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开放性

论三星堆古蜀文化的开放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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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2-27  谭晓钟  阅读1622次
巴蜀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已整整70年了。70年来的研究表明，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地区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其灿烂文明成就举世公认。三星堆古蜀文化所深刻揭示出来的古代巴蜀的独特文化模式、文化类型和悠久始源，使它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众所周知，文化的开放性和多元交流是所有文明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 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 都不可能是纯之又纯的文化，其形成和繁荣，都是在其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吸收、采借了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而发展繁荣的，都是在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中发展进步的。三星堆古蜀文化作为成就辉煌的古代文明，更是如此。三星堆古蜀文化与其相邻的中原文化、滇文化，相互影响、渗透、融合；与相距遥远但有经济文化交往的东南亚文明、南亚文明、西亚近东文明甚至欧洲古代文明，有着绵延不绝的联系。通过三星堆古蜀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到外来文明因素的影子、元素。开放性、兼容性是三星堆古蜀文化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重要文明特征。
一、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从各种文化要素入手，对三星堆古蜀文化与其他文明加以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三星堆古蜀文化与其他文化存在着交流、采借关系。
早在夏、商、周时代，三星堆古蜀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就在交流、传播和趋同发展的共同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积淀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若干基本成分之一。体现在三星堆古蜀文化
的物质遗存上，可以从陶器、玉器和青铜器等几个方面去加以认识。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丰富多彩的陶器，其中陶盉和高柄豆，就是中原夏文化的陶器形制，为三星堆文化古蜀先民所采借、制作和使用。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种类较多的玉石器，其中有许多是外来的文化形式。例如玉琮、玉戈、玉圭、玉璋、玉刀、玉瑗等，多与夏商文化的同类玉器相近； 即使是最有特征、最特殊的一种玉瑞刃器（或称牙璋）其形制也同中原玉器有关。这也表明三星堆古蜀文化的礼制，受到过中原文化礼制的影响。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在形制上，虽然巴蜀青铜器文化自成独立体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征，但其中不仅可以见到中原青铜文化的明显影响，而且有许多礼器就直接仿制了中原青铜器。例如，三星堆青铜人头像双耳所饰云纹，青铜神人大面像鼻、额之间上伸的夔龙纹饰，青铜神树上的夔龙等等，都是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而为古蜀文化所采借。又如青铜罍、尊、盘等，均非古蜀文化本身的创造，明显渊源于中原商文化。而罍、尊上的花纹，则与中原商周文化十分相似，显然是吸收、采借了中原青铜器的文化要素。
三星堆古蜀文化同云南滇文化存在着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考古发现蜀、滇两地各有大量用于贸易的海贝，可以证明两地已开辟交通，并且存在以海贝作为贸易媒体的大宗商品交易，成
为古蜀人得以南出滇文化区域，迈上通往南亚、西亚近东交通大道的一个重要条件。
云南自古富产铜、锡矿石。早在商代，中原王朝就大量从云南输入铜锡，作为制作青铜器的原料。中国科技大学运用铅同位素比值法对殷墟5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测定，发现这些青铜器的矿料不是来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蜀、滇近邻，蜀地固然有其铜矿，但商代开采的记载极少；而锡料却必须仰给于云南。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测定，三星堆青铜器中的铅，也是从云南输入的。据此分析，大概铜、锡原料亦离不开这条供应途径。蜀、滇青铜器合金成分比较接近，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三星堆古蜀文化同南亚印巴次大陆之间，早有交流的道路相通。由蜀入滇，经缅甸达于印度、巴基斯坦的“蜀身毒道”是沟通中国与南亚文明的主要通道。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中，有一种齿贝，大小约为虎皮斑贝的三分之一，中间有齿形沟槽。这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显然，这种齿贝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进的。与此同时，三星堆遗址中，与齿贝同时还出土了大量海洋生物青铜小雕像。这一点有力地证实了三星堆古蜀文化与印度洋南亚地区古文明之间存在着直接文化交流和联系。因为古蜀民族只有身临印度洋地区，并在那里获得深刻的海洋生物印象，才会在古蜀地区制作出如此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青铜小雕像，从而使三星堆古蜀文化放射出南亚文明的奇异光芒。
三星堆古蜀文化同南亚古文明一样，都有着发达的青铜制作业，都以青铜雕像为其青铜文化的显著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和南亚文明在青铜制作工艺上都运用了铜焊法，而中国
包括华北在内的绝大多数地区，铜焊法是在西周末才开始出现，到春秋时代才作为一项青铜器加工新工艺流行起来。还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现象，也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三星堆古蜀文化与南亚文明
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联系。例如，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雕像，左右手腕各戴三道手镯，两小腿近足踝处各戴一圈方格形纹脚镯。这类手足同时戴镯的习俗，既不是古代巴蜀，也不是西
南夷和中原民族的人体装饰艺术风格，但在南亚从古自今的文化传统中却比比皆是。这在南亚早期的青铜雕像艺术中就有明确反映，例如举世著称的青铜舞女雕像就是如此。又如三星堆遗址出
土的青铜神树，不见于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区，却在南亚古代文明中屡见不鲜；其中最常见的是神树与药师女一类雕塑作品。这些相近现象，绝非偶然，它们表明了古蜀文化与南亚文明的文化交
流。
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象牙，而最具权威、高大无双的青铜大立人雕像，其基座或祭坛的中层，也是用四个长有长鼻的大象头颅形象勾连而成的。这表明了古蜀民族是用大群大象充作大型宗教仪式上的牺牲的。这在全部中国商代文化史上乃是绝无仅有。有充足的理由表明，三星堆古蜀民族祭祀所用的大象，来自南亚。
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金杖、金面具、青铜人头像! 青铜人物全身雕像、青铜兽面像等精美器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器物显示出古代近东甚至欧洲古代文明与三星堆古蜀文明存在着交流
关系。
古代近东文明，主要是西亚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欧洲古代文明，是指继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之后的希腊、罗马文明，也称欧洲古典文明。由于以欧洲大陆
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中有若干因素源于近东文明，所以，有的西方学者也把近东文明作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三星堆古蜀文化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早在公元前15世纪-前14世纪就已存在了。其间的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返，就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十分引人注目。这柄金杖系用纯金皮包卷而成的金皮木芯杖，杖的上端有一段长46厘米的平雕纹饰图案。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是一柄象征至高无上权力的权杖。在中国殷商时代，系用鼎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从未有过用杖作为权力象征的文化现象存在。但在西亚近东地区以及古埃及和古希腊、古罗马，则普遍采用权杖作为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独占权力的特殊象征物。 三星堆这柄金杖，从形制上看，与西亚、埃及较晚时期的权杖相似，同时图案内容也近似，因此三星堆金杖看来是通过某种途径，吸收、采借了近东权杖的文化形式而制成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雕像，分为人物雕像和动植物雕像两大类。其中人物雕像包括全身人物雕像、人头雕像和人面像，另外还有用纯金打制而成的金面罩。这一切，仅在古代巴蜀地区，而且在夏商时代的整个中国范围内，都是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不论文献还是考古资料，都丝毫找不到这些文化因素的来历，也丝毫找不到它们发生演变的任何序列痕迹。这就意味着，它们是吸收、采借了中国以外某文明地区的文化形式融入古蜀人的文化之中而制成的。而在世界考古史、冶金史上，公认近东文明在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还公认以黄金制作面罩也始于近东地区。由此可见，星堆古蜀文化的青铜雕像群、黄金面罩同近东文明存在着关系。
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形态也揭示了其借用了中国以外文明的特征。例如在青铜人物雕像中，有相当部分是高鼻、深目，颌下留一周胡须的形象，这种风格显然同商周时代中国的各种人面特征不同。而在艺术风格上，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的面部神态几乎都是庄严肃穆，眼睛大睁，尤其是着意表现双眼在面部的突出地位，这同西亚近东青铜雕像的艺术风格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黄金面罩等文化形式，由于其上源不在商周时期的中国，却同西亚近东文明相类似的文化形式在发展方上符合，而在年代序列上又处于较晚的位置，因此不能不使人考虑它是吸收、采借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加以再创作而完成的。
以上所述表明，三星堆古蜀民族对于其他系统的优秀文化的态度，是开放性的，并能予以积极主动的吸收、采借——不论是对黄河流域的中原商文化，还是南亚、西亚近东文化都是如此，充分显示出三星堆古蜀民族强烈的文化开放意识。
二、勇于进取，走向世界
文化交流总是表现为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交互感应关系。三星堆古蜀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上显示出海纳百川的气度，展示出渴求开放和走向世界的意识。在与其他文化的交往中，三星堆古蜀民族也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把古蜀文化传播过去。
在中原文化中，明显地表现有三星堆古蜀文化因素的存在。例如青铜无胡式三角形援蜀式戈和柳叶形剑，便是古蜀文化赠与中原文化的礼品。蜀戈首先发源于蜀，年代在商代前期。到了商代中后期，作为古蜀文化连续性分布空间和蜀国北方屏障与商文化政治势力交接地带的陕南汉中，出现了这种无胡蜀戈。其后，到了商代晚期，这种戈型又继续向北流布，以至当代在中原和商都殷墟都相继有出土。柳叶形剑的发源和流传也是如此，最早的柳叶形青铜剑，出土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之后直到商末周初， 陕南、甘肃等地才有这种剑型出现。这充分反映了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互动的交互感应的关系。
滇文化是分布在云南东部地区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地方文化，其创造者为滇人。滇文化是一支灿烂的青铜时代文化，具有极为发达的青铜农业、进步的青铜器手工业。其各种青铜器不仅制
作精美，而且富于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地位，也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青铜文化相媲美。比较而言，从考古学上看，三星堆古蜀青铜文化诞生年代比滇文化更加
古远，连续发展的时代也比滇文化长久。这两种青铜文化固然各有优长，可以说互有影响，但从时间序列上看，三星堆古蜀青铜文化应该较早地渗入和影响到滇文化。例如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滇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铸有若干人物和动物立雕像，其风格完全有别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而与三星堆古蜀文化颇为一致。在滇文化的青铜兵器中，古蜀文化的色彩较为浓厚，
其无格式青铜剑风格类似古蜀柳叶青铜剑。滇文化的无胡式青铜戈，也十分近似古蜀戈。
从远古时代起，中国西南的古蜀文化就与古代东南亚文化发生了若干文化联系。经考古证明，在商周时代，古蜀文化一直处于最高水平线上，因而在与东南亚文化的各种交往中，古蜀文化常常居于主导与主动地位。古蜀国的贸易商队通过云南等地活跃在东南亚，将古蜀文化传播到那里。考古和历史研究证明，古代东南亚的若干文化因素就直接来源于古蜀文化，例如农作物中的粟米种植，葬俗中的岩葬、船棺葬，大石文化遗迹以及一些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等。
在南亚次大陆，三星堆古蜀文化的影响也清晰可见。身毒是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滇越就是印度东部阿萨姆地方的古国迦摩缕波。在中国的古籍中多次提到身毒和滇越，足以证明中印交往的密切。经过对中印文献资料的研究，证明古蜀对南亚各地的贸易活动非常频繁，蜀地特产的丝绸、蜀布以及毛织品在印度市场上十分畅销。对此印度古代文献中有丰富的记载，如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王旃陀罗笈多朝时期的大臣考第亚所著《国事论》(或译为《政事论》) 就写道：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还有公元前4世纪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2世纪的《摩奴法典》以及其他一些印度古籍都有许多关于丝的记载和支那的名称。而“支那”(Cina) 一词，据段渝先生考证，乃是印度人对先秦时的成都的称呼。季羡林先生也精辟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 中国输入缅甸， 又通过缅甸输往印度的丝的来源， 不是别的地方， 就正是这一带。
同时，三星堆古蜀文化也经由南方丝绸之路传向近东和欧洲。例如蜀锦， 在近东和欧洲是很珍贵的物品。 蜀锦生产年代很早， 大约在三星堆古蜀文化时代就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中外文献和考古发现表明，蜀锦从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南亚， 再传到近东、欧洲。
《圣经》是基督教的正式经典，它不仅反映了基督教的教义等，更重要的是记载了古代历史情况。其中《旧约全书》更是详细记录了古代犹太人和公元前西亚各地的历史状况。而《旧约》的《以赛亚书》第49章和《以西结书》第16章上就有关于中国丝绸的记载。《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均成书于“巴比伦之囚”之后! 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27年。据此可以作出大致推测：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时，古蜀人的足迹及丝绸就已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
古希腊和古罗马是欧洲早期文明的杰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的书中就已发现“赛利斯”(Seres) 一词，意为丝绸，也指丝国，杨宪益先生考证“赛利斯”(Seres)就是古代的蜀国。由此可见，古蜀国的丝绸已在古希腊、古罗马出现。丝绸贸易，传播了古蜀文化，为欧洲古典文明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三、渴望开，祈求交流
三星堆古蜀文化集中地体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它的文化中宣示着一种人文精神。而在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古蜀文化，其精神实质在于敢于打破封闭、半封闭的地理环境，渴望开放，走向世界，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这从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器中可以看出。例如最引人注目的纵目人面像的造型，几乎都是突眼、阔嘴、宽耳。一般认为突眼代表传说中的“千里眼”，宽耳表示“顺风耳”，而阔嘴当然就是其渴望言谈、善于交流的象征。古蜀民族塑造这样的形象，在其宗教含义之外，是为了突出表现人物的视听等功能。这样的造型，充分表达了古蜀民族虽处于四川盆地闭塞、半闭塞的自然环境中，却希望看得远、听得远，渴望走出盆地、走向世界，与世界交流的强烈愿望。
三星堆古蜀文化与众多文化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充分表明三星堆古蜀民族是一个渴望开放、具有走向世界意识的民族，一个善于开放、兼容、改造和多元、多方位地对待世界文化的民族，一个敢于走向世界的民族。这个民族创造的灿烂文化，当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开放性特征。
谭晓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