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连海点评乾隆名臣》第四章“刘罗锅”与和珅

第四章“刘罗锅”与和珅
1、刘墉与和珅的差距
我们前面分析了刘墉的官职和品位始终比和珅低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人所属的民族、两个人的相貌和家庭背景都不相同；而且还分析了1754年其父刘统勋被冤枉一案给刘墉带来的影响，就是他总结出了为官处世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第二条，做好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但是，难道这样一个群众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就真的不敢与和珅斗么？
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分析一下刘墉的这两条为官处世的基本原则，就会得出以下的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刘墉在为官处世的最为基本的原则上面，与和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大家看了“讨好皇帝，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句话可能会不太舒服，会觉得我们心目中的英雄难道真的会是如此奴颜婢膝吗？不是他奴颜婢膝，而是社会环境使然，刘墉个人既然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界，只能努力地去适应这个世界。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官吏要想往上爬，太难了！你不讨好皇帝，你不站在人家的肩膀上、踩着人家的头顶，哪能爬得上去？
当然，说到“本职工作，该果敢时就果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才像是刘墉说的话、办的事嘛！但是，历史上的和珅是一个能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和珅的本职工作做得一直很不错，否则乾隆皇帝怎么会把那么多事都交给他办？这方面刘墉跟和珅差不多。
为什么说和珅会如此尽心办事呢？因为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和珅还没有什么靠山，他在朝廷中的位置完全都是自己干出来的，没有真正接受过什么人的帮助。年轻的和珅如果出事，真心的帮助他的人会远远少于刘墉。而刘墉则不然，他有亲人、有朋友，他的祖父、父亲也都有很多朋友，这些都是他的优势。
第二、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刘墉在为官处世的细微原则上面，有与和珅明显不同的地方。
比如，在刘墉心目中，工作做好了就行了。俗话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刘墉的心目中，我办什么事情，并不是急于要求皇帝认可，对得起良心就行了。但是，这些在和珅那里可行不通！什么事情，只要是我和珅干的，必须完美无缺！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让皇帝认可！
造成二人这一不同的原因，主要是双方不同的家庭背景。刘墉出身官宦世家，书香门第。他干得再成功，在别人包括皇帝的眼中，也决不会超过他的父亲刘统勋。他父亲的谥号是“文正”，已经达到一个文臣所能达到的顶峰了。因此，老刘家给予刘墉的任务实际上是“不求突破，但求守成”。
和珅呢，可以说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除了一个虚衔，家族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值得骄傲的东西，他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全力以赴，走向成功。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刘墉跟和珅较量，应该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尤其是刘墉与和珅不期而遇的时候。也就是说，刘墉还真的跟和珅较量过。虽然，这场较量来得晚了些。而此前的刘墉，是一直没有机会与和珅较量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和珅一直在北京上班，而刘墉则一直在外地工作，两个人一直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
提起刘墉，有的读者就会想到，刘墉不是一直在外地为官么？他什么时候回到北京为官的？这里，我们简单交待一下。
从1751年刘墉考中进士开始当官算起，到1782年刘墉再次彻底回到北京为官为止，前后31年的时间里，他在北京当官的时间真的很短，只有前后三次共计8年的时间。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外地，很少有回到北京的机会。
1751年到1754年，刘墉在北京的翰林院里任职；1756年，刘墉担任安徽学政；1759年，他又担任江苏学政；1762年，任山西太原府知府；1765年他升任冀宁道台；1766年因在太原知府任内失察阳曲县令段成功贪污公款，被发往边疆的军队中效力改造；1767年他回到北京担任翰林院编修；1770年又到江西任职；1772年任陕西按察使。直到1773年，他因为父亲逝世，丁忧守孝三年；1776年，刘墉守孝三年期满，回到北京担任内阁学士；1777年兼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1778年再次担任江苏学政；1780年升任湖南巡抚。
1782年，他终于彻底回到了北京，担任三通馆总裁兼任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
三通馆是什么呢？中国历史上，从唐朝到元朝，有三位历史学家先后写出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部关于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后人称之为“三通”；清朝乾隆年间，为了续写三通，成立了三通馆，由刘墉担任总裁。后来共计写出了七部书，与以前的“三通”加在一起共计是十部书，称为“十通”。
回到北京以后，刘墉终于有了与和珅这个政治新星接触的机会。他看到了和珅的一些所作所为，心里非常不满，于是就开始了与和珅的较量。当然，这些较量可不是在朝堂上嬉笑怒骂，也不是公开叫板，而是意味着与和珅划下了一条无形的政治界限。
2、刘墉与和珅的较量
在这些较量中，1782年的那次最为有名，就是山东巡抚国泰案。
这一案件的当事人是国泰。说到国泰，这个人的来头很大：他本人是皇妃的伯父，又与和珅关系极为密切；其父四川总督文绶又是刘墉的老上级。您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与乾隆皇帝、和珅、刘墉关系都极为密切，谁会不给他的面子呀？所以他一路下来升迁很快：先是伍阳县令，后又任刑部主事，再后任山东按察使，再后任山东布政使，1777年任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
他任山东巡抚之后，就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贪赃枉法，挪用库银，造成山东下属各府衙门的国库亏空，整个官场乌烟瘴气。不仅如此，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竟然邀功请赏，以荒报丰，继续开征收税。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九名。
这样飞扬跋扈的一个人，谁敢得罪他呀？那个时候，直臣还是有的，还真有些人敢得罪他，只不过不是刘墉。这些人是谁呢？是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
1782年初，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建议乾隆皇帝将他调到京师为官。
乾隆皇帝一看，弹劾到了我的伯丈身上来啦。国泰不会干这种事情吧？怎么办呢？找个人问问吧！于是，乾隆找到了山东布政使于易简。
乾隆皇帝找于易简，可算是找对了人了。于易简这个人，是前任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因为国泰权大势重，平时就对其巴结逢迎。本来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只是布政使是文官，巡抚是武将，但均为封疆大吏。于易简却对国泰极端献媚，甚至向国泰长跪禀事。
这时于易简一见皇上询问，便极力为国泰辩白，坚称国泰没有贪婪横行庇护劣臣之事，只是对属员比较严厉。乾隆相信了于易简的话，两次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只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没有采纳阿桂的建议。
说到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那可是一个不怕死的人。他知道大学士阿桂的弹劾没有起到作用，就在四月初继续上书乾隆皇帝，再度弹劾国泰。我们可以说，钱沣此时此刻再度弹劾国泰，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幸运的是，乾隆立即于四月初四日连下两谕，委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立即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
乾隆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安排呢？派三个人前去山东查案，是不是显得自己更加重视此案呢？不是。
乾隆皇帝如此安排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和珅，与国泰的关系极好；刘墉，是国泰父亲文绶的老下级；工部右侍郎诺穆亲，是皇帝本人的亲属。这三个人，谁还不明白我乾隆皇帝要力保国泰安全过关的意思？不过，样子还得装一装，再下几个命令吧。
四月初六日，乾隆猜想和珅必然会对自己的意思心领神会，肯定已经迅速对此案件的后事处理安排完毕，于是就对军机大臣下旨，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历城等州县的仓库亏空。今派和珅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珅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和珅等人。
四月初八日，乾隆又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必然知道国泰劣迹，著传旨令吕尔昌据实指供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
我们再说钱沣。钱沣怕和珅会预先做好安排，暗中动手脚，就与刘墉商议，他一个人微服先行，由刘墉稳住和珅。和珅、刘墉、郎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史钱则于四月初四日离京，前往济南。
和珅果然对于乾隆皇帝的意思领会的很好。和珅判断，刘墉必然会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力保国泰过关的。不管怎么说，刘墉也是国泰父亲的老下级嘛！
于是，和珅在去山东的途中，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教育、防范钱沣的上面了。他一方面极力袒护国泰；一方面威胁钱沣不要认真查讯。结果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丝毫不怕恐吓。
和珅看到一计不成，便又施一计。他秘密地通知国泰事情的前因后果，让他迅速做好防范准备。国泰知道消息后，赶忙向商人勒借银子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暂时掩盖了亏空情形。而此时的刘墉，居然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过分得罪和珅的态度，一路之上经常与钱沣秘密的商议对付和珅和国泰等犯罪分子的对策。
刘墉为何会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过分得罪和珅的态度，要坚决查处国泰呢？
根据我的分析，促成刘墉改变自己平日形象的主要原因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乾隆皇帝连续几封六百里加急的圣旨起到了作用。其实，这是刘墉对于乾隆皇帝真实想法的误解造成的。刘墉在这点上可谓“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会错乾隆皇帝的意了。
第二、本人家传的工作作风。刘墉的祖父和父亲一直都是极为清廉、对于贪官污吏一直是疾恶如仇的。刘墉在心底里也有着这个方面的本能，只是在不合适的时机不敢表现出来而已。
第三、强大的舆论工具的影响。这次弹劾国泰非比往常，前有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后有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继续追查，势头实在是太猛了。恐怕连皇帝也保不住他国泰，而这也正是自己露脸的好机会。
刘墉就带着这种错误的想法走上了与钱沣配合、与和珅作对的路，让人啼笑皆非。原来，刘墉是这么跟和珅较量的啊。
和珅一行到达山东后，就盘查仓库。和珅命令差役抽视了几十封银，数量和册籍所载相符，和珅便下令返回住处，表示已经盘查完毕，没有亏空了。
应该说，国泰的贪污案就应该结束了。钱沣呢？他的弹劾，不是被定为诬告，便是以风闻言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结局。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刘墉的指点下，钱沣提议将库封存，和珅同意。封库之后，一行人员就回去了。原来，钱沣在刘墉的指点下，发现了所验证的银子、四品官的暖帽数量多少不等，银子的成色也不对；而国家仓库存放的银两，一律是五十两为一锭，银的质量很好，银色正常，而用来验证的，是商人的银子，一锭有多有少，银色也不正常，心知其中必然有诈，故建议将库封存。
钱沣马上细心访问侦察，最后了解到是巡抚勒借商人银子，冒充官银，放入库中。钱沣便派人四处宣告，如果被借银存入库中的商人，不将银数呈告官府，请交归还，便将其银没收。
第二天，三位钦差与钱沣一行，再到银库，打开库门，查验银的颜色和每锭银的数量，确实不对，不是帑银。这时，商人纷纷呈禀银子被借的缘故和数量，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使山东亏空帑银4万两的真相，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此时的和珅迅速改变了脸色，他一想，得了，我丢车保帅吧，别管他啦。和珅立即出卖了国泰，马上与刘墉、郎诺穆亲抓紧查审国泰贪纵不法案，结果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
此时的和珅只能与刘墉一起如实报奏乾隆皇帝，查实国泰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乾隆皇帝大怒，命令刘墉、和珅缉拿国泰回京，并开仓赈济山东百姓。
此时的皇妃已经在乾隆皇帝面前为国泰说情；有一些了解乾隆皇帝性格的御史也从旁附合，建议减轻对于国泰的处罚。乾隆皇帝呢？他现在处在骑虎难下的地步了，他从四月初四到四月初八前后五天的时间里面连发四道圣旨，在全体官员面前表示一定要从严查处国泰贪污案。查处的结果呢？贪污索贿总计8万两！乾隆皇帝心想，我还是得征求一下刘墉这个直接负责查处国泰案件的钦差大臣的意见。
刘墉呢？他居然还没有搞明白乾隆皇帝的真实意图，还在以民间查访所获证据历数国泰罪行，建议严厉处置国泰。
乾隆一看，这个国泰，你让我把这个人丢尽了，你呀，你别活了！于是在三天的时间里连下四道上谕，宣布：国泰处以斩监候，秋后处决；押解于易简至京面审；革国泰、于易简等人官职。六月初，乾隆皇帝勒令国泰、于易简二人于狱中自尽。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的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次。在与大贪官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的较量中，以刘墉为首的正义人士终于大获全胜了一回，这对于和珅为首的贪污集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是，我们知道，干什么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事后的代价恐怕就不是刘墉当初想得到的了。
我们说，乾隆将国泰、于易简二人赐死，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设想一下，当时乾隆皇帝处在多么困难的境地啊——先是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弹劾国泰，只是建议将国泰调动职务而已，完全可以说是给足了皇帝面子，也为国泰留好了后路，可是自己不相信，非要询问于易简不可，结果于易简担保没事。乾隆皇帝在此情况下还是留了一点后手，又派刘墉、和珅这两个与国泰都有密切关系的人查处此案，本来的意思是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向所有大臣表明自己的皇妃家人的确从来没有贪污索贿的行为发生——即使有这样的贪污索贿的行为发生，也会被刘墉、和珅这两个满汉大臣盖住不是？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说明自己对于处理贪污索贿行为的重视程度。结果呢？一箭双雕的目的没有达到，自己还被别人装进去了！谁装的？刘墉！
这时候的乾隆皇帝心想：我怎么向皇妃交代呀！虽然，从理论上讲，是绝对用不着交代的。但是，人家皇妃求你那么半天，您也答应下来了。转眼说话就不算数啦？就被这几个大臣给逼得将皇妃的伯父赐死啦？国泰贪污索贿数额巨大不假，但是再大的数额也得看在皇妃的面子上，还不能让他留下一条小命？这个笨蛋刘墉，你就真的不知道我派你去的用意？我非得找他算帐不可！就凭你刘墉？我收拾你还不容易？你等着吧！
诸位想一想，乾隆皇帝的这种心理活动，他能瞒得过精明超过常人的和珅么？况且，我们前面说过，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比和珅更加了解乾隆皇帝的了。所以，此时的和珅非常明白乾隆皇帝的心思。他想，我一定要充分利用乾隆皇帝对于国泰贪污案的事后反思，合众人之力，共同对付这个可恨的刘墉。不除掉刘墉这个绊脚石，他早晚还会查处到我头上来的！
此后的刘墉面前，有三个人——乾隆皇帝、皇妃、和珅——时刻都在想着如何利用一切机会全力以赴的打击刘墉。今后，刘墉的日子可怎么过呀？刘墉，他还会继续坚持自己过去的做法么？
此时的刘墉遭到了三个人的反对：一是乾隆皇帝；二是皇妃；三是和珅。您想一想，这三个人，谁是好惹的呀！这三个人，一个每天都想着我要处置刘墉；一个每天都想着我要提醒皇帝每天都要想着处置刘墉的事；一个每天都替乾隆皇帝想着应该如何处置刘墉！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我们三个人想收拾你一个人，还不容易？我们想一想，这回，刘墉的日子可怎么过吧！
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刘墉查处国泰贪污案后遭遇吧。
1787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当时另外两个大臣评价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ch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1787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弹劾。
1788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学生向监考老师送礼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但是，当时御史祝德麟本来弹劾的是具体的监考老师黄寿龄受贿，而且祝德麟在奏折中还夸奖了刘墉一番，说“国子监考试惟刘墉、邹炳泰二人清介素著，诸生不敢向其馈送营求”。此事件的最终结果是，乾隆皇帝借题发挥，刘墉受到了不应该有的处分。
1789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置若罔闻之事。乾隆皇帝还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这样的措辞相当严厉。
1793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1796年（即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不提拔就不提拔吧，乾隆皇帝还做贼心虚地发表了一篇上谕，在上谕中毫无来由的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他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所以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1797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呢？难道真的就是乾隆皇帝、皇妃、和珅三个人简单的报复刘墉这么简单么？难道就没有刘墉反省的问题么？
其实，刘墉是一个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非常善于反省的人，他的家庭早就教会了他这些。他知道，这是乾隆皇帝在故意找茬收拾自己；他也知道，和珅在这中间，没有起什么好的作用。怎么办呢？只能是一方面努力安抚怒气冲冲的乾隆皇帝，另一方面极力与和珅等贪污集团周旋。
如何努力安抚怒气冲冲的乾隆皇帝呢？刘墉心想，只有动用为官处世的第三个基本原则了。早在三十多年前的1754年，他的父亲无辜被冤枉以后，他就知道了为官处世的第三个基本原则了：在皇帝面前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不管自己这件事情自己做的是对是错。如果自己得罪了皇帝，不要向皇帝解释些什么，只有今后小心伺候皇上而已。
如何小心伺候皇上呢？只能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其他聪明才智诸如诗、词、歌、赋、书法、文章等方面找补找补就可以了。
刘墉心里面想，我善于书法，又善于对对子，不如干脆就从这方面入手哄一哄乾隆皇上开心吧，也让他早些摆脱国泰案之后的烦恼吧。
国泰案后的一天，乾隆皇帝率领几个有文采的大臣去盘山散心，这几个文臣里面当然有刘墉啦。不是乾隆皇帝想带他出来，而是刘墉太有文采了，只能带上他，不带上他，连个陪自己写字的人都没有——纪晓岚也不行，他文采虽好，可字写得不好。
今天天津市蓟县的盘山因为很像江南的山而很受乾隆皇帝的赏识。乾隆皇帝曾八游盘山，并留下了“早知有盤山，何必下江南”之句。因此乾隆皇帝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的时候就会想到盘山来散心。这一次，他又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刘墉。
这一次，乾隆爷还带来了一个戏班，在盘山上面的“江山一览阁”的大戏台上唱戏。乾隆皇帝一边听戏，一边思考。忽然心血来潮，要群臣为戏台拟联。某大臣才思敏捷，立即献上一联：“听律吕，点破世态炎凉；见衣冠，描尽人间冷暖。”应该说，这副对联生动传神地概括了戏曲的艺术规律，对仗工整，寓意深刻。但乾隆觉得它过于文雅。片刻之后，另一大臣交出了第二副对联：“似我非我，我看我我也非我；装谁像谁，谁装谁谁就是谁。”这副戏联就像绕口令似的，也不太合律，难怪乾隆嫌它粗浅．要求众臣再想一想。此时，戏台上刚好在演《空城计》。诸葛亮端坐城楼抚琴饮漕，司马懿率领大军兵临城下。刘墉见此情景，灵感忽至，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三五人可做千军万马；六七步如行四海九州。”乾隆很满意，认为此联平易朴实，雅俗共赏。乾隆皇帝很高兴，命令刘墉立即笔墨伺候，将这幅对联写好。现在这幅对联还在“江山一览阁”的大戏台上。
此时的乾隆皇帝忽然想到了蓟县周围的几个县名很有意思，就说，我给你们出个上联你们对对吧。这上联是：密云不雨旱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
刘墉一想，乾隆皇帝的上联用了蓟县周围的四个县名。那我也用蓟县周围的四个县名对以下联吧。刘墉的下联是：怀柔有道皆遵化，知顺义便是良乡。乾隆爷非常高兴刘墉这个对仗十分工整的对子。像这类的事情，刘墉做的多了去啦！乾隆皇帝对刘墉的火气也就逐渐的消失了。
但是，还有和珅呢！他会随时提醒皇上的呀？怎么办呢？刘墉如何与和珅等贪污集团周旋呢？
刘墉想到了为官处世的第四个基本原则：对于贪官，就要投其所好！
有的读者说了，您的意思是说，刘墉要向和珅认输，要向和珅行贿？是啊，不这样刘墉还能做什么？难道要与和珅拼个鱼死网破吗？那还是历史上的刘墉么？当了三十多年官的刘墉可不简单，鲁莽行事可不是他的风格。
刘墉在国泰案件之后，立即主动与和珅讲和。怎么讲和呢？刘墉想到了自己的字。
说起刘墉的字，刘墉还真是个大书法家。史传其“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所掩。”其书法特点之一是用墨浓重，故人称“浓墨宰相”。貌丰骨劲，别具面目，尤长小楷。与翁方纲、梁同书等人齐名。
和珅久闻刘墉书法之名，总是想要刘墉的字。正好国泰案发生的前些天和珅向刘墉索取字画，但是刘墉借故推脱没有给和珅写。刘墉心想，我何不干脆现在给他写个条幅呢？说写就写，写完了刘墉就主动给人家和珅送去了。
有的读者可能会想，难道刘墉就这么完啦，就认输啦？他就这么让和珅等人为所欲为了么？
没有，不是这样的。刘墉心想，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必须为官处世的第五个基本原则：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刘墉心想，我要等待时机、曲线救国，收拾和珅这个天下贪官的总后台。他也在像别的正直的大臣一样，在等待着新的皇帝即位。我们来看这最后的较量。
嘉庆皇帝即位后，刘墉开始走到政治舞台的前列，他以自己正直品质逐渐赢得嘉庆的宠信。1798年底——这个时候的乾隆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了——朝鲜使者洪乐游称：“阁老刘墉之言最多采纳，皇帝眷注，异于诸臣。盖墉素负朝野之望，为人正直，独不阿附于和珅云”。
1799年初，太上皇乾隆皇帝终于病死了。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立即恢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
这个时候，刘墉向嘉庆皇帝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又及时向嘉庆皇帝提出建议，一定要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说到和珅之死，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已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情节我认为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中是可以出现的：和珅在大牢里向外张望，却没有人来看望他，这时刘墉提着篮子，带着酒菜去看他。二人聊了很多，和珅十分感慨，也非常感动，他说，想不到他活这一辈子，最了解他最懂他的竟是刘墉，刘墉总和他做对，却是他的知音。他举起杯对刘墉说，我们为互为知己干一杯！刘墉说你慢着，我懂你，你却不懂我，所以我是你的知己，你却不是我的知己。和珅想想也对，就改口苦笑着说，为你懂我而我不懂你干一杯。
这个情节虽然是编导虚构的，但是这个虚构很有道理，很符合刘墉个人的身份特点。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完全走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列。1800年前后，山东发生饥荒，老家的人给时任大学士的刘墉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而刘墉也只是安慰一番而已。在家信中，刘墉谈到了他京中房屋破坏后的修缮问题，说只能花一千两修理南院，北院只消二三百两，“然暂缓之，力不足也。”正是他这种廉洁正直的作风与当时极端腐败的社会政治现实形成的鲜明对比，从而使他赢得了渴望清明政治的老百姓的衷心爱戴，人民便以各种方式来歌颂他的有关事迹，在他活着时即已流行的弹词《刘公案》就是其中的一种，清代许多有关传说的出现，也是这个原因。1805年，刘墉以86周岁高龄去世。
总的说来，刘墉是一个好官，他既有才华，也有历史功绩，至于他做的一些事，勿宁说那是时代的产物，是身不由己的行为，不能把全部责任都堆到刘墉一个人头上。
刘墉有很多极好的朋友，纪晓岚便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在历史上，纪晓岚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关于他的故事，我们下面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