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中国人工资太低了,实在不堪入目 为什么中国人就是廉价劳动力？

中国人的工资太低了,资本家收益太高了,差距之大简直世界第一
　　相信每个到过中国或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煤矿老板买的起十辆卡迪拉克,却舍不得花一分钱改善安全设施和工人生活条件
　　在国外还有工会等帮助雇员和资本家谈判,在国内只有任人宰割.和5年前比起,工资水平几乎原地踏步.每年平均10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丝毫没体现在工资上,反而是物价越涨越高
　　很多人活着真的是只够吃饭,饿不死就行了,更别提买房子,上大学了
　　ZF应该按每年GDP增速调高最低工资标准,逼企业涨工资
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包括很多欧美的研究机构都认为中国唯一的武器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这个论据有一定的道理，软件行业的工程师的市场价格和发达国家比，大概是三分之一，我们的农民工的工资比例拉的还要大。所以我们的劳动力从普通的民工到有技术含量的工程师、管理人员，我们普遍工价比发达国家低，这当然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光看这个变量不够，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工价还要低啊，那个时候就没有看到中国有什么国际竞争力的东西。那个时候一个中国的工人是美国工人的工价的百分之一。为什么更便宜的时候没有竞争力？要理解中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要加两个变量。一个就是劳动力是一个要素，要素不能直接变成产品的，尤其不能直接变成有竞争力的产品，要让劳动力变成产品，就要组织起来，这个组织的成本非常之高。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组织成本非常昂贵，因为我们选择了错误的体制，内部的信息损耗非常大，人们没有动力好好工作，劳动力是很便宜，但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的生产方式，交易方式非常落后。这个问题是通过改革开放解决的，我们今天做的很多事情，在二十年前是不能做的，甚至是不能想的。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了工资过低的危害。他们着眼点大致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底层劳动者的悲惨状况给予人文关怀；二是认为工资过低，会降低劳动者的素质，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这两种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仅仅认识到这两点还是远远不够的，还没有把低工资的危害彻底搞清楚。
　　　　
　　　　一、低工资导致财政策和货币政策低效率乃至失灵，给货币政策带来巨大压力
　　　　
　　　　　　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老百姓实际感受到的实惠却并不多。为什么呢？就在于工资太低。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计算出，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由1978年的约35％下降到了2001年的约19％，如果考虑那些资本密集度很高的项目，工资的比重会下降到10％的水平。
　　　　　　现在，我们假设动用1000亿来刺激经济。在10%的工资水平下，第一次劳动者只能拿到100亿的工资，他们拿到这些工资后进行消费，如果还是10%的工资率，那么100亿的消费只能给别人带来第二次10亿的工资。10亿的工资又可带来第三次1亿的工资收入。如此循环下去，劳动者只能得到约111.11亿的工资收入。我们把投资引起的工资收入按顺序写到下面：
　　　　　　　　100，10，1，0.1,0.01,…合计约111.11亿元。
　　　　　　现在我们假设，把工资收入提高到占国民收入的40%，会是什么情况呢？同样1000亿的投资，在第一次就会产生400亿的工资收入，第二次会产生160亿的工资收入。如此循环下去，合计会产生约666.66亿的工资收入。我们把投资引起的工资收入按顺序写到下面：
　　　　　　　　400，160，64，25.6,10.24,…合计约666.66亿元。
　　　　　　现在比较以上两组数据，我们可以用两个比喻来说明。这好像玩打水漂，不会玩的，石头到了水里，漂不了几下就沉下去了，会玩的，石头会漂很久而不沉。也像小孩玩的玻璃珠，如果落到松软的地毯上，根本就弹不起来，而如果落到坚硬的大理石上，可以弹跳很久。
　　　　　　低工资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像不会玩的人打水漂，就像把玻璃珠扔到松软的地毯上，玩不了几下就销声匿迹了。
　　　　　　在货币政策低效率的情况下，如果要实现某个宏观目标，就必须动用大量的货币。而货币量的增加必然带来金融风险。于是，货币政策处于两难的局面。
　　　　　　现在很多人拿边际消费倾向来说事，这是错误的。凯恩斯在《通向繁荣的道路》一文中，是用两步法计算乘数的：首先计算一笔支出有多少转化为居民收入。如上面所说，我国目前大约就是20%，而在美国的高工资制度下可以达到至少70％。第二步再看这些收入会有多少用于消费，也就是在第二步才考虑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对于底层老百姓而言，他们入不敷出，几乎是100%的消费倾向，收入稍高一些的人，也是把大部分收入花费掉，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为90%。这样，用两步法计算出来的乘数就是：
　　　　　　　　乘数=1/（1-20%*90%）≈1.22
　　　　　　如果用一步法，也就是仅考虑边际消费倾向，乘数将达到10。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由此看来，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支出转化为工资收入的比例，也就是分配，而不是边际消费倾向。如果能够使工资提高，则乘数会迅速增大，宏观经济政策效率会迅速改善。关于乘数理论，我在《过剩经济学》里有更加详细的论述。
　　　　　　低工资导致乘数变小，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率降低乃至失灵。因此，低工资种祸根。
　　


作者：江南秋香　回复日期：2007-12-11　21:20:39　   
　　二、低工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工资过低，导致广大劳动群众没有消费能力，同时大量投资又形成了大量的生产能力，消费与生产严重不平衡，于是出现了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出现了大量重复建设，出现了经济建设的低效率，为生产而生产。
　　　　　　事实上，为生产而生产的局面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因为，人类的生产，归根到底是生产消费品。如果没有对应的消费市场，首先是消费品生产停顿，然后必然会导致生产资料生产停顿。“铁本”的叫停，就是需求不足制约生产力的发展的典型案例。
　　　　
　　　　　　总之，低工资是个大祸根，是金融危机的祸根，是社会动荡的祸根，是贫穷的祸根，是生产力发展的绊脚石，是繁荣之路的障碍。增加工资收入，可以立即解决目前存在的大多数问题。如果增加工资有困难。可以搞按人头发钱。按人法钱比现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率至少高出４倍！
　　


作者：江南秋香　回复日期：2007-12-11　21:21:42　   
　　我国长期以来的低工资状况，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低工资带来了低成本产品，提高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我国的出口，给我国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中共中央政治局不久前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笔者认为，应结合这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使产业工人的工资增幅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让普通劳动者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这应当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取向。
　　　　
　　　　　　传统工资理论已无法解释我国当前工资状况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工资是劳动力商品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包括以下三部分：１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２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３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决定还包含历史和道德因素，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结果。在均衡的那一点，工资恰好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值。因此，一个理性的雇主会一直雇佣工人，直到再多雇佣一个工人不能给他带来额外利润为止。市场会自发形成平均工资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由于工会对劳动供给的垄断，或企业对劳动购买的垄断，工资可能会高于或低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值。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当工资率较低时，随着工资率的上升，消费者将减少闲暇，增加劳动供给；在工资率超过临界点之后，继续增加工资，劳动供给量不增加反而减少。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工资水平和工资状况发生了重大和深刻变化，上述主流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我国目前的工资状况。
　　　　
　　　　　　首先，我国工资水平远未形成市场均衡，工资差别趋于扩大，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长期低下，以至不能涵盖劳动力价值的三部分。近年来，我国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大幅提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甚至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则多年变化不大，增幅较小。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甚至仅能维持劳动者再生产的基本需求（即仅能满足个人温饱），而无法包括马克思提出的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据广东省的有关调查，过去１２年，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月工资增幅只有６８元，考虑到物价上涨趋势，农民工工资实质上呈下降趋势。
其次，平均工资率尚未形成，工资水平主要取决于所在的行业和领域，而不是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和劳动者素质。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是细分的、专业化的，劳动力工资应主要由细分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劳动者的素质高低、劳动的难易程度、劳动的技术含量、责任大小等因素综合决定。由于平均工资率的存在，劳动者所处行业和领域区别在工资决定中只处于次要地位。但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并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劳动者素质，而是主要取决于劳动者所处的行业和领域，在不同行业和领域工作的同质的劳动者收入相差较大。就整体而言，一些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行业、外企员工收入比较高，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一般服务业员工的工资则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工会不能对劳动供给形成垄断，而企业则对劳动购买形成垄断，导致工资普遍低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值。目前，我国工会虽然是劳动者的组织，但在劳资关系中缺乏谈判地位，在工资决定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企业作为用工单位，处于强势的买方地位，在工资决定中发挥关键作用。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企业往往倾向于压低工资水平，导致产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低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值。即使在工资率极低时，也存在大量劳动供给。产业工人的工资水平离可使其选择休闲的临界点还十分遥远。
　　　　
　　　　　　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工资的增幅远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幅，导致职工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持续下降。据有关学者研究，我国职工工资占ＧＤＰ的比重１９８９年为１６％，２００３年则下降为１２％。２００５年我国财政收入３．１万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长２０％。而当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１８３６４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６％，扣除物价因素仅实际增长１２．８％，比财政收入增幅低７．２个百分点。我国产业工人的工资比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要低２０％－３０％，因此，产业工人的工资增幅比财政收入增幅要低更多
此外，ZF在工资决定中的越位与缺位现象同时存在。ZF作用的越位体现在：一些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工资继续被严格控制，影响职工积极性和企业效益，导致人才流失；工资制定中考虑人员素质和贡献不够，行政级别和职务成为影响工资的主要因素，有效激励和约束不够等。ZF作用的缺位体现在：对行政垄断及自然垄断部门的过高工资调控不力；对农民工、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保护不够；即使是最低工资标准也经常不能有效执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经常发生，甚至出现“总理为农民工讨工资”的现象。
　　　　
　　　　　　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意义重大
　　　　
　　　　　　我国长期以来的低工资状况，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低工资带来了低成本产品，提高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我国的出口，给我国带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然而，长期低工资水平，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背道而驰，不能体现“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执政理念。长期低工资还损害了劳动者应有的主人翁地位，也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相背离。
　　　　
　　　　　　当前，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缓解消费和内需不足。过低的工资水平制约了产业工人相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其预防性储蓄偏好，导致消费和内需不足，给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消费和内需不足使我国更加依赖出口，而出口竞争主要依赖价格优势，这反过来又导致工资增幅减小，消费和内需更加不足，形成恶性循环。产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具有较强的消费倾向，从刺激内需的角度看，增加产业工人工资是扩大消费的最有效渠道。据有关学者计算，如果给约１．５亿产业工人每年增加１００元工资，通过乘数效应，就能为全社会增加９００亿元总需求。
　　　　
　　　　　　第二，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对产业工人而言，过低的工资水平只能导致劳动者减少对提高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投入，使他们的能力得不到提高，难以更好地适应社会大生产的需要。对企业而言，过低的工资水平导致其倾向于选择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忽视开展自主创新和提高技术水平，延缓企业技术进步。提高产业工人工资，从宏观看，将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推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第三，有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由于我国出口产品价格过低，出口企业屡屡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我国还被视为全球通货紧缩的输出国，成为贸易摩擦的最大受害者，加上我国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加大。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造成的出口商品价格过低。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从而提高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抬高出口商品价格，与提高真实汇率水平的作用是同向和一致的。因此，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是减少贸易顺差、增加进口需求、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途径。有关学者认为，只要把工资提高的水平控制在与消费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的范围内，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从而成为一条代价最小的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途径。
有人担心，提高产业工人工资会恶化我国投资环境，损害我国国际竞争力。其实，与东南亚、印度、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已经缩小或丧失。单纯依靠低工资、低成本的竞争力是不会长久的。我国有稳定的政治环境、齐全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特别是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这才是我国真正吸引外资的力量之所在，是我国国际竞争力之所在。多数外商会看重综合成本，不会因为工人工资的提高而轻易离开。因此，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的若干政策选择
　　　　
　　　　　　第一，ZF出台向产业工人倾斜的工资政策。由于我国企业工会力量相对薄弱，特别是工会缺乏工资谈判能力，不具备相应的专家，所以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应主要依靠法律和政策措施。当前，中央ZF应根据各地消费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尽快出台符合普通劳动者利益的工资指导政策，为提高产业工人工资水平奠定政策和舆论基础。
　　　　
　　　　　　第二，大幅度提高现行最低工资标准，重点提高一线产业工人和农民工工资水平。根据目前情况，应将产业工人及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５０％以上。产业工人和农民工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制造业以及初级出口商品生产的主体。他们是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最迫切需要提高收入的群体。
　　　　
　　　　　　第三，加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劳动保护机制。当前重点要严格执行有关政策法规，对拖欠职工及农民工工资、降低和变相降低法定工资标准的企业给予严厉制裁。应完善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立工资支付监控体系，完善劳动纠纷和工资争端申诉与仲裁制度，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工资政策和法规的事件。
　　　　
　　　　　　第四，从长远看，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着手研究制定覆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应将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纳入城市保障体系，应将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全体农民。从党的方针政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财政能力、发达国家的实践等多个角度观察，这都是一个具有必要性、可能性和重大意义的举措，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有关部门应将这一问题纳入议事日程，积极研究，争取早日实施。
因为自己是穷人，所以常常站在穷人的角度看问题。又因为毕竟是舞文弄墨的，相比这座城市为数不少的底层市民还不是穷得格外厉害，所以平时尚能心平气和，不至于嫉富如仇，看到坐“奔驰”的产生从背后扔小石头、说诛心话的冲动。
　　　　
　　　　随着年纪渐长、思想麻木，甚至对于“包二奶”的富人也见怪不怪，懒得口诛笔伐了。于是窃以为由自己来对穷人、富人的“形状”加以评判，尚能客观公正、以理服人。
　　　　
　　　　穷人善良、勤劳……我们这代人因为深受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和文化熏陶，脑海里的穷人大多集中了中华民族所有优点。时过境迁，如今的穷人早已沦落为“高尚人士”笔下批评、嘲笑的对象，穷人粗鲁、不讲文明、缺少进取精神、缺乏眼光……穷人大多不喜欢看书，这当然也算一条。不过好在有了这样一条缺点，“高尚人士”们的鄙视才没有激起过大的社会反响。
　　　　
　　　　作为穷人阶层的末流文人，我当然觉得有义务挺身而出，为广大受歧视的穷人鼓与呼。那天，我正坐在电脑前写“鼓呼”文章，我买的一台冰箱送货上门了。扛着冰箱进门的是一位五旬老汉，五旬这个年纪在现代都市里本算不得老汉，按照联合国标准中年从45岁才开始。我之所以依然称他为老汉，是因为他脸上的沟壑纵横、他额上的花白头发以及有些佝偻的背。这样一个老人，一人独自扛着一台与他身高相当的冰箱爬上六楼，想想这一天、这一个月，他不知道又扛了多少这样的冰箱上了多少层楼？我不禁有些心酸，于是递给他一瓶“雪碧”和一根好烟。想象中他一定会推辞或者千恩万谢地接过去。果然，他有些受宠若惊，愣了一下接了过去，不过并没有说什么。送他出门时，我格外多说了几声“谢谢”，潜意识中是想给他一些精神安慰和工作成就感。对于这样的礼遇，他似乎毫无心理准备，又愣了一下，嘟囔了一句“找些话说，这有什么好谢的。”
　　　　
　　　　“存在就是合理的。”望着他的背影，我想起了这句被断章取义的名言。这个社会是讲“游戏规则”的，谁也没有义务单方面地对你好。像这位老汉这样不懂起码的社会交往礼数，即使有机遇，他也难以改变受穷的命运。
　　　　
　　　　几分钟后我有事下楼，到了门洞口看到送货的车还在，业务员和那个老汉蹲在车旁休息聊天。“六楼那主大概是个书呆子，看上去傻乎乎的，对我说了好几声谢谢……”那老汉在说……
　　　　
　　　　这就是穷人，也许他们习惯了被吆来喝去，习惯了汗流浃背还被人大声呵斥，我对穷人的印象顿时打了很大的折扣（虽然自己也是穷人），这种折扣随着生活中的一些小事越打越低。比如有时候晚饭后出门遛狗散步，我的小“西施”偶尔会对路过的行人叫上几声，或表示兴奋、或表示警惕。面对小狗的叫声，老宿舍区的“穷人”常常会抱以骂声，或者作势踢狗一脚，于是狗叫得更加厉害了。而在旁边高档小区，那里的人通常很友善，会付之一笑，或者蹲下来逗逗小狗。
　　　　
　　　　“中国就是因为穷人太多搞不好，你看街上那些被破坏的公共设施都是穷人毁坏的；遇到争议，穷人总喜欢扯皮打架斗狠，就是不喜欢用法律手段解决……”某位曾经是穷人，如今是“高尚人士”的老同学谈起穷人常常一脸不屑和无奈，最后总结这一切都是穷人不喜欢遵守社会“游戏规则”，不按“游戏规则”办事造成的。
老同学对于穷人的愤怒是有原因的。他刚刚兼并了一个厂。由于手头资金紧，没有给职工交社保、医保，工资也时有拖欠，为此职工们常常四处投诉。不过以老同学在本地的关系网，这些投诉最后当然是不了了之了。不久前，厂子里几个狠人终于发作了，有一个“三进宫”的家伙用砖头把他办公室的门砸了个大洞，还有一个扬言要去“接”他儿子放学……担惊受怕了一阵子，老同学终于给几个狠人落实了“政策”。看到狠人的“战果”，厂里不少职工也纷纷效仿，老同学最后只好忍痛履行了他本该履行的义务。
　　　　
　　　　富人的“形状”显然要比“穷人”好，可是穷人的种种劣迹真的都是因为不遵守“游戏规则”造成的吗？仔细想想，大谬不然。“游戏规则”看起来神圣，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人制定的，既然是人制定的当然就可以去完善或者改变。比如那位老同学，他能在三年内迅速成为千万富翁，第一桶金其实来自于国企改制，依靠手中的权力“四两拨千斤”，用少量的资金（还是贷款来的）成为了大股东；第二桶金则是来自于靠原有地位获得的关系网，使他总能以不合理的价格在招标中屡屡中标。两桶金下来，与一般的草根商人相比，他已经用极短的时间完成了别人需要一辈子完成的原始积累。这个时候他开始频频使用“游戏规则”、“与国际接轨”这样的时髦词了，这就如同百米赛跑时，有的人先蹲到八十米处，然后对身后起跑线上的对手们说：“我们现在开始公平竞争吧，你们要注意不要抢跑，要遵守比赛规则，要……”
　　　　
　　　　“游戏规则”的最大作用应该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保持有序的公平竞争。在规则的制定中占有强势地位的富人阶层拥有着更多的话语权，人都有自私的天性，假如不加以控制，这种“游戏规则”自然会变得越来越有利于富人。终有一天，老是“输”的穷人不愿意再玩下去了，那么“规则”也会被颠覆，“游戏”自然就破产了，富人的既得利益当然也就无从保留。看看乒乓球、羽毛球规则这些年来的频繁改变，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家独赢、大家都没有指望既而退出游戏的局面。
　　　　
　　　　富人越来越有修养，越来越有贵族气质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可穷人假如越来越粗鲁、越来越暴力、越来越……这其中也有富人的责任。分析一下穷人为什么愿意用吵架、斗狠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像富人那样通过法律途径争取？“社会资源”的差异决定了穷人用不起法律手段，或者用起来效果远不如富人，于是他们不得已选择了“粗野”、“斗狠”这些他们觉得更有效的方式。穷人被狗吠为什么生气而富人不生气？这是因为穷人长期受压抑被轻视产生了自卑感，觉得“狗眼看人低”，而富人的自信心不至于认为狗会看不起他……
　　　　
　　　　“先富带动后富”，这看起来像是一句不太可能实现的政治口号，实际上却是富人必须完成的使命，为了社会更是为了他们自己。假如穷人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坏，社会的和谐必将受到威胁。社会不和谐，所谓“游戏规则”早晚会成为玩不下去的规则，最大的受害者很可能还是正在得到利益的富人阶层。
　　
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下面是去年颁布的《中国贫富标准线》，看看我们生活在哪个层次？
　　　　
　　　　超级大富豪：年收入在5000万以上
　　　　
　　　　大富豪：年收入在1000—5000万
　　　　
　　　　富豪：年收入在300—1000万之间
　　　　
　　　　富人：年收入在100—300万之间
　　　　
　　　　高产者：年收入在30—100万之间
　　　　
　　　　中产者：年收入在15—30万之间
　　　　
　　　　低产者：年收入在8—15万之间
　　　　
　　　　穷 人：年收入在3—8万之间
　　　　
　　　　很穷的人：年收入在1—3万之间
　　　　
　　　　非常穷的穷人：年收入在5千—1万之间
　　　　
　　　　穷得没衣服穿的人：年收入在1千—5千之间
　　　　
　　　　穷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穷人：年收入在100 —1000元之间
　　　　
　　　　穷得几乎要死的穷人：年收入在30—100元之间
　　　　
　　　　死路一条的穷人：年收入在30元以下

打工仔王某在河南乘火车回家过年时，他害怕辛苦攒下的3000元钱被抢，就带了把剪子防身。上车后，感觉大家都想抢他的钱，就突然精神失控，手持剪刀在车厢内四处挥舞，还大喊“谁抢我的钱，我就扎死谁！”民警紧急疏散旅客，同时与王某交谈，稳定他的情绪。一小时后，乘警趁王某不备，将其制服。(《河南商报》2007年2月1日)
　　　　
　　　　　　打工仔王某为什么会在火车上突然精神失控？有些人认为，由于社会治安状况欠佳，火车上窃贼非常猖獗，迫使他防范意识太过于强烈；也有一些人认为，由于车厢内乘客太多，过于拥挤，空气污浊，容易引起心理压抑等不适感觉，从而诱使他情绪剧烈波动；更有一些人干脆指责此人心理素质太差，不就是区区3000元钱嘛？用得着这么疑神疑鬼吗？
　　　　
　　　　　　呜呼哀哉，笔者以为，打工仔精神失控的根源正是由于超低的收入，正是由于一年血汗钱不过区区3000元钱！笔者不禁担忧，一个打工仔辛辛苦苦在外劳作一年仅仅能够攒3000元钱，他以及他的父母和孩子是否还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可以想见，他的孩子很难享受到良好的教育，如果他有孩子的话；他的父母也很难得到较好的赡养；如果运气不好的话，一旦他的父母或孩子身患重病，3000元钱恐怕还不够支付医药费。
　　　　
　　　　　　笔者猜测，他可能连银行帐户都舍不得开设，因为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攒下3000元钱，平均每月不到300元。如果他要到银行开设帐户的话，由于其每月平均存款额度可能不足300元，按照银行规定，每个季度他还需要向银行上缴3元小额帐户费；况且，另外还有10元钱的银行卡年费。
　　　　
　　　　　　虽然3000元钱在中上阶层的眼里，实在不值一提，甚至还抵不过一些富豪阶层子女一个月的零花钱。记得某地一个富豪为他的儿子举办一次成人仪式便耗资数万元。让人无奈的是，3000元钱又确确实实是一个打工仔的年收入，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钱，反而会让他更加珍惜，以致于达到神经兮兮的地步。其实，因为工资问题而被逼得发疯发狂的农民工也不在少数。
　　　　
　　　　　　有人提醒乘客尽量不要携带现金，看似有理，但也不尽然。试想，如果打工仔王某到邮局汇款，3000元钱竟然需要花费30元手续费，1%的手续费啊！笔者猜测，他可能连银行帐户都舍不得开设，因为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攒下3000元钱，平均每月不到300元。如果他要到银行开设帐户的话，由于其每月平均存款额度可能不足300元，按照银行规定，每个季度他还需要向银行上缴3元小额帐户费；况且，另外还有10元钱的银行卡年费。不能不让人相信，正因为如此，他才宁愿冒着被抢的风险而随身携带。
　　　　
　　　　　　笔者不知道打工仔王某究竟是在什么样的企业打工，但农民工工资待遇普遍过低却是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近三十年来，我国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虽然GDP翻番的增长目标接二连三地实现，但农民工的工资却似乎几十年如一日，增长极为迟缓。虽然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但先富带动后富的良好初衷却未能较好地实现。
　　　　
　　　　　　不能不说，我国尚未完全建立公正与公平的社会财富共享分配机制，还需要继续努力。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现代农业建设，顺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符合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途径。笔者以为，在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要逐步推进城市化进程，让更多的农民融入城市，不断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 本主题由 落魄狭 于 2010-3-17 05:31 使用 提升卡 道具 收藏 分享 电脑k歌专用 正品得胜科声TPM-2音效放大器话放混音K歌器,322元免运费,笔记本K歌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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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表于 2009-1-20 17:36 | 只看该作者 电脑k歌专用 正品得胜科声天魅PC-K300专业电容麦克风套装+送HD2000监听耳机499元包快递 工资低，真的很低了，悲哀！！

经过学者和go-vern-ment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go-vern-ment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go-vern-ment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go-vern-ment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go-vern-ment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go-vern-ment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go-vern-ment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go-vern-ment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go-vern-ment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go-vern-ment的割肉比赛。当然，go-vern-ment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go-vern-ment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go-vern-ment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go-vern-ment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go-vern-ment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go-vern-ment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go-vern-ment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go-vern-ment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go-vern-ment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go-vern-ment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go-vern-ment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go-vern-ment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go-vern-ment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go-vern-ment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go-vern-ment之外的力量，企业比go-vern-ment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go-vern-ment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go-vern-ment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go-vern-ment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go-vern-ment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go-vern-ment，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go-vern-ment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go-vern-ment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go-vern-ment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go-vern-ment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 (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 (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go-vern-ment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性价比最高的优质话筒混响话放器金麦克KM500 68元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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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表于 2009-1-20 17:37 | 只看该作者 中国工人的工资太低 终于导致了世界经济危机
正常的情况下，有相应的供给必有相应的需求，供给的同时产生需求，而相应的需求又会引发相应的供给，一个经济体系内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等，如此经济才能平稳。
   中国走低工资策略即意味着它提供了相应的供给，但是，没有产生相应的需求。供给者产生的需求即包括为维持生产而进行的设备投资，原材料采购，运输等需求，也有厂家支付给员工工资，员工采购各类生活用品，以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搞低工资即意味着少支付工人工资，因此员工就得不到与其工作岗位相称的报酬，也就是说，必然的，中国的工人们无法表现出应有的与所做贡献相等应的消费水平。这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即供给完成后产生的需求要小。


   我国为什么要坚持低工资？可能它认为工资低因而会降低产品的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它通过一套非常不公平的分配体制将企业所得利润的相当一部分拿走了，从而使国内的人均工资非常低，此外，由于ZF也不象国外那样将财政所得的大部分用于民生，因此，工人在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公益项目教育子女的费用医疗等方面花了很多钱，或者说要为这些开支储备钱，因此，本来就不高的工资真正用于消费的仅是一部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向世界出口了很多产品的同时，却没有消费掉相应的商品，具体就表现在我国多年以来一直有巨额的出超上。
   正常情形下，这部分供给难以为社会所消化，因为，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它同时也要是供给者，为社会提供相应的产品和劳务才能换取相应的收入，以支付给厂商，但社会总的收入取决与他相应对应的需求，如果供给时产生的需求被有意压缩，那么，接下来，超过需求的那部分产品将被闲置，也即过剩。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是如此，全球化的情形下也是如此。
     所以中国的低工资在正常情形下，中国又搞了这么大的出口规模，出口商品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根本卖不出去才对。
     但是在现实中，出口商品却是销售出去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看看大洋的对岸，我们就不难发现，原来，美国人在搞借款消费，就是穷人也可从银行里借钱买楼买房，甚至日常消费用品。只要有张信用卡，什么都有了。他们可以以很低的利息，借到钱搞消费，因此，在美国穷人也过上了小康生活了。
     钱如流水而来，难道ZF不怕流动性通胀吗？不怕，原来他们可以借到钱，从国外借来的钱，花了当然不会引会通胀。以美国几十年来的霸主地位，大家当然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了，所以敢借钱给它。就象当地最大的富豪，它要借钱当然容易了。
     借贷者的钱何来？对美贸易出超呗。不过，现实社会中，最主要的放贷单位却是一些国家的央行，以及一些大的金融机构。他们用本币将出口商手中多余的美元换来，然后再借给美国人消费，循环由此生成。我国这些年已积累了外汇一万八千多亿美元，一大半也返回到美国了。
   即然是外债，那就应该有所节制，以借来的钱搞高消费，似乎不太适当吧。对别的国家来说，借来的钱当然要精打细算，但对美国而言，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它借的是美元，不是外汇，如果真要还，印钞机一开就解决了。不过，流通的美元一多，就会引发大贬值，美国的信用吗就要引发疑问了，以后谁后敢以货物来换取它的美元然后借给它呢？所以它就将ZF与民间的借贷分开，ZF的钱不够用就发国债，民间需要则通过民间金融机构发债券卖给国外投资者。这些年美国的金融创新让人眼花缭乱，你看不明白就说你不懂，其中的一种金融产品叫次贷，是把那些收入不高，潜在偿还能力不足，风险较大的贷款打包而成，以较高利息卖给国外投机者。很多国外的投资者为了取得高息，就买下了这个产品。


   大家都起劲消费，当然有助于拉动经济，而如果还不上，由它人买半单。这下，明白了为什么美国的银行敢于放贷了吧，原来是拿国外的钱来转贷给美国的老百姓，所以一旦美国的老百姓还不上钱，损失的是那些机构投资者，由他们来买单，所以就是损失了也不心痛，因此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甚而鼓励消费。美国因此在新世纪里继续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了，但也因此而借下了巨额的外债，据统计ZF带民间，共计久债四十余万亿美元，其中外债可能超过一半，仅我国就高达一万亿多美元。
     至此，我们就会发现，全球经济总供给与总需求是怎样实现平衡的，原来是美国在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向出口国借了一部分钱来填上这个 窟窿的，从而实现两者平衡的。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出口工业之所以有今日，正是因为美国的借债消费啊，中国的出口工业之所以能有现在这个规模，还真应该感谢小布什搞的这个金融创新，即解决了穷人的消费，又帮助了中国出口工业的发展。实际上，正是信贷消费在先，才有中国出口工业随后的蓬勃发展。中国如果能逃过此劫，最终成为一个超一流的国家，还要得感谢美国呢，尽管它的这一消费模式走到今天出了大问题，连带的使中国的出口也陷入了困顿。
     为什么美国这么一个发达国家不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取得收入，正常消费，非要借钱消费呢？这就和我们前边所说的联系上了。


   原来美国搞的是高工资，它的很多企业因此都被低工资国家的同类企业抵跨了，只剩下那些利润很高，可以开出高工资的产业了，如飞机、汽车、军工、宇航，尖端电子、软件开发能源等，此外就是农业和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了。这些产业因为技术的优势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领先地位，因此，得以幸存，但也面临其它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竞争。
   同为发达国家，美国与日本欧洲相比，后者的一些传统重工业可以保住，为何美国保不住？看看美国这些年主要干了什么不难知道。这些年，从911事件以来，它都忙于报仇，一直在兴兵打仗呢，巨额的耗费使得它不可能象其它国家一样来支持它的工业发展，来弥补民生。这是它工业出现衰退的原因之一。
   另外就是海外需求的不足了。如前所述，由于我国坚持低工资，结果应该是发生在我国的需求没有表现出来，需求缺少了一大块，就使美国人即便想多生产一些产品，多挣脱一点钱，以使它的收入能够弥补上它的，也是不可能的了。收不抵支，只好走借贷之路，借一部分钱将这个空气空缺补上了。由此，总供给实现了与总需求的平衡。
     …… 但这样的平衡只能是一时之计，不可长久，借贷者得想法增加自己的供给，将贷款补上，如果补不上，而为了维持生活水平，还得继续借，以不断的借贷来沿续经济的平衡，那是没法沿续的。

　　因为借了钱必须到期奉还，如果还不上，那么就会产生多方反应，就自己而言，是信用丧失，再融资困难，因此继续消费无力，这就使供需平衡再次被打破，因此，市场将萎缩，多余有效需求的产品得不到购买力的支持，经济循环就发生了困难，生产过剩就出现了。

　　再则，提供融资方发生了损失，因此势必使自己的经济陷入到紧缩之中，这对供给者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这一切，岂知，正是低工资种下的祸根呢？

　　如果出口国的工资能够正常性的增长，工人阶层能够实现正常的消费，那么，社会总需求就会扩大，影响返回到美国，它能够提供的产品与劳务服务也会相应扩大，它的失业工人就无需要那么多，它贸易赤字就不会那么大，民众支出就建立在收入的基础上，就无需要借那么钱来消费，即便是借了，也有能力还，经济的循环就能继续下去，不存在中断的危险。

　　然而，出口国家一心想压低自己的消费，以获得更多的外汇，使正常的需求掉下去一块的结果，破坏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经济失衡就是迟早之事了。

　　当然，美国当初在信贷消费时，不仅仅是为了保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也意在拉动经济，提高它的国民收入。小布什上台后，面临的就是由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繁荣最终导致的泡沫破裂后，经济又陷入的新一轮低谷，为启动经济，它也使出了很多办法，但没有明显成效，于是就采取的大胆的流进措施，一是发动了阿伊战争，意在拉动军工产业，另一个就是搞信贷消费，意在拉动内需，盘活经济。初衷应该说是好的，不过，由于美国搞的是高工资（原先想通过多发钞票来贬值，可是一直没有贬到位，结果工资还是虚高，影响了竞争力），产品成本很高，所以多数产业还是没有振兴起来，民众虽然对国外进口过多不满，但是国外进口商品的物美价廉使他们不得不选择进口产品，所以消费兴旺相当一部分是帮助了别国产业的发展，我国出口业发展迅速就是美国鼓励消费的直接结果，但美国自己工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激励。不过房地产却是一枝独秀，被刺激起来了。国外的楼房再便宜也不能建好了再运到美国来卖，所以这一行业的发展乃是美国国民经济的真发展。鼓励消费使得大量资金参与进来，结果使房产价格一涨再涨，越涨人气越旺，房产和为它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业繁荣异常，一时间维持了美国经济的景气。然而，这样的繁荣是靠价格不断上涨来支持的，这引发了美国ZF的忧虑。为了遏制投机，避免泡沫进一步的扩大，美联储后来又一改低息政策，连连提息，开始关闭资金的大门了，九十年代发生在日本的故事于是在开始美国上演。泡沫开始萎缩，产业进入萧条，用于投机的资金大部分成了坏账，金融业受到重创。泡沫经济破灭，非但使美国自己的经济受到打击，因为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连带的使全世界都受到拖累。

　　可见，消费信贷虽有取巧之处，但不能使自己的收入得到相应增加，无法使供需真正实现平衡，经济危机的产生也就势不可挡了。

　　美国为解决危机，现在要做的不是向国际借更多钱，而是要求国际购买它的更多产品，其中的重点对象就是中国了。只要中国工人阶层的收入得到相当程度的提高，美国对外出口就能大幅提升，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陷入大萧条的警报才会解除。

　　实际上，也唯有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才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强劲消费，美国的现任总统，以及即将诞生的新一届总统，为了再次振兴美国经济，将不得不对华展开强大的游说，甚而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说服或者干脆说是迫使中国的领导人将中国工人阶层的工资水平提高到合理的位置上。对美国领导人而言，推动这项工作，对它而言，当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因为中国的即有体制根本无法容忍普通百姓也能过上象样的日子，但就因为中国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已与美国的切身利益联系到一起，所以美国ZF不得不想法设法让它往上抬一抬，毕竟，不管怎么说，如果中国大陆的民众收入提高一截，美国经济就能有望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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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魄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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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表于 2009-1-20 17:41 | 只看该作者 本帖最后由 落魄狭 于 2009-1-20 17:48 编辑

廉价劳动力反而成劣势 中国人只有低工资的命?

前几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的话自然引来一番唾沫横飞的口水讨伐。孤立地看，他的话确实有道理。资本长着一双会飞的翅膀，睁着一双唯利是图的眼睛，哪里的企业成本低，资本自然就往哪里钻。如果我们心甘情愿接受低端制造业这一产业安排，廉价劳动力当然会构筑最好的投资环境。正是按此理论，工人的工资十几年不见涨，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三者之间俨然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链条。

　辩论台
　·我的观点：中国人只有低工资的命?

　支持：资本长着一双会飞的翅膀，睁着一双唯利是图的眼睛，哪里的企业成本低，资本自然就往哪里钻。如果我们心甘情愿接受低端制造业这一产业安排，廉价劳动力当然会构筑最好的投资环境。“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反对：涨工资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否则，难道我们准备吃一辈子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吗 要知道，大量廉价劳动力存在的国家，同时必然是大量穷人存在的国家，而大量穷人存在的国家绝对不是我们“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缓慢于经济增长。可是公务员工资短短几年却调高了几次，富豪榜上的富豪资本更是每年以亿为单位地往上蹿。“不应涨工资”只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居民幸福感越来越低。 【支持】【反对】【参加辩论】
　　但换一个视角看企业成本，低工资优势也许就成了劣势。

　　先从企业角度看，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曾多次在媒体上介绍，他们眼中的投资环境，依次为“配套能力、市场、ZF服务、劳动力价格”。企业的总成本中，包括大量的行政成本、公关成本，ZF的清廉度与这些成本成反比关系。我国的行政成本全球最高，而管制的大量存在造成企业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这些成本降不下来，或者一些地方不愿意把这方面的成本降下来，就只能转嫁到工人或者消费者头上。
而且在实际谈判过程中，与地方ZF、企业相比，工人缺乏议价能力，因此难逃低工资的命运。

　　如果由代表工人利益的议价者和资方谈判，情况会怎样？双方将首先达成共识，降低行政成本和对于ZF的公关成本才能造就最大、最好的投资环境。这正是国际惯例。

　　实际上，即使对资方、对企业而言，工人低工资也不是什么好的投资环境。因为劳动力价格并不单指工人工资，还应把劳动生产率一起计入综合考虑。工人工资太低，劳动再生产的投入就低，劳动生产率也可能随之下降，对于企业来说并不合算。另外，工人工资太低，消费市场也会萎缩，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不利。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跨国公司要“自己向自己开刀”，搞什么社会责任标准，努力提高工人福利待遇和劳动条件的原因。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福特公司走出低谷的诀窍就是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

　　再从工人的角度看。李剑阁的话有一个前提：工人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强。这话貌似有理，而事实绝非如此。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税收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这几年ZF税收是国民工资总额的2至3倍，而医疗、教育和住房改革此时却借助于市场化的旗号走了偏路，将ZF的社会公共职能全部委之于市场，造成民众实际收入的下降。这一数据形象地说明，相比于经济增长而言，普通劳动阶层处于相对被剥夺状态，也就是说，打工者虽然有了工作，但拿着微薄的工资，其实际处境却没有随之改善，或是改善的幅度有限。

　　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能给民众增加福利的“工作机会”和企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有害无益，长期以来的“低工资优势”只是强势话语的谬种流传。这一理念与政策既不会利于当代，更可能祸及将来。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不仅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活内容的改善，而且也似乎在一些方面挑战了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比如制度经济学。由于制度经济学大师—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瞬间我们都认识到制度资本或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可是，当转过身看看中国的市场制度环境与法治水平，我们又开始纳闷：中国的法治与产权保护还相当欠缺，可是这些年中国的GDP却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中国特色还真的能使在其他国家成立的结论在中国就行不通？真的是中国有中国的经济学、西方有西方的经济学？

制度资本与制度成本
本文的主题属于制度经济学范畴，探讨的角度有两个：第一个是“为什么”这些制度机制是必要的，第二个是“如何”构建这些必要的制度机制。
制度经济学判断制度优劣的最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深化。如果一国的制度有利于交易市场的容量最大化，有利于经济的深化，那么我们就说该国具有高的制度资本。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使交易的成本变高，这种成本通常被称为“制度成本”。当然，制度成本不仅仅指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所实际要支付的成本，而且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做的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机会成本），这种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但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或者勉强发展的市场。
制度经济学关注的核心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机制。这个听起来似乎很狭窄的主题实际上包括了一国制度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制、ZF权力与制衡结构、司法独立，等等。比如，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最后归结到对私人产权与合约权益的侵犯，因此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问题最终也是一个产权、合约权益的保护问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产权保护与合约执行是经济深化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可靠的产权与合约权益保护制度，人们就无法预期从事市场交易、从事投资的结果，不能知道从交易、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能否属于自己。而经营、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将迫使人们停止交易、不愿做出投资，即使他们想进行市场交易，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市场发展会停滞不前，经济增长无法持续。①

对中国经历的一种解释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近二十几年中国的制度在不断朝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方向变迁，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离真正的市场制度结构还相去甚远，特别是产权保护制度变革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可是，这些并没有阻碍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几年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这种经历似乎否定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
其实则不然。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其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出奇的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可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想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达到最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是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用劳动力成本和制度成本在一定范围内的替代性来解释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经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也相对很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优势在经济增长初期可以弥补、对冲高制度成本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种局面。假如郑州市要盖一栋特别的仿古中国戏剧大院，用料全部是传统的青砖青瓦，并且声称要用在全国能找到的最好的泥土烧出的青砖青瓦。结果其建筑公司找到江西景德镇，决定从景德镇买来1 000万吨泥土，每吨售价为100元，共10亿元。
为了说明问题，假设大家对法院解决合同纠纷的公正性和可靠性都不放心，没人相信正式司法解决合约纠纷的能力。现在的局面是，景德镇卖方在没有收到付款之前不肯发货，而郑州建筑公司又声明在没有收到货之前决不付款，原因是在没有可靠的正式司法的情况下，双方都不相信书面销售合约能值几个钱。怎么办呢？有两种选择：双方要么选择“绝对不跟陌生外地人交易”（那么经济会无法发展），要么通过某些运作上的安排来规避“交易制度风险”。
一种规避交易合约风险的办法是把这笔“大交易”分成100份“小交易”，每次运10万吨泥土，等两天将泥土运到郑州之后，郑州方立即付给景德镇卖方1 000万元。这样，即使哪一次郑州方不能付款，卖方最多损失掉1 000万元，而不是整个交易的10亿元。但问题是，如果分100次交货，而每次“小交易”又需要两天时间才能完成，那么整个交易需要200天才能完成。相比之下，如果正式司法能够非常可靠地处理合约纠纷，那么双方就能以交易合约为准，签约即可发货，整个交易可在两天内完成，而不是要等200天。
在这里“制度成本”包括以下几项：第一，郑州的中国戏剧大院工程被拖后200天，而不是立即就可以开始。当然，如果整个经济的市场交易环境都是如此，那么整个社会里人们在单位时间能创造的价值整体上就会很低，也就是生产力很低，每人每年能完成的交易次数和交易量都会很少，经济增长就慢。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市场（比如跨区域市场）可能根本不会发展。第二，本来两天可以完成的交易被拖延到200天完成，在中国或许还能接受，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而且劳动力数量也多，只是“多辛苦一点而已，忍一忍就过去了”。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劳动力成本高的国家，这种规避交易风险的安排显然难以执行。换言之，正是由于廉价的劳动力，我们才有对冲高制度成本的可能性。第三，正因为制度资本的欠缺才使人们单位时间的产出（生产力）不可能很高，每天能创造的价值很低，这反过来又使人们的收入也不可能很高，迫使劳动力收入只能很低。因此，制度成本的最终表现形式是人们的低收入水平。
上面的例子只是谈到一类制度缺陷。制度障碍也可以体现为那些各式各样的行业准入审批、对市场的行政管制，还有许多灰色和朝令夕改的规章。这些都拖延了创业时间与交易速度。比如，从申请注册公司到真正能得到营业执照、开业这一层层审批过程是创业者要经过的第一道关，走完这一道关所需时间的长短基本能反映一国、一地区的制度环境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创业和更广义的市场交易。可是，审批步骤数仅反映了书面文件的要求，实际运作的过程可能会长短不一，尤其是不同国家的ZF机构效率千差万别，同样内容的审批在不同国家所需的时间会大相径庭。Djankov、LaPorta、Lopez-de-Silanes 和Shleifer 4位教授在2001年对85个国家完成这一审批过程所需时间做了估算① ，结果发现加拿大最快（只需2天），美国需7天，意大利最长（121天），在中国需要111天。
为了弥补这些制度成本、规避交易风险，人们不得不格外勤奋、一天多工作几小时、少拿些收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周七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工作，晚上十一二点还在通工作电话，这是我们为制度成本必须付出的代价。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说法，我们中国人比世界其他民族都更勤奋，但我们却还是那么穷，道理也在这里。苦力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这是中国经济得以增长的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靠什么？
在制度资本欠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能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增长所依赖的行业，也就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主要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吸收外资、发展经济，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这种政策选择不仅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让众多廉价劳动力能够如上所说的那样弥补制度成本，而且在目前和当年的市场制度架构下也差不多是唯一可行的发展政策选择。
任何市场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支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消费者权益或买方权益的保护机制。如果买方事后发现所买东西并非如卖方所说或者是次品，那么买方可以诉诸正式司法。虽然在商品交易中往往除了收据外并无正式合同，但至少有某种隐性合约（在你决定买那样“东西”时，你和卖方对所买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起码的共识），因此由产品质量或产品规格引起的纠纷也属于合约纠纷的一种。第二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信的信息披露是帮助买方准确评估交易产品的价值的必要条件。对这两类制度机制的要求程度会因各行业自身的特征而有所差异，有的行业对这两类制度的依赖性弱，而另一些行业则会很强。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在汽车买方（消费者）和卖方（制造商）之间交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它有式样、颜色，买方可打开汽车查看各部件的设计、做工、组装，也可自己试开一次或多次。
按照前面谈到的两类制度要求看，正因为汽车是有形物，也可以让买方多次试开，等等，这种商品交易市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对较低。就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而言，汽车交易对正式司法的依赖性也较低，因为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即使产品责任与消费者权益得不到可靠保障，张三们、李四们或许可以在交钱买车之前多试开几次、多找几个懂车的朋友帮助检查几次，这些举措可以大大降低买方被骗的可能性，是规避交易风险的手段（于是，“即使正式司法不可靠，也还行”）。这里的关键是交易的客体是有形、有色的物品。
服务业（第三产业）则不同。以证券市场为例，深发展卖给股民们的东西是一种金融合同，是一份写在纸上的许诺。交易的东西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也没有声音，这种合同所保证的权益可以值很多钱，也可以一文不值，关键在于上面讲到的两类制度保证是否可靠。第一，投资者能否得到关于深发展的公正可靠的信息？这不仅要求上市公司经常披露相关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有不受控制的新闻媒体去独立地验证信息、挖掘有损股东权益的内幕，因此新闻自由、信息自由至关重要。第二，是否有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法律及相匹配的司法体系与诉讼程序？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产权保护、合约权益保护问题。如果没有可靠的保护合约权益的制度机制，那么股票所代表的金融合同就没有意义，当然就一文不值。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看到，制造业远比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业容易发展，前者所依赖的交易市场相对于后者不容易被骗（尽管在绝对意义上任何产品交易中都会有欺骗的空间），因此制造业市场的发展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较低。而第三产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道德风险和阿克洛夫（Akerlof）所讲的“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在制度资本欠缺的社会里，这种市场、行业更容易停滞甚至关闭。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阿克洛夫，其最主要贡献是他在1970年发表的《柠檬市场理论》一文①。他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旧车交易市场的信息混浊，让买方无法分辨“好车”和“坏车”的话，那么在旧车市场上不管是好车还是坏车，买方愿意出的价格就只能基本一样。如果长此以往，那些有“好车”的人自然就不再愿意参加这种混浊市场上的交易，会选择退出市场，使市场上剩下的旧车只能越来越差。看到这一局面后，买方愿出的价格当然只能越来越低，迫使那些有“较好车”出售的卖方也选择退出市场。依此下去，到最后旧车市场就会无人光顾。这种“逆向选择”过程最后只会促使市场关闭，而不是促使其发展。
汽车市场与证券市场相比，虽然都面对着信息混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但前者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远较后者的要低，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这就是为什么制造业在中国也可以发展（更何况制造业能最好地发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证券市场在中国则发展艰难。
下面我们重点分析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否真的对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对法治有这么强的依赖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在图2–7中把107个国家按其1990年的新闻自由程度分成三等份组②。之所以根据新闻自由程度将这107个国家分组，是因为媒体报道的自由度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信息环境的可信度、客观度和完全度。一般来讲，媒体言论权受到的限制越多，它们就越会只报喜不报忧，愿意收集信息的程度和范围也都将大打折扣。结果是，一方面市场参与者能得到的信息的失真度与片面性就越大、客观性就越低；另一方面虚假信息的可能性也越大，那种社会里市场信息的混浊程度只能越高，到头来，以无形产品（服务）为交易对象的第三产业在那种国度里就越难发展。
图2–7?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依赖于开放的新闻媒体
图2–7给出在2002年时三组国家的第三产业占其GDP的平均比重①。一般讲，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国的第三产业越发达。由图2–7可见，新闻媒体最自由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发达（平均占GDP的62.39%），媒体最不自由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48.49%）。
为了进一步依靠107个国家的数据验证我们的命题，我们再以1990年的新闻自由评分、1990年的人均GDP以及那时候的法治水平作为起点解释变量，然后用这些变量来解释从1990~2002年间不同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工业）年均增长率之差。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在这12年间的增长速度有差别，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两个产业的增长速度差到底跟起初的制度因素和人均GDP有无关系。这种回归分析比图2–7中所作的相关性分析更能帮助我们得到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回归分析的结果是：1990年新闻媒体越自由的国家（或者是越富的国家），在随后的年度中其服务产业相对于工业增长得越快。因此，一个基本的实证结论是：如果一国的新闻媒体不开放，那么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发展制造业工业，而不利于发展第三产业。这一实证结果跟我们的理论命题完全一致。
除了新闻媒体这一制度机制外，我们也可以分析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产权保护的关系。根据一国对产权保护的程度我们先把各国分成三等份组，然后将每组国家在2002年第三产业占GDP的平均比重放在图2–8中。图2–8表明，产权保护最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也最发达（占GDP的64.90%）；而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其第三产业最不发达（占GDP的52.47%）。前面谈到，制造业与第三产业对产权和合约权益保护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性，制度资本欠缺的国家不利于第三产业发展，图2–8从产权保护的角度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图2–8?产权保护与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
最后，图2–9比较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在1980年，印度第三产业占GDP的36.6%，中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23.8%。但到了2002年，这两个比重分别为50.7%和27.5%。同一期间，印度的第三产业在其经济中的分量增加了14.1%，而中国的只增加了3.7%。一方面，这说明中国并没利用制造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带动第三产业的同步或更快步地增长，没能发挥出更大的内生增长潜能；另一方面，中国与印度在同是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条件下，各自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发展相应的行业：中国选择了制造业，而印度则利用其相对的制度资本优势发展服务业。
图2–9?中国与印度的第三产业历年占GDP比例

为什么强调第三产业？
说到这里，一个自然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第三产业对制度机制的依赖性这么强的情况下还要推动制度改革来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答案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制造业的经济增加值低、利润率低，是“硬苦力”活，而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利润率相对要高。其次，第三产业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靠“硬苦力”的制造业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更大份额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的已不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土地是否肥沃宽广，而是取决于你的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在现代运输技术、通讯技术出现之前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跨地区经济市场还没完全形成，那时的市场交易可能依赖道德规范、习惯法即可，有没有新闻媒体（更不用说开放的新闻媒体）、有没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可能并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竞争优势，那时“地大物博”决定竞争优势。但今天不行了，在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交易中与你交易的不再只是熟人、本地人，而越来越多的是外地陌生人和外国商人。道德规范、习惯法已不够用了，只有可靠的正规司法和开放畅通的新闻媒体才能促进交易更高效地进行。
通过以上的讨论以及所看到的多国综合经验，我们不仅认识到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什么，而且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改革成功不但没有挑战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反倒更加显示出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意义所在。

中国人-廉价劳动力还要做多久？
“能进韩日企业不去台企,能去欧美企业不去日韩...”似乎这句话已经渐渐成为了行业职员间的共识。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多的韩日企业进入了中国，开始采用中国地区的廉价劳动力来积累财富。

   在某韩国企业里面甚至这样形容韩企的工作情况：“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很好的对当前韩企职员的生存现状作出了一个描述。

   拿一个人的工资，干两个人的活。著名的三星公司每次在招聘启事里面都提前做好了说明，要求进入公司的人要“能吃苦，能够承受压力……”中国人能吃苦，吃了几十年的苦，几百年的苦，以前被西洋鬼子和红毛鬼子欺负，而后被日本鬼子残害，继而又有国民ZF初期的腐败统治...

   为什么中国人能被这么长期的欺负，因为咱能吃苦，在压力下能艰苦地挺过来，能无怨无悔地工作。当老一辈本来以为是一种美德的“艰苦奋斗”变成了如今一代人工作时无奈的一种行为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辛酸吧。

   曾经跟韩国一位部长聊天的时候，他就直接说，来中国的韩国企业都主要冲两个好处，一个是中国的广阔的市场，另一个则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

   在韩国的三星和LG公司的普通职员的月工资至少有200万韩币，相当于1万5千元人民币，而到了中国，同样职位的中国职员的工资只有3000，在韩国养一个人的成本可以在中国养5个，甚至有的员工一个月只能拿到500到600!所以N多的韩企涌入中国，尽情享受着这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利润上涨。

   现在中国ZF为了吸引外资，向外国人做宣传的时候就表示“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你们进来吧，很有好处的。”这也给外企打出一个信号：中国人就是廉价。实际上也给中国劳动力的升值带来了困难。

   上次又有在公司工作两年的员工因为工资只涨了120，而愤然离职~而在此同时，韩国人却在享受着公司给全包的高尔夫和几万一个月的房租...

   中国人，这廉价劳动力还要做多久呢？房子、汽车？仿佛都是那么遥远...

   我想，在这些方面还是要ZF给起点导向作用的，房价要降，工资不能再降了！而且是时候要努力改变中国人“贱价”的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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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表于 2009-1-20 17:52 | 只看该作者 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太低到底该怎样解决？

近段时间, 有关提高劳动力工资的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许多经济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归结一点就是我国产业工人的工资较低，工资的增长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也将采取包括推动落实最低工资指导制度在内的五项措施提高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收入, 促进劳资和谐。这一做法受到许多人的欢迎和期待。但如何真正使工人的工资增长起来，还有许多瓶颈需要突破。就目前来看，国有企业当然可以由ZF下令执行,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现在人们垢病的恰恰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过高。民营企业呢? 外资企业呢? 他们又怎样才肯给工人长工资?经济学者们也很难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窃以为, 与其说现在中国工人工资偏低, 不如说他们的福利待遇偏低。就工资而言, 只要企业遵守了ZF颁布的最低工资制度, 在此基础上工资是高是低, ZF很难加以直接干预, 所谓的“指导制度”, 只是一句空话, 企业是不可能听你这种“指导”的。因此, ZF真正应该做的, 首先是以严明的法制要求企业全面实行8小时工作制、双休制等法律明文规定的福利制度, 以及劳动合同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还谈何“指导”! 或者说, 现在对中国工人整体来说, 权利或许比工资的高低更重要。因为权利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 而工资却因企业情况和市场供需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客观地说, 中国工人工资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跟人口数量和劳动力的供需状况有关。但人口再多, 劳动力再多, 权利却是人人必不可少的。而这些权利, 本身就是福利, 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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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发表于 2009-1-20 17:55 | 只看该作者 美国人纳闷？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傻！

当今世界就数中国最有钱，号称最富有的美国却欠了全世界的一屁股债，每一个美国人均从中国就借4000美元来消费。

哈佛大学校长萨默认为这种现象很怪异。他指的怪现象是，一个自己的诸多需求尚未得到满足的国家，会让这1万亿美元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地方流向一个成熟富有的地方。不但是美国教授想不通，我想很多中国人也想不通，我也想不通。

他认为印度人就比中国人聪明多了，印度的储蓄率约为25%，这表明印度人民消费了他们共同生产的东西的75%。最近，美国的储蓄率有时候为负数，这意味着它消费的东西多于它生产的东西，不足部分通过进口弥补。

中国人呢？中国的储蓄率是令人惊愕的50%，中国人乐于存钱和数钱，而不是花钱，在和平时期，在任何国家都可能没有这样的先例。这并不意味着平均每个家庭储蓄其所得的一半——尽管中国的个人储蓄率也很高，大部分中国国民收入是以几乎看不见的方式被“储藏”起来的，以外币的形式保存在国家手中。不是去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而是忍受生活的煎熬。

让美国人觉的不可思议的是：上海与华盛顿特区气候相仿，但它的公立中学没有暖气，冬天走进一间教室，你会看到40个孩子，每个人都穿着厚厚的冬装，他们的呼吸在空气中形成白雾。

北京的气候更像波士顿，冬天的傍晚，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马路牙子旁边，忍受着漫长的等待，奋力登上拥挤得令人绝望的公共汽车，然后在拥塞不堪的道路上度过数小时。

在甘肃农村，我看到18个初中女孩共用一间宿舍，肩并肩地像沙丁鱼般地睡着。

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公园、更完善的医疗保健、更清洁的空气和水、更畅通的城市下水道，中国都还没有，或者说还远远不够。

在个人收入水平上同样如此。大工厂里工人的平均工资收入约160美元/月，耕田的收入还只有这一小部分。大多数中国人觉得他们在前进，但他们的起点非常低。 那么，为什么中国还将自己的钱输送到美国？

更荒唐这些钱存在美国的国债的年利率远远赶不上美元对人民币5-6%的贬值速度。

1996年，中国第一次积累起1000亿美元的外国资产，主要是以美元的方式持有。到2001年，这个数目翻了一番；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6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名列次席的是日本，外汇储备仅有中国的2/3，但它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近2倍。中国的外国资产70%是美元，另外还有一些欧元和日元。中国对美投资大多数是保守的，主要是回报率低的产品，如国债和联邦债券，而不是显眼的高风险的黑石式投资。因为由美国ZF支撑的国债和债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保险的投资。它们的利率比公司债券低，在过去的两年里，它们4-5%的年利率，已赶不上美元对人民币5-6%的贬值速度。

美国人偶尔(虽然不经常)争论，如此严重地依赖由外国ZF控制的钱到底是利还是弊。与此同时，中国人自己也争论，这笔交易对他们来说是否值。

我想中国人总有一天会想明白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