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多学科对话的尴尬与单纯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困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6/06 07:41:51
——“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综合述评
钱 宏
“人类正在重写历史学，即‘全球化的历史学’。我对世界对中国都抱乐观态度。世界是乐观的，中国只是世界的构成部分，所以中国是乐观的。”
——周有光《朝闻道集》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温家宝《仰望星空·序》
“为了克服短浅的意识形态局限，你们必须用你们的思辨能力去考量每一个问题，最终得出全面而科学的结论。为了克服狭隘主义，你们必须把耶鲁赋予你们的道德力量发扬光大，而这道德力量的缘起，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黄金法则。”
——President Richard C. Levin《Reclaiming Politics》
在“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上，担任执行主席的余永定先生试图向与会者提出一个问题：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人均收入已达到3600美元）之后，进一步的增长就可能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的旧增长模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国民生活福利水平越来越难以实现本来应有的更大提高，并给中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严重隐患。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飞跃，中国面临着哪些严重障碍、如何克服这些障碍，这是中国知识界必须认真研究并予以回答的问题。
就此问题，围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的主题，与会者分别从“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中国经济”、“人口问题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技术创新的战略观”、“粮食问题与国家安全”、“城市化的机会与风险”、“如何认识全球气候问题”、“重庆个案分析”七个分论题展开了论述与讨论。
多学科对话的尴尬
然而，2010年8月16日至17日两天会议开下来，作为主席的余永定先生表示，这次论坛没有达到他预先希望达到的目标。因为他希望通过主题的讨论，使这个中国文化论坛的非经济学家从经济学家这里学到某些必要的知识或思维方式，从而明白3600-4000美元是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有一系列的问题（如会议设定的7个分主题），搞清楚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还有一点是多学科交流也很未能达到深化主题的愿望，大家似乎并未完全围绕主题谈问题，遵循共同的逻辑。
我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这个主题有着深厚的兴致，是不请自来，加塞全程旁听了“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我很理解余先生作为本届论坛主席的失望。众所周知，中国1950年代以来实行的专才化教育和历次政治运动导向，注定了中国无论哪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只能提出或解答自己知识阈值内的问题，这是一种有局限的个体职能，也是一种有责任感的局限，无可厚非。
只是，中国与世界现在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所以，当下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大概无法再指望依靠简单的术来解决（人类知识、方法已经很充分，且即使是工商文明后发或发展中国家的主流人群，也无所未用其极）。我想说的是：专业知识+主权国家（表现为民族主义，哪怕是最中性的）姿态、立场或观点，只会离解决问题越走越远，甚至添乱，同样，如果忽视专业知识+民族主义问题，亦将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虽然我十分尊重中国的专家学者+干部（即技术官僚，简称技官）为我们国家付出劳动，但我不能不说，他们确实陷入了那个古老的盲人摸象的故事的困境（这不是他们错，错在过去几十年的教育体制和政治导向，最多再加一个原因个体生存需要），尤其是，当西方的现代之术也显现出捉襟见肘的时候，中国的技官（他们的外语水平有的讲得甚至比老外还好，西方任何思想理论都会很快在中国尤其在中国政府层面得到比较充分的传播）也只能人尽人心了……在这种背景下，多学科对话是一种尝试，但不陷入尴尬是不大可能的。
其实，就这次论坛而言，余永定先生提出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美元陷阱）和亟需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问题，以及黄益平先生指出的结构调控的悖论（2003年开始结构调整，七八年过去了，越调整失衡越严重，依赖投资拉动、外向型生产、环境污染、两极分化、行政手段、为降低生产成本全民补贴生产部门、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化）；蔡昉先生“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若干认识误区”；张小山先生解释的18亿耕地红线政策与中国的粮食安全对策（反垄断，既反国外也要反国内），以及黄季焜对粮食安全作为一个问题的质疑；路风先生指出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文佳筠先生指出胡鞍钢提出在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重新分类的观点，非常符合欧美把发展中国家分而治之的企图，是非常错误愚蠢的；温铁军从“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历史，提出政府引导资本输入中小城镇，带动农民就近就业，健全农民的社会组织，理顺地方治理结构，解决或弱化产业、金融、商业三大资本过剩及其发展主义陷阱问题，朝纵深方向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经济路线图，以及李铁先生回应的情况（权力运行机制，导致资源向大中城市集中的必然性）；徐晋涛先生主张在气候政治上，国内政策与国际姿态实际应当比代表团谈判的立场，更积极；陈来先生重申的三大原则（国家原则、精英原则、人民原则）；童世骏先生强调的三个基本项（现代化、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汪晖先生感到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重短板问题；王崴先生对崔之元先生讲的“重庆经验”的一语道破（政府统统操盘，强势垄断介入，掌握定价权）；黄平先生说的外部环境的压力、文化的正当性、价值排序问题；最后，余永定先生表示的遗憾……所有这些论述与讨论，在我这个非专家的外行看来，都完全应当也可能打通来考虑的。
比如，如果说张晓山先生说粮食的净进口等于从国外借用了土地和水是成立的，而且，余永定先生说的中国富裕的外汇储备是不是可以少买一点美国国债（且不说他们借得太多可能根本不打算还），而多进口一点粮食？再比如，甘阳先生从资源禀赋（包括人口）、文化特征、历史时空和结构失衡角度提出，中国发展目标的设定是否非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为圭臬不可的问题，对本次论坛主题也是一个挑战，而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91年一位中国的水利专家邓英淘先生就在《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无法依靠经典的发展方式（即美国方式——引者注）实现自身现代化”。这位老一代革命家+外行变内行的水利专家最近出版的新作《再造中国，走向未来》（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5），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蒸蒸日上的GDP”和“尾大不掉的外汇储备”能不能解决中国的真正崛起问题。
那么，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体系和中国特色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的大背景下，“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显然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是（无论东方西方）原教旨意识形态话语（只要有利于）保障狭隘主义的权谋操纵，跨国资本、部门权益（权贵资本）、地方政权（垄断资本）三头利维坦式的怪兽各自为政，合力胁迫甚至绑架中央（政府公权）政策朝着偏向自己的方向狂奔，而每一项/次偏向性政策的出台，都是一个“萧何式的陷阱”，于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决策机制（政府职能），乃至体制范式、价值观念，都奇怪地由亟需解决的问题，演变成动弹不得，似乎谁都没有办法的堂皇遁词（用余永定先生的话说叫“以‘结构性’为由拒绝政策调整”），最后使中国经济社会运转整体陷入一个顾此失彼的大维谷。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专家学者和官员脑子里，还有陈来先生重申的三大原则即国家（非朝廷）原则、精英（非技官）原则、人民（非群众）原则的话，他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特色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奇迹中，存在着慈禧式“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路径依赖关系（跨国资本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以及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既博弈又勾兑的现实）。人民及其仅有社会经济组织，即所谓的民营经济（对不起，真正独立的没有任何依附性的私人经济，在中国大概还没有成规模地出现过），不过是暂时侥幸捡点残羹剩汤而已。而余永定先生发现并十几年不遗余力呼吁通过政策调控、政策改变，以期假以时日加以解决的中国经济整体“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温家宝，2007），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在政府（通过部门及政府性公司）参与经济博弈，而人民、国民、公民不成比例地面对高昂交易成本和边际成本且同时呈一盘散沙状态的社会运行条件下，仅仅想要依靠现行“国家”和“精英”通过调整政策，来调整结构，只能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且在大维谷中越陷越深。在中国，“政策”、“法规”具有同等效力，明眼人都知道，正如法律界的人士都清楚，中国存在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执法难严的现象，问题首先出在“部门立法”这道立法程序上一样，中国经济社会政策制订程序上，就有问题。而立法程序、政策制订程序，本身就是“结构性问题”，所以，正如余先生所指出的：“以‘结构性’为由拒绝政策调整是完全错误的”，但又确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对“结构性”问题的认识，可能还要更加拓展自己的历史思维空间。
否则，照此下去，前不久网上流行的一个国际笑话，很有可能落到中国头上。英国是冰岛最大的债权国，可是金融海啸期间，冰岛政府破产了，欠钱还不了，怎么办？在英国的压力下，冰岛政府搞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当然是不还英国的钱。正巧这时冰岛火山爆发，浓浓的火山灰飘散到整个欧洲上空，受害最大的恰巧又正是英国，于是，冰岛报纸还调侃英国人说：“要钱的没有，火山灰大大的”。这个玩笑就流行开来了（不少中国模式论者拿此说事儿，用来嘲笑冰岛采取了政治民主制度）。可是，中国人不要高兴，我担心的是，这个笑话终将会轮到中国头上，哪天美国政府也财政破产了，他们也只好对中国领导人说：“食利（借钱当然是谋利）的不给，本钱也还不了，技官和军演大大的”。然而，更为吊诡的是，倘若中国万一“被逼”展开“航母军备竞赛”，天知道中国不会由“美元陷阱”，转而重蹈前苏联跌入“星球大战陷阱”的覆辙……
我还想说的是，如果现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体系的更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那时G8、G20、G2、金砖四国、包括世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等现行国际框架组织都不管用，同时，如果我们的专家学者和官员们脑子里还有童世骏先生说的“现代化、民族复兴、社会主义”三重价值目标的历史性排序概念的话，那么，中国的唯一可能的正确做法，就是抓紧利用大危机到来之前的间歇，减缓速度，以便腾出手来将余力用于培育国民（公民）精神自立，在“生态文明建设”旗帜下主动、有序、扶持社会组织成长，让共和国名副其实，搞“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同时，积极主动推进改变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和国际政治思维方式与语境，倡导世界共生价值观，共同面对全球性的能源、环境、城市、地区、人口、气候、核扩散、滞胀或滞缩问题。
我和赵启正先生曾在一篇题为《乐活新思维——GDE评价指标与生态经济》（2008.5）的通讯中提出过一个“天不会掉下来”的假设：
[设若中国GDP降至5%持续增长10年（2008-2018，可以做一个3年、4年、3年规划模型），而把一部分投资和精力用在中国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民间的市场自组织力的保护和培育上，以一种更加从容、慈悲的心态和更富战略、大战略的眼光、思维，乃至在国家治理和世界事务中整体体现崛起时代相配置的一种现时代中国哲学观念即“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从而去整体规划、布局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生态在当下与未来的和谐、健康、可持续成长，不但天不会掉下来，而且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永续的发展后劲。]
这个设想的结论是：“现在，中国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但当国者能不能抓住，才是问题的关键——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爱心。”
单纯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困境
我不怀疑经济学是一门管用的科学，但是对不起，我还是想以一个外行的身份，重申我2009年8月在“《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再版研讨会”上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以我的粗浅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天生就是为政府提供服务。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及其作者亚当·斯密是如此，拯救大萧条的《通论》及其作者凯恩斯是如此，当然，1969年诺贝尔奖开始设经济学奖以来的每一位获奖者，也大抵如此。但是，也许基于“思想总是先于事实”的历史责任感，没有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仅仅从一个国家、一个部门、一个区域或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或经济来提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那么，政府是为谁提供服务呢？在宗法社会、中央帝国、皇朝家天下时代，政府是“私器”，其主要职能是为君主、皇家、王公贵胄服务，其次也兼顾为天下百姓、子民、臣民服务。而当人类进入法治社会、民族国家时代，政府成了社会“公器”，所以，不管其奉行什么主义，其主要职能都必须是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服务、为国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经济学家们的职能，就是正确地告诉政府：国家财富是怎么来的？财富应当如何分配？财富增长遇到问题时，政府应当怎么办？经济运行在什么状态下将会有怎么的风险以及如何化解？
这里，我想到了《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而且，这一切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然而然地调节，这就是市场。所以，国家要做的，就是为市场的健康运行制定游戏规则和规划中长期发展目标，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的经济博弈，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当年，亚当·斯密先生还告诫世人和皮特首相：国家的财富来源于人民的劳动，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皮特就是那位用“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的比喻来说明平民的基本人权的首相。在我看来，如果有一个亚当·斯密主义，那么，它应当包含了生产生活与分配需求、市场机制与社会稳定、资本主义动因与社会主义价值三个层面的矛盾运动关系的表达。
基于此，亚当·斯密主义势必成为后来一切共和制民族国家的政府处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圭臬。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之后的时代，每当人们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一切希望实现国家“善政”与“良治”的人们，特别是经济学家和政府首脑，都会回到他这里寻找走出困境的灵感和另辟蹊径的思想源泉。
以“政府管制”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罗斯福总统以“救需求”或“救市场”为内容的“新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没有少从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汲取营养，比如亚当·斯密“经济发展成果应当分流到大众手中”的基本思想。而以“市场自由”为特征的里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里根总统以“救生产”或“救社会”为内容的“新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是亚当斯密“国家的财富来源于人民的劳动”思想的直接应用。而且，尽管里根调侃过“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甚至主张“把联邦政府寅吃卯粮的行为定为违宪。”且被后来的克林顿总统反唇相讥说“政府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人民才是答案”，但我认为，“里根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凯恩斯主义，减税和实行赤字经济的政策措施也包含着凯恩斯的智慧。19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惜通过高利率举债，高赤字背债，低利息贷款，低税率优惠，以刺激高投资，扶植新型工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结果不但滞胀阴影得以消除，政府税收也未降反增。事实上，里根政府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变罗斯福以来，政府对社会福利的责任，经过多年的演变，他任内的政府所承担的福利已经远远超过罗斯福时代。
那么，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究竟在为谁服务？
由于中国经受了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可谓异常凋敝。
如今，经济学在中国早已成为公共领域及一门高考志愿的显学，经济部门包括经济研究部门也早已成了热闹行当。自1990年代始，几万个政府性利益单位参与经济博弈、乃至政治博弈成为事实之后，我们的经济学家，作为凯恩斯式的“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实际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的地位”也随之得以确立（谁“都弄了个师长旅长干干”！）。然而，事实却是，包括所谓“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顺便说一句，我对经济学科发展是否有赖于“人海战术”表示怀疑）和各个大型经济体研究部门培植的或亦商亦学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争相博弈施加影响，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格局。俗话说，知理则明，有德方久。我不能不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在GDP高增长率掩盖下的，客观上受利益集团各自为政的直接利益驱动的非共生格局，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或被裹挟着放弃理，又缺德，既无奈且无能的表现。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时势作出实时的正确评估和预测，不仅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且缺少一个经济学家应当有的内驱动力也很自然，你叫他们怎么能不接二连三地出现失误，乃至误导政府与国民？所以，“到底什么是经济学家和政府的职能是什么？”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了一个问题。
从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我发现一个现象，这就是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新古典综合派，到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经济学中的大家，往往都不只是单纯具有经济学的素养，或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大凡在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领域卓有建树者，都具有哲学、伦理学，甚至社会学、法学、物理学的思维方式。否则，一个国家或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就只有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之间作钟摆式世纪性选择，经济学家只需根据政府实施什么样的政策而专注于技术层面的完善，或者为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作注释。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丧钟就已经敲响！
所以，我赞成这样一种观念，这就是：经济学中的一切争论（包括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具体政策如何最有效，覆盖面最广，对哪些人有利，而政府对人民、公民社会保障不可推卸责任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今天，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我指的包括大型实体经济企业纷纷破产，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自然环境恶化，能源枯竭，商营环境恶化和各国基尼系数攀升——20世纪70年代困扰西方国家的“滞胀风险”已在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中初露端倪，甚至已经成为全球挑战，那么，今天世界各国政治家、理论家、战略思想家和商界领袖们，难道依然只能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应学派或新古典综合学派、里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革命）、熊彼得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派之间，说白了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之间，又一次作非此即彼的“钟摆式选择”吗？
如果25年前，30年前似乎只是所谓西方国家的“滞胀”，真的只是一个经济学或经济政策的问题，难道今天的人们依然会这样简单地看待人类全球经济行为的问题吗？
因此，如果人们继续遵循“就经济说经济”，或者说“单纯经济观点”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当下世界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只会继续沦为“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我在农村长大，加起来只受过一年半学校教育，农民和生活本身是我的老师，所以，我比较早地明白一切所谓“发展”，包括人类创造的文明形态的基本目的，都是为了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和天下相安。这是人类，严格说是我们的先辈世代感悟笃行着的丝毫不敢怠慢的大自然循环的常识和常态。我相信，把中国社会放到世界之中，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正面临着一个结构性转变的问题，今天的人类正处在一个“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文明形态的历史转折点上。
从文明进程角度来讲，不管大家承不承认，人类基本上的发展是从远古的狩猎文明，到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今天。从文明的起点上反过来看，从结构性问题上可以找到突破口。我们看到人类的发展有这样的主义，那样的模式，都代表着某个发展方式。关键问题是如何把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在新的文明形态上导向人类生活的基本目的。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但发展不是目的本身，尤其是当发展基本等于美国人发明的GDP时，情况就可能完全走向了反面。而我们中国现在的发展，恰恰在这一根本点上迷失了方向，颠倒了人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似乎发展就是为了GDP，所有人的生活，特别是社会主流生活方式都在围绕“GDP增长率”的轴心运转。为了增长和增长率，人们完全忘记了罗马俱乐部1970年代关于“增长的极限”的告诫；为了寻求单边优势，完全忘记了1980年代冷战结束的原因，是那些富有眼光、勇气和慈悲心的人们意识到了“对抗的极限”；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人们为了谋求超额私利背信弃义昧着良心而不顾他者死活，而忘记信息时代“超限战”的现实，某个没有受到善待的年轻人（黑客）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毁掉一个国家核心枢纽，使一个国家一夜之间陷入瘫痪，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第三大极限”——即“施恶的极限”。
当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被精确概括为一句通俗语，叫“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那些以“价格”和“利润”（甚至假“国家”）之名义，凭借组织行为谋取财富的“理性经济人”即“企业家”或“资本家”（包括权贵资本和跨国资本），却无时无刻不在“享受免费的午餐”。
比如他们享受着在社会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人力生产单位”即家庭，提供的免费的午餐——人力资源（能量）及生育红利；比如他们享受着在自然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国土生产单位”即祖宗和军队，提供的免费的午餐——地上地下海面海底资源（能量）及国土红利；比如他们享受着在国家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公共产品生产单位”即政府或国际机构，提供的免费的午餐——政策法律资源（能量）及规划红利（在中国包括计划经济年代留下的）与标准红利；比如他们享受着在人类精神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思想知识生产单位”即头脑，提供的免费午餐——信息资源（能量）及知识红利，等等。
是的，他们获得这些资源或能量的同时，确实通过一定“定价机制”付出了一些代价，包括工资、转让金、税收、专利购买等交换，但这些与其所得是不成比例的。因为除了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定价机制”，从来不可能做到真正合理而公正，许多资源无法纳入现行“定价机制”之中。
所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既要懂得“没有免费的午餐”，又要千方百计 “享用免费的午餐”，避免竞争均衡，以谋取“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博弈性思维方式。
特别是，当某些经济主体凭借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立法权力，甚至司法权力获得对“他者”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三大优势禀赋，亦即资本（包括跨国资本）与政府的直接结合谋取利益最大化，乃至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博弈，就必然与民争利，提高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不仅造成国家资源（环境、国土、人力）毁灭性的使用与浪费，也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扼杀了社会应有的正常能量转换（Energy Conversion）及其生产力和整体创造力。在实际运行中往往造成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或双重缺位！
面对这种非常态，有人不无愤慨地说，“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转嫁成本的案例。没有免费午餐的说法纯粹胡说八道。政府抢劫老百姓就没有成本。”所以，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政府经济”，都不可能跳出“博弈性思维方式”的宿命。
这种西方传入的博弈性思维方式，在当代中国成为显学之后，很自然地与中国固有且特别发达的谋略性思维方式（如兵家之诡术、法家的霸术、儒家之王术）勾兑在一起，结果就是我们从所谓“中国模式”造成的“中国问题”和袁剑《奇迹的黄昏》中所看到的以及我们从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感受到的情形——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遭遇双重不可持续，甚至“双重断裂”的危险。
这是严重的社会生态失衡！我们正处于一个范式共识转变的时期。
刚刚获悉，温家宝20-21日到深圳考察工作并听取广东省和深圳市工作汇报，在深圳博物馆参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大型展览，向邓小平铜像献花。我想，温总理下面这段话也是对余永定先生作为“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主席提出问题的最好回答：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我想说的是，既然中国执政党17大率先全球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和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社会建设”(2007)的历史性时代课题，那么，“中国知识界”就没有理由不“认真研究并予以回答”。中国人可能缺乏终极关怀的宗教情怀，但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当中国执政党把“生态文明”看作是同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这一文明形态历时性更新的又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时，它承载的却是宗教、哲学、广义进化论的三重宏大历史叙事功能——在人类发展史上，把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写进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肯定是第一次。人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革命很可能从中国开始。
最后，请允许我对“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的组织者表示一份敬意，能够把这么多学科的顶级专家组织在一起讨论同一个主题，无论怎么说，都是有益的尝试。正如董秀玉先生最后所认同的那样，学者们对国家问题的关注，交流很多，带回了很多问题，有利于形成关注、思考、平等、交流的好学风。
2010年8月21草就-23日晨修订
钱 宏
“人类正在重写历史学，即‘全球化的历史学’。我对世界对中国都抱乐观态度。世界是乐观的，中国只是世界的构成部分，所以中国是乐观的。”
——周有光《朝闻道集》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温家宝《仰望星空·序》
“为了克服短浅的意识形态局限，你们必须用你们的思辨能力去考量每一个问题，最终得出全面而科学的结论。为了克服狭隘主义，你们必须把耶鲁赋予你们的道德力量发扬光大，而这道德力量的缘起，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黄金法则。”
——President Richard C. Levin《Reclaiming Politics》
在“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上，担任执行主席的余永定先生试图向与会者提出一个问题：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人均收入已达到3600美元）之后，进一步的增长就可能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的旧增长模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中国国民生活福利水平越来越难以实现本来应有的更大提高，并给中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严重隐患。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飞跃，中国面临着哪些严重障碍、如何克服这些障碍，这是中国知识界必须认真研究并予以回答的问题。
就此问题，围绕“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的主题，与会者分别从“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中国经济”、“人口问题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技术创新的战略观”、“粮食问题与国家安全”、“城市化的机会与风险”、“如何认识全球气候问题”、“重庆个案分析”七个分论题展开了论述与讨论。
多学科对话的尴尬
然而，2010年8月16日至17日两天会议开下来，作为主席的余永定先生表示，这次论坛没有达到他预先希望达到的目标。因为他希望通过主题的讨论，使这个中国文化论坛的非经济学家从经济学家这里学到某些必要的知识或思维方式，从而明白3600-4000美元是一个不稳定的时期，有一系列的问题（如会议设定的7个分主题），搞清楚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还有一点是多学科交流也很未能达到深化主题的愿望，大家似乎并未完全围绕主题谈问题，遵循共同的逻辑。
我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这个主题有着深厚的兴致，是不请自来，加塞全程旁听了“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我很理解余先生作为本届论坛主席的失望。众所周知，中国1950年代以来实行的专才化教育和历次政治运动导向，注定了中国无论哪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只能提出或解答自己知识阈值内的问题，这是一种有局限的个体职能，也是一种有责任感的局限，无可厚非。
只是，中国与世界现在正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所以，当下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大概无法再指望依靠简单的术来解决（人类知识、方法已经很充分，且即使是工商文明后发或发展中国家的主流人群，也无所未用其极）。我想说的是：专业知识+主权国家（表现为民族主义，哪怕是最中性的）姿态、立场或观点，只会离解决问题越走越远，甚至添乱，同样，如果忽视专业知识+民族主义问题，亦将按下葫芦浮起瓢……所以，虽然我十分尊重中国的专家学者+干部（即技术官僚，简称技官）为我们国家付出劳动，但我不能不说，他们确实陷入了那个古老的盲人摸象的故事的困境（这不是他们错，错在过去几十年的教育体制和政治导向，最多再加一个原因个体生存需要），尤其是，当西方的现代之术也显现出捉襟见肘的时候，中国的技官（他们的外语水平有的讲得甚至比老外还好，西方任何思想理论都会很快在中国尤其在中国政府层面得到比较充分的传播）也只能人尽人心了……在这种背景下，多学科对话是一种尝试，但不陷入尴尬是不大可能的。
其实，就这次论坛而言，余永定先生提出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美元陷阱）和亟需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问题，以及黄益平先生指出的结构调控的悖论（2003年开始结构调整，七八年过去了，越调整失衡越严重，依赖投资拉动、外向型生产、环境污染、两极分化、行政手段、为降低生产成本全民补贴生产部门、要素市场的非市场化）；蔡昉先生“关于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的若干认识误区”；张小山先生解释的18亿耕地红线政策与中国的粮食安全对策（反垄断，既反国外也要反国内），以及黄季焜对粮食安全作为一个问题的质疑；路风先生指出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文佳筠先生指出胡鞍钢提出在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重新分类的观点，非常符合欧美把发展中国家分而治之的企图，是非常错误愚蠢的；温铁军从“中国的‘城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历史，提出政府引导资本输入中小城镇，带动农民就近就业，健全农民的社会组织，理顺地方治理结构，解决或弱化产业、金融、商业三大资本过剩及其发展主义陷阱问题，朝纵深方向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经济路线图，以及李铁先生回应的情况（权力运行机制，导致资源向大中城市集中的必然性）；徐晋涛先生主张在气候政治上，国内政策与国际姿态实际应当比代表团谈判的立场，更积极；陈来先生重申的三大原则（国家原则、精英原则、人民原则）；童世骏先生强调的三个基本项（现代化、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汪晖先生感到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重短板问题；王崴先生对崔之元先生讲的“重庆经验”的一语道破（政府统统操盘，强势垄断介入，掌握定价权）；黄平先生说的外部环境的压力、文化的正当性、价值排序问题；最后，余永定先生表示的遗憾……所有这些论述与讨论，在我这个非专家的外行看来，都完全应当也可能打通来考虑的。
比如，如果说张晓山先生说粮食的净进口等于从国外借用了土地和水是成立的，而且，余永定先生说的中国富裕的外汇储备是不是可以少买一点美国国债（且不说他们借得太多可能根本不打算还），而多进口一点粮食？再比如，甘阳先生从资源禀赋（包括人口）、文化特征、历史时空和结构失衡角度提出，中国发展目标的设定是否非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为圭臬不可的问题，对本次论坛主题也是一个挑战，而关于这个问题，早在1991年一位中国的水利专家邓英淘先生就在《新发展方式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明确指出：“我们无法依靠经典的发展方式（即美国方式——引者注）实现自身现代化”。这位老一代革命家+外行变内行的水利专家最近出版的新作《再造中国，走向未来》（香港大风出版社，2010.5），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蒸蒸日上的GDP”和“尾大不掉的外汇储备”能不能解决中国的真正崛起问题。
那么，中国经济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体系和中国特色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的大背景下，“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显然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是（无论东方西方）原教旨意识形态话语（只要有利于）保障狭隘主义的权谋操纵，跨国资本、部门权益（权贵资本）、地方政权（垄断资本）三头利维坦式的怪兽各自为政，合力胁迫甚至绑架中央（政府公权）政策朝着偏向自己的方向狂奔，而每一项/次偏向性政策的出台，都是一个“萧何式的陷阱”，于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决策机制（政府职能），乃至体制范式、价值观念，都奇怪地由亟需解决的问题，演变成动弹不得，似乎谁都没有办法的堂皇遁词（用余永定先生的话说叫“以‘结构性’为由拒绝政策调整”），最后使中国经济社会运转整体陷入一个顾此失彼的大维谷。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专家学者和官员脑子里，还有陈来先生重申的三大原则即国家（非朝廷）原则、精英（非技官）原则、人民（非群众）原则的话，他们不难发现，在中国特色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奇迹中，存在着慈禧式“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路径依赖关系（跨国资本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以及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既博弈又勾兑的现实）。人民及其仅有社会经济组织，即所谓的民营经济（对不起，真正独立的没有任何依附性的私人经济，在中国大概还没有成规模地出现过），不过是暂时侥幸捡点残羹剩汤而已。而余永定先生发现并十几年不遗余力呼吁通过政策调控、政策改变，以期假以时日加以解决的中国经济整体“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温家宝，2007），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在政府（通过部门及政府性公司）参与经济博弈，而人民、国民、公民不成比例地面对高昂交易成本和边际成本且同时呈一盘散沙状态的社会运行条件下，仅仅想要依靠现行“国家”和“精英”通过调整政策，来调整结构，只能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且在大维谷中越陷越深。在中国，“政策”、“法规”具有同等效力，明眼人都知道，正如法律界的人士都清楚，中国存在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执法难严的现象，问题首先出在“部门立法”这道立法程序上一样，中国经济社会政策制订程序上，就有问题。而立法程序、政策制订程序，本身就是“结构性问题”，所以，正如余先生所指出的：“以‘结构性’为由拒绝政策调整是完全错误的”，但又确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对“结构性”问题的认识，可能还要更加拓展自己的历史思维空间。
否则，照此下去，前不久网上流行的一个国际笑话，很有可能落到中国头上。英国是冰岛最大的债权国，可是金融海啸期间，冰岛政府破产了，欠钱还不了，怎么办？在英国的压力下，冰岛政府搞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当然是不还英国的钱。正巧这时冰岛火山爆发，浓浓的火山灰飘散到整个欧洲上空，受害最大的恰巧又正是英国，于是，冰岛报纸还调侃英国人说：“要钱的没有，火山灰大大的”。这个玩笑就流行开来了（不少中国模式论者拿此说事儿，用来嘲笑冰岛采取了政治民主制度）。可是，中国人不要高兴，我担心的是，这个笑话终将会轮到中国头上，哪天美国政府也财政破产了，他们也只好对中国领导人说：“食利（借钱当然是谋利）的不给，本钱也还不了，技官和军演大大的”。然而，更为吊诡的是，倘若中国万一“被逼”展开“航母军备竞赛”，天知道中国不会由“美元陷阱”，转而重蹈前苏联跌入“星球大战陷阱”的覆辙……
我还想说的是，如果现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体系的更大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那时G8、G20、G2、金砖四国、包括世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等现行国际框架组织都不管用，同时，如果我们的专家学者和官员们脑子里还有童世骏先生说的“现代化、民族复兴、社会主义”三重价值目标的历史性排序概念的话，那么，中国的唯一可能的正确做法，就是抓紧利用大危机到来之前的间歇，减缓速度，以便腾出手来将余力用于培育国民（公民）精神自立，在“生态文明建设”旗帜下主动、有序、扶持社会组织成长，让共和国名副其实，搞“有社会的社会主义”，同时，积极主动推进改变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主权国家的世界秩序和国际政治思维方式与语境，倡导世界共生价值观，共同面对全球性的能源、环境、城市、地区、人口、气候、核扩散、滞胀或滞缩问题。
我和赵启正先生曾在一篇题为《乐活新思维——GDE评价指标与生态经济》（2008.5）的通讯中提出过一个“天不会掉下来”的假设：
[设若中国GDP降至5%持续增长10年（2008-2018，可以做一个3年、4年、3年规划模型），而把一部分投资和精力用在中国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民间的市场自组织力的保护和培育上，以一种更加从容、慈悲的心态和更富战略、大战略的眼光、思维，乃至在国家治理和世界事务中整体体现崛起时代相配置的一种现时代中国哲学观念即“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从而去整体规划、布局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生态在当下与未来的和谐、健康、可持续成长，不但天不会掉下来，而且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永续的发展后劲。]
这个设想的结论是：“现在，中国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但当国者能不能抓住，才是问题的关键——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大爱心。”
单纯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困境
我不怀疑经济学是一门管用的科学，但是对不起，我还是想以一个外行的身份，重申我2009年8月在“《第二次革命——论里根经济学》再版研讨会”上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以我的粗浅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天生就是为政府提供服务。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及其作者亚当·斯密是如此，拯救大萧条的《通论》及其作者凯恩斯是如此，当然，1969年诺贝尔奖开始设经济学奖以来的每一位获奖者，也大抵如此。但是，也许基于“思想总是先于事实”的历史责任感，没有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仅仅从一个国家、一个部门、一个区域或地方政府自身利益或经济来提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那么，政府是为谁提供服务呢？在宗法社会、中央帝国、皇朝家天下时代，政府是“私器”，其主要职能是为君主、皇家、王公贵胄服务，其次也兼顾为天下百姓、子民、臣民服务。而当人类进入法治社会、民族国家时代，政府成了社会“公器”，所以，不管其奉行什么主义，其主要职能都必须是提供公共物品，为社会服务、为国民服务、为人民服务。
经济学家们的职能，就是正确地告诉政府：国家财富是怎么来的？财富应当如何分配？财富增长遇到问题时，政府应当怎么办？经济运行在什么状态下将会有怎么的风险以及如何化解？
这里，我想到了《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门见山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而且，这一切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然而然地调节，这就是市场。所以，国家要做的，就是为市场的健康运行制定游戏规则和规划中长期发展目标，而不是直接参与市场的经济博弈，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当年，亚当·斯密先生还告诫世人和皮特首相：国家的财富来源于人民的劳动，所以，“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皮特就是那位用“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的比喻来说明平民的基本人权的首相。在我看来，如果有一个亚当·斯密主义，那么，它应当包含了生产生活与分配需求、市场机制与社会稳定、资本主义动因与社会主义价值三个层面的矛盾运动关系的表达。
基于此，亚当·斯密主义势必成为后来一切共和制民族国家的政府处理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圭臬。我们发现，亚当·斯密之后的时代，每当人们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一切希望实现国家“善政”与“良治”的人们，特别是经济学家和政府首脑，都会回到他这里寻找走出困境的灵感和另辟蹊径的思想源泉。
以“政府管制”为特征的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成为罗斯福总统以“救需求”或“救市场”为内容的“新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没有少从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汲取营养，比如亚当·斯密“经济发展成果应当分流到大众手中”的基本思想。而以“市场自由”为特征的里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里根总统以“救生产”或“救社会”为内容的“新政”的思想理论基础，更是亚当斯密“国家的财富来源于人民的劳动”思想的直接应用。而且，尽管里根调侃过“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就是问题所在”，甚至主张“把联邦政府寅吃卯粮的行为定为违宪。”且被后来的克林顿总统反唇相讥说“政府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人民才是答案”，但我认为，“里根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凯恩斯主义，减税和实行赤字经济的政策措施也包含着凯恩斯的智慧。19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惜通过高利率举债，高赤字背债，低利息贷款，低税率优惠，以刺激高投资，扶植新型工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结果不但滞胀阴影得以消除，政府税收也未降反增。事实上，里根政府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变罗斯福以来，政府对社会福利的责任，经过多年的演变，他任内的政府所承担的福利已经远远超过罗斯福时代。
那么，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究竟在为谁服务？
由于中国经受了30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和政治生态，可谓异常凋敝。
如今，经济学在中国早已成为公共领域及一门高考志愿的显学，经济部门包括经济研究部门也早已成了热闹行当。自1990年代始，几万个政府性利益单位参与经济博弈、乃至政治博弈成为事实之后，我们的经济学家，作为凯恩斯式的“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实际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的地位”也随之得以确立（谁“都弄了个师长旅长干干”！）。然而，事实却是，包括所谓“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顺便说一句，我对经济学科发展是否有赖于“人海战术”表示怀疑）和各个大型经济体研究部门培植的或亦商亦学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争相博弈施加影响，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格局。俗话说，知理则明，有德方久。我不能不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在GDP高增长率掩盖下的，客观上受利益集团各自为政的直接利益驱动的非共生格局，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或被裹挟着放弃理，又缺德，既无奈且无能的表现。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时势作出实时的正确评估和预测，不仅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而且缺少一个经济学家应当有的内驱动力也很自然，你叫他们怎么能不接二连三地出现失误，乃至误导政府与国民？所以，“到底什么是经济学家和政府的职能是什么？”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了一个问题。
从经济学发展历程中，我发现一个现象，这就是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从新古典综合派，到供应学派、货币主义，经济学中的大家，往往都不只是单纯具有经济学的素养，或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大凡在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领域卓有建树者，都具有哲学、伦理学，甚至社会学、法学、物理学的思维方式。否则，一个国家或这个世界的经济运行，就只有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之间作钟摆式世纪性选择，经济学家只需根据政府实施什么样的政策而专注于技术层面的完善，或者为政府的某项具体政策作注释。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丧钟就已经敲响！
所以，我赞成这样一种观念，这就是：经济学中的一切争论（包括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具体政策如何最有效，覆盖面最广，对哪些人有利，而政府对人民、公民社会保障不可推卸责任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今天，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我指的包括大型实体经济企业纷纷破产，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自然环境恶化，能源枯竭，商营环境恶化和各国基尼系数攀升——20世纪70年代困扰西方国家的“滞胀风险”已在发达国家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中初露端倪，甚至已经成为全球挑战，那么，今天世界各国政治家、理论家、战略思想家和商界领袖们，难道依然只能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应学派或新古典综合学派、里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革命）、熊彼得创新理论、制度经济学派之间，说白了在“政府管制与市场自由”之间，又一次作非此即彼的“钟摆式选择”吗？
如果25年前，30年前似乎只是所谓西方国家的“滞胀”，真的只是一个经济学或经济政策的问题，难道今天的人们依然会这样简单地看待人类全球经济行为的问题吗？
因此，如果人们继续遵循“就经济说经济”，或者说“单纯经济观点”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当下世界和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只会继续沦为“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我在农村长大，加起来只受过一年半学校教育，农民和生活本身是我的老师，所以，我比较早地明白一切所谓“发展”，包括人类创造的文明形态的基本目的，都是为了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和天下相安。这是人类，严格说是我们的先辈世代感悟笃行着的丝毫不敢怠慢的大自然循环的常识和常态。我相信，把中国社会放到世界之中，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正面临着一个结构性转变的问题，今天的人类正处在一个“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到善待他者和合共生”的文明形态的历史转折点上。
从文明进程角度来讲，不管大家承不承认，人类基本上的发展是从远古的狩猎文明，到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今天。从文明的起点上反过来看，从结构性问题上可以找到突破口。我们看到人类的发展有这样的主义，那样的模式，都代表着某个发展方式。关键问题是如何把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在新的文明形态上导向人类生活的基本目的。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发展是硬道理没有错，但发展不是目的本身，尤其是当发展基本等于美国人发明的GDP时，情况就可能完全走向了反面。而我们中国现在的发展，恰恰在这一根本点上迷失了方向，颠倒了人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似乎发展就是为了GDP，所有人的生活，特别是社会主流生活方式都在围绕“GDP增长率”的轴心运转。为了增长和增长率，人们完全忘记了罗马俱乐部1970年代关于“增长的极限”的告诫；为了寻求单边优势，完全忘记了1980年代冷战结束的原因，是那些富有眼光、勇气和慈悲心的人们意识到了“对抗的极限”；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人们为了谋求超额私利背信弃义昧着良心而不顾他者死活，而忘记信息时代“超限战”的现实，某个没有受到善待的年轻人（黑客）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毁掉一个国家核心枢纽，使一个国家一夜之间陷入瘫痪，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第三大极限”——即“施恶的极限”。
当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被精确概括为一句通俗语，叫“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那些以“价格”和“利润”（甚至假“国家”）之名义，凭借组织行为谋取财富的“理性经济人”即“企业家”或“资本家”（包括权贵资本和跨国资本），却无时无刻不在“享受免费的午餐”。
比如他们享受着在社会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人力生产单位”即家庭，提供的免费的午餐——人力资源（能量）及生育红利；比如他们享受着在自然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国土生产单位”即祖宗和军队，提供的免费的午餐——地上地下海面海底资源（能量）及国土红利；比如他们享受着在国家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公共产品生产单位”即政府或国际机构，提供的免费的午餐——政策法律资源（能量）及规划红利（在中国包括计划经济年代留下的）与标准红利；比如他们享受着在人类精神层面上从未计入成本的“思想知识生产单位”即头脑，提供的免费午餐——信息资源（能量）及知识红利，等等。
是的，他们获得这些资源或能量的同时，确实通过一定“定价机制”付出了一些代价，包括工资、转让金、税收、专利购买等交换，但这些与其所得是不成比例的。因为除了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定价机制”，从来不可能做到真正合理而公正，许多资源无法纳入现行“定价机制”之中。
所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就是既要懂得“没有免费的午餐”，又要千方百计 “享用免费的午餐”，避免竞争均衡，以谋取“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博弈性思维方式。
特别是，当某些经济主体凭借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立法权力，甚至司法权力获得对“他者”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权责不对称三大优势禀赋，亦即资本（包括跨国资本）与政府的直接结合谋取利益最大化，乃至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博弈，就必然与民争利，提高社会交易成本和边际效益成本，不仅造成国家资源（环境、国土、人力）毁灭性的使用与浪费，也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从而扼杀了社会应有的正常能量转换（Energy Conversion）及其生产力和整体创造力。在实际运行中往往造成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或双重缺位！
面对这种非常态，有人不无愤慨地说，“在真实生活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转嫁成本的案例。没有免费午餐的说法纯粹胡说八道。政府抢劫老百姓就没有成本。”所以，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政府经济”，都不可能跳出“博弈性思维方式”的宿命。
这种西方传入的博弈性思维方式，在当代中国成为显学之后，很自然地与中国固有且特别发达的谋略性思维方式（如兵家之诡术、法家的霸术、儒家之王术）勾兑在一起，结果就是我们从所谓“中国模式”造成的“中国问题”和袁剑《奇迹的黄昏》中所看到的以及我们从现实生活中每时每刻感受到的情形——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遭遇双重不可持续，甚至“双重断裂”的危险。
这是严重的社会生态失衡！我们正处于一个范式共识转变的时期。
刚刚获悉，温家宝20-21日到深圳考察工作并听取广东省和深圳市工作汇报，在深圳博物馆参观《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大型展览，向邓小平铜像献花。我想，温总理下面这段话也是对余永定先生作为“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主席提出问题的最好回答：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肩负着更加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我们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坚定信念、增强信心。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我想说的是，既然中国执政党17大率先全球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和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社会建设”(2007)的历史性时代课题，那么，“中国知识界”就没有理由不“认真研究并予以回答”。中国人可能缺乏终极关怀的宗教情怀，但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感。当中国执政党把“生态文明”看作是同采集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这一文明形态历时性更新的又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时，它承载的却是宗教、哲学、广义进化论的三重宏大历史叙事功能——在人类发展史上，把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写进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肯定是第一次。人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革命很可能从中国开始。
最后，请允许我对“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的组织者表示一份敬意，能够把这么多学科的顶级专家组织在一起讨论同一个主题，无论怎么说，都是有益的尝试。正如董秀玉先生最后所认同的那样，学者们对国家问题的关注，交流很多，带回了很多问题，有利于形成关注、思考、平等、交流的好学风。
2010年8月21草就-23日晨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