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腐败案件发生的原因及其预防对策的思考(三)

对当前腐败案件发生的原因及其预防对策的思考(三)

对当前腐败案件发生的原因

及其预防对策的思考(三)

(三)续前

（四）、完善惩处机制是保证

有力的惩处可以给腐败分子以强大的威慑。预防腐败案件发生，完善惩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保证。

1．扩大公民参与。及时发现和寻找腐败信息源是反腐败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如果没有腐败信息源，那么反腐败机构的工作将陷入停滞。反腐职能机构发现和寻找腐败信息有两条渠道：即接受公民或法人等组织的举报与职能机构依职权而为的主动搜寻。据统计，我国腐败案件中由公民举报提供线索的超过60%（2004-11-30日《厦门日报》）。可见，反腐工作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依靠发动群众广泛参与，积极提供党政领导干部腐败信息，以提高打击腐败的覆盖面。首先，要调动公民提供腐败信息积极性。为此，要做好四项工作：一要渠道方便。公民参与惩治腐败、提供腐败信息时，如果手续繁琐、渠道不畅，就会打消其积极性。目前可以在利用好纪委信访室(举报中心)、反贪局举报中心接收腐败信息外，还可以在网上设专门的举报邮箱。二要认真对待。要做到对群众提供的腐败信息件件有着落，及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信息提供者。三要加强保护。要做好党政领导干部腐败信息的提供者人身安全的保护工作，举报信息要严格保密，防止举报人受到打击报复。四要加强激励。对敢于同腐败行为作斗争，积极提供腐败信息，给党和国家挽回重大影响和经济损失的，应实行重奖。其次，反腐败职能机构也要主动出击，掌握反腐败工作的主动权。各级反腐败机构一旦发现腐败迹象，就要立即主动介入，既要打由群众举报或被其他案件牵出来的“死老虎”，也要主动出击，打尚未被发现的“活老虎”。

2．加大打击力度。假定违法犯罪者被抓获的概率为常数，则对违法犯罪者的惩罚就成为决定违法犯罪行为发生概率的重要因素（Gary Becker，1968）。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则增加惩罚将会降低腐败行为。这一理论分析意味着，一国现行的惩罚机制和结构是决定该国腐败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胡鞍钢：《中国：挑战腐败----世界范围内的腐败：原因、后果、范围和医治对策》）。当前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屡屡发生，与惩处不力不无关系。加大打击力度，当前最突出的是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防止当前腐败案件同罪不同刑的现象发生。近年查处出来的腐败案件中，有些犯罪事实基本相似、危害大小基本一样的案件，定罪量刑存在明显差别，这已引起了公众相当强烈的争论。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对反腐败工作会有负面影响。因此，可以考虑在腐败案件中试行判例法，相似犯罪情节、相似社会危害的腐败案件，尽可能在定罪量刑上避免差别过大，消除人们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二是修改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我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这样的规定，给少数腐败分子留了一根“救命稻草”：只要咬紧牙拒不交待，即使腐败金额巨大，一旦将其界定为“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就可以逃避法律应有的惩处。在实践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最为典型的就是安徽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胡继美夫妇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肖、胡夫妇不明财产达二千多万元，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法定刑只有五年，肖、胡二人一个死缓、一个无期。稍微设想一下，这么巨大的“财产”，当事人能不知道其来源吗？有这样的“救命稻草”，我想傻瓜也会抓住不放的！这一法律条款非但起不到应有的打击作用，反而会使腐败分子有了逃避打击的可乘之机------即使明知当事人有明显逃避法律严惩的主观故意，法律也还是奈何不了他。因此，修改现行刑法此一条款显得非常必要。方案有两个：删除此款规定，并入贪污罪；调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幅度，数额特别巨大的可处以死刑。三是增加腐败成本，将惩处措施前移。加大对党政领导干部腐败萌芽阶段的不廉洁、不守法、不奉公行为的惩处力度，增加其实施腐败行为的成本。可根据前文述及的《党政领导干部职业行为准则》，发现有违反该准则相关条款，足以影响公正运用公共权力的行为者，一律清除出党政干部队伍，力求将党政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3．整合反腐资源。目前我国反腐败工作机构重复设置，职能交差重叠，法律、法规，党规党纪过多、过滥、过虚，投入在反腐败工作中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当庞大而效率却不高，造成了反腐败资源的浪费。整合各种反腐资源，可以节约反腐败成本，提高反腐效率。一是要整合法律法规、党纪党规资源，使反腐败工作的章法更加简洁、操作更加便捷、打击更加有力。现行庞大的反腐败法规资源中大部分都是无法操作的花架子，有的甚至互相冲突，这样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因此，对现行反腐败法规进行认真梳理整合，做好立、改、废工作，显得尤为迫切。要将那些效率低下、不便操作的空洞规章或改或废，在此基础上，抓紧时间制定《反腐败法》或《反贪污贿赂法》，使反腐败工作有统一的法律依据。二是要整合现有反腐败机构，提高反腐败战斗力。将纪委升格、将与纪委合署的监察部门并入政府法制部门，前已论及，此处不再赘述。配合《反腐败法》或《反贪污贿赂法》的实施，将设在各级人民检察院中的反贪污贿赂局从检察院分离出来，升格为专司各类腐败案件的受理举报、立案、侦查工作的机构，与“一府两院”一样，直接对同级人大负责。这样可以使反贪局在办案过程中，排除可能来自党委、政府的各种干扰，提高打击腐败的质量与效率。

总之，党政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损害着党的利益、败坏着党的声誉，影响着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的公信力，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对此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只有在总结近年来反腐败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案件发生的原因，本着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原则，探索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政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最终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