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人物春秋：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人为何第一个被打倒 - 参考文摘 - 华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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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人物春秋：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人为何第一个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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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　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10月
ISBN: 9787509803233
定价: 78.00 元
中南海里无小事，高层人物无平淡，《中南海人物春秋》真实再现政坛风云人物历史命运；一千多幅珍贵照片，真实再现中南海人物生活，披露鲜为人知的“文革”重大历史始末，揭示政坛风云人物沉浮的深层内幕。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难以忘却的特殊时期。在那个特殊时期，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与损失。本书以生动而又详尽的笔触，记录了那个特殊时期，记录了那个时期政坛风云人物沉沉浮浮的史实，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鞭挞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王洪文等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丑恶行径。
往事不忘后事之师，本书资料丰富翔实，文字准确流畅，既是一本政坛风云人物传记，又是一部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始末的纪实文集。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彭真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
据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忆，当十年动乱即将开始，彭真就要落难的时候，一次看见彭真发火，态度激昂，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但是，尽管是彭真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但依然未能摆脱首批被打倒、惨遭十年残酷迫害的命运。
北京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一文，彭真由此惹下“大祸”。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登在报纸显要位置，题目设计也特别醒目。文章的结尾还这样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站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在文章中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他们说“惟有军队的报纸才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
江青指使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的事，对党中央，对周总理都是保密的。当然作为当时已是中央第六号人物、北京市市长兼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也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海瑞罢官》的作者)的文章感到愤怒，而且彭真向来认为吴晗是个忠实的好同志，学识渊博的好学者，如此“上纲上线”，分明是另有企图嘛！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及新华社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元文章最后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因此，北京等地区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正是这种做法，彭真为自己惹下了“大祸”。他根本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图。1965年9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可能隐藏的含义，这位耿直的共产党人根本就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等地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下令:出小册子！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11月29日才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征订，但仍拒绝发行。
作为另一方的代表江青、张春桥，他们一边捺下性子等待对方的反应，一面策划着“放长线钓大鱼”。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来出面了。不过他实际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毛泽东已开始抱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要搞“独立王国”了，他必须使毛泽东改变对彭真这一看法，以保护彭真。市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最后同意转载，但他认为，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并强调这是执行“放”的方针，实际上是退一步地保护吴晗。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彭真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因此他亲授《北京日报》的按语，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恩来总理修订的，也强调了“双百方针”。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是:《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彭真的意见，有意刊登了邓拓、周扬、李琪等人的长篇文章，造成在学术观点上热烈讨论的气氛，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这显然违背要下定决心，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的毛泽东的意愿。
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文化小组会议，准备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汇报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五人小组是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彭真是组长。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彭真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与会大多数同志赞成彭真的说法，只有康生“力排众议”，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相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中提出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没有直接回答。显然，汇报气氛并不融洽。
3月17日至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各地都要注意报刊、杂志、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杂志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当然，在当时还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号角发出的旋律和含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少生活经验，又爱冲动的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政府“再包庇坏人，政府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无疑给了这群野心家一剂强心针。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系列“错误”。《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他成了这次“奇特的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使这一决议让群众接受，便大造舆论，大肆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康生把“二月兵变”的毒箭射向了彭真。批斗会上，彭真始终紧抿着双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
《五一六通知》发出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连毛泽东都吃惊的长篇讲话。林彪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稿，但他却能临场发挥“引古论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大念其“政变经”，肆意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想搞反革命政变，林彪在发言中说:“……对他们几个人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事业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彭真手段狡猾很隐蔽，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彭真、陆定一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等等。这个真正的野心家其实是在借毛泽东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错误处理的机会，推波助澜，欲置四人于死地，为自己实现夺权扫清组织上的障碍。
因此，当彭真等人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成立“彭真专案组”专案审查时，林彪、江青一伙并不就此罢休，四处搜罗、捏造“罪证”来加害彭真。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里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极大阴谋的。”8月4日，他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话出自当时身为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的康生之口，一时蒙骗了许多群众，似乎“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其实这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捕风捉影图谋打倒彭真和诬陷贺龙而捏造的谣言。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6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北京军区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平时担任民兵训练任务，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但是，该部队一直找不到营房，找房的人按海淀区武装部的介绍，曾去当时一些学生下去“四清”的大学，如北大、人大等借过空房。实际上由于其他原因，部队后来并没有去住。
这本是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得出奇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富有革命警惕性”的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7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会串联时，有人讲了2月间曾要住军队之事，并认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要搞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把一些猜测和议论当成事实，这一“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快，红卫兵把大字报传抄到各校、各地。
当时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有力证据”的阴谋家康生，立即抓住这一情况，用尽其造谣之能事，大做文章。起初是为了借此诬陷彭真，后来借此来打倒贺龙，后来在有关同志的努力下，使这一诬陷成为泡影。
但林彪、江青一伙并不从此罢休，对彭真的迫害仍在继续。他们指使“彭真专案组”对彭轮番“审问”，让彭真交代“反革命罪行”，并且还对彭真施以肉体的摧残，要不是周恩来从中保护，彭真这些“文化大革命”之初便被定了性的老干部，也许早就惨死在他们专案组的折磨中了。
他们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威望，不敢太过分地对彭真加以迫害，就鼓动狂热的学生去批斗彭真等老干部。1966年12月，江青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中说:“彭真在组织部搞自己的一套，在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从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彭真这些人有野心”。林彪则在群众大会上煽动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在他们的煽动下，12月的一天，彭真被揪出来公开批斗。狂热的群众在他们的煽动下，高呼着“打倒彭真！”“彭真必须老实交代罪行”的口号，使彭真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
这个1923年就参加革命，为革命出生入死了几十年的彭真，被国民党通缉过，抓捕审讯过监禁过，他大概不会料到竟会有这么一天，他会被为之浴血奋斗了几十年而解放了的人民揪斗、批判，逼他交代“罪行”，他的“罪行”是什么？让我们来看看他一生走过的道路吧。
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他在山西省进行地下工作，和同伴一起创建了山西省党组织。1924年至1929年，他出任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领导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等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和当时的军阀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军阀悬赏通缉。1926年6月在天津被捕入狱。在狱中，彭真组织了狱中党支部，领导了几次绝食斗争，与反动军阀斗争。1935年由于党的需要，他们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履行了军阀的“出狱手续”--即在###启事上签名，被释放出狱，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这本来是在当时党中央的指示下，出于革命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但后来却被林彪、江青一伙抓住借口，硬说他们是“叛徒集团”。
1935年出狱后，彭真在华北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长，和刘少奇一起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胜利成果。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在晋察冀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日寇浴血拼杀。日寇曾悬赏几万大洋要彭真的人头。1941年，彭真来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1944年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1945年任组织部长。1949年2月，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当选为北京市市长。此后。他在北京市任市委书记、市长长达17年，为首都的建设倾尽了心血。从1956年起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小组组长。他还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副主席。
这就是彭真走过的历程，从这些闪光的足迹里，你能找到他“反革命的罪行”吗？然而，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功劳越大，就越是林彪、江青一伙夺权路上的最大障碍，他们视彭真为眼中钉，肉中刺，不但要在职务上夺取彭真的权力，还要在精神上对彭真加以摧残。他们成立了“彭真专案组”，不断地审问，要他承认强加给他的一系列“罪行”，这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愤怒了，他用沉默、用大义凛然的陈述来回答他们的审问，招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折磨。
林彪、江青一伙连彭真在狱中安静的权利也剥夺了。在“红卫兵”运动逐渐兴起的时候，他们又多次把彭真拉出去批斗，企图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拖垮彭真，以达到借刀杀人的险恶目的。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对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大新闻。

批斗彭真

批斗陆定一

批斗罗瑞卿
1月4日上午9时许，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绝，同时还教唱了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利用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情绪，煽动他们对被批斗者的仇恨情绪。这次大会其实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林彪、叶群、江青一伙暗中策划和操纵的。他们要维持大会秩序的工作人员不要干预红卫兵上台，让他们自己上台搞，完全把周总理对这些老干部要加以保护的指示抛之脑后。
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了浪潮般的呼喊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群众疯狂的情绪被激发起来。这时，彭真等人分别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的1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他们各自牌子上的名字被画上了鲜红的“×”。彭真等人被红卫兵扭曲着双臂，弯着腰，面向四周。彭真这时已是年近65岁的老人，长期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已使他的身体很虚弱了，红卫兵让他以这种姿势站着，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何况身体虚弱的高龄老人。彭真大汗淋漓，脸色苍白，但他始终紧抿着双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他知道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置他于死地，但他不会屈服，他要同他们进行顽强的抗争。
狂热的红卫兵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讲台，历数彭真等人的“罪行”，然后高呼“打倒”“砸烂”之类的口号。每一个人发言完毕，彭真等人便被红卫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这些大人物的模样。也有少数人趁机冲他们吐口水，扔杂物，进行人格侮辱。此时彭真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曾经为了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首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日夜操劳，现在他们却在打倒他、侮辱他。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彭真不断地被从监禁地揪出来批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彭真逐渐从这些所谓的“批斗”中看穿了一些人的险恶居心，也逐渐坚信党会把一切都弄明白的，因此彭真忍受着这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顽强地活着，与他们抗争。不被批斗的时候，彭真就被关在京西半壁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驻地。这里收押着许多共和国的元勋。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都关在这里。曾经警卫过元勋们的忠诚战士，却变成了看押元勋们的“狱卒”。
根据上头指示，在这座特别监狱里，一切“犯人”，不论职位高低，罪行大小，一律在警卫连吃饭，伙食标准和战士一样，每月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这是总后勤部根据地区物价核定的伙食标准。十余块钱的伙食费当然很难说吃好，每天不是窝窝头就是发糕，或者粗米饭，最多一星期吃一次八五粉的白面馒头。彭真自然也和战士们一样，生活很苦，彭真有个吃夜饭的习惯，不论吃馒头还是吃窝头，都要留一个夜里吃。好心的战士郑有田留意了彭真这个习惯，每次分饭都要多给彭真一个馒头或窝窝头。不巧有一次彭真夜里吃时被查哨的麻脸副指导员看见了，他来到炊事班，厉声质问分饭的战士:“郑有田！你为什么多给了彭真的窝窝头？”
郑有田立正回答:“报告副指导员，一个没多给！”
“放屁！我亲眼看见你给了他两个！”
“是！副指导员。给两个也没多给，他能吃两个，咱们的伙食不是随便吃饱吗？”
这个曾经和“旗手”握过手的麻脸副指导员气得教训这个战士道:“郑有田，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是为了叫他吃饱接着搞二月逆流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吗？你忘了上边传达的，谭震林挟起皮包就要走，陈毅说走啥子哟，跟他们干！叶剑英摔断了小拇指，这些都是彭真幕后操纵的。你不要小看一个窝窝头，窝窝头里有政治，窝窝头里有阶级斗争。一个窝窝头反映了你立场不稳，敌我不分，政治上糊涂到姥姥家了，这可是对毛主席不亲，对敌人不狠，对社会主义不爱，对文化大革命不忠。”
郑有田早就看不惯他不可一世的神情，便不急不慢地说:“报告副指导员，上边指示，一要保证他们不死，二要保证他们不跑，叫他们吃饱了好老实交代。要是他们病了死了跑了，咱们可完不成这特殊看押任务了。那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呀？副指导员你说呢？”
麻脸副指导员有点恼羞成怒，后来看在场的指导员并没表态，也就不好发作。“文化大革命”时部队并没有乱，也幸亏部队没乱，大多数官兵痛恨“造反派”那种惨无人道的做法。“窝头事件”后来传到上面，由于一些部队领导的抵制，不了了之。
[本帖最后由 stephenwu 于 2009-11-28 09:2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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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须谨慎，思想须放荡，“王权”之下没有人。
在这个没有英雄、公民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兰芝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发表于 2009-11-28 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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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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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去部队驻地抢人。总理立即命令傅崇碧:尽一切努力把彭真抢回来
彭真等元勋们在这里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可以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与侮辱，大多数战士对他们也很好。因此，林彪、江青一伙想方设法指示“造反派”去部队驻地抢人。在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下，“造反派”出入军队驻地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把彭真抢到了北京西山山沟里，正等着主子对他们下达下一步的命令。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火了，立即命令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中央没有决定，怎么可以随便抓人抢人？这样下去还行吗？身为国家总理的我，在没有罢免我总理以前，我命令你们，尽一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抢回来，抢不回来，我找你卫戍司令傅崇碧算账！……你们要多动脑筋，保证他安全，你听清楚了吗？”
傅崇碧立即回答:“总理，我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
北京卫戍区的官兵早已看不惯“造反派”们的做法，接到这个命令后，个个都摩拳擦掌。王副团长在动员会上说:“去年我去制止造反派武斗，本来为他们好，打得头破血流的，年轻轻的上当受骗，他们反倒说我向这边向那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到后来打架的两边全冲我来了。这次抢彭铁嘴，你们都把背包带藏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用小绳子还不行吗？不打不骂不还手不还口，看哪个闹得欢，用小绳子一拴，把彭真抢到手后，半路再放喽。”
在警卫部队的声势下，平时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终于熊了。警卫部队把彭真抢了回来。也许，傅崇碧正是这时开罪了“中央文革”，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后来，他终于被林彪、江青清除出去，受了几年的冤屈。
但彭真年已花甲，在西山早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都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平时不爱开玩笑的彭真这时却风趣地说:“这比长征好多了，可惜我没经过长征！”
在北京，有周总理这棵参天大树护着，彭真等元勋们还好过些。可1969年底，林彪一个“一号令”，把这些老干部都疏散到各地，分而治之。林彪就指使他在各地的心腹，对这些老干部继续迫害。彭真被下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当时林彪、江青的爪牙们百般迫害他，彭真始终没有屈服，他坚信党终有一天会弄清这个问题。面对着林彪、江青的淫威，他像一棵傲雪的劲松，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抗争着，挺立着。
当地农民们的民风是朴实的，他们以一种朴素的情感爱戴着这些老前辈。彭真在这些人中间，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楚这场政治风云的实质。于是他更坚信有一天会乌云散尽，还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彭真思索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这一切都支撑着他生命之火顽强地燃烧着，他希望有一天能扭转这个乱世，作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贡献，就像他最初的抗争一样，为了真理，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忍辱负重，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对他的打击和诬蔑。
林彪集团覆灭后，1973年彭真的政治环境宽松了一些。他可以和他的家人经常见见面，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乌云就会散尽，他的沉冤也会得到昭雪。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1979年2月中央正式做出决定给彭真平反。6月份，他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9年以来，先后领导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和其他一些重要法律的制订和修改。他长期主持政法工作，对促进和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这棵傲雪的劲松终于度过了寒冬，迎来了一个春花烂漫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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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须谨慎，思想须放荡，“王权”之下没有人。
在这个没有英雄、公民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兰芝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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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的悲剧：刘少奇被整死时无衣遮体
书名: 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　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10月
ISBN: 9787509803233
定价: 78.00 元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1949年3月下旬，刘少奇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

刘少奇含冤逝世
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人数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却宣告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它的奇特之处在哪呢？按规定，全会应出席中央委员87人(原97人，去世10人)、候补中央委员98人。因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被打倒或受审查，被关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这在中外执政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恰恰是这个不足应到会人员半数的全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最大冤案：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行累累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刘少奇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59位正式代表和74位列席代表中，只有陈少敏(女)一人不畏高压，坚持自己的意见，当别人高举双手的时候，她把脸俯在桌子上表示反对……
本来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1922年，他们曾共同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后来刘少奇一直在白区工作，毛泽东在根据地探索革命之路，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们都被看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样受到打击，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为党的历史上的这次伟大转折作出了贡献，作为“左”倾危害的体验者，刘少奇积极参加清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并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大量着作，贡献突出。当时毛泽东给予刘少奇很高的评价，他曾对薄一波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1943年，刘少奇返回延安，在中央书记处工作--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有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三人。在这期间，刘少奇在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被誉为中国的斯维尔德洛夫。每当毛泽东外出时，刘少奇便被委托主持日常工作。1959年，他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毛泽东共同领导中国，国内正式出版物上，“刘主席”的称号与“毛主席”并排出现，当然也有两位主席的肖像，刘少奇也被称为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1961年，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勋爵时，肯定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大体发生在1962年初。他与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事是1962年。他所写《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造成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认识和态度上，刘少奇本来是赞成三面红旗的，但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他回湖南老家宁乡县炭子冲搞调研，接触到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看到到处是荒凉的田野、饥饿的人群，妇女们在田地里挖野菜，老人孩子们在树下采树叶，许多人饿得得了浮肿病，和原来听到的汇报和想象根本不是一回事，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刘少奇讲：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在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央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批评党的一些工作没做好，“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
到1962年1月21日-2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不能“三七开”，不能说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诊断，认为错误原因是经验不足，但也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骄傲自满情绪，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一些具体事实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建议解放彭德怀。这些观点显然涉及三面红旗，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他曾表示愿与全世界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刘少奇也被他看成犯了右倾错误。这个分歧导致了老战友的分手。
10月份，正是北京最迷人的季节，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一项议程是刘少奇在全体会上作检讨。
对这个检讨，刘少奇早就准备了。1964年的一句插话都让毛泽东大发脾气，最后作了检讨，现在这么大的“错误”哪有不检讨的道理。刘少奇很精心，很认真地作了准备，并很快把检查稿送交毛泽东审阅。9月14日，毛泽东在刘少奇的检查上作了批示：
少奇同志：
检查上写的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当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9月14日
刘少奇照批示做了。
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我的检讨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讲50多天来的错误。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50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是路线方向性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第二部分，是说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如1946年在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有错误，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9年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1962年犯有右倾错误，1964年又犯形‘左’实右倾的错误等。第三部分，讲我犯错误的原因，一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不理解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反革命上台；二是错误估计形势，世界观没改造过来；第三，最根本的是没学好毛泽东思想……”
当然，他是专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讲的，虽然他不诿过、敢负责，但事实上他没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刘少奇的检查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也没能因此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红墙围起的中南海也出现了刺眼的大字报……作为国家主席，他有责任制止这种作为，可他没有了能力，现实让他作出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职。
刘少奇找到了周恩来总理。
“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同样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安慰地说：
“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大代表大会问题。”
毛泽东会见刘少奇，刘少奇恳请辞去国家主席，使党少受损失
就在刘少奇想办法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为王光美专案组实为刘少奇专案组的班子成立，当日下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部分上了街。1967年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1月7日，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被抓进监狱。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冲到刘少奇家，开刘少奇的批斗会，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若背不出，便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卧车直驶刘少奇住处，随车秘书要他立即乘车去人民大会堂，毛主席要找他谈话。事情显得有些突然，刘少奇心里拿不准此行的意图，他拉下车窗帘子，闭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没有什么多想的，互相通通气，看看他的态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实在不行，回家种地去，重要的是要保护各级领导干部，这种搞法对国家损失太大……
“噢，少奇来了，坐，坐。”毛泽东正倚在沙发上抽烟，他没有站起来。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谈？”刘少奇平静地问。
“找你谈一谈。平平的腿好了吗？”很显然，毛泽东已知道造反派以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为名，骗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华大学的事。
“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刘少奇没表现出愤怒和委屈，“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没有马上接话，他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毛泽东不会接受刘少奇的请求，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刘少奇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却是一种规谏，甚至是一种无奈的抗争。毛泽东并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为止，再说，让国家主席带着妻子儿女回农村种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法国学者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对刘少奇来说，会谈没有实质性意义，尽管他后来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他心里明白，毛泽东既没拒绝他的要求，也没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挂起，接受批判。
果然，没过几日，刘少奇的家再次遭受冲击，造反派把他和妻子王光美推到一张缺腿的桌子上接受批斗。面对嘈杂的人群和责问，刘少奇的声音很坚定：我从来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有时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只是在工作上有过意见分歧……伴随他的声音，是那在寒风中阵阵晃动的苍苍白发。
接着，造反派扯断了刘少奇家中的电话线，红机子的声音再也没有悠扬地响起过。
中南海外，几十万人围集四周，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喧叫：“打倒刘少奇”
1967年4月1日，国内各大报纸登载了署名戚本禹的长篇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读后，气愤至极，他狠狠地把报纸摔在桌上，“假话，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办公室，向他宣布如下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过去刘少奇习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并按戚本禹文中所列的所谓“八大罪状”提出质问。
刘少奇早就渴望能有一个机会让他公开答辩，虽然现在是个非常场合，但毕竟有了把话说出来的机会，他逐条驳斥戚文对他的污蔑，有理有据，义正辞严，当造反派质问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时，刘少奇一下子怒火冲天，白发上竖：“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在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啊！这事，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
第二天，刘少奇交出一篇关于“八大罪状”的答辩，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成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不料，几个小时之后，竟被撕得粉碎。
一连串的莫名打击，使刘少奇精神上极为痛苦，加上突然改变作息习惯，限制安眠药用量，他几天都没能睡着，身体变得很弱，偏偏在这时候，清华大学造反派们要组织30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
刘少奇急了，怒了：“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蕴结在心中的积怨终于如火山一样爆发了。
“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说到这里，他把手中的汤勺猛地摔在桌子上，整个身体都颤抖起来。
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把在家的几个孩子叫拢过来，缓缓地说：“将来我死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你们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多年斗争磨炼出的感觉告诉他，下一步，将会变得真正残酷起来。
1967年7月18日晚，依据江青、戚本禹的提示，中南海造反派和几十万群众联合批判刘少奇。中南海外，几十万人聚集四周，他们携带的一百多个高音喇叭奏出高调的喧闹声；中南海内，造反派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两个食堂内批斗，同时抄了他们的家。刘少奇被强按着头，弯腰站在会场前，不许他说一句话，否则就用语录本敲他的脸和嘴，批判持续近两个小时，年近七旬的刘少奇已难以忍受，汗珠不断地从他脸上渗出，他抽出手掏出手绢想擦一下汗，不料站在他旁边的人狠狠一掌把手绢打落，他的汗水也随着震动流在地上……
对刘少奇的批斗逐步升级，刘少奇写信给毛主席：“我已失去自由”
8月5日，为了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大会相呼应，江青、康生等人又策划了批斗刘、邓、陶大会，分别在各自家院内举行。几个彪形大汉把刘少奇、王光美架进会场，他们一会儿强按下刘少奇的头，把他的手扭到背后，强迫他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还让他做喷气式；一会儿又揪着刘少奇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最后，他们把刘、王押到会场一角，硬把他们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已被打得鼻青眼肿，他的鞋也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在神圣的祖国大地上，在庄重的中南海院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竟遭到这种侮辱性对待！王光美的心流血了，她不顾一切，挣脱造反派的手，扑向刘少奇，刘少奇也不顾拳打脚踢，与王光美的手紧紧握住，也许，这是最后的告别！执手相看泪眼，怎不凝语哽咽？他们传递友情、温暖和鼓励的手终于被暴力分开。
批斗会后，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他虽疲惫已极，但余怒未消，立即按铃叫来机要秘书，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正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么对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扞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
尽管秘书当夜就写了汇报，但刘少奇的抗议没有收到任何回答。
8月7日，刘少奇给毛主席写信，抗议给他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书面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告诉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
信是送上去了，可刘少奇的腰也伸不直了，右腿也被打伤了，走路一拐一拐的，妻子和孩子们与他在同一个院子里，却不能相见，更不能相互照顾。十几天后，这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待遇也没有了，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了中南海，王光美也被捕入狱，刘少奇则被强迫抽去腰带，被“严加看守”起来。
当刘少奇得知妻子儿女已经离家，自己已是孤身一人时，精神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强迫改变生活习惯，加上不给足量的安眠药，刘少奇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眠，以致他神志恍惚。
他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加上批斗会上的扭打，旧伤复发，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两个小时。
他的右腿被打伤，到饭厅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要走50分钟，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也不敢上去扶一把，后来实在走不动，就让工作人员去把饭打回来，但去打饭的人也被称为“保皇兵”，人们也不愿去打饭了，只好打一次饭分吃几顿。
他满口只剩下七颗牙，根本嚼不动窝头、粗饭。
他长期有胃病，加上常吃剩菜馊饭，身体更为虚弱，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
刘少奇病得越来越重，大夫护士也不敢好好看，每次看病前都要开一阵批斗会，一边检查病情一边大骂“中国的赫鲁晓夫”，有的用听诊器狠狠敲打，有的用注射器使劲乱捅，还把他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糖尿病的药也给停了，知道说什么也没用，刘少奇只能默默忍受着……
1968年7月，刘少奇突然发起高烧，医生过来用常用药敷衍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他的病转成肺炎，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亡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防止刘少奇死掉，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对医护人员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
[本帖最后由 stephenwu 于 2009-11-28 03:3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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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持刘少奇的生命，医生提出实行监护，住院治疗，被看守人员拒绝；医生请求撕掉卧室内挂满的标语口号，使病人少受精神刺激，也被拒绝。刘少奇虽然没瘫痪，也只能躺在床上无力起身，没人给他换洗衣服，没有扶他起床大小便，由于不活动，他的双腿肌肉逐渐萎缩；他的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被扎烂了，护土记录日记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
残忍的折磨，使刘少奇植物神经紊乱，他不能正常下咽食物，只好靠鼻饲维持快枯竭的生命，疾病和窒息的难忍，常使他紧紧攥着拳头，或伸开十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实在不忍目睹他难受的情景，就把两个硬塑料瓶让他捏在手里，不久，这两个塑料瓶被攥成了两个“小胡芦”……
刘少奇在得不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怀着一腔怨恨，永远离开了人民和亲人。
对刘少奇来说，活着已是一种折磨的惩罚，但他还是要坚持活下去，他要活着看到事实证明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司令。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他等来的却是晴天霹雳，却是轰然雷击。这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他被中共中央十二中全会定为“叛徒、内奸、工贼”，被“永远开除出党”，而且是在他70岁生日，即1968年11月24日这一天通知他的(十二中全会闭幕日期是10月31日)。
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气愤得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哇哇”地大口呕吐起来，长期积郁在心头的气愤和非人折磨留给他的疾病，一起爆发出来，他的血压陡然升高到260/130毫米汞柱，体温达40℃。但他一声不吭，攥紧双拳，那双干涩的、快要裂开的眼睛，喷射着怒火……寒风凄凄，枯木凋零，心已成灰……
从此，刘少奇沉默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哪怕是治病和生活用语也一句不说，他用无言表示坚决的抗议。
周恩来动员北京医院的两个护士专护刘少奇，仍没改变他的沉默，他知道自己快坚持不住了，活着看到改变命运不太可能，他的冤屈只能到马克思那里去说了。
1969年10月17日，依据林彪的“一号手令”，随时都可能死亡的刘少奇被专机送往河南开封。
晚7点多钟，光着身子的刘少奇--他原来的衣服烂了，没有人补，脏了没有人换，干脆给扔了--被人用粉红色的缎子被一裹，再蒙上一条白床单，放在担架上，送上了飞机。他鼻子里插着饲管，喉咙里塞着吸痰器，胳膊上扎着输液管，奄奄一息……
晚9时许，飞机降落在开封机场，接受“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马上爬上舷梯，走到后舱，看见担架上躺着一个白发老人。走近一看，面容非常熟悉：这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吗？医护人员怔住了……刘少奇的担架被抬下飞机，放到救护车上，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驶向市区，但不是去医院，而是去市人委大院里的一个由重兵把守着的独特小院。
从这夜开始，小院内外，如临大敌，戒备极严，事先被告知执行紧急任务的医护人员从此失去“自由”，不许外出，不许写信，不许同家人有任何形式的来往，形同软禁。
由于刘少奇在担架上没穿衣服，到开封的当天夜里，他的肺炎就犯了，高烧39℃，呕吐厉害，但林彪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
11月5日，刘少奇再次高烧，抢救两天以后才降到℃。当时在他身边的人都说：“他虽然不说话，但特别配合治疗。他还是希望活下去，活到他等待着的那一天……”
11月8日，专案组下令：凡北京陪同来的人，立即撤回北京，一个人也不准留。北京带来的药也不准用，临走之前，专案组的人还特意去火化场看了看，然后，向当地负责人训话说：“要激发对刘少奇的仇恨，保留活证据。”
11月10日晚，刘少奇再度发高烧；试体温表，5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为℃，虽不能确诊是否肺炎，但按肺炎治疗，不准送医院抢救。到11日深夜，刘少奇嘴唇发紫，两眼瞳光反应消失，体温℃。但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才发出病危通知，五分钟后，即公元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6时47分，值班医生和护士赶到现场。
8时47分，“抢救”小组人员到达现场……此时刘少奇已被转移到地下室里，厚厚的铁门上了锁。
刘少奇的老卫士长李太和闻讯后火速从北京赶往开封，直奔老首长身旁，只见刘少奇躺在地下室地板上，身上盖着一个白床单。一尺多长的白发蓬乱着，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下颌一片淤血……
李太和偷偷抹去夺眶而出的眼泪，蹲下身去，给刘少奇剪去一尺长的白发，刮去长而稀疏的胡子，又找一身普通的衣服给他穿上，然后就被人支开了。15日深夜12点，六七个人把头部面部全都用白布裹得严严实实的刘少奇拖到一辆吉普车上，开向开封市东郊的火化场。车厢装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两只脚露在车厢外……
火化场已得到通知，将要火化一个烈性传染病患者，工作人员忙着喷洒消毒剂。20多个军人在火化场外实行戒严。吉普车到达后，刘少奇的遗体被匆忙地送进了火化炉。与此同时，他生前在开封的遗物也付之一炬，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有一张骨灰寄存证：
骨灰编号：一二三
申请寄存人姓名：刘源
现住址：××××部队
与亡人关系：父子
死亡人姓名：刘卫黄
年龄：七十一
性别：男
职业：无业
死因：病死
这就是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没有亲人哭声，没有白花黑纱，没有鲜花哀乐，没有党旗覆盖……
惨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
冤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
斗转星移，岁月悠悠，历史的脚步沉重而又迅速地跨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5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刘少奇追悼大会。
刘少奇生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遗体火化，骨灰撒在大海里。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和他的亲属尊重他的遗愿。中共中央书记处将散撒骨灰的任务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执行。
5月19日上午，刘少奇的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少奇家属子女的护送下，由北京乘专机运抵青岛军港。
众多的人民群众和解放军官兵聚集在青岛码头，为这位一代伟人作最后的送行。中午，执行散撒仪式的5艘海军军舰在绵绵细雨中编队驶向黄海海域。午后1时许，在哀乐和21响礼炮声中，刘少奇的骨灰撒向了浩瀚无边、滔滔不息的大海。
* 照片来源：刘少奇平反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中国江苏网 2008-3-17

(1980年5月17日为刘少奇举行国葬和追悼会)

(陈云在刘少奇追悼会上向王光美表示慰问)

(王光美接过刘少奇的骨灰)

(王光美在迎接刘少奇骨灰的专机上)

(亲人们将刘少奇的骨灰撒向大海)
[本帖最后由 stephenwu 于 2009-11-28 09:3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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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须谨慎，思想须放荡，“王权”之下没有人。
在这个没有英雄、公民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兰芝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发表于 2009-11-28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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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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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王洪文如何从小厂保安跃升至副主席
书名: 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　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10月
ISBN: 9787509803233
定价: 78.00 元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文革中的王洪文
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王洪文
时势造就了像王洪文这样的“英雄”。他摇身一变成了“总司令”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会上，在主席台中央毛泽东座席的一侧坐着周恩来，另一侧竟坐着一个有些面生的年轻人。他正襟危坐，一脸平静地望着台下，似乎踌躇满志的样子。但是人们仍能看得出：小伙子有些紧张。接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方言宣布大会开始。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之后，那个不知担任什么职务的年轻人也拿起讲话稿，慢条斯理地念起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人们于是猜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可能来头不小呢！果然，预料被证实了。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后，会议发出公报：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
人们迅速搜寻记忆中的高层领导人政治档案。这个王洪文是谁？怎么升得这么快？
1956年，21岁的王洪文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政治发迹史的起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王洪文的性格就显露出来了：他具有极强的参与政治的欲望。从军队复员以后，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和党员这两项条件，在国棉十七厂混个不错的工作，最起码也得是坐办公室。入厂那天，他穿着一身军官服，拿着介绍信，兴冲冲地找到厂党委办公室。他根本没想到，厂里竟决定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他气坏了，对厂党委非常不满，但也毫无办法，只好脱下自己还没穿几天的军官服，穿上一件蓝色工作服，整天与满是油泥的机器打交道。1960年，厂党委决定调王洪文等人去崇明岛。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工厂由于缺乏原料不能开工，于是厂里决定派一批人到崇明岛去开垦农田，支援农业生产。这次本属正常的工作调动，却再次引起了王洪文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厂党委是整他。他整天吊儿郎当，不事稼穑，却在岛上打鸟、钓鱼、捉蟹，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的时间，又回到上海。1964年，他被调到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当保卫员。
在这一时期，王洪文对于厂党委、对于现存政治体制已经强烈不满。他对于政治有着过度的野心和欲望。虽然现在他已当上了保卫员，坐进了办公室，但是如果一切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他王洪文只能从科员，慢慢往科长、处长爬，一辈子最多也就混个局长。现有的政治体制已经阻止了他再往上爬的道路。再加上厂党委对他的几次工作安排，更加深了他对厂党委，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不满。他开始寻找发泄私愤的机会，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王洪文不再是现在的王洪文，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上海滩的流氓，一个歪戴帽、斜叼烟走在大街上的痞子，但绝不会像他后来表现的那样丧心病狂，张牙舞爪，直至被时代的飓风挟持到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混乱和疯狂迅速波及全国。5月25日，北京大学的造反派聂元梓率先在校园内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这份大字报在6月1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接着，《人民日报》也全文刊登了这份大字报。王洪文敏感地意识到反抗的机会到了，于是在6月12日，他纠集其他六个人，贴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把矛头直接对准党委。大字报分为三个部分：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
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在大字报上方，还贴着三条醒目的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6月18日，王洪文等人又贴出了《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的贴出，在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强烈反响，厂子里的工人都议论纷纷，生产受到影响。而王洪文则在这些事件中“声誉鹊起”，成了厂子里的“风云人物”。大字报惊动了上海市委，于是派来了工作队，整顿秩序。王洪文凭直觉预感到工作队于己不利，于是掉转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贴出《市委工作队滚回去！》的大字报，使工作队的行动步履维艰。
不久，王洪文的目光开始从党委、工作队转到厂外，投向上海市委。11月6日，上海的各个“工人造反派”头头纠集在一起，召开了所谓的“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在会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于王洪文是复员军人、党员，所以被推为“工总司”的“司令”。成立伊始，王洪文就迫不及待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上海市委。他们印制、张贴了许多海报，大造舆论声势。海报上写着：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高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接着，王洪文又派人到上海市委，向市长曹荻秋(上海市第一书记陈丕显正在病休)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但是上海市委没有接受这三项条件。他们开会一致同意曹荻秋提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对策。市委还要求“全市各工厂的工人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参加工总司”的活动。王洪文对上海市委的不肯就范非常恼火，但是他一时之间又毫无办法。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之后，王洪文决定，率领造反派到北京去告状。他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于是，就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11月10日黎明，天上飘着细雨，在大街上，出现了年轻的“造反派”，他们成群结队地往上海火车站涌去。在车站，王洪文他们乘坐的是一列驶往郑州的火车，原定于晚上23点开车。经过王洪文交涉，这次列车改为69次特快，于早上7时就启动了。列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向前奔驶，王洪文和造反派们的心里不禁窃喜。这时，上海市委紧急决定，通知已经开出的两辆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果然，“69次特快”通过南翔之后，速度忽然放慢，慢慢停在嘉定县境内的小站安亭。透过车窗，王洪文看到火车慢慢倒开，退入一条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随即锁上。火车停下的地方，除了一堆木材、一堆煤，是一片荒野，什么都没有。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境内！王洪文恼羞成怒，他感到自己上了上海市委的圈套。他跟部下商量之后，决定拦车北上。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决定拦14次特快，因为这趟车速度快，而且许多首长和外宾也经常乘坐。中午12时零2分，14次特快开过来了。王洪文急忙指使部下行动：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掉上衣，使劲甩打。火车上的司机莫名其妙，一个急刹车列车停了下来。王洪文带头跑上铁轨，挡住火车。一会儿，轨道上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王洪文找到列车长，要求把他们乘坐的火车挂在14次后面。列车长当即拒绝了，因为以前从没有过这种事，他警告面前的年轻人：“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快！”
“我们拦的就是你这14次特快！”王洪文咬牙切齿地说。
14次特快进不得，退不得，只好停在那儿。这下，沪宁线的交通受到极大影响。当时的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但安亭一带恰恰是单线。这样14次列车等于卡住了沪宁线的咽喉。于是，一列列客车、货车无法运行，全国交通也受到很大影响……
消息很快传到千里之遥的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得知，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年轻人率领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数千造反派工人，在北上北京状告上海市委的行进途中，被搁置在安亭附近。“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人开会讨论，决定派张春桥到上海去解决这件事。这是因为他不仅在中央任职，而且还是上海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此人，阴险毒辣，他作为市委书记处书记，排名在陈丕显、曹荻秋之后，因而早就想打倒以陈、曹为中心的市委，自己取而代之。“安亭事件”就给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在乘飞机前往上海的过程中，盘算着怎样才能达到目的。11日夜10时，他到达上海机场，接着直奔安亭。在这里，他看到了那位带头拦车卧轨的年轻人。
“春桥同志，这是王洪文同志。”
他马上热情地伸出手。这个年轻人英俊潇洒，并不多说话，而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
“呵，你好，你好。”
……
寒暄片刻，谈判开始。张春桥希望工人造反派们回上海，这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而那个小潘却锋芒毕露，找出种种理由，非要坚持北上。张春桥心里直着急，他并不反对他们造反，只是他希望回到上海，造陈丕显、曹荻秋的反。……
这时，一直沉默寡言的王洪文发话了：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立即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心里正高兴，王洪文接着说：“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张春桥听着王洪文侃侃而谈，不由得暗地里称奇。他没料到这个年轻人竟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不像小潘那样一味提要求，而是先主动退一步，然后抓住问题实质，寻找突破口。正所谓能者治兵，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王洪文的要求既解除了“工总司”的后顾之忧，又达到了北上的目的。不仅与张春桥要达到的打倒上海市委的目的一致，而且王洪文高度的谈判技巧，使张春桥心里对这个年轻人开始刮目相看。他们两个开始合作联合，“并肩作战”。12日上午，张春桥在安亭对造反派们发表讲话，王洪文则站在他的身边。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谦虚”一番后，言归正传：“希望大家不要再去北京，尽快回到上海，就地闹革命！”
会场上开始议论纷纷，许多人表示不满。这时，王洪文以“工总司”司令的名义讲话了：“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又马上接腔：
“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后，如果有谁因为这件事受到责难、打击，你们可以来找我张春桥！”
王洪文看到时机已到，于是发出号召：
“同志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应该听从春桥同志，立即返回上海！”
于是，这支北上的告状队伍喧闹着，又掉头向东了。
到了上海以后，13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并当场签字，答应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从而使曹荻秋及上海市委陷于被动。此后张春桥与王洪文互相支持，利用“工总司”造反派们的力量，一步步地把曹荻秋、陈丕显打倒。另一方面，王洪文又利用自己“工总司”司令的特殊地位以及张春桥的支持，剪除异己，把一些不服从自己的造反派力量统统打垮，从而使自己成为上海滩上无可争辩的“工人领袖”。渐渐地，被糟蹋得毫无生气的上海市居然出现了秩序。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王洪文豪情满怀：“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1967年2月5日，上海的最高权力机关“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依次坐在主席台上，一个个春风得意，志满意得，脸上露着春天般的笑容。
在张、姚发言之后，王洪文大步流星地奔向发言席，他已经对这个职位窥视好久了。他以高亢的声腔，读着“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布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后来，王洪文面对记者“豪情满怀”地说道：“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由于毛泽东反对，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并未日见太平。由于“革委会”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因而社会上反对“工总司”及“革委会”的造反派力量越来越多。于是，刚刚成为上海市第三号人物的“工人领袖”王洪文，也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镇压其他造反派力量的“重任”。在这许多次的群众武斗中，其中尤以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血洗“联司”(“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简称)的事件最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这一天，“工总司”工人在王洪文率领下，带着弹弓、砖头、铁矛等武器，直奔“联司”所在地上海柴油机厂。据目击者后来回忆这次事件说：“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10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面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25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650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350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14万元。”1980年12月6日，王洪文在受审判时承认说：“……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转攻‘联司’，8月4日早晨，大约调动4万人，实际上去了10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王洪文用别人的血为自己洗清了向上爬的道路。在上海，张春桥是天，姚文元是地，他王洪文就是老三。由于张、姚经常呆在中央，王洪文实际上成了上海的“王”。他时刻不忘紧跟张春桥他们走，由此就打开了通往中央的道路。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终于当上代表，并且成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4月1日，大会开幕，王洪文身穿一身没有红领章和红五星帽徽的军装，拘谨地坐在台上，脸上丝毫看不出上海滩流氓的痞子气。中共“九大”是一次“庆祝”和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大会。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发言之后，各个方面的典型人物纷纷登台亮相。王洪文作为工人造反派代表作了发言。他一脸庄重，用流利的普通话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感想，表了决心。这是王洪文第一次站在中央的主席台向全国和世界亮相，这次发言使他顿时成为大会的新闻人物，知名度迅速波及全国。会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从此进入中共高层。
此后，王洪文鸿运高照。他深深知道，自己所以能在短短的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工厂的保卫员迅速升到中共中央委员的高位，离开江青、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的帮助与支持是无法想象的。张春桥就是他晋级升官的阶梯，王洪文于是就自觉地把自己同张春桥的命运捆绑在一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以江、张、姚的能量，让王洪文当个中央委员还可办到，而搞个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位恐怕就非他们力所能及了。王洪文根本没有想，自己火箭似的升官很快就超过了他的“保护人”，还引起他们的嫉妒与羡慕。这一次，火箭发动的推动力可要大得多了……
毛泽东开始对王洪文发生兴趣，但他却浑然不觉。做了副主席，王洪文开始显山露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心里受的打击很大。林彪的背叛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嘲弄，而且还是对毛泽东选接班人能力的一次羞辱。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的情绪都不太好。这些天，张春桥经常往中南海跑，尽力接近毛泽东，渴望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接班人。
“王洪文写文章怎么样？”有一天，毛泽东在闲聊中忽然漫不经心地问道。
张春桥立刻敏感地意识到，毛泽东在注意着王洪文，可能要选他做接班人。
果然，过了不久，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到北京“学习”。
毛泽东是怎么对王洪文感兴趣的？在这以前，他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王洪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67年10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不过这时毛泽东不可能注意到他。后来，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夺权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倒是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称赞“工总司”等起草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要求全国报纸转载，电台播送。据说，在“九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也对王洪文非常注意。在王洪文发言的时候，毛泽东一直在认真地听。1971年9月10日，在林彪集团试图暗害毛泽东的危急时刻，王洪文走进毛泽东停在上海的专列，表示自己的忠诚之心，并做好了保卫的准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毛泽东开始注意王洪文的，似乎已成了历史之谜。
但是王洪文对所发生的一切还浑然不觉。1972年9月7日，他乘飞机来到北京，住在钓鱼台9号楼。
说是来学习，但王洪文并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刚开始，“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许多马恩列斯的选集。但他似乎没有读书的“雅兴”。他散漫惯了，习惯不了中央机关严肃刻板的日常工作。他也不习惯这儿的作息时间：每天下午三四点起床，起来后接着看文件。吃过晚饭后，开始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后，午夜开始办公。直到清晨，太阳从窗户上射进来，才停止工作。吃过早饭，拉上窗帘，然后睡觉。
很快，王洪文知道了实情。1973年的5月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十大”的准备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这说明，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终于下决心，对王洪文投了信任票。于是此后，王洪文更是显山露水了。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会议，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在会上，又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筹备委员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1973年8月24日，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身份终于公开显露出来。他坐在毛泽东的旁边(另一边是周恩来)，这无疑是在向外界宣布他已成为党内仅次于毛、周的第三号人物。当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后，王洪文开始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念道：“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修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活，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王洪文结束了讲话。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王洪文排名紧靠毛泽东、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王洪文接班人的地位完全确立。
9月12日，王洪文陪同毛泽东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接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9月13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毛泽东与王洪文的合影。此后，他一共参加了十几次外事活动。毛泽东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故意让他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使他在全国、全世界面前曝光。逐渐地，中国人，包括农民，都知道出了个王洪文；而在英语世界，“Wang Hongwen”也成了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
毛泽东发现自己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巨人既然能把他轻而易举地托上天空，同样也能毫不费事地扔到一边。接见外宾是件严肃、庄重的国事活动，可不像在上海滩上逛街那样自由自在。王洪文深知这一点，于是一旦有外事活动，他就很认真地应付。在外宾面前，他正襟危坐，不露轻浮。但本性难移，时间一长，他开始随便起来了。在接见外宾时，他开始斜倚歪坐，二郎腿也翘起来了。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接见多哥总统亚德马。对于政治敏感的人们忽然发现王洪文没有参加会见，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此后，这位王副主席再也没有接待过外宾，怎么回事？
问题并不出在王洪文接待外宾的坐姿上，而是因为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抱得太紧。当上副主席以后，他发现，自己既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合不来，也与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军界人士搭不上话，他还是与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时暴发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比较能谈到一块儿。相同的命运，使这四人产生了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于是四个人开始紧紧抱成一团儿，党内有什么事儿，他们总是事先商量，意见一致。许多党内的重要文件也仅在他们四个人当中传阅，阅完不转给政治局其他人，直接做出决定。
四个人的活动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他最容忍不了的就是背对他的宗派活动。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第一次对这四人的帮派提出警告。他指着他们几个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此后，王洪文再没有参加外事活动。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期待他改正过来，“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但他很快失望了，王洪文行动依然。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等人的状。他极力吹捧江、张、姚，说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等等。毛泽东当即批评了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12月23日，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王洪文为了能使“四人帮”组阁，再次飞往长沙去秘见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极为恼火，他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
“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至此，毛泽东对王洪文彻底失望，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就此告吹。
王洪文大概没有明白，自己从一个工厂保卫员是怎样爬到权力最高峰的。他可能更不明白，巨人既然能把他轻而易举地托上天空，同样也能毫不费事地扔到一边。在短短的10年期间，他就迅速走过了从兴起到辉煌，然后再从辉煌到衰亡的过程，像一颗并不耀眼的星星从天际滑过。1976年10月的雷声一响，王洪文就走向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末日。可以说，他是一个悲剧式人物，而他的悲剧加剧了国家和社会的悲剧，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本帖最后由 stephenwu 于 2009-11-28 21:33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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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须谨慎，思想须放荡，“王权”之下没有人。
在这个没有英雄、公民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兰芝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发表于 2009-11-28 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