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带来灾难 (二)作　者： 洪君彦

"文革"带来灾难
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 毛泽东亲自过问的一桩离婚案
谈到我的离婚，不能不提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我的家变是在"文革"中发生的。由于我在"文革"中身受政治迫害和家变的双重磨难，所以印象特别深刻、恐怖，至今心有余悸。"文革"一开始，北京大学首当其冲。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在校系两级干部中揪出一大批"陆平黑帮"。而我只是一名小小的教研室主任，也莫名其妙地被当作"陆平黑帮"揪出来了。有大字报揭发我是"陆平黑帮五大白专标兵之一"。"文革"前我的确升得比较快，那完全是由于工作需要。记得那是1959年春天，我从京西门头沟区斋堂乡下放劳动一年后归来。有一天，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召集经济系党总支书记等系领导，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周总理说，北大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应当培养一批研究当代世界经济的人才。我们不能对当代世界经济不甚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周恩来总理鼓舞人心的指示下，我在北大经济系参与创建了世界经济专业。1960年世界经济专业正式招生。
1959年世界经济教研室成立后，由校领导任命我担任世界经济教研室主任。27岁就当上教研室主任，在论资排辈的年代，这种情况很少见。于是到"文革"来临我就遭殃了。有大字报揭发说：陆平重用洪君彦。陆平提拔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人反对。他们认为我年纪太轻，不适合担任正职，可安排副职，正职先空缺。但陆平坚持说年龄不是问题，只要有学问就可以当教研室主任。那时造反派给我罗列的罪名一大堆。例如：我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又当上了小领导，理所当然地被划为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我当时是教美国经济的，我曾经在课堂上讲：美国的生产力发达，生活水平高，80％至90％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些论点被说成是"否定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美化美帝国主义"。我被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人无中生有地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言论，给我扣上一顶"漏网右派"的帽子。把这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我的处境可想而知。
后来，经济系一名教师当上了系里"新北大公社"的红卫兵头头。他为了煽动学生批斗我，竟颠倒黑白在大字报上揭发我拥有股票、房产，一口咬定我本人就是资本家，是钻进教师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1949年解放那年我才17岁，我怎么可能是资本家？这条新加的罪名太荒诞无稽了，我忆起：1953年我入党时曾向党交心，忠诚老实地彻底交代我的出身和家庭情况。我说过：我幼年时我爸买了一栋花园洋房，地契上署的名字是"四知堂"，表明他的房子属于妻子和三个儿子名下。这名教师完全知道，我家住进花园洋房时我仅仅是个10岁的孩童，我算哪门子的资本家？这名教师不仅抛出我的档案，甚至利用我对党的忠诚，捕风捉影来罗织罪名。我觉得太冤枉，实在不能接受。我含着泪对他说："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与本人是资本家完全是两回事，有本质的区别。"当时资本家在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的事例时有耳闻。我要求他把我定性为资本家这个错误更正过来。他根本不予考虑，态度十分恶劣。他嘴上叼支香烟，洋洋得意地对我说："是不是资本家，将来会查清楚的，现在不能更正。"加上这条罪名，我就更加遭罪了。
当时的我，从早到晚活在恐惧中：白天被关在小屋里写检查，或者被押到校园去拔草，任由到北大串联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围斗。红卫兵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批斗我，吆喝我跪在石子地上，他们一边向我吐口水，一边高举紧握的拳头喊口号，并不断用皮带抽打我。特别是当北大红卫兵向不明真相的外地红卫兵指出我就是资本家时，立即激起"革命小将"的怒火。此时耳光、拳头像下冰雹似的袭来，口号喊得震天响。这样一天下来我真是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的身躯回到宿舍，等候第二天的批斗。如此日复一日，在一轮又一轮的批斗中我受尽摧残和凌辱。
因为"文化大革命"来得太急太猛，我一下子被弄得晕头转向。我当时不太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历史清白、要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到底犯了什么滔天罪行要受到这样的惩罚？记得第一次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坐"喷气式"时我知道大祸临头了，感到十分惊慌。这里说的坐"喷气式"，是当年红卫兵创造发明的批斗"黑帮"时惯用的刑罚。每次红卫兵把我拉出去时，总是一左一右两人把我左右两臂拧到背后，再一个巴掌按在后脑勺，用力把我的头往下压。如此我只能低头弯腰踉踉跄跄往前走。
1966年6月18日，北大红卫兵在全校范围内对"陆平黑帮"搞大搜查、大批斗，更是惊心动魄。那天红卫兵在38楼学生宿舍的台阶上设一个斗鬼台，见到他们眼中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就拉到斗鬼台。他们勒令"黑帮"们跪在斗鬼台前，批斗一通再打一顿。听说那天上午我班上的几名红卫兵也手拿麻绳在校园内四处找我，未果。下午他们却在经济系的院子里找到了我。他们一见到批斗目标，兴奋得像疯了似的。立即聚众喊口号，当场在四院开批斗会。他们一把抓住我坐"喷气式"，并用厕所里扔厕纸的纸篓套在我头上。纸篓上糊张纸，上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洪××"。这次批斗除了要我承认前面提到的欲加之罪外，又加上一条罪状："洪君彦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腐蚀学生。"因为过去学生到我家开会或要我辅导，我都会用茶水、糖果热情招待。万万想不到我的待客之道，也可上纲上线到敌我矛盾的高度。我当然又少不了挨一顿打。
记得自"文革"开始，我被"冠上""黑帮"的称号起，至1968年8月进"牛棚"前，这两年间我挨的批斗有数十次之多，有时一天两三场，就像耍猴戏一样。每次批斗必然坐"喷气式"，必然挨拳打脚踢，有时还要戴高帽子游斗。在"文革"初期，我面临从天而降的灾难，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一次红卫兵在北大五四广场批斗北大校长、党委书记，也拉我去陪斗。我偷偷向四周望一眼，见到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黑压压的一片。凡我熟悉的教授、系主任通通都有份。我稍为放宽了心。但是心里却在嘀咕，为什么把这么多好人都当做阶级敌人来批斗？为什么连我这个青年讲师也不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