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文明”的文明圣人：排华酝酿时期美国媒体的孔子形象

作者:张　涛

　　摘要：19世纪是中西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时期，西方社会蔑视中国文明之举极为普遍。美国媒体的孔子观具有强烈的代表性。孔子本为中国的文明圣人，但美国的媒体话语却让其走向文明进步的对立面，被刻画为中国融入近代世界的巨大障碍。美国媒体认为，孔子控制着中国人的思维，造就了极其保守、极具惰性的中国国民性格，导致了中美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鸿沟。他们沾沾自喜于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美欧文明的“先进性”，某些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以及日本人抛弃孔子思想的积极态度被毫不犹豫地用作了支撑证据。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媒体论及孔子的真正目的在于证明欧美文明的优越。
　　关键词：美国媒体；孔子；排华
　　中图分类号：K7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5－0098－09
　　
　　19世纪之前，尤其是美国独立之前，受制于信息渠道，美国的中国形象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浪漫化色彩。直接交流肇始，此类形象几乎荡然无存。作为中国文明的象征符号，孔子的形象亦一落千丈。究其原因，中国社会的痼疾与美国社会的偏见难脱干系。1849年中国劳工的到来加剧了包括孔子在内的中国形象的恶化。本文着眼于1849年到1882年《排华法案》期间，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以及众多期刊杂志的相关文章为据，揭示尚无人关注的媒体孔子形象的片断。孔子本是中国文明的化身，但当时的美国媒体却令孔子走向了反面，被刻画为中国实现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与代表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体系形成对立之势。美国媒体的文化优越感和欧美中心论极其明显。
　　
　　孔子：中国国民习性的基础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孱弱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拥有数千年不间断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在与西方文明的较量中如此不堪一击?美国媒体的答案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千百年来一成不变的孔子思想造就了中国人的保守和惰性，但却受到中国官员和民众的极力捍卫。
　　根据1866年1月8日的《纽约时报》，“在整个(中华)帝国，共有1580座孔庙，每年供奉约62000头各类动物(包括……兔和鹿)以及27000匹丝绸”。千百年来，“他毫无理由地受到尊重，就如同他在有生之年被不公平地束之高阁一样。他的名字已在全中国家喻户晓，其个人肖像塑造各异。成千上万的孔子后代构成一个贵族特权阶级……无数的庙宇为他而建，成百上千万的牌匾为他而刻。他受到学生、官员和皇帝本人的极度崇拜”。孔子崇拜的持久和热烈跃然纸上。孔子学说是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真理”。因为“其受人崇拜的祖先”，孔子后代也得以厚禄终身。
　　中国人自识字习文开始，便须熟读孔子。《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在整个(中华)帝国的大学和小学，就如同在各省和地方庙宇中一样，他(孔子)受到人们的崇拜”。学生平生第一次踏进校门时，必须携带“两根小蜡烛、几支香和假钱”，以敬献孔子。即使尚未入学的小孩对于孔子其人其事亦耳熟能详，甚至能够反驳成人的某些见解。那些希望步入仕途者更是必须悉心研读“中国典籍”，包括“中国历史和孔子及其他圣人的著作”。以“几乎包含了孔子生平和教诲的所有权威信息的二十个短小章节”——即《论语》——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教育“与一千年以前别无二致”。科举考试的胜出者往往进入封建政治体系，成为继续维系孔子主导地位的新动力之源。循环往复的应试教育和官员不遗余力的捍卫使孔子语录成为中国的“法典”。
　　即使在介绍中国人的生活细节时，美国媒体也刻意突出孔子因素的控制作用。如《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写道：“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忽略上天赋予他(孔子)的使命”，即为中国人确立治世和处事的典范。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根据孔子的教诲，用餐时不得交谈”。所有人必须同时开始，先用完者则须向仍在用餐者说“慢慢吃”。进餐规矩，凡此种种，均与孔子的影响密不可分。中国人向来视黑色为不祥之兆，但孔子“不日白乎，涅而不淄”(《论语·阳货》)之说却让诸多中国人敢于购买和使用黑色杭州扇。他们相信，自己“在生活中无懈可击，不可能仅仅因为接触扇子而有不利影响”。
　　美国媒体不厌其烦地描述孔子对于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控制，其中并无多少赞美之意，而是意在凸现孔子崇拜与中国人惰性保守之间的因果关系。《纽约观察记事报》(New York Observer and Chronicle)借用使华传教士卫三畏(S.WellsWilliams)之口，宣称“孔子论著塑造了(中国的)民族性格，创造了恒久不变的习惯和制度”。其他报刊也毫不隐晦地将中国停滞不前的局面归咎于孔子的巨大影响力。《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写道：“已经运转千年的制度，不论如何完善，都只能适应产生它的时代，而与当今业已变化的形势格格不入”。作者认为，让人死记硬背孔孟之言“远非最好的教育制度”，因为“除了单纯记忆之外，大脑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功能”。作者甚至鼓动，“人们应对整座孔子殿堂破门而入”。《纽约时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共同刊载的一篇文章也宣称，由于“死守”孔子学说，中国社会“具有鲜明的静态特征”，它“在特定的时间点之后便不再有任何进步”。中国人只能“将陈旧之物不断地糅合再糅合”。《芝加哥论坛报》曾经论及所谓的“中国神学”，认为熟读孔子经书的中国人“怀疑一切新生事物”。为了寻求知识，“西方国家总是向前看，他们(中国人)却往后看”。不仅如此，孔孟之道还“将中国人变成了兔子民族”。在英语中，“兔子”有着胆怯之意。由此可见该报贬损孔子思想和中国国民性格的程度。
　　尤其令美国媒体难以认同的是，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反文明象征的孔子居然还得到了中国政府和官员的全力捍卫。孔子家族是中国“唯一的世袭贵族”，即使皇帝也不能质疑其地位。不但皇室对孔子后代尊崇有加，皇帝本人的日常生活同样受制于孔子设定的礼仪。皇帝的婚姻即是如此。中国皇帝很小就必须“承担婚姻生活的责任”，而相同年龄的英国男孩却“还在伊顿和哈罗公学求学”。孔子礼仪事无巨细，无所不包。“根据孔子认可和最聪明的中国人尊为神圣的古代理论”，皇帝必须在每一次满月之时与皇后单独相处，不论二人的关系如何。月圆月缺，严格的规定周而复始，“除非他(皇帝)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冲破礼仪束缚，否则他的一生将在枯燥乏味的既定惯例中度过”。美国媒体的不屑之意溢于言表。如果追根溯源，孔子的著述之所以能够流传百世，中国古代皇帝的捍卫功不可没。《华盛顿邮报》尤其提及秦始皇的作用：他在焚书坑儒中“将所有书籍付之一炬，唯有孔子的几本著述得以幸免”。
　　皇帝不遗余力地维护孔子的正统地位，皇帝以下的官员更是如此。1867年，中国皇帝下诏，欲在北京建立大学，“聘请外国教授讲授西方艺术和科学”。此举立即在官场引起轩然大波，“彻底激起了(中国人的)自豪和宗教偏见”。“各省的抗议汹涌而至”，地方官员拒绝给赴京赶考者出具证明，“有如中世纪宫廷笨蛋”的监察官对于此项革新口诛笔伐。问题的根源在于，外国教授势必会危及“周商传统和孔子学说”，“中央帝国的尊严”将不复存在。《美国长老会》(Amedcan Presbyterian)杂志曾经认为，中国的大人因为信奉孔子，从而不在偶像崇拜者之列。《基督教信使报》(Zion's Herald)立即反驳道，中国的孔子肖像和庙宇遍地皆是，各种供品不计其数，此类行为如果不是偶像崇拜的话，“什么才是偶像崇拜呢?”按照美国媒体的逻辑，中国官员尊孔崇孔之举不但造就了中国人的保守心态，而且殃及外国人欲使中国文明进步的努力。传教士本来意在向中国民众传授“更加高尚的信念”，却屡遭攻击。中国政府未能主持正义，因为它相信，传教士“既不讲中文，也不读孔子”，他们“必然是野蛮人”。清政府在1871年致各国驻华公使的一份备忘录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备忘录要求，外国人——尤其是传教士——“不得辱骂孔子，不得伤害孔子信奉者的感情”。有媒体称，该备忘录“超乎意料，令人不快”，“任何与孔子思想背道而驰的学说”都被严加禁止。《基督教信使报》则认为，备忘录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愚蠢”。它“直接打击了所有的基督教学校、所有的主日学校、所有的孤儿院，以及基督教会为启迪中国青年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于“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备忘录同样是巨大打击。中国皇室再次被无知所困，中国人的思想又被高墙所围。
　　事实上，美国媒体并不否认孔子在中国文明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他们“诟病”的是孔子对于中国思想长达数千年的“控制”。中国文明似乎停留在了孔子时代。在美国媒体看来，这不仅滋生蔓延了中国人的保守与惰性，更与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使西方人的在华活动举步维艰。正是着眼于此，美国媒体将中国“反文明”之举的根源追溯到了本是中国文明代言人的孔子身上。
　　
　　孔子：中国创造力的“禁锢者”
　　
　　在美国媒体看来，孔子主导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国民性格，中国文明不进反退。其中的奥妙在于，曾经让中国文明辉煌一时的中国创造力在尊崇孔子的过程中遭到了“禁锢”，中国失去了与西方比肩而进的动力之源。美国媒体的字里行间虽有惋惜之意，但在更大程度上却意在攻击中国文明体系赖以存在的根基。
　　1869年，《每周六》(Every Saturday：A Journal of Choice Reading)杂志就孔子的生平和思想做了长篇介绍。文章毫不掩饰地批判中国尊孔崇孔之举对于中国人求新思维的阻碍作用。作者写道，北京衙门里的官员反对变革，“并非因为反对者天生就无法意识到拟议中的变革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圣人(即孔子)追溯既往的习惯性态度”乃问题的真正症结。有鉴于此，“中央帝国的变革从来都不是向前进，而是回复过去”。文章总结日，孔子纵然拥有诸多美德，但“完全缺乏想象和信念”，这构成了中国创造力难以逾越的障碍。《每周六》的评论代表了美国媒体试图解释中国近代落后局面时的一种普遍心态，其他媒体亦多有类似文字。《马萨诸塞庄稼汉和新英格兰农业杂志》(Massachusetts Ploughman and New England Journal of Agricuhure)直截了当地宣布，“孔子确定了中国的(行为与思维)模式，中国人对此坚定不移地信奉了七十代人之久”。《芝加哥日报》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刻画了此处所谓的禁锢作用。孔子“成功地在思想溪流上筑起了一道大坝，最初，思想之河在其国人心中流淌甚欢，但他随后却未能促使思想之水汹涌向前，而是将溪流……赶回源头”。结果毫无悬念：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研读孔子的过程中“耗尽了聪明才智”。《大陆月刊与西部杂志》(Overland Monthly and Out West Magazine)认为，信奉“孔子高尚箴言”的中国人“一经出生便得相信，已经存在的一切必须延续”。该杂志的另外一篇评论远没有如此客气。文章揶揄道：“我们不禁深表遗憾，中国男人的大脑如同女人的脚一样，已被包裹束缚，严重畸形；他们将大量精力用于细致品读孔孟的幼稚言行和陈腐真理”。《文牍月刊》(Scdbner's Monthly)的评价亦显尖刻。中国人对孔孟经典的死记硬背使“今日之中国极像一间植物标本室”，“学问已经蜕变为物神崇拜”。当然，也有少数媒体在批评孔子的“禁锢”作用时较为含蓄。例如，《亚瑟家庭杂志》(Anhur's Home Magazine)尽管称赞孔子在基督之前550年便记录了中国文明，但却认为，孔子由此垄断了中国社会的运转模式。这实际上是“禁锢”作用的又一说法。《拿骚文学杂志》(Nassau Literary Magazine)宣称，“自孔子以降，天朝帝国再也没有出现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家”，孔子对于中国文学创造力的“禁锢”恐怕难脱干系。
　　美国媒体相信，孔子思想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的主宰地位使中国人在诸多重要领域裹足不前，固步自封。例如，19世纪后半期，美国妇女已在积极寻求社会平等，自我表达的途径日趋多元化，整个社会对于妇女也更加宽容。然而，由于孔子关于妇女的三从之说，中国社会无法意识到男女平等的进步意义。中国女性出生伊始，便“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烙印”。她们是“奴隶”，“自由之日永远不会到来”。因此，传教士教化中国人的事业“需要从妇女开始”。孔子不但“封闭”了中国人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想象空间，他还“压抑”了妇女个性的自我表达。女性爱美，“睿智著名的孔子”却要求她们拒绝时尚，抵制诱惑。妇女服饰总以浅色为主，鲜有变化。即使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语言方面，中国人依然固守着孔子的风格。一名记者写道，如果谁有闲情逸致，可以前往美国的中国人聚居区，见识“在粗俗的舞台布景中用孔子语言表演的戏剧”。在需要大胆创新的学术领域，中国人更是唯孔子是从，不敢有任何革新之举。曾有美国人准备前往贵州山区考察苗族风土人情，却苦于中文资料无法提供相关信息。《每周六》杂志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种学不是孔子奉为神圣的研究领域”，中国学者轻视对苗族先民的研究便在情理之中。
　　更让美国媒体沾沾自喜的是，孔子思想主导下的中国与欧美国家在科技领域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反差。《哈珀斯市场》(Harper's Bazaar)杂志评论日，中国的教育理念导致中国的科技落后。饱读孔子经书的中国人“学习了很多修身养性的知识，却几乎没有在美国和欧洲教育体系中如此重要的进步精神”。正是因为孔子思想的“诱导”，中国屡次与科技进步失之交臂。《每周六》杂志不无嘲讽地写道：“当它(中国)先于其他任何国家数个世纪发明火药时，它隐约看到了通向军事强盛之路；当它在同样遥远的时期发明航海罗盘时，它隐约看到了通向海军强盛之路；当它在10世纪发明印刷机时，它隐约看到了通向文学辉煌之路”。但在“死守”孔子教条的中国人手里，火药变成了“无害”的烟花爆竹，罗盘仅仅催生了“在沿海航行的帆船”，印刷机更是满足于推出不同版本的孔子经书。即使移居美国的中国人也仍然在使用“孔子周游列国传播治国之道时所使用的工具”，与美国的科技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
　　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强化了美国媒体的优越感和对孔子思想的轻视。《纽约时报》告诉读者，如果他们知道“近三千年以来，(中国人)都把圣人的教诲尊为人类智慧最为重要的产物，其思维模式远在基督时代之前就已定型”，他们就不会惊诧于中国人“蔑视现代科学发明”之举了。一家女性杂志宣称，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力量”面前，曾经创造灿烂文明但受制于孔子思想的中华帝国已经相形见绌。仅仅250年之前，北美大陆还是“一片荒无人烟之地”。《文牍月刊》视孔孟之道为中国人接纳美国先进思想的最大障碍。该刊举例日，一名在美的华人小孩由于“父亲的疏忽”而对孔孟知之极少，但就是由于“疏忽”，小孩才“融入美国的儿童群体之中”，接受着美国的“先进”教育。即使被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的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也不相信孔子思想能推动中国的文明进步。他在旧金山的一次演讲中认为，唯有“基督教国家目前盛行的自由探索精神”才能避免“天才在孔子国度灭迹”的命运。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和美国处于科学文明的两个极端位置，美国人因此为自己在中国所做的任何有利于科技进步的事情感到欣喜而又神圣。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约翰·弗赖尔(John Fryer)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科学杂志》(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立志让中国的教育“超越孔子信仰和古代传统，转而关注世界的现代进步”。他设计了在中国建立“庞大工业”和开采“矿产资源”的宏伟蓝图。19世纪后半期，清政府利用美欧投资和技术拓展航运线路，建立电报网络，在重要城市之间修建铁路。有鉴于此，“中国似乎注定要超越孔子所宣扬的文明程度”。
　　
　　去孔子化：中国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既然认为孔子造就了中国人的保守和惰性以及中华文明的裹足不前甚至倒退，到底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拯救中国文明，让中国紧跟西方潮流?怀着强烈使命情结和文化优越感的美国媒体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抛弃孔子，以基督教取而代之。媒体在大肆批判孔子的负面作用之际，还以大量篇幅论述美欧基督教文明的先进性及其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等儒教信奉者当中激起的反响。
　　中国的落后根源在于孔子思想，美欧的强大得益于基督教，这是美国媒体谈论中西方差别时达成的基本共识。一篇编者按写道，美国仅有80年历史和4000万人口，中国拥有“三千年的智慧和财富”以及四亿人口。但中国却在“寻求我们的帮助”，原因何在?答案简单明了：“基督教能够激发一个国家的勃勃生机”。众多美国报刊认为，基督教能够让人增强信念，摆脱迷信和愚昧困扰，从而催生不断进取的动力。《基督教信使报》指责孔子思想充斥着“偏见、等级、假神、异教祭堂和庙宇”等成分，孔子“必将让位于至高无上的基督”。该报的另外一篇文章宣称，孔子思想衍生了“低劣而又堕落的风俗习惯”，是一种“祖先崇拜”。这正是儒教“与基督教水火不容之处”。孔子思想中缺乏对“个人上帝”的信念，这既使民众颇感迷惘，从而难以产生足够的前进动力，又无可辩驳地证明，“基督教是(中国人)必需的”。
　　两种思想体系，孰优孰劣，在美国媒体的比较中似乎一目了然：孔子思想因循守旧，基督教积极进取；孔子思想黯然失色，基督教光芒万丈。《纽约观察记事报》认为，尽管孔子的伦理学说“令人赞赏”，“但与正义太阳(基督)的光芒相比，不过是一颗遥远的星球”。甚至单就道德观而言，孔子也“远逊于”圣经，因为后者“始终在推动着世界的智慧和精明”。《纽约时报》就两者的差异评论道，包括儒教在内的世俗哲学无法超越基督教，“能够照耀每一个人前进之路的光亮”绝非来自孔子，而是耶稣基督。《大陆月刊》更是视孔子思想为“野蛮落后、无知愚昧”的象征，“一旦云开雾散，其光芒即被众多其他星体所淹没”。《亚瑟家庭杂志》的观点如出一辙，宣称孔子阴影之下的中国人“极其无知和迷信……坚持(比其他国家)更加粗俗的偶像崇拜”。唯有基督教方可救中国人于泥潭之中。《华盛顿邮报》宣布，面对基督教的凌厉攻势，孔子思想“终将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鉴于孔子思想的“保守与落后”及其对文明进步的“阻碍”作用，美国媒体呼吁基督教文明在中国积极采取行动之声不绝于耳。将基督教融入国民性格之中的美国人据称已将奉孔子思想为圭臬的中国人远远地抛在身后：“如果美国是一个没有过去的帝国，中国则可称为没有未来的国度”。美国因此有义务向中国展示“新鲜事物”。1853年，《纽约每日时报》自信地宣称，孔子在中国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基督教是能够发挥替代作用的唯一思想体系”。面对中国的情形，“作为美国人，我们是何等的欣喜!”美国的立国之父“勇敢而庄严地选择了伟大的基督教原则——自由宗教、自由思想和自由政府”，“那就让我们精神抖擞、豪情满怀地奔赴使命吧!”为了增强美国人的信心，媒体还告诉读者，中国素来三教并存，此事说明，“中国人易于接受新鲜思想”。在中国“建立基督教的上层建筑”因此切实可行。美国人在中国散布基督教的任何行为都被媒体作为可圈可点的范例。比如，有传教士在中国创办《新哲学》(New Ohilosphy)杂志。阅读杂志的“孔子门徒”将发现，“愚蠢的福音比他们经书中的智慧更加英明”。基督教在中国难以迅速占领思想阵地又让美国媒体忧心忡忡。《纽约时报》写道：“一个明显而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当旧的信念即将逝去，基督教根本未能取而代之”。
　　事实上，引发美国媒体不满的只是基督教取代孔子思想的速度不如预期的迅速，对于基督教文明的强大力量，美国媒体始终坚信不移。在宣扬基督文明内在优越性的同时，各类媒体从中国和日本等主要儒教国家及其在美移民的日常行为和社会变革中，发现了基督教正在“取代”孔子思想的蛛丝马迹。在中国，总理衙门自19世纪60年代起，屡次召集会议，商议“翻译和出版国际法体系”。此举表明，中国正在外交领域以“近代国家交往之道”代替存在已久的孔子教条。太平天国时期曾经率领“洋枪队”协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的美国人华尔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此人后被部下误伤而亡。其死后待遇被美国媒体引为明证，显示中国政府正在逐渐放弃孔子独尊天下的信念。清政府称华尔为“两千年来最伟大的将军”，他因此得以葬在浙江宁波附近的孔庙庭院之中。皇帝专门下诏，确认华尔为“中国的主神之一”。其地位堪比孔子和中国的主要神灵，“每一个家庭、学校和庙宇都将铭记他的英名”。中国人也将因此“更加信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即使到了20世纪初，美国报纸仍然充满自信地认为，宁波的华尔墓地“对于所有中国人而言都是神圣的”，它将“永久证明，中国人依然尊重来自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美国英雄”。
　　不仅中国政府坚守孔子教条的态度开始松动，民众接纳基督文明也表现积极。就在山东曲阜的孔庙附近，基督教已悄然流行，形成冲击孔子思想神圣源流之势。《基督教信使报》报道日，循道会在中国山东的数个村庄发展了26名成员，而此地“紧邻(中华)帝国为纪念孔子而建的主要庙宇，是孔子思想的真正堡垒”。在孔子思想赖以传承的教育体系中，中国学生的反应同样令美国媒体颇感满意。由于中国学校讲授“以死的语言写就的”孔孟之道，它们“根本不能向学生传授任何思想”。传教士开办的学校一经出现，便“大受欢迎”。学生的思想“彻底放开”，他们“蜂拥而至，如同苍蝇追逐甜食一样”。基督教文明还感染了处于中国社会边缘的群体。太平天国起义者就是一例。起义领袖声称信仰上帝，普通参与者也不遗余力地“清除偶像崇拜和孔子崇拜，四处毁坏菩萨塑像和铭刻国家哲学(即孔子思想)的牌匾”。有鉴于此，中国人的“宗教思想将在数年之内发生急剧变化”，一改过去的“实利主义和极度贪婪”。甚至中国的帮会组织“天地会”都公开声明支持基督教。虽然此举可能是该会为扩大势力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但帮会信奉基督教“并非不可能”。中国人毕竟需要“某种信念”，以取代“孔子和中国早期哲学家所提出的粗鄙信仰”。诚然，诸如此类的事例绝非普遍现象，却仍然能够激励在华美国人——尤其是传教士——誓将中国基督教化的巨大信心，也让美国媒体欣喜无比。《基督教信使报》武断地宣布，“中国已经不再遵从孔子的教诲”。
　　以基督教为支撑的美利坚文明正在“感化”着越来越多的“孔子门徒”，既“削弱”了孔子在中国的地位，同时也召唤着中国人远涉重洋，身临其境地体验“优越”的美国价值观念。19世纪中期适逢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兴起，由此产生的华人赴美浪潮被美国媒体及时地赋予了文化优劣之意。有媒体指出，“在我国制度的影响之下”，信奉孔子思想的中国和日本改弦更张，“与我们和睦相处”。“(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托发现金矿的消息一经宣布”，中国人的目光便“越过了浩瀚的蓝色太平洋，注视着那片将赐予他们诸多收获而非孔子哲学的土地”。《纽约每日时报》不失时机地写道，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改变了中国“远离文明”的状况，因为“同一大洋的波涛拍打着中国和加利福尼亚的海岸”。这对于中国人而言有着“极其巨大的吸引力”，对于正在“经受其他信念冲击”的孔子思想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中国的“古老法律、风俗和偏见被新时代的兴奋所淹没”，美利坚文明似乎注定要取代孔子学说在中国人当中的地位。及至踏上美国海岸，华人立即感受到了基督教“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名记者在旧金山街头发现，二三十名中国人聚集在另外一位“衣着整洁、看起来充满智慧”的中国人周围，聆听后者用汉语宣讲福音。记者感叹日，基督教显然比孔子的道德说教更具优势，更加进步。八名“中国佬”更是试图加入旧金山第三公理教会。《芝加哥论坛报》称赞此举为“明显合理的要求”，因为中国人“愿意以基督代替孔子”。因此，在美国媒体的字里行间，中国人不论身居何处，孔子思想的影响力均在让位于基督教文明。
　　然而，与另一个儒教国家日本及其民众相比，中国人接受西方文明的速度仍显迟缓。强调日本人的积极态度成为美国媒体用以证明孔子思想过时论的又一手段。《纽约时报》就此写道，日本人“在理解和接纳新思想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中国邻居”，“孔子国度”的人们“死守着自己的传统习惯”。《纽约观察记事报》表达了类似观点。日本人能够“迅速认识到各种外国进步所带来的好处……急于以我们的各类知识完善自己，急于极其细致地学习我们的制度”。中国人则以“孔子原则”和世代传承的“习惯和风俗”为准绳，处理社会和私人事务。日本人以西方思想替代孔子学说的积极态度见诸于众多社会生活的细节之中。19世纪中期，在美国坚船利炮的威逼之下，日本国门洞开，异常迅速地在思想和制度方面改弦易辙，适应西方潮流。日本上层社会“怀疑孔子学说”的趋势日渐强烈。他们认为，“目前正是努力在本国建立基督教的大好时机”。以孔子著作为主要内容的古典教育遭到排挤，因为日本人看到了“另外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政府极为迅速地建立了多所面向全民、旨在教授外语和科学的学校，加快日本人接纳西方文明的进度。在江户(现日本首都东京)的师范学校，美国人充当校长，推广美式教育。学生的加减乘除都以英语进行，只有在傍晚才能见到他们阅读中国典籍。“如果孔子幽灵身临其境……他必定极度惊诧”。一旦到了美国，日本人的西化程度更令美国媒体满意。1869年，全美共有13名日本学生，其中7名公开宣布信仰基督教，另有5人已接受洗礼。但他们在日本“都是作为孔子门徒加以培养的”。转变速度不可谓不快。
　　中国和日本是孔子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国家。但在美国媒体的刻画中，不论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都经不住“先进”基督教文明的吸引，纷纷倒戈。孔子奠定基石的儒家文明大厦似乎呈现出即将倾覆之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欧基督教文明势不可挡，不断侵蚀着孔子思想体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针对这种差别，美国媒体给出的解释是，孔子思想属于早已逝去的时代，基督教体系则引领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如此逻辑显然是美国媒体积极推行美欧文明中心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几点结论
　　
　　19世纪是中西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时期，西方社会蔑视中国文明之举极为普遍。美国媒体的孔子观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孔子本为中国的文明圣人，但在美国的媒体话语中却走向了文明进步的对立面，成为中国融入近代世界的巨大障碍。美国媒体认为，孔子控制着中国人的思维，造就了极其保守、极具惰性的中国国民性格，导致了中美社会发展程度之间的鸿沟。他们沾沾自喜于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美欧文明的“先进性”，某些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以及日本人抛弃孔子思想的积极态度被毫不犹豫地用作了支撑证据。综观美国媒体对于孔子的贬损，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美国媒体诋毁孔子之举与美国社会从19世纪中期开始对华人移民的恐惧和排斥形成相互呼应之势。媒体将中国人“低劣”、“怪异”的本性归咎于孔子，实际上为美国社会日渐汹涌的排华浪潮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推动中美文化并存的声音时有所闻，媒体的主流中国观却为“负面”的孔子形象所占据。美国人依赖于报刊杂志以获取信息的传统自革命以来就极为盛行，19世纪后半期尤盛。媒体的贬损加剧了美国社会关于中国移民不可同化的成见，为将排华运动推向全美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二，美国媒体的孔子形象是美欧文明中心论的延伸和具体化。作为“天定命运”观念的始作俑者和积极鼓吹者，美国媒体极其自然地视拓展以美国价值观念为核心内容的西方基督教文明为己任。孔子在中国社会和思想中的主导地位无疑是美国文明向东方扩张的最大绊脚石。诋毁孔子既可证明中国传统思想已经不合时宜，更能显示美国人——尤其是传教士——在华推销美国制度观念和基督教的正当性。可以说，美国媒体上的孔子与基督之争实乃文明冲突论在19世纪的载体之一。
　　第三，美国媒体的孔子观不以细致解读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为前提，难以看到孔子对于中国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媒体论及孔子的真正目的在于证明欧美文明的优越。他们将中国的落后、孔子的地位、美欧的强大和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放置于同一考察视野之下，得出了孰优孰劣以及根源在于何处的结论。此举有将现象与历史背景割裂之嫌，也忽略了导致先进与落后的众多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考察19世纪后半期美国媒体的孔子观让我们再次见识了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以及美国媒体挥之不去的文化偏见，也从一个细微的角度解读了19世纪末期愈演愈烈的排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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