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的宗教
重面子，死要面子，凡事先讲面子，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弱点。而日本人似乎比中国人为尤甚。
日本战国时期，民间曾流传一种邪教号“一向宗”。这“一向宗”教徒，大概类似我国，“白莲教”之流，常聚众滋事。
有一次在德川家康领土内就有这么一起聚众闹事的事件，家康乃谴部将前往征讨。不料所谴部将就是“一向宗”的信徒，所以奉命出兵，阳奉阴违，常常暗中纵令妖徒逃走。
事后，为家康所知晓，就将他逮捕下狱，并亲自逼他改宗。但这个部将慷慨激昂的说：“头可断，宗不可改，请即就戮！”
德川无奈，下令斩首，但在行刑前的刹那，顿生爱才之心，又下令赦之。
部将却于此时跪下来，恭恭敬敬地说：“我现在起要改宗了。”
家康不解，问其故，他说：“我若要受威胁而改宗，人将谓我因怕死而背弃宗教信仰，面目何在。但你既赦了我，我如今改宗，不算失面子，对一向宗也算有交待了。”
我过去写过《犹太教与日本教》稿子，在书中举出这个例子，我认为：“这位部将，若是在那个时候就刑死去，人们将误信他是“一向宗”的殉教者。但事实上就后来他可以轻易改宗的事实看来，它并不是真正的“一向宗”教徒。他信的是面子与情面的宗教，也就是日本教。他若就刑死去，也是为面子而死，并非为宗教而死。”
伊我分析，从一个宗教性极重的民族的视点来看，以上日本人的这种举动，显然觉得十分不可思议。一个人即自认是某种宗教的教徒，怎可能那么轻易的出尔反尔，背弃所信？对于一个犹太人而言，背弃宗教就是否定自己，还有什么立场立足于世界？日本人真是不可思议的民族！
在《菊花与剑》中，作者替日本人的面子主义取名字为“对名义所负的责任”。作者分析说，日本人在任何生活层面，皆有因其身份、地位、关系、职业而所必须负担的，对其身份、地位、关系，及职业的名誉要善尽保护的义务。比如武士或军人是职业，凡是以此为职业的人，均应在任何痛苦之前泰然自若。如果负伤呻吟哀号，这样的行为，被视为武士之耻。其亲族或朋友可以当场一刀将之杀死，以免他继续暴露可耻的丑态。
为了要负起对名誉的责任，当名誉受损时，对名誉所加害者要实行报复。这个报复，是一种义务。不可以西洋人的观念，宽容或饶恕对方。
日本古典剧作家劲松门左卫门有作品明《枪之权三》。剧中主脚权三被人诬告与某武士之妻私通，一时难以分辨，只好与武士之妻私奔。武士回家，闻妻子与权三出奔，不敢去上班（因为他的名誉已因缘头巾而受损），立刻又出门追踪“奸妇淫妇”，终于在偏远小路上追及其妻，其妻本欲有所解释，但武士一刀将其妻斩杀，继与权三决斗，也砍死了权三，这才提了两个人的头回来上班，向上司报告名誉已经恢复，销假上班。并受到上司及同僚一致的称赞。
这个故事当然是一个悲剧，但这个悲剧如果在欧洲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武士之妻并未私通。只是在很难解释的场合，与权三起争执而拉拉扯扯，被人看见。她若是一个西洋女人，别人说她私通，她会据理力争，主张无辜。但在当时的日本，被人叫出私通罪，便是损失名誉，而损失名誉的人是无法立足的，于是她只好假戏真做，与男人出奔。
武士在这个处境之下，必须刹了“奸妇淫妇”才能恢复名誉，也是很日本式的观念。若在较理性的社会里，武士也许不会追究此事。也许追踪到妻子时先听听她有何解释，则悲剧可能是能够避免的。
窝认为，名誉（面子）都是日本特有的，它包含了你的整个行为的动向。在亚洲其他国家，连中国都没有这样的倾向。
中国人也是很介意面子的民族。也许太太跑了并不至于不敢上班，但武大郎受街坊讥笑而不量力去捉奸，恐怕面子原因仍高于实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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