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冯至的一封信- -

友人推荐了“天益社区”的一个帖子，是《译林》创办时的副主编李景端先生的回忆，记述了《译林》创刊号刊登了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引起冯至老先生的警惕，于是致信胡乔木，把《译林》以及重新出版了《飘》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狠参了一通。
 
冯老先生的信的大意是说：我国这些出版部门一阵风般出版了这些西方通俗文学作品，而据冯老说，他的一位美国专家朋友称那些作品都是旅途消遣文学，看完就扔的，即便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些通俗小说也不入流。而我国这些出版社不负责任地出版，纯属经济利益所致，却侵蚀了中国的文化阵地，弄不好就会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随风“飘”走了。冯至说：“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据我所知，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正派的出版社和书店，也很少出版出售红红绿绿只供人旅途上消遣的书籍，想不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出版社，却有人对那样的书趋之若鹜，这真是有失我国文化界的体面。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他还请胡乔木动用权力手段制止此类行径，至少节约些本来就很紧张的纸。
 
《译林》的李副主编接着介绍了当时这封信引起的风波，胡乔木乃至江苏省委领导干部算是开明的，《译林》以及其他出版机构都没有被整肃，最终由当时的中宣部长王任重宣布“到此结束”，不再追究。从所介绍的胡乔木谈话里，我们知道此事平安了结乃胡耀 邦先生发话的缘故。李先生顺势介绍了冯老先生认错，并向《译林》道歉，又成为《译林》的热心读者，缺一期还得亲自索要。李景端先生不明白冯老何以态度上转变如此之大，其实缘由也很简单，既然王任重、胡乔木乃至胡耀邦态度如此，这个“弯”转得并不突然。以我的观点，倘若不理上级态度而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会更敬重冯老。
 
《译林》杂志从一创刊我就是它的订户，一连几年，十分钟爱。在那时，“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一二十年，一朝解冻，大有“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气氛。记得央视播放日本影片《望乡》，举国上下的观众们都惊呆了，许多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据说播放此片系配合邓老爷子访问日本的伴奏，但选择这部影片无疑是决策者的眼光独到。接下去，外边的一切都非常新鲜，无论文章歌舞或其他。还记得，那时老同学推荐那本《飘》，买不到，等我借到手，那本书显然已经过了不知多少人手，很陈旧了，可见它的使用率有多高。实话说，文革前曾经读过德莱塞的长篇小说《欲望三部曲》，知道了这位美共党员揭露的美国黑幕。这回读《飘》，算是知道了美国的南北战争。只是我不知道冯至凭什么会把这部世界名著也贬入“旅途文学”的垃圾堆里去？难道身为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冯至竟然如此“高雅”？
 
当年插队时我们那个知青圈子里传阅过《海涅诗选》，大概就是冯老先生的译作。还有《裴多菲诗选》、《郭沫若译诗选》，它们至今还在我的书柜里。读高中时语文课本里有海涅的诗《西里西亚的纺织女工》，据说海涅的诗歌就是冯老先生翻译到中国来的，那诗基本忘记了，只是记得海涅在诗里说：“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印象之所以如此之深刻，因为我们几个同学都向老师提出问题：海涅既然如此直白地“诅咒”他的祖国，而且还要“织进去三重诅咒”，怎么还能成为德国文学大师呢？老师只能“王顾左右而言他”。现在想想，中学语文课本是何等重要，我自己觉得海涅此诗所给予的启迪是终身的。课文之重要的又一例证在刘和珍君，“三一八”事件的罹难者都已“泥牛入海”，倘若不是鲁迅先生的文章进入课本，同样没人知道刘和珍是谁。
 
那么冯至先生何以如此警觉？须知，他写这封信并非应景，或者是在学习会上“违心地”发言。而是本能自觉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文革后期，至少在郑州流行一个称谓，叫做“圣人蛋”，诟骂那些写小报告告密，或者溜须拍马、热衷于卖弄革命理论的人。我们当然不会把冯老先生归于这类人物里去，然而恰如问题解决以后李副主编当面向冯老指出的，如果觉得《译林》有问题，大可直接向编辑部指出，犯不着给宣传出版大权在握的胡乔木写告状信。此举据说出自冯老先生愤慨于后辈文人“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他觉得有责任动用权力制止此类胡作非为。
 
这该如何理解呢？冯老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出色的抒情诗人”，在民国年代，冯至始终信守着独立的思维与美学品格，也曾被夸赞为“纯洁的榜样”。梁实秋先生曾经抨击过“左联”执行俄共的文艺政策，而“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其内容是全然无理，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到了共和国年代，毛的文艺政策比俄共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介绍冯老采取了以“歌德”为防卫的手段，甚至还有人夸赞其“保护了北大德语系”。但“中国最为出色的抒情诗人”死去了，活下来一位俗不可耐的“歌德”者。倘若说这是大诗人冯至的诗，恐怕没人会相信：“你是党，你是毛主席，/你是我们再生的父母，/你是我们永久的恩人。”（摘自冯至：《我的感谢》）
 
我确实不知道冯老在文革中是否受到过冲击，至少不算典型。然而，鲁迅说：“秀才想造反，一中举人，便打官话了。”“左联”那些文人大抵没有逃脱鲁迅的预言，解放后，不但“打官话”，而且落井下石，外斗内斗，“一嘴毛”的故事数不胜数。及至“第二次解放”，本来并不曾卷入那些惨烈故事里的冯老，这次却主动跳出来“打官话”。梁实秋那篇《所谓“文艺的政策”者》里有个论断是实在的：“‘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政策之下只有宣传，文艺只是生活的泥土里长出来的柳绿花红。
 
记得廖冰兄曾经画过一幅漫画：一个戴眼镜的文人在瓦罐里禁锢得久了，瓦罐打破之后他的身体仍呈瓦罐的形状。这幅漫画堪称中国漫画史上的经典，冯至的信应该算是这幅漫画的一个诠释。其实，我在这里说道冯老，并不能摆脱自己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疑，谁敢说自己的思维完全没有那个时代留下的烙印呢？区别仅在于，我们至少不会去捍卫封闭而指责开放。
 
李景端先生的文章使我们回忆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勋们。无可否认，那时的改革开放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举措，并非民间有多么了不起的推动。或者说，只是一种恩赐。我那时还在农村插队，至今记忆清晰的是，传达下来说取消人民公社以及不再有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一律平等称农民时，老社员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盼星星盼月亮，只求有一个稳定的主子，让他们“暂时做稳了奴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结果又如鲁迅所说，革命前是奴隶，及至革命成功，就变成革命家的奴隶了。忍无可忍之时，“四人帮”被打倒了，于是欢呼雀跃，有了替罪羊做牺牲，大家也就心平气和，原来全是那几个奸臣作祟的缘故。及至一步一步改革开放下去，就开始有人抱怨，奸臣除了天下太平，朝纲是不能乱的，冯老的那封信，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当我们看到李先生文章里介绍的那几个领导干部，多少会有一些感动。倘若他们同冯老一致起来，大约《译林》什么的该关门，《飘》之类书也运到造纸厂化成纸浆，重新造出纸来印《毛选》之类不会随风“飘”到哪里去的宣传资料。应该说，那些吃过大苦头的干部们是要比没吃过什么大苦头，只是随大溜到河南的“五七干校”活动一下筋骨的冯老更明白事理。倘若那时冯老主管宣传，只怕是我们还得多看几年“样板戏”。一位早年坚持独立人格的海归学者，竟然如此，可见毛先生洗脑手段之高明、有效。
 
时过境迁了，几乎所有致力于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都栽倒了或者趴下了。胡耀 邦大力平反冤假错案时有豪言：“我不下油锅，谁下？”赵紫 阳去那个广场时，左右亲友都劝他别去惹麻烦，赵答曰：“就算那里是地狱，我也得下去。”在中国，自打商鞅遭车裂以降，凡试图改变祖制的皆无好下场。新鞋子必须穿，老路还得继续走，鲁迅说“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看来又很精到啊！自打冯至写那封信到现在，过去27年了，在出版方面有多少变化呢？外国书是翻译得多了，“红色经典”演绎得更热闹，大概采取了以数量压质量的方略。严格地说，冯老似乎还略高一筹，他那封信主张的“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看来做得很出色，。
 
我们所有的招牌都注册了“马克思主义”商标，而且，看来这个商标并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没有人跟我们抢注。那么，马克思先生又是如何教导的？“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各种制度却比人更有力量。”（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在这部著作的末尾，马克思告诉我们：“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看来，到目前为止，“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是不包括给人幸福的，只有互联网给了大家这种幸福。（2007.8.22发华知、老三届、天益杂文）
 
- 作者：文军 2007年08月28日, 星期二 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