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教育评论中心-中国教育人博客

教育应该教人成为人

刘 尧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观念，几乎成为今日中国千百万家长“集体无意识”的习惯性思维了。受此观念影响，孩子在娘胎中就开始被胎教了。从学前到中学阶段，为追求好的学习成绩，孩子的学习负担不断地被加重，本应丰富多彩的孩提快乐生活，被淹没在沉重而痛苦的课内外学习活动中了。人们不得不思考，今天的孩子接受的是什么教育？这样的教育未来将走向何方？人的成长是几十年的“马拉松”，如果在“起跑线”上就耗竭了心力，还能愉快地跑完“马拉松”全程吗？当然不能！可时至今日，教育改革没有给出宜人的育人图景，反而有愈改愈脱离育人以及进一步异化人为工具之势……“分数”和“升学率”成了教育的魔咒，导致孩子不得不接受一个怪异的事实:自己不是自己的，而是父母与老师眼中实现理想的工具。
    从以上意义上讲，教育失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失败的原因，不是学制问题，也不是课程设置问题，更不是教学问题，而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发生了偏差。近代以来，中国先后确立了“教育救国”、“教育强国”的使命，将教育指向一种急功近利的把人工具化的所谓人才培养活动，而忽视了教育应该是教人成为人的人格养成活动。
    教育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不妨看看古人与前人的论述。孔子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卢梭表示，教育是培养“既能行动又有思想的人”。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爱因斯坦说：“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鲁迅说：“教育是要立人。”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善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就是说，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而不仅仅是培养人才！人是教育的出发点，教育应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彻底解放人性。教育应该是教人成为人的活动，应该使人日益完善，使人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劳动，使人有尊严地活着……教育不仅仅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人才教育，而是立人教育——让人成为人的教育！
    学校应该是育人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把培养人才当作教育的根本目的，其实是把人当作工具。当今社会把教育简单地理解成培养人才，就是导致教育失败的根本原因。早在1932年，潘光旦在《教育与成见破除》一文中就指出：“教育有两大目的，一是教人认识自己，尤其是认识自己在能力上的限制；二是教人破除成见，少受些成见的蒙蔽。”他认为，由于我们总是把精力放在学制调整、课程设置方面，不重视认识自己、破除成见的问题，因此培养出一大批缺乏判断力的人。蔡元培曾对学生反复强调：你们“应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在抗日战争前夕，张元济就在《中华民族的人格》中指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人们“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人格养成，就很容易诱导人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长此下去，将导致整个民族的堕落。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第2款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该款的精要是说，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塑造和培养人的健全人格。人之所以作为万物之灵，是因为有人格。人格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通过后天环境影响和教育熏陶逐渐形成的。所以，我们的教育必须创设宜人的育人环境，让学生形成自己的健全人格。何谓“教”？《说文解字》曰：“教者，上所施，下所效”。“教”最重要的方式是要以身作则。作为孩子的教育者，父母与教师对孩子的人格影响巨大，是孩子人格养成的主要责任人。何谓“育”？根据《说文解字》，“育”是“教子使作善也”。这个“育”当中最重要的是“善”，让孩子把握“善”的标准，教孩子使他能够向善。所以，教育最重要的是教育者以身作则，培育孩子健全的人格。
    理查德•韦斯伯德在《守护孩子的幸福感》一书中表示，“我们完全有能力将孩子培养成情感丰富并负责任的人，培养成正直守诺的人……我们要让孩子成为能够敏感于他人痛苦的人，成为能够意识到自己对不同阶层、种族或背景的人均负有责任的人，成为愿意以某种方式对世界作出贡献的人——因为孩子肩负着将先辈们最高尚的道德原则传承下去的使命、肩负着保护子孙后代福祉的使命。我们必须对孩子有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相互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韦斯伯德的话，对我们的教育有很多启发，人格成长贯穿人的一生，为了培养人格健全的孩子，教育者在人格成长方面应终身学习，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并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幸福感，让孩子成为人比让孩子成才更为重要。
                      （本文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教授）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