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高不可抵罪 被毛泽东处死的七大贪官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同年11月，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1949年8月，天津地委和天津专署在杨柳青成立。刘青山和张子善分别从冀中八分区和十分区调来，担任了地委书记和专员。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刘青山吸毒成瘾，借口有病，长期不工作。他们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他们个人的天下，宣扬天津地区的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毛泽东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它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毛泽东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

　　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身上战争伤疤90多处的肖玉壁被处决。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

　　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

　　同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核心提示：结婚后，小两口感情很好，生有一儿一女。刘铁骑为女儿取名刘晓，为儿子取名刘嵌，都带有一个“山”字，以纪念父亲刘青山。这一儿一女长大后都考上了大学，女儿现在英国伦敦定居；儿子现在中国石油下属的北京一家公司工作。

　　总的来说，刘铁骑一家四口的生活是平静幸福的。但由于刘青山的影响，有一个遗憾始终埋藏在他们心底——一家四口入党的愿望全部落空。

　　本文摘自《今古传奇》2009年第2期，作者：辛洁

　　高岗遗孀:我只想有个安稳的家

　　1954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高岗拒不承认自己存在分裂党、搞阴谋的问题。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身亡，周总理指示；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高岗走了，留给他的妻儿的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滋味，而对此品尝最深的，是他的遗孀李立群，单单住处就不得已搬了好几次。

　　丈夫去世的第二天，李立群带着四个孩子和正怀着的第五个孩子，从东交民巷搬到了北京新街口的一处四合院。这期间彭德怀悄悄地叫警卫员去看过她，问她有什么困难。警卫员不敢说自己是彭老总派去的，只对她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时到你家里吃过饭。李立群立刻反应过来，说是彭老总，警卫员一听，立马摆手叫她不要说出来。

　　虽然新家的条件不能和从前相比，不过一家人还算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这主要得益于周总理的照顾。周总理操劳国务之余，还抽出时间关心李立群和孩子们的生活，政府也没有把他们当作“反党集团”的家庭来看待，至少孩子们没受委屈，正常上学，李立群也能够照常上班。

　　然而，几年后，彭德怀事件发生了。本已远离政治漩涡的李立群仍然被牵连，她被专案组关了三个月。被要求交代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阴谋勾结进行反党的。李立群哪里知道什么，不肯信口开河。

　　见李立群提供不出有价值的东西。专案组将她从行政11级降为13级，放了出来。降级后，李立群一家从西城的新街口搬到了南城的牛街，还是一个四合院。不过略微小了些。这是她第二次搬家。对此，她并不介意，只要能安安静静地生活下去就行了。

　　然而，没过多久，一本小说《刘志丹》再次扰乱了他们一家的平静。这本小说因为“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夸大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被批判说是为高岗翻案。在西北工作和曾经在西北工作过的一万多名干部被整数万个家庭受到牵连。

　　那时，“文革”已经开始，狂热的革命群众冲进李立群的家里对她进行批斗，将他们一家六口挤到北面的两间小房里。此外。李立群还一次次被传去写揭发材料。批斗彭德怀，要李立群揭发彭德怀与高岗阴谋夺权；批斗习仲勋，要她揭发习仲勋与高岗阴谋篡位；“林彪事件”发生后。她又被要求揭发林彪与高岗背后埋藏的更大阴谋。李立群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几近崩溃。

　　唯一庆幸的是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李立群一家，毛泽东也指示将李立群作为保护对象。就这样，她和几个子女陆续返回北京，并安排了工作。周恩来亲自，挑选了王府井一处闹中取静的四合院给他们居住，漂泊的一家人总算又安定下来。

　　后来，李立群还先后当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每逢重大节日，她都会受邀出席国宴，享受登天安门观礼的高规格待遇。

　　如今，李立群已经88岁高龄了，她生活得非常平静。

　　刘青山的儿子们：在父亲的阴影中前行

　　刘青山案发时，他最小的儿子刘铁兵才出生几个月，二儿子刘铁甲4岁，大儿子刘铁骑刚满6岁。

　　刘青山被执行死刑的这一天，刚刚度过6岁生日的刘铁骑用粉笔在自家的墙上画了第62道白线。他想念父亲，父亲走后的每一天，他都用粉笔在墙上划道线。划完线，他迷惑地问母亲范勇：“爸爸出差两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范勇强忍着悲伤，没有告诉铁骑实情。然而没多久，铁骑就从同学口中听说“贪污犯刘青山被政府枪毙了”。回到家，铁骑一头冲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从这一天起，他快乐的童年结束了，生活的面貌也完全改变。

　　不久，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范勇传达了省委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抚养。”

　　接着，刘铁骑和两个弟弟被送到刘青山的老家河北省安国县南章村，由叔叔刘恒山照顾。

　　两年后，范勇改嫁了。知道消息的石家庄市政府就停止了两个孩子的抚恤金，刚刚舒缓了一些精神压力的范勇，又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有一次，在党小组会上，她抱怨了组织几句，当即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她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并停发生活费十二年零三个月，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才为她摘掉右派帽子，平了反。

　　范勇的日子过得艰难，她的孩子们在刘青山的阴影下生活得也不轻松，好在他们学习都很努力。1965年，潜心求学的刘铁骑报考北京石油学院。招生老师拿着刘铁骑的成绩单觉得很纳闷：这是考清华的成绩，怎么考石油学院？再看家庭情况，不禁大吃一惊：“父亲刘青山，原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被政府处决。”招生老师连夜向枝领导汇报了此事，学校党委经研究，同意刘铁骑入学。

　　总的来说，刘铁骑一家四口的生活是平静幸福的。但由于刘青山的影响，有一个遗憾始终埋藏在他们心底——一家四口入党的愿望全部落空。

　　如今，已经六十多岁的刘铁骑退休后又到一家企业担任副总经理。妻子刘继先退休后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效益还不错。儿子、女儿都结婚了，生活得很安稳。

　　相比之下，刘铁骑的两个弟弟的生活就要坎坷得多。“文革”后期，大弟刘铁甲在老家务农，还去东北编箩筐赚饭钱，在冰天雪地中走街串巷，手脚都冻坏了。1976年，刘铁甲通过考试，成为一名石油管道工人。他的妻子则一直做临时工。小弟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曾想入伍参军，因为父亲的事被刷下来。之后县里给了他一个指标去曲阳煤矿下煤窑，得以农转非。

　　作为父亲，刘青山给过他的儿子们温暖的亲情和短暂的荣耀，但他给儿子们更多的是心灵上难以弥补的创伤，

　　江腾蛟妻子：18年漫漫望夫路

　　从1971年9月初开始，李燕平就在惊恐中度过了一个个不安的日子。9月12日晚，江腾蛟告诉李燕平：“现在情况很紧急，林立果让我们暂时出去，离开北京，你准备一点儿孩子们穿的衣服……”李燕平做好了准备，却没有等到江腾蛟来接他。

　　9月15日清晨，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李燕平心慌意乱地拿起话筒，里头传来丈夫阴沉沉的声音。那个电话时间不长，放下电话，李燕平却有点儿恍惚，犹豫了一阵儿，她还是按丈夫的授意，通知负责攻打钓鱼台的总指挥王飞的老婆肖新：“他要的药上海卖光了。”这是他们确定的暗语，意思是江腾蛟把问题全部交代了。

　　当天下午。她又出现在北京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按照丈夫早上在电话里交代的体貌特征及接头方式，找到一个中年军人，交给他一张纸条。那是要转交给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的信息：“周、于自亡，抓住了李伟信，什么都说了，我们也很难办。”她知道这样做对自己一点儿好处都没有，可是又能怎么样呢。他们是夫妻啊。

　　1979年，因为要时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员重新审查，李燕平从湖北回到北京。带着最小的女儿和唯一的儿子住在三女儿家。

　　1980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公开审判，社会上流传着将给这些主犯判处死刑的说法。李燕平一颗燃起希望的心又受到重重的一击，三思之后，她同八名子女联名给总政“两案”办公室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为江腾蛟求情，这封信被登在当时的《审判工作简报》上。

　　公布审判主犯名单时，空军保卫部派人了解江腾蛟家属对公审的反应，群众说看到李燕平比平常起得更早了，也比过去沉闷得多。但从不暴露自己的想法。

　　终于到了宣判的日子，当李燕平得知江腾蛟没有判处死刑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等这一天等了10年。虽然丈夫还要在铁窗里继续漫长的岁月，但对她来说。只要丈夫没判死刑，她的日子就有盼头。这天晚上，她睡了10年来第一个安稳觉。

　　随后，李燕平的问题也得到解决。经过重新审查，她被定为行政18级，作退休处理。

　　再后来，李燕平终于有机会同丈夫相聚。他们生活在太原的一个机关家属院中，每天相伴打太极拳、散步。儿孙满堂的他们，过着寻常老夫老妻的恬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