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神庙2二

隋文帝统一中国之后，为表对海神的虔诚，求赐国泰民安，于是下诏祭四海， 于广州南海镇建筑南海神庙，并取近巫一人，主持洒扫，庙内多种松柏。这一位之南海之神便是祝融。祝融本是火神，如何竟成了合水火为一的神？这有许多传说。传说一，祝融乃上古帝王，以火施化，号为赤帝。他精通乐理，常于高山演奏，感教黎民。他死后葬于南岳衡山之阳（舜庙南峰），后人为纪念他，就称此峰为祝融峰。传说二，上古帝喾在位时，颛顼的儿子重黎司职“火正”，为民造福，鞠躬尽瘁，帝喾于是赐以“祝融”的封号，意即继续照耀苍生。在以上传说中，因南岳于南海同属南方，故祝融兼掌神权。传说三，黄帝时，祝融为六相之一。帝南巡，迷路于深山，乃派祝融“辨乎南方”，因任司徒。也就是说，南岳衡山是祝融辨别出来的。后来，祝融被封楚地，成为楚国人的始祖。
古人认为，南方属火，火之本在水，故祝融合水火为一神。这个火神，楚人的始祖祝融，就这样兼任海神了。传说四，尧帝时期，洪水为患，帝令鲧治理， 可九年过去，毫无成效。鲧后来得知天上有“息壤”，能生长不止，积山成堤。 他于是设法将它窃到人间，终于堵塞了大水。不料天帝被此举触怒，派火神祝融杀鲧于羽土，夺回了息壤，随后命祝融监视人间治水，让他掌管一方之水的大权。由于祝融属南方之神，所以就合水火为一神，兼任南海之神了。
祝融身兼火水两职，衡阳南岳祝融峰是其真正的宫殿。隋文帝欲祭南海，当然要选择一个供其管理南海的驻地。这个地点最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靠近南海出海口，附近有港口，方便海船出入祭祀；二是周围要有一定的人口，能常有人到庙中顶礼膜拜和供奉管理。最后文帝选定了位于南海之滨珠江口的扶胥镇。
古时的扶胥，即黄木湾（今庙头村），离广州城约八十里，面临扶胥江（珠江的一段），东连狮子洋，下接虎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被称为“去海不过百步，向来风涛万顷，岸临不测之渊”，是古代出入广州的海路交通要道，经此出海渡洋，可以抵达南海各国。事实上，南海神庙的建立，是与南北朝以来，广州地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海上交通贸易频繁有密切关系。当时，中国和西域诸国的交往，除了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外，海上航运在南方口岸也急剧增加。由于海上风云变幻莫测，船商祈求海神保护的愿望也与日俱增，隋文帝下诏修南海神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顺应了当时民间和官府的需要。
到了唐贞观年间，朝廷定下每年祭祀五岳、四渎、四海的制度，并规定广州都督制史为祠官，就近祭南海神。天宝十年，唐玄宗府认为“虚王仪而不用，非 崇极之意也”，于是给海神封爵加冕，南海神祝融获号“广利王”，广利即是广 招天下财利之意。这个封号与广州在中国海上交通贸易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有极大的关系。有唐一代，中国海运事业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唐时船队从广州出发，经南亚诸国，再进入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一直至非洲东岸。全线长达一万多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航线。它在海路上沟通了亚非两大洲的联系，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往来。海上丝绸之路至此形成。(有人据〈汉书·地理志〉认为秦汉时期便有了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今广东徐闻<海康>。魏晋南北朝有了从番禺往东南亚的线路。）
就在南海神庙建立的第五十二个年头。有一批外国人来到了广州。他们是波罗国的使者，刚朝贡唐天子完毕，回程时顺道登庙偈南海神，贡使将从国内带来的两颗波罗树种子种在庙中，却因迷恋庙中秀丽景致，流连忘返，因而误了返程的船。其人于是望江悲泣，并举左手于额前作望海状，希望海船回来载他，后来立化在海边。人们以为是神仙所化，加以厚葬之余，又漆其身加以衣冠，“祀于左廊，一手上加眉际作远瞩状”，封为达奚司空。因为他是波罗国来的，又在庙中植下波罗树，还天天盼望波罗国船回来载他返国，所以村民俗称此塑像为“番鬼望波罗”（在广州人的俚语中，外国人被称为番鬼），神庙也因此被称为“波罗庙”（事见方信孺《南海百咏》）。后人有诗咏达奚司空：“临流斫额思何穷，西光孤帆望眼空。屹立有心归故国，奋飞天翼御长风。忧悲钟鼓愁王膳，束缚衣冠苦汉容。慰尔不须怀心土，皇天雨露自来同。”写得十分贴切动人，入木三分。尤其一句“皇天雨露自来同”更是意味深长。
另一个传说是宋仁宗庆历年间阮遵的记载，说达奚是天竺高僧达摩的季弟，于萧梁普通年间跟从兄长达摩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扶胥登岸，见到南海神庙雄伟非常，遂进庙拜谒。祝融见其身具神通，就极力挽留他在庙中协助管理风云。他尽忠职守，天天在海边巡察海上船只，后立化于海边。人们为纪念于他，塑像立于庙左东侧，并封为达奚司空，俗称“番鬼望波罗”。后人王渔洋也有诗咏：“兄为生佛弟为神，天竺西来剩一身。淡荡风光容貌壮，南无俎豆未曾湮。”
我们并不必去考究到底哪一个故事更切合史实，不过据《新唐书?摩揭它国传》记载：“摩揭它，一曰伽陀。本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自通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显然，“达奚”来华及留种波罗于南海神庙是确有其事的。我惊疑的只是故事里当地土人的盛情与诚意，他们对于一个外国人可以如此礼敬有加，不但在其死后予以厚葬，还立像为纪，更与所崇拜的中国海神供在一起。种族与国界之分似乎丝毫没有混入他们的意念之中。更为匪夷所思的是，在第二个故事中，身为中国海神的祝融竟然邀异国他邦的达奚协同治理海事！其爱才惜贤、容人之量实在让人叹服。在那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论调高涨、内忧外患不断的年代，一个人（一个神）能有这样的胸襟，真是太难能可贵了。
唐王朝在广州对外贸易中获利丰厚。可是在中原人士的印象中，岭南一向是个穷疆僻壤、蛮夷之地，这时候朝廷仍然将岭南当作受贬官员的流放发配之地。许多人将梅关驿道视为畏途，更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就说：“蓊郁亡光晦，温暾四气身。云烟蟒蛇气，刀剑鱼鳄鳞。” 当长安城中的才子佳人趋于乐原游，洛阳城里的大贾巨宦流连在牡丹丛，皇帝缱绻于华清宫，百姓醉心在长乐坊之时，几千里外的岭南黄木湾，中外樯帆云集，商贾沓来，物宝交驰，极尽一时之盛。泡在华清瑶池里的美女杨玉环此刻唯一想念的是“丹皮雪肉”的美味果品，“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大抵当时中原民众对岭南知道的也就这么多。可以想象那时候朝中文武对任职于岭南是不怎么感兴趣的，从“文明开化”的中原来“闭塞落后”的南方做官，不啻是一种扶贫式的活受罪，多少带有点悲壮色彩。
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第一次正面大碰撞出现在唐代。唐玄宗开元四年（716 年），当时的宰相张九龄建议开辟梅关驿道以沟通南北。此后梅关驿道成为中原 移民进入岭南的重要驿站，对于沟通南北经济文化起了转运站的作用。韩愈、苏东坡等人就是由此入粤的。梅关驿道与“九龄风度”也就成了岭南史上的双璧。“九龄风度”（正直的人格，清淡的风格，富国利民的奉献精神）对岭南的影响显然不少。这并不是说唐代在岭南做官的人很清正廉明，一本正经，两袖清风。在岭南官员史上，能够为人称道的并不多。孔戣是个异数。孔戣是孔子的三十八世孙。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以国子祭酒拜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此后，以国子的祝册“自京师至”，孔戣本着“治人以明、事神以诚”的为政宗旨，亲自供奉宪宗颁发的“祝父”，配备太牢三牲之礼到南海神庙致祭海神。元和十四年夏至，再此前往祭祀，并拨款扩建庙宇。孔戣在广州的政绩较好，惠及民神，其“守节清苦，论仪正平”。大文学家韩愈在《南海神广利王庙碑》文中称他“正直方严，中心乐易，祗慎所职，治人以明，事神以诚”。孔戣的功绩不仅在于修葺神庙，更在于吏治。他刚一上任，便“尽除他名之税”，“罢衣食于官之可去者”，减少无谓的开支，让四方之使“以身为帅”，“公藏私畜”，赏罚分明。对于不听法令的“尤无良者”毫不手软，予与诛杀；妥善安置流落岭南的人士，“用其才良”，“廪其无造”。治与德导并行，很快出现“方地数千里，不识盗贼；山 行海宿，不择处所”的情状，一时“神人具依”。一个中原人远离钟鸣鼎食的簪 缨家族而来岭南为官，而能躬身至此，实在可敬可佩，亦不愧仲尼先祖的仁政之名了。这一位孔刺史后来的命运我不得而知，想来他不久便被调返京城或另择高枝去了，又或者终老于岭南，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无论他身在哪里，他的正直、明诚都会紧紧相随，终其一生不会忘失。
关于孔戣，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他曾主持在南海神庙前不远的地方（即现黄埔电厂东侧）开凿了一条运河。运河宽十丈许，经志成围，穗东联围到横窖出东江，全程二十多华里。此运河的开凿，大大缩短了珠江到东江的航程，并减少了风浪干扰之苦，因此河道热闹非凡，长盛不衰。运河的航运价值延续至今，现今仍在为广大船民服务。只不过，若问起杭州的苏堤、白堤，成都的都江堰，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苏东坡、白居易和李冰父子而提及这一条扶胥古运河，恐怕谁也不知道它和孔戣这个人有什么关系，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运河，因为它连名字也没有。也许我们今后应该称它为孔戣河。同样是为民众造福祉，为什么有些人的名字广为传颂，而许多人的名字却鲜为人知呢？或许是后者不四处张扬，虽然做了好事，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在这种意义是上说讲，无名英雄比有名的烈士更让人尊敬，孔戣也远可爱于白居易们。当然，老百姓们的眼光是雪亮的，谁好谁坏，他们是不会看不到的，所以孔戣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与南海神一样受到铭记。千百年过去了，他的名字依然鲜活动人。
提到孔戣，这里有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韩愈，元和十四年，韩愈因上《谏迎佛骨表》，激怒了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岭南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地方。在元以前，这里一直是贬谪官员的流放之地，像李德裕、李纲、胡铨等人都曾有此遭遇。它又是中原移民南迁的集居地，在秦朝、两汉、两宋、明清，曾有过五次较大的移民潮。第一次移民约在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派任焦、赵佗统率大军南下，设南海、象郡、桂林郡；第二次，汉武帝时派伏波、楼般将军南征，这是中原最大一次移民；第三次，北宋末期，金人攻陷汴京，逃难民众随隆祐太后退往杭州途中，一部分人进入岭南，南宋末期，临安被元人攻陷，大队军民随小皇帝赵昰、赵昺到了广东；第四次，南宋末期的无权无势人民移民到岭南较偏僻地区（即客家）；第五次,明末清初，反清抗暴的中原人来到广东西北地区。它还是政敌倾轧中失败势力的最后阵地，南宋和南明最后都是在广东覆亡的。另外，某些有隐逸思想的士人则把这里看作安全地带，例如葛洪和六祖慧能。岭南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他们，无论他们目的何在，哪怕只是匆匆而过，既然来了，就将其看作自己人，甚至供奉庙堂永久地纪念下去。韩愈是其中的一人，他是孔戣的朋友，又同在岭南为官，因此友谊日深。韩愈曾登临南海神庙，但似乎没有留下诗歌，有点奇怪。当孔戣修葺神庙礼成之日，韩愈已调往哀州任刺史。但孔戣仍请韩愈撰文以纪念这一盛事，“退之兄侠骨丹心，文采斐然，一定要帮我写这祭文。”“老朋友开到口，我老韩能不答应么？”韩愈敬重孔戣的为人，欣然命笺，洋洋洒洒千余字，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南海神广利王庙碑》，历史上与王勃《藤王阁序》、范仲淹《岳阳楼记》齐称。韩愈一生为人耿直，曾因上书极论宫市害民，被德宗贬为阳山令，又以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元和中随从裴度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之乱。其诗歌风格多样，俊伟奇崛，一如他的为人一样。韩愈在潮州期间清正有为，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恶溪杀鳄”一事，并有《祭鳄鱼文》传世，深得当地人民爱戴，至今犹有韩江、韩山等遗风旧迹，供人追慕凭吊。潮州得称文化古城，韩愈功不可没。
唐代对南海神之所以如此尊崇，是因为广州不仅是岭南的都会，还是海外各国来华贸易的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唐王朝在广州首设市舶使，管理对外贸易，获利甚丰。岭南自古以来海上贸易发达，是世界海洋贸易圈的东方中心， 另一方面，广东自古以来就有农业商品倾向，商品经济较内地发达，商品意识较内地浓厚。在这种前提下，内陆文化中重农轻商，重名轻利的传统观念在岭南文化中不很重要，相反，注重实效，讲求获利则成为岭南文化的突出特点，人们往往重利而不图虚名，求实而不务实华，夸富而不虑尊卑，从而在价值观念，思维形态上表现初明显的特色，因为趋利，而要讲效率，由讲效益而珍惜时间，要求开放改革。所法所谓“欲我所欲，与人同欲”。广招财利的南海神自然就得到了人们的崇敬，南海神也就成为四海神中位次最尊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