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贝松的阿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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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克·贝松的阿黛拉
◎  李东然 2010-08-09

吕克·贝松说,在他心里,阿黛拉的时髦、大胆、性感和幽默,都是自己心中最典型的法国女郎!

“你知道,这就像是我16岁才有人生中第一台电视机,就至今也不习惯去看它,觉得它和自己的世界无关。我的行为方式是这样养成的,日复一日地光着脚,穿着游泳衣,去听从大海的召唤,日出日落的指令,完完全全的自然。”

“阿黛拉就是我心中的法国女郎”

《阿黛拉的非凡冒险》讲述了这样的故事:阿黛拉是一名年轻美貌的果敢女性,生活在1912年的巴黎,为了救回徘徊在死亡边缘的妹妹,她扬帆千里远赴埃及,向沉睡的木乃伊寻求帮助,而此时的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中,1.36亿年前的翼龙破壳而出,整个城市被恐怖笼罩,但阿黛拉的冒险不会停下。

其实,这个红发绿裙的女孩,对法国人来说,不需要任何一部电影,早已家喻户晓。电影改编自同名漫画,作者雅克·塔迪(Jacques Tardi)被认为是巴黎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线条多变而清晰的表现主义画风,很适合那些战争背景下的故事和对那时恐怖城市的描绘。代表作《战壕里的搏杀》(C'était la Guerre des Tranchées)描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那种荒谬和恐惧之间的幻灭感,使他拥有了法国漫画界“新现实主义之父”和“描绘旧时代巴黎城市大师”的头衔。阿黛拉系列漫画,1976年面市,至2007年已出版了9卷,因时时有别的借古讽今趣味,从不乏拥趸,雅克·塔迪在接受采访中告诉本刊记者,眼下,最新的一卷也即将完成,将会是“一个真正的结尾”。

雅克·塔迪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在开始创作阿黛拉的70年代,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经典漫画还是以男性为主角,赛车手、飞行员、士兵、牛仔、警察,唯一的两个女性主角,一个是贝卡西娜(Bécassine),是一个“几乎没有来得及被画上嘴巴的乡下女佣”,还有一个就是巴巴丽娜(Barbarrell),是“流行了一时的情色符号”,“这决定了我自己的方向,那就是创造一个女性角色,就像那些男性漫画主角一样的女性”。

自言深受德国表现主义电影的影响,塔迪有意为笔下的阿黛拉穿上了与贝卡西娜相映成趣的绿裙子,又画了满头红发,配上一张美得令人不安的脸庞,以及惊人的勇敢、执著、现代、独立,不受雇佣,不信仰上帝,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那些所谓当局的力量从不信任,“没有怎样的存在不可颠覆”。

不难理解这样的女孩会一炮而红,也不难理解,对于塑造“性格女郎”格外钟情的吕克·贝松,会对这样的人物满心憧憬。吕克·贝松在接受采访中向本刊记者如此回忆:“这真是个漫长的故事,我第一次爱上塔迪的女主人公是10年前,当时我试图联系塔迪,但可惜的是,他已经把阿黛拉的改编权给了另一个知名导演。我有点失望,但也憧憬着赶紧看到电影版的阿黛拉,但三四年过去了,我没有看到阿黛拉拍出来,于是我又联系了塔迪。他说他觉得失望,于是决定拒绝一切改编主意。我觉得必须说服他,经过一次次见面,我们终于成了朋友,又经过6年的等待、商谈,他终于把将阿黛拉搬上银幕的权利给了我。”

吕克·贝松对本刊记者坦言,机会确实来之不易,于是剧本改写得很是叫人精神紧张。他试图让剧本尊重于漫画原作的精神,甚至请来塔迪一起工作,了解塔迪究竟想要在银幕上看到怎样的阿黛拉。他仔细地考虑漫画家心中最理想的电影表达方式,甚至逐个细节地与他讨论那些从书页到银幕之间的转换方式。

之所以如此全力争取,是因为在阿黛拉身上,吕克·贝松也会留着属于自己的抱负。在漫画阿黛拉流行的30余年里,关于阿黛拉“两性化”与“性倾向模糊”的问题争议已久,吕克·贝松并没有用一场简单的情爱来解决掉这争议,反而着意去赋予了阿黛拉独特的女性魅力。

吕克·贝松本来就善于描绘女性,从最初把女性角色呈现为引发情爱,成为人性中残存温暖、希望所在的《最后的决战》、《第五元素》,到干脆把女性塑造成在荒芜人性中拯救失落神性的《天使》,吕克·贝松很早就说,他厌恶那种被征服或者被抛弃的传统女性角色。他告诉本刊记者:“一个在肌肉男背后悄悄落泪的影子,这不是我头脑中有意义的女性形象。确实,相对男性,我更倾向去刻画女性,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我对女人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可以更全面地看待女人,愈发觉得女性角色才是我观察世界最好的角度,也是包裹自己对世界的那些细腻、敏感感受的最好载体。”

吕克·贝松告诉本刊记者,这次想要把阿黛拉塑造成自己心中的典型法国女郎:“要知道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女人发起的,最早是1000个女士到凡尔赛宫去请愿,因为没有面包喂养她们的孩子。在这次请愿中,有一个女士被凡尔赛的守卫给杀了,接下来才是那些男人揭竿而起,去攻打凡尔赛宫。这就是我心里法国女人的性格。”

即便如此,阿黛拉也不只革命激进的一面,存在于人内在和外在之间的矛盾,来表达“人”的内涵,总是吕克·贝松式人物存在的根本。漫画原著中,阿黛拉也有一个姐妹,但在漫画家笔下,那只是用其平庸、世俗陪衬阿黛拉的时髦、大胆的符号化存在。在吕克·贝松的电影里,阿黛拉受伤的妹妹阿佳西,则成为阿黛拉一切冒险行为的支点,也是阿黛拉内心的情感纽结所在。正如尼基塔(《堕落花》),或者蒂尔达(《这个杀手不太冷》),甚至是贞德(《圣女贞德》)那样,吕克·贝松一如既往地在铁血女郎们的坚强与冷面下,藏了一份娇弱柔软。

疗效上好的阿司匹林

吕克·贝松告诉本刊记者,第一稿写好,他就郑重交给了塔迪,幸运的是,言语与阿黛拉一样激进,措辞中甚至会把“改编”表述为“背叛”的塔迪,竟很快回应:“棒极了!”除了一个角色的名字之外,他几乎没有要求吕克·贝松做任何进一步的调整。

电影《阿黛拉的非凡冒险》截取了系列漫画的前两部,故事妙趣横生到近乎疯狂——柔肠铁面又曼妙生姿的女主角,长相夸张个性古怪的科学家,用法兰西式调侃下惹人发笑的总统先生,一苏醒就搞怪的木乃伊,以及那只在巴黎上空盘旋,既恐怖又深情的翼龙。重要的是,吕克·贝松式的“大投资,大制作”,很好地配合了这一切,“给足观众惊人而奇幻的旅程”。

从《阿黛拉的非凡冒险》的制片人维吉尼·贝松·西拉(Virginie Besson Silla)向本刊记者聊起的拍摄故事,就能体会这部电影拍摄上的“不遗余力”:“很多戏拍在夜晚的卢浮宫里,那时候的卢浮宫安静极了,我们一边摆弄着木乃伊模型,一边觉得蒙娜丽莎正对着我们笑意盈盈。还有些晚上会在巴黎的自然博物馆里拍戏,身边就是真正的翼龙和猛犸的巨大骨骼,还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标本,不小心打个盹,就觉得胆战心惊。也会有很开心的时候,比如那些拍在动物园里的场景,长颈鹿和河马绕来绕去,我们尽全力实景拍摄一切。为此,我们剧组甚至也远赴埃及,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搭建复原出努比亚时期的远古场景。”

作为制片人,西拉女士坦言,几乎没有给电影任何限制,放宽了任何现实问题的尺度,为了还原出一个震撼人心的时代场景和氛围,即便所费不赀,也竭尽全力。但对于大片(Blockbaster)这样的词语,提及得并不经意,西拉女士的态度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她告诉本刊记者:“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大片,但这是一个周期性电影(Period Film),也就是说这是周期内制作和资金的主要任务,在保证达到预想目标和电影品质之后,我们再去考虑如何控制花费,仅此而已。”

而吕克·贝松本人,回答会更加彻底:“如果我愿意拍好莱坞大片,追求任何的好莱坞化,那么就我对好莱坞的了解,女主角首先要更换,安吉丽娜·朱莉更合适些!”

吕克·贝松这样向本刊记者强调自己对于电影本身的感受和理解:“我长在希腊的碧海蓝天间,父母都是潜水教练,所以从小我认定,自己的人生是寄托在大海里的。直到17岁遭遇事故,不得不回巴黎,才误打误撞进入电影行业。那时我很绝望,于是遭遇电影第一分钟后,我就爱上了它,我觉得我获救了,我觉得电影能延续和存放那些不再现实的梦想,这就是我理解的关于电影的全部,至今也是如此。我的电影世界从来没有受到污染,在电影里,我喜欢直白地反映我自己的所思、所想,极力呈现我想呈现的一切。拍电影这件事已经够耗人心力,我不想浪费自己的人生去关注理论、标签,一切概念对我而言并不构成威胁。”

完全可以把这样一席话看做是吕克·贝松特立独行的宣言。要知道,从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地下咖啡馆里放映了第一场电影开始,承袭着优秀电影传统的法国,一代代导演们就为电影约定下这样的职责——“千方百计地揭示世界表象背后的真实,把观众当做癌症患者,拼命透视他们的心灵深处,努力发掘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然后据实以告,‘你患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

吕克·贝松说他从不因此就把自己的电影哲学表达得曲意委婉,他说:“电影不是济世良药,它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最多它就是一片阿司匹林。艺术家无法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电影能做的只有两件事,用特有的方式讨论幸福与不幸,聊聊如此重要又无法提及的生活,或者让人有机会在看电影的几小时里为心灵疗伤。”

用阿司匹林的标准,《阿黛拉的非凡冒险》算得上所有吕克·贝松电影里疗效最为立竿见影的一部,电影里的阿黛拉历尽艰险,骑骆驼,盗墓,左拼右杀,言辞尖刻,一向善于动作场面控制的吕克·贝松自然不会让画面丧失精彩,而动作之外,《阿黛拉的非凡冒险》又是一部彻底法兰西风情机智幽默的电影,那场越狱营救的紧张中,阿黛拉时而变身修女,时而化身警察,甚至化装成以假乱真的胖厨娘,机智风趣的插科打诨着实惹人捧腹。

第一次拍摄一部纯喜剧电影,吕克·贝松的兴奋溢于言表。他告诉本刊记者,这是最过瘾和愉快的一部电影,“为什么不呢?经济危机,环境污染,全世界的人好像都越来越不快乐,到处都比较灰色,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让大家笑一笑,很开心就好”。

情绪大好时,那些颇为现实而严肃的问题,也干脆用玩笑的方式说起。比如电影里那些复活的木乃伊,站在上世纪的卢浮宫前感叹:“这里风景不错,不如就在这儿建个金字塔吧!”显然,这是吕克·贝松自己在不失时机地开着建在卢浮宫前的那座玻璃金字塔的玩笑。

“如果在中国的故宫里建一个金字塔你们是什么感受,那么我也是这么感受的。我不觉得那座金字塔建筑本身不美好,但我宁愿保持一点古典主义的审美,希望一切都变得更加和谐。毕竟那是历经800年翻修重建到如今状态的宫殿,积累了一代代前人的智慧和艺术,敬畏的心情总该更多一些。”吕克·贝松认真地告诉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