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使一号”潜伏台湾 官至中将军衔(图)

   中共“特使一号”潜伏台湾  官至中将军衔  

吴石   吴石：《潜伏》里余则成的历史原型     他是北伐先驱，保定军校高材生；他是白崇禧同窗，蒋介石校友；他是参谋奇才，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陆军中将；他是“密使一号”，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他到底是谁？ 　　他是真实历史中真实的潜伏者---吴石。 　　1949年2月，解放军攻克天津，余则成在天津陷落前被站长拽上了飞机，仓皇逃往广州。在飞机上，两人被告知他们作为海峡筹备委员会成员将直飞台湾。余则成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从1949年起，台湾海峡成了一道真正的铁幕，中国大陆和台湾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对峙。事关国家顶级机密，我们不 知道双方到底有多少谍报人员在对方阵营里长期潜伏。余则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他的故事在历史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真实地上演着。     马场町就义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种恐怖肃杀的气氛。 　　青年公园水门外，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南区分队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 　　四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特工朱谌之、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时针指向16时30分，宪兵队长王才金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人同时向前扑倒，4名执刑宪兵趋前又各补了一枪，执刑完毕。 　　随后，当时的台湾名记者龚选舞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究竟是什么让蒋介石如此震怒，竟要亲眼看见吴石被枪决后的现场照片才能解心头之恨？ 　　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六十年，我们无法揣知“委员长”当时的心境，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毛人凤呈上吴石的审讯记录时，蒋介石该是如何的寒气陡生，冷汗涔涔。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桂系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委员长”垂询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竟然是一个潜伏者。而且他竟然在所有人眼皮底下让“国防部”的地图跑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张图上有整个台湾的军事部署。“委员长”的最后一点家底被通通透透地展示给了海峡对岸。 毛泽东书桌上的台湾战略防御图 　　1950年是中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特殊的一年。 　　国民党残部刚刚撤至台湾，立足未稳：作战部队只有20万人，编制混乱、人心惶惶，还要分兵守备舟山、金门马祖和海南岛，台湾本岛防务十分虚弱；政府大员四散，孔祥熙、宋子文远走美国；杜鲁门政府则刻意与蒋介石政权保持距离。这一切让国民党政权内部充满“失败主义”情绪。 　　反观祖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正有条不紊地清剿各地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四年战火淬炼的解放军不仅数量上占据压倒优势，其装备水平，作战能力亦空前强悍。此消彼长，不能不说1950年前后正是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确实早有横渡海峡，解放台湾的战略。 　　而负责对台作战准备工作的粟裕从1949年秋起就不断制定和修正作战方案。吴石和他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就在这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49年8月，原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抵台后便展开了情报搜集工作。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活动并有子女在台的女情报员朱谌之(化名朱枫)潜入台湾。1949年11月24日，朱谌之搭乘“风信子”号海轮自香港启程，三天后抵达基隆港。根据组织上的要求，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 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干(化名“老郑”)和吴石。 　　抵台次日，按事先约定，在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上，朱谌之与蔡孝干接上了头。蔡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准备接应大军入台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给了朱谌之。　　一周后，她又与吴石中将取得了联系。吴石将她领进家中书房，把微缩胶卷放到朱手里。 　　这些微缩胶卷上记录了完整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国军”现有部队的番号、代号，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重型火器并各类枪械、弹药的配备、库存数量；战斗部队团以上军官、主要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的名册；另外，还有《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五个戡乱区的负责人及十五个重点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兵力配备……无一不是国民党军队的顶级军事机密。 　　三天之后，朱谌之按预先约定，在基隆码头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特别交通员的手中。这批绝密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 　　1950年1月上旬的一天，《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摆在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毛泽东默默翻阅着，面色沉稳而又严峻。他很感兴趣地问作战部长：“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 　　作战部长即刻答道，“是华东局情报部专程派人送来的。他们最近派去一位秘密特派员，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与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上层人士接上了头。这情报就是那位上层人士提供的。” 　　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完，看样子很高兴。“这位秘密特派员，还有你们那位‘密使一号’，都很能干！我建议，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只是，历史在1950年拐了一个弯，吴石用生命换来的绝密军情没能发挥它应当发挥的作用。 

吴石（低首者），临刑前给家人签写遗书
  中共“特使一号”潜伏台湾 官至中将军衔

1949年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来的急电，电文中，蒋介石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迫于形势，吴石只能服从。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台湾的工作，除了在香港召开专门学习班对台湾工作委员会今后工作进行部署之外，还派遣了一批工作人员秘密到台湾开展工作。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号称“密使一号”的吴石和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

吴石字虞薰，福州螺洲吴厝村人，1894年出生。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在福州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积极投入辛亥革命浪潮中。后入选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前后受训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

1924年为何遂第十四师军械处处长，先后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第四师参谋长、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北伐结束，方声涛回闽主政，委任吴石为军事厅参谋长。1929年由福建省政府派其往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5年秋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抗战中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柳州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1940年初，吴石重逢分别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广东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抗战初的几年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报效国家；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并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感到厌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2年1月，吴石任国民党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1946年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8年春夏之间通过吴仲禧介绍参加“民联”，投身革命阵线，直接受何遂(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1948年，吴石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元旦前后，吴石频繁地往来于福州、广州两地，多次潜往香港与李济深策划起义。

1948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设置工作站，并派遣谢筱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到福州领导福州站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电台设在中共地下党员蔡训忠家中，开辟了联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党的指示，吴石通过何遂与谢筱接上了关系，单线联系。吴石向谢筱迺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

1949年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来的急电，电文中，蒋介石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迫于形势，吴石只能服从。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

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赴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朱枫在台湾期间，6次与吴石将军秘密会晤，又陆续送回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就在她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准备返回大陆之际，1950年2月2日，与朱枫联系的“老郑”被捕，供出了她。台湾当局当即封锁了台湾所有出岛的空中、海上航线。危急关头，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乘机飞往国民党还占领的舟山。可是，“老郑”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吴石。蒋介石震怒了，下令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

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去向，也拿到了吴石“叛逆罪”的重要证据。于是吴石被捕，朱枫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他们4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45岁。吴石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他还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台湾岛。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还在“文革”时期，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她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日子里，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1983年4月，针对“文革”中有人对朱枫的污蔑之词，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她被称为“台湾的江姐”。1995年，位于镇海区镇海中学旁边的朱枫烈士故居因该校体育场扩建，被圈入校园中。学校对这所曾走出一代女英雄的二层小楼房十分重视，予以重新维修和整理，辟置为“朱枫烈士纪念楼”。现已成为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7年下半年，吴石的故乡福州市有关部门提出了在仓山区螺洲镇创建“吴石烈士纪念馆”的建议，现正在积极筹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