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顿罗氏的“春节攻势”

今年春节前后，著名国际律师事务所诺顿罗氏（Norton Rose）的伦敦总部做了两件与中国有关的事儿：首先，它赞助了全英中国学联举办的春节晚会，其次，它在上周五（2月23日）搞了一次午餐会，邀请部分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和本所那些与中国有业务往来或对中国感兴趣的员工展开了交流。 作为记者，我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午餐交流会。 拥有200多年历史的诺顿罗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全球法律咨询公司：它在欧洲、中东和亚洲开设了20多家办事处，全球雇员高达2000多人，包括1000多名律师，200多名合伙人；它与中国的渊源也很深：早在1976年，诺顿罗氏便在香港设立了其亚洲第一家分所，目前它在北京和上海也都设有分所，共有60多名律师。去年9月，诺顿罗氏的代表参加了伦敦金融城市长组织的商务访华团，出访北京、上海、沈阳、大连等城市，并分别在成都和重庆举办的官方论坛中发了言。 这一次午餐会，诺顿罗氏特地在邀请函中标明是中餐。 姓柳、姓高的“洋人”们 诺顿罗氏总部的地址很好找。从伦敦市中心的Liverpool Street Station地铁站出来，我按图索骥，一下子就找到了它的总部大楼。在接待处，我尚未对接待员描述完我的去向，后面的一位白人中年妇女就对我说：“我带你去那里吧。” 她对我说的居然是中文！在去往会场的途中，这位说中文的白人妇女与我交换了名片，接下去她说的话又让我吃了一惊：“啊，我们都姓Liu，尽管你姓刘，我姓柳，但我先生姓刘，与你是本家。” 我先声明一下：我本人姓刘，魏城是我的笔名。这位白人妇女是诺顿罗氏的编务经理，中文名字叫柳瑰兰，但让我感到迷惑的是，当我翻过她名片的另一面，发现她的英文名字也是Nicola Liu，Nicola固然是地道的英文名，但Liu却是典型的中国姓。难道…… 当我还未搞清她的“柳”姓和她先生的“刘”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时，我们已经来到了午餐会场，又有一批金发碧眼的白人男女给我递上了一堆同样具有典型中国姓氏的名片…… 例如，这次活动的筹办者、诺顿罗氏国际业务发展总监Cindy Godwin女士递给我的名片也有中英对照的两面，中文那一面的姓名栏赫然写着：高辛迪。这位自我介绍“生在美国、爸爸是意大利人、老公是英国人”的高女士，似乎仍然对自己的名字“辛迪”不够中国化而耿耿于怀：“我的中文老师已经许诺：给我起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 后来，我与更多的诺顿罗氏员工交谈时发现，他们都在学中文。原来，诺顿罗氏英国总部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请了几位华裔中文教师，每周三次，专程来公司，为有意学中文的公司员工授课。 新一波“赴华开所潮” 国际律师事务所对中国兴趣大增，其实并非始于这几年。早在1992年，第一批洋律师行便开始登陆中国。但毫无疑问，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日益互融，随着中外企业并购活动日趋频密，也随着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活动日渐增加，中国企业和中国境内的跨国公司对相应的法律咨询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这种大背景下，像诺顿罗氏这样的著名国际律师行便重新燃起了“中国热”，重新开始了“中国攻势”。 英国《泰晤士报》今年2月14日报道说，过去数十年来，全球著名的律师行一直试图通过其香港分所为中国内地提供法律服务，但如今他们将掀起一波新的“赴华开所潮”：纷纷在北京和上海开设办事处。这些律师行包括英国的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年利达律师事务所（Linklaters）、富而德律师事务所（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和美国的伟凯律师事务所（White & Case）、谢尔曼·斯特灵律师事务所（Shearman & Sterling）等。 谈到国际律师行最新一波“中国热”的原因，《泰晤士报》这样写道：“随着近年来中国内向、外向投资活动的增强，西方律师行在华提供的服务也供不应求。” 中国《法制日报》今年1月22日也报道说，目前已有169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及72家香港律师事务所获准在中国境内执业，提供涉外、涉港法律服务。迄今为止，全球规模和收入最大的50家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中，已有一半以上在中国境内设立了代表机构。 并非只为招兵买马 不过，在参加这次午餐会的中国留学生顾骞看来，诺顿罗氏伦敦总部举办的这次午餐会，并非是一次以招聘为目的的狭隘功利性活动。 “诺顿罗氏伦敦总部的员工，平时与中国学生接触很少，”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担任该校学生会中国发展学会副主席的顾骞对我说，“他们想通过这次机会，更多地了解一下中国学生。比如说，那位叫柳瑰兰的白人妇女，虽然早在1981年就去过中国，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她仍然很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学生。她与我聊天时，就反复询问中国学生对待慈善活动的态度。” 高辛迪女士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强调，他们举办这次午餐会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招兵买马”：“我们就是想与留学英国的中国学生交交朋友。” 据高辛迪介绍，他们其实另有专门的“招兵买马日”：“最近两年，我们每到11月份都会在伦敦举行‘中国接待日’（China Open Day）。到那一天时，我们在中国北京分所和上海分所的部分同事会专程前来伦敦，和伦敦总部以及法国、意大利分所的同事们一起，与来自英国不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见面，向他们介绍诺顿罗氏的情况，鼓励他们申请诺顿罗氏的工作职位。如果他们决定申请来我们所工作，我们也想知道，他们是愿意在西方工作呢，还是愿意返回中国为我们工作。” “那你们更喜欢哪一类中国学生呢？”我好奇地问。 “这两类中国学生我们都喜欢，” 高辛迪委婉地说。但从她字斟句酌、甚至带点儿外交辞令的话语中，我还是归纳出了诺顿罗氏更为倾心的那一类中国学生：在中国出生长大、有过在海外学习、实习或工作的经验、中英文流利、毕业后愿意返回中国的学生。学什么专业无所谓，学法律当然不错，学别的专业也欢迎：诺顿罗氏挑中的学生，即使没有法律专业背景，他们也会资助你接受相关的法律培训。 一言以蔽之：他们更为倾心中国学生中的“海归派”。 暗追未来“海龟”？ 听着顾骞侃侃而谈的话语，你很难想象，他现在仍在读大学本科第二年。 他曾经是一个地道的“小留学生”：他的中学是在英国读完的；他现在的专业也与法律相去甚远：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商业数学与统计专业。 但他仍然觉着参加诺顿罗氏举办的这次午餐会“不虚此行”：“第一，认识了许多新朋友；第二，了解了律师们的工作。” “未来会改行吗？”我随口一问。 他却很认真地回答：“近期之内没有改行的想法。我很喜欢我的专业，毕业后我想从事投资银行的工作。我现在已经拿到了今年暑期去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实习的合同。” “那诺顿罗氏白请你吃饭了。”我开玩笑地说。 他也笑了：“我说的是近期之内不会改行。至于未来的长期打算，谁也说不清。我在大学本科第三年，也会选学一些法律课程。其实，诺顿罗氏更感兴趣的，并不是学生目前的专业，而是学生长远的素质。” 不错，无论顾骞未来有何打算，但他有一个“素质”，肯定是诺顿罗氏所特别看重的：顾骞打算毕业后马上回中国发展，并力求在非常热门的在华外资银行中谋取一份职位。 这也是他今年暑期选择去香港实习、而非在伦敦或纽约实习的主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