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美关系

2020年的中美关系
每个星期，在中美争吵的议题清单上都会添加一个新内容，如人民币汇率、对台军售、西藏人权、伊朗制裁、网络攻击、当然还有过去几个月来一直成为报刊大幅标题的北朝鲜问题。但是，更深刻的问题往往被这一发不可收的日常争吵所掩盖，这些问题可能是引起新冷战的凶兆。其中最根本的是北京新发现的信念，即在中美权力平衡中出现了重大的转移，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来说不再是不可缺少的了。此外，中国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更深入承诺会使得两国在争夺资源和财富的零和游戏中越来越可能陷入冲突中。
 

主要建立在错综复杂的商业纽带基础上的中美关系也存在着相当多的相互依赖性。但是对华盛顿来说，也存在着很多风险，这些风险甚至比从前美苏长期对峙的僵局所产生的问题更危险。柏林墙分开了东方和西方，但它也充当了一种减震器的作用，确保共产党阵营的经济崩溃对自由世界的影响很小。但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这样的缓冲器。过去20个月的金融危机已经在中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余震。在未来的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对美国的金融健康因而也对美国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双方相互指责的循环加剧的风险在增加，这种循环可能有自己的生命力，最后超出两国政府的控制力之外。为了管理这个风险，美国政策制订者在未来十年应该找到一切可能的手段以确保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仍然是中国崛起不可缺少的东西。除了好运气之外，这个战略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政治成熟。同时，他们也必须谋取朋友和盟国的支持，以确保在美国和中国利益发生分歧的时候迫使中国而不是让美国陷于孤立。
30年来，华盛顿和北京已经驳斥了两国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的预言，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力量通过为中国出口商品提供客户，保障了东亚安全的可预测性以及国际航线的保护等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支持，也因为中国的成功为美国公司提供了长期有利可图的机会，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了低成本的商品。在1970年代末期，中国领袖开始资本主义实验，缓慢打开国门欢迎外国投资，开展对外贸易。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得中国与外国建立更加广泛的商业纽带的计划受挫。另外，因为欧洲共产主义开始在当年晚些时候内爆和苏联帝国在1991年解体，中国的强硬派担心类似的政治失控，因而放缓了市场自由化的推动。但到了1992年，越来越虚弱的邓小平通过对中国经济特区的“南巡”再次把市场改革引入轨道，他的政府管理下的资本主义飞地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对外国投资开放了。1990年代，江泽民运用邓创造的发展势头加速中国的发展，使其成为出口基地和西方投资的热土。
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市场改革支持者使用欧洲共产党的垮台作为警告，指出只有通过提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景，北京才能在莫斯科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让中共维持对国内政治权力的垄断。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改革苏联的政治激活苏联的经济，中国领导人从其他方面对付这个问题，即通过改革经济确保长期的政治稳定。中国自己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国家能简单地授权增长。创造工作机会意味着授权生产者通过赢得进入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机会把商品卖给能买得起的人。它意味着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欢迎外国公司和投资者，意味着走上不可逆转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战略推行几年后，这种发展进一步加剧。
1990年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作为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天安门事件后谴责中国领导人是“屠夫”，但是上台后，他承认与中国贸易的独特力量刺激了美国的发展。美国制造商获得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世界最有前途的新兴市场，中国出口品的大量流入为美国人提供了新的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帮助遏制了通货膨胀。在2000年3月，克林顿签署授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令。中美贸易关系太重要了因而不能破裂。
为了给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提供动力，中共在1990年代末期开始一个被称为“走出去”的政策，在国家合力推动下把中国公司推到海外去建立新的贸易纽带，确保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其他商品的长期供应。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正式确立了它的商业野心，这是给予北京更多理由去尊重美国力量和华盛顿使用这个力量的意愿的一个承诺。与非洲、中东、南亚和拉美等潜在动荡的新兴国家发展贸易和投资关系---更多依靠派遣船队通过麻烦的水域，这使得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外国政治风险。美国作为全球警察的角色帮助中国公司打开和维持贸易通道和海上航线。获得美国购买力的更大机会帮助中国经济创造了千百万就业岗位。总而言之，美国的力量---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对中国的扩张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比如通过保护中国来自不易的利益和使它能把资本主义未来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而中国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好日子能继续维持下去。
中国对外国投资和贸易的承诺已经产生了令人惊讶的30年十位数的增长，这样的趋势如此引人注目，足以激发某些人相信它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大大小小的西方公司现在都指望稳定的长期的利润前景，因为中国发展出可以期待历史上最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这种投资热潮也提升了迅速增长的中国公司在商业战场上的地位，无论是在中国内部还是在海外。?
但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领导层也被迫拥抱了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过度增长带来的天生的不稳定性和常常有毒害的副作用。快速工业化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使得大量国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沿海城市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由此造成全国各地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的快速增长态势。为了创建更“和谐”的经济扩张，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管理方面发挥了更直接的作用，在如何和在哪里创造就业，银行贷款给谁或者给多少，哪些公司主导在战略上具有重要的经济领域等问题上允许政府官僚更大的控制权。换句话说，某些大型经济体注定要破产，但因为担心真正自由的市场可能失去控制，领导层投资了新东西：带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
北京继续依靠在若干经济领域的众多国有公司来获得未来经济增长所需要的长期资源保障，培养中国的技术骨干，创造未来几十年的就业机会。中国的财政部已经报道说国有公司在2009年创造销售额3.3万亿美元，占这个国家的GDP的70%。
政府选择一些私有公司来支配关键的工业。它们使用从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中产生出来的主权财富基金指导资本的巨额流动。总之，中国的政治领袖使用市场创造财富以最大化国家对未来发展阶段的控制和自己政治生存的机会。这是国家用市场获得政治利益的资本主义形式。这个模式到现在为止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使得这个模式发出新的光泽，转变了中美关系的权力平衡。国际市场的灾难对中国的打击是间接的，但仍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银行虽然不像西方金融机构那样遭遇传染，但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购买力的丧失大大减少了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使得千百万中国人暂时失去工作。北京迅速采取行动止血，用巨额经济刺激项目，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给国有公司提供几千亿美元的资金进行大规模的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后出现的强劲经济复苏进一步说服领导层国家资本主义治愈了缺乏管理的自由市场留下的伤口。
坦率地说，中国领袖不再相信美国力量对中国的繁荣或中共的长期政治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金融危机强调了中国在依靠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发展经济所接受的风险。这增加了领导层为中国产品创造国内需求的紧迫性。中国官员已经在最近几个月呼吁建立新的储备货币取代美元。这当然不能一蹴而就，但随着中国减少对西方市场条件的依赖性，购买美元的需求就会逐渐减弱，大量的外汇储备将流向购买商品的领域。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非常认真地操作以确保在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动荡达到关键阶段的时刻，不至于使得这个转型的创造性破坏迫使许多人失掉工作。
而且，既然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已经在参与竞争所需要的管理、市场、技术专长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它们越来越多地把外国公司和投资者看作本地市场份额的商业竞争者。随着中国对外国投资的需求的减弱，外国公司的影响力也随之下降，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公司已经在使用自己在政治机构中的新杠杠赢得优势和保护，迫使外国竞争者处于劣势。2009年，可口可乐本来希望利用自己作为前一年北京奥运会主要赞助商的地位赢得官方对其竞标中国果汁生产商汇源的24亿美元收购案的积极态度，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汇源所有者朱新礼甚至在他引诱竞标时煽动民众对这个计划的愤怒，表示只要国家允许，他愿意出售。中国政府认定这个并购案违反了反垄断法，可口可乐空手而归。
2009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了令人惊讶的描述，中国职业篮球联赛中公众对外国队员的强烈反应。而就在一年前，联赛官员还通过吸引更多数量的外国高水平运动员，主要是美国人努力为中国球迷带来更多的欢乐。联赛放松了对运动员收入水平上的限制，取消了上场时间的限制。在一个赛季之内，该比赛在中国赢得了更多观众。如今，球迷却想看到中国力量的提升，在球场上袭击保安。
这种爱国压力也成为想在中国的国家支配体制下成名的外国公司和投资者越来越大的问题。国家本身现在也面临着满足公众对各种事情的要求的空前压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引擎之一因特网使得这个要求成为可能。根据国际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 & Company）的最新报道，中国网民数量超过三亿八千四百万，比2008年增长了50%。像世界各地的网民一样，大量中国用户花费大部分时间讨论流行文化、个人生活和本地事务。但在过去两年，中国领袖已经多次发现不由得对中国虚拟空间推动的一波又一波公众愤怒的情绪做出反应。汹涌的民众诉求并不是要求多元的政府和改善与外国政府的关系，相反，因特网在很多时候变成了受伤的民族自豪感的孵化器，人们要求政府在面对西方批评时更好地保护中国的利益。这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虽然中美经济分离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但政治分离的过程已经开始进行了。
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已经开始公开或私下里抱怨中国政府通过鼓励“大胆创新”支持国内知识产权的计划。除了盗窃情报的指控外，美国和欧洲的高科技公司现在还指控中国在政府采购时为拥有国内知识产权的产品提供优惠的政策。这个事实已经证明北京已经失去兴趣，懒得假装遵守国际知识产权法则，在未来一些年维持外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场地。
美国媒体继续报道谷歌遭受黑客袭击的最新故事，冲突的症结好像是有关网络袭击、审查和政府迫害异议人士的冲突。所有这些议题都是重要的，但谷歌与中国的斗争也是谷歌与其首要的中国竞争者百度争夺市场支配地位的斗争。百度已经拥有比谷歌更大的中国市场份额。如果美国公司离开或者被迫撤出，百度将成为受益者。实际上，百度代表了已经具备能够与外国竞争者一决高下的技能和市场力量的所有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以及中国民众的骄傲，他们都很高兴地看到国家队狠狠教训了外国竞争者。
这种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对最近华盛顿宣布美国要向台湾出售64亿美元新武器的反应上表现非常明显。美国售台武器，或者大陆民众做出愤怒的反应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北京在表达沮丧情绪的同时还提出了不同寻常的威胁：对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实施制裁，该公司占据中国航空市场的支配地位，在未来20年里可望与中国做4000亿美元的生意。结合起来考虑，谷歌和波音的故事显示中美关系中权力平衡的明显转移正在推动华盛顿和北京走向冲突，更不要提美国版资本主义和中国版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的不可调和性。
中美政治分离呈现很多形式。美国政策制订者主要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主要渴望在外国和安全问题上的帮助，希望中国在国际上发挥更大（更加合作）的作用。在气候变化政策、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伊朗的核项目、苏丹的暴力、反恐、和其他问题上，华盛顿需要和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但主要关注国内挑战的中国领袖已经清楚表明，它已经获得内视的信心，首要目标是创造新的工作机会，确保国内政治稳定和可以预期的经济增长。北京有一切理由抗拒任何可能转移现有工程的承诺，或者拒绝让中国暴露在不必要的风险中。美国人应该习惯于更愿意说不的中国。
北京新获得的过分自信恰好出现在美国陷入困难的时期。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降落到GDP的10%之时，美国发现自己还没有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衰退中走出,奥巴马总统和国会领袖面临公众对痛苦的缓慢的经济复苏的沮丧情绪和接近10%的失业率。
北京在这些发展中处于复杂境地。在2009年年底，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44%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世界首要的经济大国”，而只有27%的人选择了美国。在同一个调查中，49%的人（2002年只有30%）说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应该“关注自己的事”，“别人的事由别人处理”。这些调查结果得到2010年2月公布的《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调查的证实。该调查发现美国受访者比例在21世纪是美国世纪还是中国世纪问题上基本持平。以41%对40%的差距，更多受访者预测中国和不是美国经济居支配地位。在地缘政治前沿，差距是43%对38%。2008年的总统大选显然是最后一次普通选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候选人对中国的立场的选举。
似乎不可避免的是，美国无论哪个政党的国会议员都试图把国内的问题归罪于别人。右翼的文化保守派和左翼的劳工支持者都在告诉选民他们的问题是中国造成的，更多的美国人想知道为什么失业率10%的国家不能说服经济增长率10%的国家尊重贸易规则，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为了处理利益分歧问题，美国官员必须首先接受存在问题的事实。华盛顿的行为继续表现出似乎北京拒绝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只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中经济还没有准备好，一旦它达到了没有明确定义的成熟状态，中国领袖就会看到与华盛顿合作的意义所在，愿意与美国一起为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做贡献。这种假设是建立在认为中美关系持续维持正和关系的观点，对一方有利的发展对另一方也有利。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或许是真实的。华盛顿很聪明继续寻求与中国的更加密切的经济融合，规范化两国的战略对话，试图努力达成G-2合作模式的最终实现。但在现在和2020年之间，华盛顿和北京必须处理中国的自由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而造成的分离和摩擦的事实，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将推动两国走向冲突。北京已经认识到这个变化，华盛顿显然还没有。
如果中国和美国在2020年之前在最小限度的冲突下共存，美国政策制订者应该区分两国关系中的正和和零和因素。在两国利益重合的地方，美国官员应该努力确保美国的经济力量、政治影响力和军事实力继续尽可能地保持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的价值。抗拒保护主义的诱惑不容易，尤其是在空前的高失业率继续困扰美国经济的时刻，尤其是考虑到国会议员有充足的理由把中国当作替罪羊的倾向。在华盛顿毒化的政治气候下，左右两边的机会主义者都会把与中国的合作指责为“绥靖”。但美国在人民币汇率、贸易不平衡、或者在中国投资美国资产的所谓危险等问题上，承担不起没有必要的政治哗众取宠的代价。为了美国的经济利益持续施加压力是一回事，保护主义的姿态是另外一回事。简而言之，美国政策制订者应该尽一切可能创造确保相互摧毁的经济共同体，确保北京知道对美国经济来说糟糕的日子对中国经济也是糟糕的日子。
在美国和中国利益真正不可调和的地方，华盛顿必须通过获得朋友的帮助摆脱难题。比如，美国官员非常清楚北京决不会简单地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如果那样做的话，中国将很快失掉大量的工作岗位，因为中国的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压力可以被用来鼓励中国领袖允许人民币逐渐地但明显地升值。这里，美国和欧洲的利益是一致的。两者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进行战略合作，整合谈判杠杆将获得利益。中国将不得不让人民币升值，因为它正计划依靠国内消费提升经济。华盛顿应该坚持确保对国际上的麻烦制造者如伊朗的制裁政策是多国合作的产物。这里的目标是确保北京而不是华盛顿在其立场上处于孤立中。
美国政府也应该在其最大的比较优势即“硬实力”领域进行投资。软实力在帮助美国战胜苏联的斗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将继续帮助发挥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但硬实力能确保美国仍然维持国际上的不可缺少的角色，维持未来几十年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稳定，包括作为中国的日益复杂的国际商业纽带网络的保护者的角色。
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扩张其在亚洲的影响力的野心、以及在周边及遥远地区形成新的商业伙伴关系以支持其经济发展的计划等都增加了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的重要性。拥有230万现役士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它在网络战争技术上的投资继续让华盛顿感到焦虑。它的军事预算据说从2003年到2009年已经翻了一番达到700亿美元，这个数量足以对东亚和印度洋的未来造成挑战。但这不过是美国年度军事预算的12%，如果包括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补充预算的话，这个比例就更小。对军事力量在世界上的部署，没有比航母更宝贵的武器了，但中国没有航母。总而言之，美国和中国的军事差距非常巨大，而且差距在朝着对美国有利的方向继续扩大。
此外，北京没有动机对美国力量造成全球性的军事挑战。有一天，中国将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军事实力，但它的经济在过去20年发展如此迅速，人们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以很难想象将推动北京陷入风险的灾难性的改变游戏的事件，促使它向西方提出军事挑战。中国也没有动机让任何不至于对它的主权产生严重威胁的事件演变成军事冲突，破坏它与世界各国建立的商业纽带，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更加熟悉的导火线尤其不太可能激发热战：北京非常清楚美国政府决不会支持台湾独立，中国不需要入侵这个已经与其合作的岛屿，它已经给台湾的企业精英很多特权到大陆投资的机会。
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中国将扩张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但中国没有理由拿它的经济未来和政治安全做赌注挑战美国在亚洲之外的硬实力，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仍然依靠来自世界上不稳定的地区如中东、里海海盆、和西非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也限制了亚洲军备竞赛的风险，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节省了大量金钱。
中美之间将会有很多的斗争如谷歌和波音，因为北京对华盛顿的威胁性的话语和行为做出回应，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关于伊朗和中国的邻居和小兄弟北朝鲜的问题上也存在令人沮丧的情况，华盛顿试图建立支持制裁的联盟时很难获得北京的支持。美国公司将发现自己与中国的获得国家补贴和政治支持的国有公司竞争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稀缺的自然资源。中国支持的公司间谍活动指控会使得中国公司在美国投资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中国将以限制外国投资作为回应。中国和拥抱国家资本主义的其他专制国家将越来越多地相互进行直接贸易，急剧降低西方的经济增长曲线。
但2020年中美关系的形状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现在还没有做出来的选择。中美对抗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不过两国更清醒的人士或许都已经认识到虽然他们的利益存在分歧，虽然存在着两国的机会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破坏两国关系的风险，但美国和中国加强政治和经济纽带，采取措施避免冷战或更糟糕的情况而获得的利益会更多。
作者简介：
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是欧亚集团总裁和作家，最新著作是《自由市场的终结：谁赢得了政府和公司之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