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西方史学之父公元前484—432年）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

希罗时代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2010-02-18 07:46:48
西方历史上罗马人第一次报道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真实事件，就是泰奥菲拉克特(Théophylacte)在他的《历史》一书中所提到的“桃花石人”。
中国和欧洲分别处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在他们之间是绵延无尽的沙漠和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在远古时代连接起欧亚大陆这两端的只能是那些欧亚腹地的游牧民族，口头的传说，游人的记载，一代代相传，这就形成了西方关于中国最早的认识，一半是神话，一半是传说。随着罗马人的东征和后来蒙古人的西进，欧洲人关于东方的认识开始从神话走向现实。
希腊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被称为古希腊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432年）在其著名的《历史》一书中记载过远处东方的中国的大体方位。他说：“纪元前7世纪时，自今黑海东北隅顿河（Don.R）河口附近，经窝瓦（Volga）河流域，北越乌拉尔（Ural）山脉，自额尔齐斯河（Iitish.R）而入阿尔泰天山脉间之商路，已为希腊人所知。”为证明这个论点，他在《历史》的第四卷引用希腊旅行家亚里斯特亚士（Aristeas of Procounesus）的长诗《独目篇》（Arimaspea）中所说的住在“北风以外”有一个名叫希伯尔波利安（Hyperboreans）的民族，其居地“延伸至海”。希罗多德是一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被誉为“旅行家之父”，这种记述反映了他开阔的视野。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记述，法国著名东方学家戈岱司（George Codès, 1886～1969年）认为“希罗多德的知识不可能延伸到如此辽远”。
那么，西方人在古代时对中国的实际认识是什么状态呢？对古代西方人来说，这个幅员辽阔的文明之邦，完全是个朦胧的庞然大物。在不同的时代，因不同的视角，他们给予了中国不同的称谓。如果将中国视为亚洲半岛南部海路的终点，中国被称为“秦”、“秦奈”、“支那”（Sina, Chin, Sinae, China）;如果被看做“横穿亚洲大陆北方陆上通道的终点”，则被称为“塞里斯”（Seres）。
但几乎所有的西方研究者都认为公元前400年的克泰夏斯（Ctesias）是最早以“塞里斯人”（Seres）来称呼中国的希腊作家。当时希腊人认为中国所生产的蚕丝极为神秘。他们不知丝从何来，于是将丝想象为“长在树上的白毛”。普林尼(Pline L’Ancie，23～79年)在《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一书中说：“人们在那里所遇到的第一批人是塞里斯人，这一民族以他们在森林里所产的羊毛而名震遐迩。他们向树木喷水而冲下树叶上的白色绒毛，然后再由他们的妻室来完成纺线和织布两道工序。”
100多年后，希腊史学家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在他的《希腊游记》（The Ltinearary of Greece of pausanias）中也对丝作了记载，他说：“塞里斯人用织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另有他法制之也。其法如下：其国有虫，希腊人称为塞儿（Ser）。塞里斯人不称之为塞儿，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他这种性质，皆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蜘蛛八足，该虫亦有八足。塞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畜养之……先稷养之四年，至第五年，则青芦饲之。盖为此虫最好之食物也。虫之寿仅有五年耳。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乃死。其内即丝也。”
显然，他的看法比老普林尼的认识大大进步了，虽然其中的错误仍很多。关键在于他认为丝来自“塞尔”，希腊人对中国的称谓直接和此相关。张星先生认为“塞儿”两字，如果读快些与浙江一带的蚕字读音相似，加上希腊语和以后拉丁语的尾音“斯”，“塞里斯”这个称谓就产生了，拉丁语是“Sericum”，后来英文是“silk”。
此时希腊人看中国人真是雾中看花，如梦如幻。
塞里斯人长什么样呢？“他们的身体超过了一般常人，长着红头发、蓝眼睛，声音粗犷……”这是老普林尼的看法。中国人寿命特长，最高“可达三百岁高龄”，为什么如此长寿？卢西安（Lucien）认为塞里斯人会养生之道，其诀窍是整日喝凉水，“整个塞里斯民族以喝水为生”。这个每时每刻都在生育的塞里斯人的性情如何？希腊作家们的看法不同。斯塔西（Stace）认为“塞里斯人吝啬之极，他们把圣树枝叶剥摘殆尽”。而公元1世纪时的梅拉（Pomponins Mela）认为“塞里斯人是一个充满正义的民族，由于其贸易方式奇特而十分出名，这种方式就是将商品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买客于他们不在场时才来取货”。
第一个对中国社会状况做介绍的 是公元2世纪末到3世纪初的巴尔德萨纳(Bardesane),他说：“在塞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中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不少希腊作家受到巴尔德萨纳的影响，后来的希腊人阿迷亚奴斯·马赛里奴斯（Ammiayius Marcellinus）在谈到这一点时说：“塞里斯人平和度日，不持兵器，用无战争。他们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清洁，天空不常见雾，无烈风。森林甚多，人行其中，仰不见天。”
遥远的东方是一个梦。塞里斯成为正义之邦，文明之国，那里晴空万里，皓月朗朗，如梦如幻，仙境一般。
如果我们把此阶段希腊人对塞里斯人及其国家的认识概括一下，而不计那些明显传说的部分，结果如裕尔所说：“塞里斯国广袤无际，人口众多，东至大洋和有人居住世界的边缘，向西几乎延伸至伊穆斯山和巴克特里亚疆界。塞里斯人为文明进化之族，性情温和，正直而简朴，不愿与邻人冲突，甚至羞于与他人进行密切交往，但乐于出售自己的产品，其产品中丝为大宗，还有丝织品、羊毛和良铁。”
罗马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中国和罗马帝国虽远隔千山万水，但在罗马帝国东征和汉朝经营西域的过程中，两个伟大的文明直接或间接地发生了联系，对于这些，历史学家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
这样，在罗马人的历史文献中就有了对遥远的中国的进一步的认识，在幻想中有了实际知识的进展。
首先，罗马人对中国的地理位置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生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tès）在他的《世界基督风土志》（Universal Christian Topography）一书中讲到中国时说：“我可以提一下，产丝之国位于印度诸邦中最遥远的地方……这个国家叫秦尼扎（Tzinitza），其左侧为海洋所环绕……秦尼扎国向左方偏斜相当严重，所以丝绸商队从陆上经过各国辗转到波斯，所需的时间比较短，而从海路到达波斯，其距离却大得多……从海上去秦尼扎的人……需要穿越整个印度洋，其距离也非常大的。所以，经陆路从秦尼扎到波斯的人就会大大缩短其旅程。这可以解释波斯何以总是积储大量丝绸。”
这里有两点应注意：一是他较准确地记述了中国的方位；二是他明确指出了到达中国的两条道路的特点。英国学者裕尔认为“他以真确的事实谈及中国，没有把它说成半神秘状态的国家”。
其次，在西方历史上罗马人第一次报道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真实事件。这就是泰奥菲拉克特(Théophylacte)在他的《历史》一书中所提到的“桃花石人”。在我们考察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过程时，有一点不能忘记，在历史上中国和欧洲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亚地区和阿拉伯世界，西方关于中国的许多认识是经过中亚和阿拉伯这个中间环节的，泰奥菲拉克特关于“桃花石人”的报道就是根据突厥人的文献而来的。他在书中说在桃花石城（Taugaste）附近形成了一个非常勇敢而又强大的民族：“桃花石人的首领为Tasan，它在希腊文中的字面意思是‘天子’。在桃花石人中，权利并不受派系之苦，因为对他们来说，君主是天生的。这一民族崇拜偶像，其法律是公正的，生活中充满智慧。他们有一种具有法律力量的习惯，即禁止男子佩金首饰，尽管他们在从事贸易方面具有极大的规模和便利，使他们掌握大量的金银。桃花石以一条江为界。从前，这条江将隔岸遥遥相望的两大民族分隔开了。其中一个民族穿有黑衣，另一个民族穿鲜红的服装。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在莫里斯皇帝统治之下，那些穿黑衣者越过了大江，向着那些穿红衣者发动了战争，他们成为胜利者并建立了自己的霸业。”并说桃花石人在旧皇城“数英里远的地方又筑了另一城，蒙昧人称这后一座城为库博丹（Khoubdan）”。
这桃花石城为何处？这桃花石人为何民族？法国汉学家宝桂内（Deguignes）和英国史学家吉邦友（Gibbon）认为桃花石指的就是中国， “桃花石”（即张星所译的“陶格司”）是汉文“大魏”两字的转音。因为当时中国的北方正为拓跋鲜卑占据，取国名为“魏”。“桃花石”这个词在元朝的李志常所写的汉文献《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提到过，书中说：“见中原汉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桃花石人的首领为“Tasan”（耿升对此词未翻译成汉语），张星将其译为“泰山”（Taissan即Tasan）并认为这是汉语中“天子”二字的转音。上文中所说的“一条江”，张星认为就是长江，所说的穿黑衣的民族和穿红衣的民族的战争就是隋文帝统一中国的战斗。因为，当时中国以长江为界，长江北是隋，尚黑；长江南是陈国，陈兵尚红，这样才有“黑衣国及红衣国”之传说。桃花石人在旧都的附近又建一城，名曰“库博丹”。张星先生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因为隋文帝的确在旧京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古代的突厥民族和西亚各国都把中国的长安称为“克姆丹”（Khumda）,这里的“克姆丹”和“库博丹”“同为一字，不过写法略有不同而已”。所以他说：“仅此一端，已足以证明席氏记载之陶格司为中国，无可疑也。克姆丹之名于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叙利亚文中。”（张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台湾世界书局，1983年版）
由此，张先生认为泰奥菲拉克特这位罗马的历史学家所著的《陶格国记》（即桃花石国记）就是《中国记》，他所介绍的大部分历史事实是对的。这是西方人历史上关于中国认识的第一次最为具体的记录，并可以在中国史中得到印证。这一记载也被后来的西方汉学家所证实。西方人关于中国的朦胧记忆开始逐步从神话走向现实，实际的认识也逐步形成。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