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乃强：藏民族是一个出色的民族

任乃强：藏民族是一个出色的民族

2010-03-01 19: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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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乃强先生，字筱庄，四川南充人。著名历史学、民族学家，我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和中国民族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四川出奇人。任乃强先生，就是藏学“奇人”。在学界，任乃强先生的名气在于他对藏文明的了解，特别是对藏地康区的了解。

任乃强先生于1894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县，1928年在南充中学教书时，表现出对四川乡土历史的了解，受川康边防指挥部胡子昂的邀请，入藏地康区考察。历时一年，任乃强先后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11个县，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资料。考察期间，任先生娶了瞻对藏族头人的女儿为妻。婚礼期间，藏人说唱，任先生通过翻译记录说唱内容，遂成我国第一篇《格萨尔》的汉译文。

任乃强先生一辈子研究藏学，论对藏人藏地的了解，可谓汉人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他所形容的藏地藏人，和一般汉人认为藏地为边远蛮荒之地，藏人为粗野肮脏的野蛮人大相径庭。任乃强先生写道：藏人藏地，“多保存有我国古代社会之遗风”。他说，藏人人性质朴，有四种美德，即仁爱，节俭，从容，有礼。就仁爱，他举例说，“藏人受佛教影响，深戒杀业。偶误杀一虫蚁，常为之数刻不安。战争抢劫，亦不尚杀人。待遇俘虏，甚为宽厚。汉人流落番地，随处可得食宿。”关于节俭，“康藏人之能撙节俭用，若无足多。然其所积，不以遗之子孙，而布施于佛事与贫民，则非他民族所能及矣。平时积俭所蓄，随时散去，不为盖藏。”从容，“康藏人社会交际，活泼可喜。心有不悦，绝无疾言厉色，怒目切齿等表现。遇任何艰难困阻之事，在他族所必废寝忘食，绕室而走者，康人皆宴如无事，徐为应付，载言载笑，丝毫不觉烦恼。至于哭泣哀号，跳踯奔突等着急表现，竟未曾见之。”有礼，“康藏人应对进退，恭逊非常，决无踞傲粗率之举。仇怨之家，偶然聚首，在拔刀相砍以前，几难识其有仇怨。至于骂人之语，藏族中甚少，有之，语气亦甚轻微，不似汉人之尖酸刻毒。”

对于藏人不同于汉地的风俗习惯，任乃强先生都以一个文化学者的眼光，正面观之。如衣服装饰，“皆具古风”；如男女关系，“至如丘明所记，‘上蒸下报’之事，今日西康社会中，皆寻常事耳。男女相悦，不避父母，报李投桃，携手唱和。则东门通车之风，宛然在也。”也许人们会以为，这是任先生娶藏女为妻，爱屋及乌，偏爱藏文化。其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任先生就是藏学界公认对康藏史地有很深造诣的权威。1943年任乃强先生集几十年考察研究资料，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

1946年，任乃强任四川大学教授，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被推选为理事长，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任乃强对于康藏史地和人文的渊博知识和精深见解，如今读来都常常叫人拍案叫绝。比如，现在谈论国际政治上的“西藏问题”，即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首要讲清的是“什么是西藏”。在西藏问题上摸不着边的大多数人，正是在“西藏是什么”上糊里糊涂造成的。任乃强先生早在1933年，就专文指出：把国际政治中的“Tibet”对应汉语中的“西藏”是“最大的误译”：“通常译英、法文之Tibet为西藏，此大误也。‘西藏’两字，作为我国之行政区域名称，始于雍、乾之世。其时所指，为宁静山以西，青海以南之康、卫、藏、阿里四部。”

正是听说任乃强先生对藏地的了解无人可比，当解放军解放四川后将进入藏地之前，贺龙、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和胡耀邦等人都要请教任乃强，大军进藏需要注意什么。任乃强先生为和平解放西藏献计献策。后被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参与筹建西南民族学院的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未停止研究工作，完成了多部学术专著，并于1960年开始撰写《(华阳国志)校补图注》。1978年平反后，虽已85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写出《青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和《漫谈四川的黄金》两本专著，为四川藏区等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1981年受聘担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主持编撰《川边历史资料选编》，1986年和1988年两次荣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1989年3月30日在成都去世，终年96岁。

任乃强先生一生涉及诸多领域，是四川最早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最早将 《格萨尔》翻译成汉语。他撰写了一部农业史，绘成了第一部康藏地图。他近百年的人生，撰写了25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报告，提出大量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 观点，在多个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大家。

任乃强先生为冲破民族隔阂和语言障碍，与藏族女子罗哲青措结婚的故事，至今令人乐道。1929年秋，任乃强考察至新龙，深感其地民风独特，在此停留3个多月。随着考察的逐渐深入，他对康巴大地产生了强烈的爱恋。他发现在这被人们称为“蛮荒之地”的地方，却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有着淳朴智慧的人群；而康巴文化的内涵 更是独具特色。虽然出关以来他天天学习藏语文，但总感到语言的隔阂与民族心理间的差异，使其难以更深入地认识这个民族。于是，他希望寻找一位藏族妻子作为 自己事业和生活伴侣的愿望油然而生。

任乃强听说新龙上瞻总保（即上瞻头人）夺吉郎加的3个女儿，美而慧，且精通藏文，遂请人作媒。时夺吉郎加两个亲生女已嫁，只有收养的外甥女罗珠青措未婚，遂以罗珠青措许配任乃强。婚礼按藏汉两种习俗举行，前7天在总保官寨按藏俗举行，后3天在县府按汉俗举行。婚礼期间除举行赛马、跳锅庄外，每晚都在寨 内说唱《格萨尔》，说唱者即夺吉郎加的长女却梅卓玛。她幼年曾入寺为“觉母”，后还俗回家协助其父处理公务。任乃强因藏语未通，初时不知其妙，只发现听众 如醉如痴，十分投入。后来，他请到一位通司（翻译）在现场逐句翻译，才愈听愈觉有意思，于是将通事所译记下，仿照说唱者的语调，整理成一篇译文。考虑到内 地人对这一史诗还十分陌生，他在翻译中将唱词按汉语韵律译出，使其押韵上口。我国第一篇《格萨尔》的汉译文，就这样在这一藏汉联姻的佳话中诞生。

在罗珠青措的帮助下，自1932年起陆续撰成《西康图经》、《境域篇》、《地文篇》、《民俗篇》三卷。此书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广泛重视，推动了全国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从1929年初夏到1930年孟春，历时一年，任乃强先生考察了泸定、康定、丹巴、道孚、炉霍、甘孜等11个县，到返川时，记录了数十万字的第一手资料。他将其整理成文，分为7类，共300条，取名为《西康诡异录》，从1930年5月起陆续在当时的《四川日报》副刊上登载，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格萨尔王传》的两篇文字，发表后成为我国最早以汉文介绍《格萨尔》的文章和第一篇《格萨尔》汉译本，奠定了任乃强先生的宗师地位。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任先生在地学方面亦有很深造诣。潜心于康藏地图的测绘研究工作，历时十五年，终以自己步测手绘所得，参以古今、中西、汉藏图籍，于1943年绘成百万分之一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填补了康藏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此图不仅成为当时国内外最精确之权威性康藏地图，并在解放西藏时被作为进军用图之蓝本。

1950年元旦，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麾下一名叫李夫克的军人找到任乃强，求其有关西藏问题的论著。此前任的同事已把《西康图经》3册提供给他了，他又会同任取了《康藏史地大纲》、《康导月刊》、《康藏研究月刊》各一份和比例尺为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地图。李夫克说，人民政府有令，解放四川后，即进军西藏。一野总部访得任乃强是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故来“征求资料，准备着手研究。”后来，李夫克再次拜访任乃强时说，“贺老总看了地图，很喜欢，派自己的车来请你去面谈。”

任乃强到了指挥部，贺与指挥干部来到会客大厅与其恳谈，任与这些高级将领们足足谈了两个多钟头。席间，任乃强就藏区的地理条件作了介绍，指出“清雍正、乾隆时入藏部队与清末赵尔丰的边军，以及解放前陈遐龄、刘文辉等经边部队，绝大多数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晕山’（所谓晕山，就是负重的人因海拔高、空气稀薄而头昏目眩”。关于藏区民情及语言障碍，任乃强献计说，“现在金沙江以东的四川境内有 20万平方公里的藏民聚住区，他们早已脱离了西藏统治，拥护中央政府。他们之中许多人能兼通汉藏语，至少有上千人可以征募，协助进军。其中，有些人是旧官府的‘通司’，染有藉官磕索、鱼肉人民的积习，所以征募到时，必须集中加强教育。待遇宜优厚，管理宜严。”在介绍历史上经略西藏的几条进兵路线，并对比其优劣后，任还对进军路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征引历史上中央政府入藏后处理宗教问题的不同政策的后果时，任表示“希望解放军进入藏族聚住区以后，要保护寺庙，尊重高僧，宽容土司头人，争取他们对解放军的信赖。”

任乃强的意见引起了贺龙的高度注意，甚至具体问到了几个渡口及藏军部署的情况。尔后，贺龙直接提到了地图的问题。任乃强介绍说，比例尺为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全图，是用印度测量局绘制的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喜马拉雅山区与西藏部分地图作蓝本，按经纬度定点，用圆锥 投影法分幅绘制的，参对过其他地图学家的实地考查路线图，符合实际，所有地名、部位完全可靠。他收集有很多处测绘高点，绘有等高线表示地形，但这些不完全可靠，只有部分重要地点是可靠的。在此基础上绘出了比例尺为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全图依经纬度分割为20多幅，仅有两幅还未绘成。贺总听后非常兴奋，说“我接收了胡宗南的测量队和四川测量局的人员，正无用处，从今晚起就全部拨给你使用，赶快把全图绘完，愈快愈好。”

经过大约20个昼夜的工作，先把清末测绘的自巴塘到拉萨、日喀则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路线图，缩绘为比例尺 为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由任分幅加以说明，交上去。贺总立即付印，分发给部队。就这样，为解决进军西藏缺乏地图问题，任乃强以自绘康藏全图为基础主持绘制了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重大贡献，被国务院任命为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西南民族学院的筹建工作。

此后，由于1957年“反右”， 任乃强先生划为“右派”；但即使在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他仍未间断研究工作，相继完成了《川康藏农业区划》、《四川州县沿革图说》等多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方面亦从康藏地区扩展到整个西南地区。1960年撰成《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部150万字的鸿篇巨著，系统地考证和研究了大西南地区民族、历史、地理、经济的发展过程，探讨了西南众多民族的内在联系及其派分，纠驳了前人的诸多谬说，提出了大量新颖独到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先生的冤案得到改正，年已耄耋的他，振奋异常，以超人的精力，自1979年以来相继完成了《羌族源流探索》、《四川上古民族史》、《川藏边历史资料汇编》等七部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并以多年考察心得，写成《康藏高原采金刍议》奉献国家，受到国务院领导人的重视，为开发康藏资源作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初起全国一片混乱、知识分子被追打得走头无路的时候，任乃强先生却于1969年秋回到南充老家乡下，在山上的岩洞里盖起几间石屋，隐居下来。四川武斗，闹得天翻地覆，任先生却在这里睡石床，用石桌，粗茶淡饭，潜心读书，写出了学术专著《周诗新诠》及传奇小说《长生岛》。当时，75岁高龄的任乃强先生只身回到故里，但侄子们家里实在太穷了，老人竟无立锥之地。回乡后不久，他便由侄子们领着在周围寻找岩洞。他要在岩洞里修房子，说有三大好处：冬暖 夏凉，造价低廉，永不翻盖。在1970年2月，他们在石腔内，修起了设施齐全的4间石屋；在石屋里，任乃强先生整整住了3年。这个本名“下路湾”的石崖，被任乃强先生更名为极富诗意的“夏乐湾”。1989年2月，正在写作中的任乃强突然中风，住进医院后不到一月便去世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要求葬在夏乐湾。1989年6月4日，任乃强先生被安葬于他隐居过的石洞里。

还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87岁高龄的任乃强先生写下《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为历史留下一个记录，也向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个忠告。

任乃强先生在举了赵尔丰和刘文辉经营西康的例子以后，引用司马迁的话：“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妙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可惜，这番话，后来的执政者显然没有听进去。其实，早在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任乃强先生仍想向中央建言，对待达赖喇嘛不可操之过急，可惜此时任先生早已被划为“右派”，以带罪之身，更无人采纳了。

回顾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汉藏关系，当事者们应该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从汉人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今仍然有必要回顾和领会任乃强先生当年的信念：藏民族是一个出色的民族。汉人只有真正从心底里信了这一条，才可能以一种合适的态度来看待汉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