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美元霸权。美国通过美元的国际储蓄机制，合法地掠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以中美之间的经济交换方式为例，能很清楚地揭示这种掠夺本质。我们首先大规模引进外资、外国技术，在中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生态资源、中高级人才等等各类资源进行多种类的生产经营，生产完了有相当一部分出口，廉价卖给美国，美国就不生产了；然后，美国印钞票来换你的商品，你把赚来的钱又存在美国，等于又借给美国用，美国用的时候还不给你保值增值，利息是负的，因为它大量发行美元导致美元贬值；到最后，他还倒打一耙，指控你制造了经济失衡。有数据显示，发达国家在我们中国办的企业的利润率达20%。因为我们有减免税等优惠政策，另外，他们再偷税漏税。而我们的外汇的名义收益率不过只有2%，实际收入还是负的。所以，我就说美国的那么多财富不仅是美国人民创造的，更是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主张不仅要搞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也要积极推动构建“世界元”体系，统一全球货币。
英美等发达国家还通过文化霸权掠夺别国的财富，其中很重要的依赖途径是语言，即英语。《经济动态》曾经发表过华南师大经管学院院长林勇的一篇语言经济学的好文章，阐述了这一点。你看，首先互联网网站92%-95%都是英语，全世界的人都要学习英语，你都要买英语书，那么欧美的出版商也就发达了。英语杂志可以在世界发行，中文和其他国家语言的杂志很难国际化。我们现在翻译英文书都要8%左右的版税，这个钱很轻易地就进了他的腰包。还有影视作品，美国大片占据了发展中国家的巨大市场。所以，现在最应加速的全球化工作，除了“世元”以外，就是语言全球化，要么就是现在的世界语，要么就是在联合国领导下再创造一个共同的语言，这样每个人的生命都等于变相延长了若干年。而且，全球每年几千亿美元的翻译费用都可以节省下来，一举就能解决全球的很多贫困问题。
但搞“世元”和“世界语”谁最反对呢？是美国。所以，美国是阻碍世界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和军事自卫化的第一障碍。
面对现实，发展中国家若要更好地维护本国以及世界劳动者的利益，就必须加强合作。一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比如说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中国、印度等国家加强了合作，对美国这样一个要搞“气候霸权”国家，是一支重要的遏制力量。我们越是团结得好，合作得好，就越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是问题的关键。二是加强政党之间合作。因为现在是政党政治，尤其是对那些共产党或左翼党没有掌权的国家，只能通过政党的合作在国际上造舆论，使得各国的右翼力量受到控制，国际社会因此将更加进步。三是加强全球工会的合作。因为除了共产党、左翼政党外，工会也是代表工人阶级、维护劳动者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四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学者的合作。因为他们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可以从学术和政策研究，从舆论方面，来促进世界更加和谐。媒体如果单独拿出来，就是第五个要合作的力量。中国要打破西方的政治封锁，打破他们在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上丑化、妖魔化中国，就必须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媒体间的团结合作。中国现在外汇很多，媒体也很多，中国大的媒体集团应该主动地走出去并购（或采取其他合作方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重要媒体，促使它们客观报道中国，维护世界公众的合理利益。当然美国等肯定会极力反对，那么，我们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指出它虚假的经济自由和新闻自由。
最后提两个建议。其一，要思考世界“财富论坛”以及世界经济论坛为什么总提要保护知识产权，不说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呢？因为，它是跨国公司搞的。它们强调的始终是片面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有利于巩固发达国家的各种垄断地位。全世界左翼搞的一个世界社会论坛，它是一个泛左翼的论坛。参会的非政府组织比世界经济论坛更多，出席的人也更多，那个论坛才揭示了部分的真相和真理。所以，我主张中国也应该派人去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甚至也可以把它弄到中国来开会。这样，我们才能对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发展的大趋势有个客观清醒的认识。其二，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大国要有大国的风范，要与其他国家平等交流，外交上要讲对等原则。国家领导人根本没必要去接见美国的社会科学学者，哪怕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诺贝尔社会科学奖是有程度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性的。我们对待西方左中右学者的方式至少应是相同的。
四、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
王安建
在探讨全球资源拥有和消耗失衡的问题前，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些相关的基础资料。资源包括农业资源、林业资源、矿产资源等许多种类。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全球社会物质总投入量为255亿吨，其中矿产资源的投入总量是195亿吨，占整个资源投入的76%。矿产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铝、钾盐等等。鉴于矿产资源在资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今天着重介绍矿产资源的拥有和消耗的不平衡问题。
首先，矿产资源地区间分布极为不均衡。矿产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空间分布受地质规律控制。无论是在形成时间上还是分布空间上，都表现出极其不均一的特点，这是由地球形成和演化历史决定的，是一个客观事实。以石油为例，全球目前石油储量1708亿吨，排名前五位国家的储量之和占全球的52%。从不同区域看，中东地区尽管人口不足世界3%，陆地面积仅占全球面积的4.2%左右，但其石油储量达1029亿吨，占全球的60%；而亚太地区石油储量只有56亿吨，仅占全球的3.3%；中东地区石油储量是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石油储量总和的1.5倍，是亚太地区的18.4倍。石油储量地域分布的不均衡性非常显著。
其次，地区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直接导致国家间资源分布也非常不均匀。例如，全球的煤炭储量是8475亿吨，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澳大利亚这5个国家煤炭资源储量之和占全球的72%。目前全球天然气储量是177万亿立方米，排名前5位国家的储量占全球67%。铁矿石价格近年来不断攀升，全球现在铁矿石的储量1500亿吨左右，5个储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储量的72%。虽然中国的储量位列世界第四，但中国铁矿石的平均品位（矿石有效成份的平均含量）只有33%，相比之下，巴西、澳大利亚铁矿的品质要好得多，其平均品位都在60%-65%。目前全球铜的储量是5.5亿吨，智利、美国、印尼、墨西哥、秘鲁5个国家占全球资源储量的60%，智利一个国家铜储量就达1.5亿吨。全球铝的储量是270亿吨，储量最丰富的5个国家——几内亚、澳大利亚、牙买加、巴西、印度占全球储量的71%。石油、天然气等重要战略资源是驱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这种国家间资源分布的高度不均匀性不但会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外交、贸易政策和策略的制定，甚至还会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军事部署，也是引发国家间和地区间各种冲突与矛盾的根源之一。美国在伊拉克动武，以及胁迫伊朗其目的不言自明。
第三，除了资源的地区和国家间分布的不均衡，人均资源的占有量也极其不平衡。像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利比亚这些国家的人均石油储量均超过2000吨，最高的超过了5000吨。而中国呢？仅有1.6吨。同样天然气人均储量中国也处于世界末位。从煤炭来看，澳大利亚、哈萨克斯坦、南非、美国和中国是全球煤炭储量最大的国家，从总储量上看中国是煤炭大国，但人均水平也很低。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中国人太多了，什么数要是乘上13亿都很大，除上13亿都很小。我的理解，人口数量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忽略，否则容易造成决策上的失误。
既然人口多，我们是否可以人均少消费矿产资源呢？答案是否定的。矿产资源包括能源的消费都有人均最低标准，低于这个标准，国家很难发展。因此，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是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资源真正富足或匮乏的科学尺度，也是度量支撑经济发展“源动力”水平高低的标准之一。2002年曾有学者对中国传统的“地大物博”一说提出质疑，当时在社会上反响很强烈，现在大家开始接受我们资源相对匮乏的现实。事实上，自然规律决定矿产资源国家间分布和拥有数量具有极其不均一的特征，也暗示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经济所需的矿产资源都不可能应有尽有，或完全满足数量上或技术经济上的要求，因此各国都不可避免地要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考虑所需矿产资源的全球经济、安全和有效配置问题。
下面来分析第二个大问题：资源消费的不均衡性。
国家间矿产资源消费的不均衡性，可以从人均矿产资源消费量和资源累计消费量两个指标得以充分的反映。2008年，美国能源消费总量是25.5亿吨油当量，中国消费18.6亿吨。日本、法国、英国、韩国依次降低。美国过去100年间累计消费能源1363亿吨油当量，占全球累计能源消费量的30%。中国累计消费量是309亿吨油当量，占全球的7%。美国现在是3亿人口，而中国人口已超过13亿。
具体来看，美国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消费的原煤是将近1000亿吨，石油接近500亿吨，天然气323万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的32%、33%和39%。而中国煤炭累计消费量占全球的14%，石油占3.7%，天然气则不足1%。2008年中国人均石油消费是300多公斤，美国人均石油消费接近3吨，差了10倍。中国是煤炭第一消费大国，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即便如此，美国的人均煤炭消费是1.8吨油当量，而中国仅为1吨多一点。
2008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总量是1.4吨油当量，相当于英国1849年的人均消费量，相当于美国在1860年以前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相当于法国的1928年、德国的1960年、日本的1963年的消费水平。而全球平均人均能源消费1.4吨是在1970年。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仅仅是全球38年前的平均消费水平，这就是消费失衡的现实。
再看其他重要资源。2008年，亚洲消费了全球56%的钢铁，中国是世界钢铁消费第一大国，占全球33%。全球去年钢铁消费总量13.5亿吨，中国的消费量超过了4.5亿吨，产量接近5亿吨，产能是6.6亿吨。从人均钢铁消费水平来看，日本人均钢铁消费量是600公斤，韩国作为一个重化工为主的国家其人均钢铁消费达1200公斤，而中国现在仅为360公斤左右。中国也是世界第一大铜消费国，但人均消费量不足5公斤，德国、日本、美国人均铜的消费量非常高。铝人均消费也存在同样的巨大差距。从1920年到2008年大约88年的时间，在美国本土累计钢材消费64亿吨，这个数据延伸到它工业化以来的全过程大约是73亿吨，而中国从1900年以来的消费只有47亿吨。美国在过去不到60年的时间里消费铝2.43亿吨，中国仅消费了9000万吨，而日本的人口只有一亿多，是我们人口的1/9，它的消费量也接近8000多万吨，美日资源消费水平远高于中国。
资源消费的不平衡为何如此显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核心所在。2007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法（PPP，1990年美元为不变价）计算，我们的人均GDP是7040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940年、英国的1951年、法国的1959年、日本的1967年的人均GDP水平。而美国现在已经达到了3.2万～3.3万美元，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矿产资源消费主要用来支持经济发展，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对矿产资源的消耗非常大。从基础设施完备的程度来看，我们与发达国家尚有很大差距。目前中国公路、铁路总里程分别为254万公里和7.5万公里，而美国则为471万公里和22.7万公里；中国的人均公路、铁路里程分别仅为美国的1/7和1/13;是发达国家的1/5和1/10；是日本的1/4和1/3。鉴于中国人口基数很大，我们用单位国土面积基础设施保有量再作比较，英、日本、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美国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里程分别为1.63公里/万平方公里、3.17公里/万平方公里、0.66公里/万平方公里、0.54公里/万平方公里；而中国单位国土面积的公路里程为0.45公里/万平方公里。机场、港口的建设情况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同样有较大差距。从管道建设上看，美国的油气管道总和超过80万公里，中国仅4.4万公里。
城市是社会财富高度聚集的地方，也是大量耗费矿产资源的地方。美国、日本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已接近80%，中国现在只有45%。在住房面积上，美国商用和住宅面积人均之和达到108平方米，其中居住面积人均是86平方米；日本的人均住宅面积是40平方米；而中国城市人均住宅面积是28.5平方米，农村是29平方米。2008年，我们的机动车保有量是6467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1492万辆），美国、日本分别是2.46亿辆和7943万辆。每百人汽车保有量中国是4.97辆，美国、日本分别是82辆和57.4辆；发达国家平均百人拥有汽车达到40至50辆，中国与其相比是10倍还多的差距。
从资源的角度来说，工业化的本质是人类将自然资源转化成社会财富的过程，是人类大量耗费自然资源迅速积累社会财富、快速发展经济、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所以，在工业化过程中，矿产资源大量快速耗费是不可避免的。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基本完成工业化时，我们的经济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重要矿产品的消费量必然开始下降，能源消耗也开始趋缓，这需要过渡到后工业化社会才能实现。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主要的能源、重要的矿产资源消费水平开始平缓下降。许多国家已开始大量使用二次资源，像美国钢铁的50%～60%来自二次回收，铝的40%，铜的40%一样来自二次回收来，因此其无需进行大面积的矿山开采。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人口仅占世界15%、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目前仍然消费着全球超过45%的能源、50%以上的矿产资源，其消费基数非常大。这些比例是按照2008年统计数据计算的结果，是其工业化已完成、矿产资源消费已趋缓后的消费量，发达国家在工业化阶段的资源消费量比现在要高得多。中国许多重要矿产资源的需求还要持续增长，我们预计部分矿产资源在2025年～2030年左右先后会达到消费的峰值点，然后缓慢下降。
总之，资源占有和消费的不均衡性将长期存在。谁控制了资源，谁就掌握了经济发展的优先权，这是个简单的真理。
五、国际货币体系失衡
陈 平
谈全球经济失衡，我想首先点出“经济失衡”这个概念是现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出来的，目的是替美国政策的错误辩护，因为这次经济危机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连累了全世界。以前的多次危机，包括拉丁美洲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休克疗法”，美国都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有错，这回轮到美国自己发生严重金融危机，它逃不掉祸害全球经济的责任。于是它一方面承认自己金融监管有问题，另一方面却又把部分罪责归之于中国，说美国消费太多而中国储蓄过多。这次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五大失衡非常高明。我们没有直接反驳美国，而是像打太极拳一样，对手出招，我顺势一拉，对手就摔出去了，把失衡话题反击给了美国。
从生命起源到劳动分工的发展，世界从来就是不平衡的。所谓平衡实际上是西方为现存秩序辩护的均衡经济学的话语霸权。提到失衡的话，真正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失衡的原因是什么；第二，这个失衡对谁有利，向什么方向演化，我们怎么应对。
谈到货币体系失衡，具体有三个问题。第一，美国和欧盟压人民币升值，把西方的经济结构问题说成是中国的汇率政策问题，指责人民币币值过低。第二，压中国汇率升值不成，就给中国戴高帽子，说人民币应该国际化，变成世界储备货币，其实潜台词是一样的，就是中国要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因为只有这样，美国和英国才能发挥它们金融大国的优势，可以放手让西方的投机热钱冲击中国的实体经济，原因是他们在制造业上已没有和中国竞争的能力了。第三，如果中国坚持已定的政策（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原因很明了，别的国家都深受金融危机冲击，只有中国还在欣欣向荣地发展），唯一的麻烦就是如何处理外汇储备非常多，被美元套牢的问题。我主要回答这三个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脉络非常清晰：二次大战以前是金本位，从1944年到1971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代替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即变相的金本位货币体系。美国打越战后，赤字剧增，黄金大量外流，已不能维持这个体系，所以1971年尼克松放弃了美元和黄金挂钩，世界经济因之波动了很长一段时间。1976年开始到现在实行牙买加体系，各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国情选择浮动汇率或者固定汇率，但仍然维持美元的中心地位。
牙买加体系建立后出现了一个怪现象：美元的地位不但没有削弱还加强了，直到这次金融危机为止。美国持续的外贸逆差，持续的财政赤字，都没有动摇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有一句话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再加半句“枪杆子里面出信用”。理论上，国际资金会流向两个方向，第一个流向：去投资回报率高的地方，应该是从资本多的发达国家往发展中国家流，比如中国经济增长快吸引了大量投资，这是非常合理的。现在的国际现象是和经济学理论倒过来的——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把钱送给美国，补贴美国的消费。为什么美国能做到这样？很多人不愿意去深究，其实还有第二个流向：钱会流向最安全的地方。
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很多人认为美国是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开打，还有一派人说美国实际上是要打欧元，因为它自始至终反对欧元出现，把它看成是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挑战。我也就这个问题问过我的老师，他是美联储的货币专家，是个犹太人。他非常含蓄地回答我：“你要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是第一个主张石油交易结算要以欧元、而不是以美元结算的人。”所以，我立刻明白为什么欧洲大陆国家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却坚决反对打伊拉克。美国人在中东一打就影响欧洲经济的稳定性，因为欧洲的石油供应都靠伊拉克。欧洲经济看好，国际资本应该流向欧元区，使欧元强势。要捍卫美元，如采用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会加深美国的萧条和失业，代价高昂。发动局部战争，一箭双雕，既打击中东的反美派，又打击欧元，让国际资本以为还是美国相对安全重回美国。在美国持续产生外贸财政双赤字的条件下，用不断的局部战争继续维持美元的国际地位。
美国为什么始终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放手，和上述逻辑相同，就是他将来可以间接操纵人民币汇率。假如中国真的按照美国的要求先升值人民币，等于美国就先赖掉了一大批外债；升值后的人民币若构成对美元的挑战了，美国再到台湾海峡制造一点矛盾，马上人民币就贬值。从地理政治的角度观察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能够保持二次大战以后长期的金融霸权，它是跟美国的全球军事扩张紧密连在一起的。
这次美元动摇的根源在于“里根革命”。许多人认为里根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因为他的军备竞赛拖垮了前苏联，但实际上里根也是把美国经济搞空的总统。原因很简单，他20世纪80年代宣布减税，进而否定罗斯福执政时期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政府收入大幅减少。同时，他大搞“星球大战”，用军备竞赛拖垮苏联，这样产生巨额的财政赤字。他没有印钞票而靠发债弥补赤字，使利率升高，美元走强。这样做的恶果是什么呢？就是把美国的制造业挤走了。美国制造业大批的外包是从里根时期开始的。制造业先移到日本，美国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美日贸易逆差，就压日元升值，造成了日本的股市、房市泡沫和20世纪90年代的10年停滞。日本的制造业往哪儿移呢？移往亚洲四小龙，然后，美国再逼亚洲四小龙货币升值。因为美国战后将军队驻扎在德国、日本的领土上，其他东亚小国也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他们要是不听话，美国就用安全问题来威胁你。所以这些国家都没有像中国那样有独立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制造业从四小龙转到了中国，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美国人重施故技，想要压人民币升值。这回压不动了，为什么？中国太大，没有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不受日美安保条约的限制。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得益于毛泽东留下来的朝鲜战争和“两弹一星”的政治资产和军事资产，加上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
美国制造业往外移走之后，美国发现可以竞争的只有两个产业：军备和金融。军备不能随便卖，只能卖给自己可控制的同盟者。只能让金融赚的钱来弥补制造业的亏损，为此给金融减税减规，放宽金融监管，造成了过去20年金融行业的平均利润是制造业的一倍。这次濒临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生产汽车是赔钱的，但是开金融公司却赚钱。包括通用电气公司这些做核反应堆、导弹的高科技企业都退出产业做金融了，所以造成金融利润挤出实业的“美国病”。
在经济学上有个非常有名的现象叫“荷兰病”，说的是荷兰发现天然气以后利润特别高，挤出其他的产业。我把美国目前的问题叫做“美国病”，就是金融业的利润非常高，挤出了制造业。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所指出的，美国政府被金融寡头集团俘获，要是不拆散他们让其相互竞争，美国金融危机是没有救的。
下面几个数字可以看出现在美国的危机到什么程度。第一，美国一国军备开支6000亿美元，相当于政府1/4的年预算，比世界其余十大军事大国军备开支的总和还要多。第二，美国的外贸逆差非常大，达到7000亿美元了，大概是GDP的5%，财政赤字也达到1.8万亿美元，美国这种现状难以持续。怎么办？美国现在的自身改革阻力非常大。这次金融危机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原因是美欧国家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实行财政政策，因为搞财政政策相当于富裕地区补贴贫困地区，这在议会制下寸步难行。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美国休斯敦市发生飓风，大批的房屋被毁。政府补贴修复市区，但是修房子的脏活累活白人不干，出来干的几乎全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原来移民局要抓这些人递解出境，现在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金融危机中，德国、法国等西欧富国都反对搞财政刺激政策，因为其结果等于补贴欧洲穷国，促使本国大企业外移。可见欧美这些议会民主国家，既难以改革社会保障，也没有办法改进地区差距，更不能打破金融垄断。所以，美国要摆脱金融危机，肯定会输出矛盾。办法很简单，要么发动伊朗战争，要么输出通胀，即美元贬值，或者逼人民币升值。万变不离其宗：维持美国霸权，或抵消它的债务。未来美国肯定还会揪住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
人民币到底该不该升值，中国有相当一批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对。汇率、利率、税率和产业政策都是国际竞争的工具。汇率选择的高低要看对谁有利，是长期还是短期有利。兵家最忌的是知彼不知己，自废武功。中国的汇率政策绝对不能给外界一个印象，认为人民币走向是屈从美国压力单边升值，这必然导致大批热钱流入中国，冲击制造业的基础。金融市场上要掌握主动就必须像毛泽东打仗一样，绝对不能让人家知道你要下什么棋。要虚张声势，声东击西，让人家搞不清楚你是升值还是贬值，提高热钱的投机风险。所以我主张中国应该把握汇率的浮动范围，一会儿升一会儿降，美联储和投机者都拿我们没办法。
国内一批经济学家呼吁中国采取浮动汇率或让人民币国际化，我认为纯属纸上谈兵，不懂金融政治。稳定汇率有什么好处和代价呢？我认为稳定汇率的好处是有利于企业降低汇率风险，但是会加大政府的金融负担。我们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政府立了大功。采取稳定的汇率有利于中国经济在全球扩张。只要看看世界历史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英国和美国在霸权高峰时期全都采取固定汇率，英镑和黄金挂钩或者是美元和黄金挂钩。只有它经济实力不行的时候才采取浮动汇率。美国二次大战以后有大量的外贸顺差，为什么美元不大幅升值让美国回归贸易平衡？美国人从来不会干这种愚蠢的事。它反而是把汇率固定，把大量的剩余产品倾销到欧洲和日本，占领全球市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里面只有一位是替穷人说话的，就是斯蒂格利茨。他有一句名言：“照美国做的做，别照美国说的做”，因为美国说的和做的经常是不一样的。稳定汇率有利于经济向上发展。中国只要自己有能力控制汇率，维持长期的稳定汇率就是壮大中国在全世界影响的最好办法，千万别上西方霸权主义者的当。
假如固定汇率难以维持，汇率调整的话怎么调呢？单向缓慢升值会鼓励热钱流入，但却给了企业适应的时间。我主张汇率稳定再加上一个不确定的小幅振荡，这既有利于企业又阻止热钱流入。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非常快，就业压力也很大。所以小幅通胀可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是有好处的。通胀只要不超过两位数害少利多，全世界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通胀到15%左右多的是，不必恐惧。但中国20%的失业率就会有社会问题。
现在美国大量印钞票，想通过制造通胀走出危机，通胀就相当于美元缩水。怎么对付他呢？长远来说美元还是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中国现在大概有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估计其中70%是美元国债，这是金融陷阱，很难脱手。如果抛售美国国债会使美元贬值，中国拥有的美元国债会贬值；不抛售美元国债，等着美元贬值，我们也要亏。和发展中国家签订货币互换协定是有用的，使局部的外贸交易绕过美元，但是数量有限，大批美元储备仍然没有出路。所以中国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保持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中国积累的外汇出路何在？我的回答是非常简单的，千万别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当。对他们的建议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或者说要“反向学习”历史上处于上升期的西方，不是目前衰落期的西方。
中国外汇积累第一个最好的出路，也是当年欧洲和日本外汇的出路，就是收购美国的核心资产。20世纪80年代日本人大量收购美国的房地产，最后赔了一半多的钱，可见购买美国的房地产是不明智的，因为美国城市只要失去国际竞争力，企业出走，房地产就成泡沫。日本什么赚了呢？索尼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现在最有竞争力的工业，除了军火以外就是好莱坞了。好莱坞的巨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现在是给日本打工。我们可以购买美国有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中小企业，特别是销售网，比如说沃尔玛，还有最近破产的家电连锁商电路城。
要收购西方的核心资产。主要障碍有哪些？一是国家安全，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西方认为中国的国企是政府补贴的，存在不平等竞争，拿这个理由阻挡中国国企在澳大利亚收购矿山资源。我的建议是中国的国企应该改换面目，别学新加坡的主权基金，很容易被西方议会封杀，要学美国的土地赠与大学基金会。要知道美国高科技的优势都是政府补贴的，像得克萨斯大学和加州大学都是星际大战的科研基地，互联网和卫星导航系统都是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移。其资金来源除了直接的国防开支，主要依赖地方政府的大学基金会，把大片土地划归大学经营。中国可以把国有大企业和大城市的地产划给竞争型的大学基金会，由大学基金会出面和德克萨斯大学基金会与哈佛大学基金会竞争，兼并西方资产。假如西方封杀中国的大学基金会，中国可以对等封杀西方的大学基金会。
第二条出路是发展中国主导的亚洲美元市场。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资本收缩回欧洲和美国，正好是中国资本大举进入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机会。但是不能以直接收购资产的方式进入。以国企名义直接收购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矿产，西方国家就制造舆论说中国是新殖民主义。我的建议是在上海建立亚洲美元市场。这个市场意在发行各国政府尤其是非洲拉美政府的债券。比如尼日利亚和苏丹要开发石油没有钱，可以发行国债资助国企，专项国债用于开发石油。中国无力搞免费外援，但是可以为他们发债，中国的政府公司为借债政府保险。借债国家还不起怎么办？要明白有资源的国家是不会真正破产的，私人企业却是经常破产的。如果发展中国家还不起外债的话，可以学习美国20世纪70年代解决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的办法，就是债转股。发展中国家能还债，中国无需冒政治风险收购其股份，而当这些国家无法还债时自愿把其股份抵押给中国，同时请求中国债主帮助他们改善管理，出口资源还清外债。中国如果可以参与入股，还参与他的管理，就会形成在全世界经济层面上和中国有共生关系的亲华利益集团，包括美国国会里也会形成一个亲华利益集团，这样中国发展可持续外向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双赢就没有障碍了。
最后一条，我认为现在中国的劳工输出有很大局限，只解决了就业问题，工人自己封闭起来做完活就回来，在当地经济中没有生根。所以有人批评我们只是在国外修了几个形象工程，解决的是短期就业，不是长期共赢。中国可以学习英国和法国的历史经验，对资源富裕劳力稀缺的国家，同时进行劳力输出、文化输出和经济移民，要在当地培养一批亲中的利益集团，鼓励中国移民在保持中国文化的同时，也融入当地社区。
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我认为，不能从外向型转为内向型。内向型拉动内需是拉不动的，因为中国这么大的农村人口，过去4000万的农民工加入制造业就已经把全世界的制造业打垮了，你再要靠发展内需型的制造业，如何解决城市化问题？现在拉动内需的办法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障都是加大劳工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从而加重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的困难。中国要学德国日本的经验，保持持续的外贸顺差。也学习美国的经验，维持固定汇率，加上外援和移民形成全球经济网络。我认为中国可以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国对外输出要走资本输出、劳力输出、人才输出、文化输出的有机结合之路，就会有下一步的持续经济增长，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龙头。搞内向型的发展，上了西方的当，也不会走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