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宝善：司徒雷登校长与傅泾波

贺宝善：司徒雷登校长与傅泾波

　　我早在1945年已听到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二位长者的大名，那时我寄居在北京我外公、戏剧家齐如山家先生家。外公听说我考取了燕京大学，十分高兴地说：“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是我好朋友，他的秘书（查实不确）傅泾波为梅兰芳去美国演出，帮过很多忙。”

　　7岁8岁年间，我先后在美京华盛顿认识了傅老两位女公子暧泠（Ali，祖父为纪念司徒校长之夫人命名，暧泠二字出自诗经）及铎若（Dora），暧泠为英国文学士，对烹饪有研究。铎若是著名画家及雕刻家。由于我们同在北京长大，兴趣相近，不久即成为好友。1986年夏，暧泠安排，由我驾车前去华府28街傅老府上拜访。二老年逾八旬，精神 ，傅老高高瘦瘦，伯母慈眉善目。见我们来到，说了不少老话，临行傅老惠赐签了名的《司徒雷登日记》。又说，司徒雷登校长遗愿是把骨灰安葬在他一手创办的燕大校园，还有一个花瓶是当年周恩来送司徒的，希望可以带回中国，还给国家。

　　1999年4月是燕京大学成立八十周年校庆，其实燕大早在1952年北京院系调整后已和北京大学合并，不过旧时燕园的未名湖、水塔仍在。我和外孙子姚刚及一些老校友，不远千里回去参加校庆，表示燕大校凝聚力强，燕大精神仍在。近年老校友们创办了燕京研究院，为国家培育人材。又再接再励励恢复了停刊多年、学术性极高的《燕京学报》。为纪念校庆出刊的《燕京大学人物志》内读到铎若长谈，抽丝剥茧，令她们回忆起不少往事。有关司徒校长及付老一生行迹，报章杂志及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已发表甚多，现仅就所知，他二人四十四年之感人情谊、为中国和平统一所投入之精力，拉杂写来，虽嫌琐碎，也算我对长辈们的怀念与敬意吧！

　　司徒雷登博士（Dr. Leighton Stuart，一八七六—— 一九六二），美国维州人，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是美国长老会（Persbyterian Missionary）传教士。少年时，司徒常与邻居中国儿童为伴，由母亲亲自课教。母亲是教育家，在杭州开办学校，教育中国儿童。十一岁返美受正规教育，十七岁得文学士，1904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后，偕新婚妻子Ali返中国杭州，研究中国语文，读四书五经。《传记文学》二十一卷第六期赵效沂《学人琐事一束》中之《司徒雷登背诵四书》内一段记述：“司徒是杭州出生的美国人，能说流利国语，但有杭州土腔，有一次他在燕大礼堂演讲，他老先生笔直的站在台上，双手背在背后，头一仰，脚一蹬，用国语大讲其治学做人的道理。演讲过程中，二三度引用了我国典籍辞句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等，他懂得‘引经据典’，相信听众中还有搞不清的学生，他对燕大出身的学生们备极爱护，有事请他帮忙，总是尽力而为。”的确是传神之笔。

　　司徒平生认为荣幸的事是可讲有音律的南宋首都临安的杭州话，他与当地人士坦然相处，对当时乡里市镇的生活，满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传统习俗及百姓意念等都有深刻之了解。三年半后，前往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教授希腊文及希伯来文，前后十一年之久。同时研究中文及写作，授课及演讲全用中文。

　　1919年1月，美国基督教会召他去北京，负责合并北京汇文大学及通州协合大学。冒着寒风，坐洋车到北京北城长老会暂住，着手创办燕京大学。当年4月开学，仍在盔甲厂汇文旧址。初有学生百余人，多靠奖学金维持。第一年有学生冰心及傅泾波等。这时好友Harry Luce（Life Magazi创办人Henry Luce之父）首先赞赏他办学宗旨，极力响应，亲自返美筹款。可怜当时Luec之路费也颇费周张，我们今日求得学问，不应忘记他当年对发展中国教育之支持。Harry Luce返美，到各地演讲筹款，司徒则在北京物色校址及邀请著名学者前来授课。1920年购得西郊海甸明代米万钟淑春园旧址，1926年秋由“盔甲厂燕大”迁至海甸。校舍外型宫殿式建筑，内部最新西式设备。铎若说她父亲当年建议用虎皮墙围住燕园，今日这些围墙仍在，确实美观。

　　二、

　　傅泾波先生（Philip Fugh，1900～1988，英文名是司徒所赐），名永清，北京满族正红旗人。祖父在“太平天国”之乱立功，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曾任甘肃镇守使，傅老大名“泾波”是他祖父为纪念当年在甘肃为官多年而取，因为泾水，渭水流经甘肃，波澜壮阔。父瑞卿公官居五品，常在宫中行走。一日，傅老仅两岁，瑞卿公带他入宫见慈禧，慈禧见他眉清目秀，甚喜，赐名永清，意永远忠于大清。瑞卿公思想新颖，见国势积弱，立志维新，信仰基督教，鼓励子女接受新学，课余补读中文，故傅老旧学根基扎实，在他纪念司徒诗文中可见一二。1917年，傅老十七岁，一日，随父在天津青年会听司徒博士阐述“教育兴国”之伟论，大为信服，随即由北京大学转入盔甲厂燕大攻读.不幸患肺病，疗养期间，司徒夫妇及司徒老太常来探望，并携来牛油、牛奶及面包等营养品，傅老得以恢复健康，继续学业。司徒老太又在课余教授他英文，1924年燕大政治系毕业。傅家长辈以司徒一家热心照顾，时时告诫傅老，“受人一恩，终生图报”之中国固有美德，自此两家过从渐密，俨如一家人。

　　先是瑞卿公见清廷腐败，立志革新，剪去长辫。镇国公虽也对朝廷不满，但见瑞卿公剪辫，大怒，认为附逆，将他一家逐出家门。家遭此变，瑞卿公以食指浩繁，除任职谘议局外，开设一瓷器厂，提倡工业，傅老常去帮忙。铎若记得她祖父工厂制出之瓷器，瓷质薄细而绘图优美。可惜以一介书生，不善经营而失败。脾气渐趋急躁，嫉恶如仇，见贪污或不合法之事，即在报端披露，以正民风，文章多在当年北京管翼贤主编的《小宝报》上发表。

　　铎若外祖父，河北省昌黎人，有商业头脑，常川来往关外做生意，思想维新，也是基督徒，反对女子缠足，故铎若母亲刘倬汉女士（字云洁，1898-1996）从未裹过脚，十二岁入离家六十里的昌黎市慕贞女校住读。稍长，入北京著名女校慕贞中学。当年铎若之祖父及外祖父，同时参加东城灯市口大街之基督查经班，兴趣及思想相近，成为好友。瑞卿公不喜满族女子娇生惯养，希望傅老与汉族女性结婚。得知刘父有女在北京读书，竟亲往相见。当时傅伯母正在学校替低班同学补习。瑞卿公见她温柔娴静，知书达理，当即提亲，故当年傅老夫妇仍是旧式婚姻。1925年结秦晋之好，结婚63载，同甘共苦，令人称羡。

　　傅老毕业后，在中国文化经济学会工作，地址即今日之中南海。提起中南海令我想起，抗战时我曾随老志诚教授学钢琴。他是犹太人，一口中国话，当年住在中南海内之流水音，环境幽静。我每个星期日上午骑自行车去学琴，进入中南海大门还有一段路才到呢！话扯远了。傅老英文好，活动力强，不久已认识不少当年北京之美商及中国政界人士。他曾任多个省政府之顾问，同时义务协助司徒校长，为他处理私人业务。一般人（包括我外公）总以为傅老是司徒校长秘书，据暧泠说，她父亲从未支取燕大一文薪金，司徒另有秘书，这个误会不能不在此一提。那么，为什么大家有此误会呢？因为傅老总不忘回报司徒一家之恩，同时也相助燕大筹款。他曾介绍军阀韩复榘及阎锡山等给司徒，这些人也都慷慨解囊，帮助燕大经费。傅老又介绍美国在北京的大商家，现在讲起，人们可能不相信，怎么司徒需要傅老介绍美国人？其实司徒未掌燕大前仅是一位教授、神学家，未有机会认识北京的财经及官绅名流。

　　铎若回忆说，当年她父亲曾夫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介绍某省政府购买汽车数十辆，公司送他一辆新车。周末常带一家大小去燕大临湖轩与司徒共进午餐，孩子们称司徒这“洋爷爷”，饭后有巧克力糖吃，至今回忆都觉甜蜜。司徒搬入的临湖轩（冰心老人命名）是美国捐款者指定为校长建筑，当时司徒夫人及司徒老夫人已过世。傅伯母常叹息说，司徒夫人一向身体不强，司徒为了校务，东奔西跑，未能好好照顾夫人，去世后葬在燕大校园，司徒未再续弦，每日到夫人墓前祈祷，可见伉俪情深。当年司徒住在临湖轩，无女主人，由燕大教授之夫人们轮流管家。傅伯母又说，司徒校长从来俭省，薪金全部捐给学校，皮鞋已穿底也不肯买新鞋，袜子破了，有时傅伯母带回家补，或由佣人带回家补。教授夫人们为司徒管家，未曾想到这些小节吧！

　　三、

　　司徒初搬入临湖轩时，客厅空无一物，他只动用两间卧室。铎若记得卧室内家具极简单，衣柜内只有一件旧大衣及少数西装，衣柜上面摆着司徒老太及司徒夫人之遗照。傅老觉得临湖轩即是校长居第，不可空无一物，只好由自己家中搬来些祖传家具。有一对大立柜，上面镶着玉石的山水人物，极精细，铎若每次来都要仔细观看，可见她年幼时已有绘画天才，还有些小茶几及桌椅，这些家具一直用到1946年司徒南下。1973年傅老及伯母应周恩来邀请再到北京时，曾在临湖轩与冰心、吴文藻及周学章夫人等共叙，伯母回忆说，当年她家搬来的家具已不在，只见到些破桌烂椅。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大家精神紧张，冰心也烟不离手，这些乃是后话。

　　当年司徒在南京神学院任教授时，已注意到北京大学由蔡元培主持校政后，聘请受过西方教育之学者如胡适等来讲学，十分钦佩。并阅读该校出版之旧书籍刊物，这对他以后创办燕京大学帮助甚大。他虽在传教士家庭长大，但建立燕大宗旨，首在教育，与宗教分开，和以前老汇文大学注意宗教者不同。

　　我外公齐如山口述，七姨齐香笔录的《梅兰芳游美记》中，提到傅泾波为梅剧团访美帮助不少。傅老在中国文化经济学会工作，首先认识齐如山及梅兰芳，再介绍给司徒。当年中国教育界并不重视京剧，司徒看过梅兰芳表演，与齐如山多次交谈，为京剧的高尚艺术所吸引，曾请齐如山到燕大演讲。又屡向北京外交界人士介绍中国戏剧，这时才引起中国学界对京剧的注意。当齐如山表示有意介绍中国京剧艺术到美国时，立刻得到司徒与傅老的鼓励与支持。这时傅老常去美国接洽事务，顺便替梅剧团安排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及洛杉矶等地演出。同时又多次来齐如山家，义务教授团员英文及祥细解说在国外一切应对的小礼节。

　　改革开放后，暧泠在北京一宴会上见到梅夫人福芝芳，还提到当年傅老教梅英文一事。1986年我去拜访傅老时，老人家讲起五十年前往事历历如昨。“游美记”中又提到傅老曾负责为访美事，与美国各界书信往来，前后二三年之久。后经齐如山与各界人干之努力，梅剧团终于在1930年到美国演出一年，美国人士始有机会欣赏中国的传统艺术。

　　我外公齐如山，一生研究戏剧，藉梅兰芳之艺术实践的戏剧理论。他二人年龄相差二十岁，加以梅兰芳年青俊美，好事之徒，横加讽刺，令我外公晚年常提蒙“不白之冤”，虽然他是形容他年高而无一根白发，但这句话是有双重意义的。这种事同样发生在司徒与傅老之间，二人相差二十四岁，又亲如家人，屡遭人们嫉妒毁谤，燕大教授们也不例外，令人叹息。外公常说，不必理会这些，历史自有公论。此言不虚，如今已无人记起当年人们的蜚短流长，而四位老人家为中国文化、艺术及教育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则仍为人称道呢！

　　四、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学宣而战，司徒校务长（当年因政府不准外国人任中国大学之校长而改称校务长）当日由天津返回北京，在火车站被捕。这天萧正谊（台湾人，会说日文）带了日本宪兵去砖塔胡同傅家问傅老：“司徒在哪里”，傅回说“你是他燕大秘书，你应该知道校务长今天在哪里？”明显地，他们已去过临湖轩，未找到司徒，即进城去傅家。司徒被捕后与协和医院的Dr.Holton及财务主管Mr.Bowen同时被囚在东城一大院之后罩房，傅老也被软禁在家。随时有日本宪兵队荷枪来傅家，带傅老去日本宪兵队（今北大红楼地下室及二楼）问话。铎若回忆，一次她父亲又被带走一两天不见回家，家中老小怕他受酷刑，正值小雪，天寒地冻，家中鸦雀无声，苍凉气氛至今不忘。司徒与傅老监禁在不同地方三年八个月之久，幸有义仆沈世淇（原Dr.Holton之仆人，监禁时为Dr.Holton及司徒烧饭），藉每月回家一次之机会，悄悄夜访傅老消息。当年傅老无工作，软禁在家，幸有好友支援送米送面，得以渡过难关，不做汉奸，忠贞之风可佩。司徒在遭日人拘禁时间，完成几篇学术性菱如《孔子相互依存论》、《中文四言成语诠释》、《中英希（希腊）合解辞典》，又撰写早年部分的回忆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胜利后仅两个月，燕大即在北京复校，不可谓不神速，那时成都燕大仍未复校。我们读书时，未名湖畔男生宿舍住着日本伤兵在养病。男生借住女生宿舍一、二、三院，女生住四院及部分教授住宅。我清楚记得，1946年学校运动会时，司徒在台上致辞及临湖轩校长住宅前，学生们坐在草地上听他老人家训话，他谆谆善诱，和蔼慈祥，中国话清晰，流利动听。郑介初学长记得1949年圣诞节还吃到司徒着人送给同学们的苹果呢，那时司徒已离开南京，仍不忘燕大的同学们，郑学长又说可惜吃了这苹果，后来竟遭到了批判，令啼笑皆非。

　　司徒本来身体健壮，经此三年之囚禁及精神折磨，出狱后常患病，需返美检查身体及略事休养。1946年6月14日，依往例校友们在临湖轩为他庆贺生辰，这年正值华诞，当晚他对傅老说，已在物色继任校务长人选，准备退休，并计划完成在狱中未写就之自传，及介绍中国文化之文章。

　　胜利不久，中国即开始内战，1946年美总统杜鲁门派特使马歇尔（Gen.Marshall）到中国调解，执行部设在当年北京协和医院。三月间，傅老陪同司徒由美国返抵上海，傅建议司徒何不就近去探望在南京的老朋友。二人到了南京，见到蒋介石与宋美龄，宋提起马歇尔将军也在南京，介绍他们认识。马歇尔是美国南方人，在维州军事学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毕业，与司徒是同乡，二人畅谈，一见如故。马歇尔和司徒说：“你是中国通，又爱中国人，我调解国共合谈失败，这事交给你”。司徒谦称只懂办教育，不懂政治。不想一星期后，杜鲁门总统命令已到，任司徒为驻华大使。司徒为此内心斗争良久，和傅老商量，他不是政治家，又不为名利，只基于爱中国，希望中国和平昌盛，百姓少遭苦难。他心事，只好暂时放下燕大校务。不过要示马歇尔一件事，即是这件繁重工作，必须有傅协助。马也了解，向国务院提出，傅老以“大使私人顾问”名义，在大使馆住，但不接触使馆文件，也不支取国务院薪金。这史无前例的安排，一位中国老百姓竟住到美大使馆官邸，引起美国务院多人之怀疑与不满。在和谈中，傅的确成为司徒大使之左右手，参与外交机密。蒋介石以次达官贵人对他特别客气，蒋夫人亲切称他为Philip，待为上宾，更引起美国官员之嫉妒，常向国务院打小报告，这在1982年11月陆铿《访傅泾波谈国共和谈破裂内情》一文中有祥细描述。陆说：“从这些过程可以看到美国‘政治家’之短视。罗斯福在雅尔达出卖中国在先，杜鲁门又想出卖中国于后，这些人对经起马歇尔及司徒雷登真正中国之友来，应该愧死。”

　　五、

　　这时国民政府军节节败退，政府南迁至广州，苏联大使馆率先响应南迁。美国务院以当时是国共内战，大使馆不宜跟随南移，其余各国使馆以美国动向为前瞻，相率未离南京。此事引起后来迁台湾之国民政府极度不满，批评司徒有意留在南京，为要与中共和谈。

　　1949年3月，何应钦衔命组阁，李宗仁代总统与白崇禧将军联名邀请傅老出任何内阁之行政院秘书长，傅以在野之身为国家能作出更多贡献而婉谢。

　　现在由《司徒雷登日记》内摘写一些当年情景，1949年3月17日日记写“李文翰与傅铎若在我家举行订婚礼，观礼的有双方父母及傅履仁（按：Gen.John Fugh，傅老公子，业律师，后为美国华裔陆军少将）及很多亲友，各方致送花篮甚多，当此国家多难之秋，下午虽也多雨，即充满光明和喜悦。”现说说李文翰一家，李父汉铎（Dr.Handel Lee），南京神学院博士，司徒早年之学生之子女，后升为金陵神学院院长，是第一位中国人就此高职。司徒对两位学生之子女结为秦晋之好，自是十分高兴，故在日记中郑重一提。文翰是早期电脑专家，公子李景汉（Handel Lee）,名律师，中英文名均为纪念祖父。

　　1949年4月23日，中共大军开进南京，南京这时已十室九室，司徒大使及傅老未撤离。据当时南京合众社记者张国兴回忆，他和一些采访消息的记者如美联社的Seymour Topping被中共军软禁了一个星期，因为此前他曾去过江北战事前线采访，走错路，误共军军营，后查实是美记者而获释。中共入城后仍见到他，乃将他软禁。当年他和张国兴对傅老非常尊重，觉得傅老有现代头脑，充分了解新闻传播之功用，提供消息恰如其氛，是第一流公关人员。

　　他们虽自奉甚俭，但傅老当年仍做过燕京校友会会长多年，经常有校友来探望老校长，顺便在他家用饭，每年司徒生日又要准备数十人的饭菜。徐英学长在《司徒雷登晚年》一文中描述：“每年六月二十四日，司徒的学生们总在傅家为他庆贺生日，师生们欢聚一堂，我定时会由纽约来华府协助傅泾波夫妇招待，那时司徒已不能行走，上下楼全由傅扶持，他的寝室与傅相联，易于照顾。”

　　六、

　　司徒与傅老伉俪本想平静的安度晚年，谁知竟遭到不少困扰。1958年魏德迈将军（Gen.Wedmeyer）出版“Wedmeyer Report”，提到1949年在南京，一日，他的演讲稿放在桌上，不翼而飞，言外之意，暗示傅老拿走，言语含糊，曲解事实。傅老女婿Daniel Berman（暧泠之夫）极抱不平，转请律师控告Gen Wedmeyer毁谤。后魏虽有回信正式道歉，但此书已成畅销书，不少人以此书为据，不加深查，误作报道。为此事司徒屡次向傅老道歉，说是为他而令傅老受冤枉。1969年John Helby著“Mandate of Heaven”亦有不正确之处，经傅老家人抗议，作者及出版社也做了澄清。1993年邵玉铭著“An American in China”根据前二书之资料，一错再错，变本加励攻击傅老，称他是司徒大使调解国共和谈过程中失败原因之一，令人慨叹！

　　1962年9月18日，司徒老人心脏病发去世，享寿87，在纽约开追悼会，我香港燕大校友会敬挽：

　　创办燕京、菁莪乐育、古往罕其俦，毕生功业垂宇宙。

　　关怀中国、劳怨弗辞、今兹竟遽逝，举世同门哭先生。

　　司徒老人遗体火化后，骨灰盒由傅老捧回，安放在司徒校长生前居住的寝室案头，希望有一日重归燕园，与司徒夫人合葬。傅老夫妇多年与司徒相处，今司徒离世，怎能不伤感。

　　㈠

　　一别匆匆已逾年，音容仿佛在当前。

　　时移节换西风起，惹恨黄昏月正悬。

　　㈡

　　形影相随数十年，一朝永别泪潸然。

　　残红流水愁萧瑟，倦依栏干厌闻蝉。

　　1973年，周恩来为了两岸和谈及统一大计，密约傅老重访北京，可惜那时四人帮当道，周又重病在身，无法交谈。二十四小时有人名为陪伴，实是监视。不过对傅老伉俪还算客气，安排去临湖轩与老友相会，看样板戏，去东北参观炼钢厂及大庆油田等，二老不能自己安排活动，十一个月后返美。

　　1982年，杭立武写信邀约傅老夫妇来台北，肯定傅老是两岸和解最适当人选，傅老伉俪已年逾八旬，由女暖冷及外孙李景汉陪同前去台北，再去北京。在台北时见过张学良将军，这时张已不能起作用，又去慈湖凭吊蒋老总统陵墓。傅老知道成功机会不大，但仍本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理去了北京，和谈并无进展。

　　1987年北京方面允许将司徒待续人骨灰葬在燕园，林孟熹学长及郑介初学长且去临湖轩实地选了地点，但当局指定需傅老亲自送归。傅老已正值严冬，希望次年春天再去。不料后来又起变化，致未能完成司徒生前愿望。其实，夫人早年葬在燕园，文革后此墓已不知去向，且燕园也已变成北京大学校园矣。

　　1988年10月傅老去世，享年88岁。在美京中华基督徒教会举行追悼会，冠盖云集。中华人民共和国住美大使韩叙（司徒老校长学生，傅老燕大前后同学）亲率海陆空军武官参加，台湾北美事物协调会派首席顾问范道瞻及海陆空三军将官便衣追悼会。中国1949年分裂后，国共代表在同一场合出席，这可能是第一次。充分表示两岸双方对一位老人，终身为祖国和平统一奔走所表达的敬意。傅伯母也于1996年以98高龄辞世，她一生慈悲为怀，给我们晚辈树一好榜样。

　　前文提到，Seymour Topping在1945年已认识傅老，他现在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研究班教授，又是普立茲奖金（Pulitzer Prizes）的执行人，1995年10月给铎若信中说：“当年舆论对傅老是不公平的，司徒大使是位勇敢而有爱心的外交家，你父亲是位忠于司徒的帮手，研究新闻史的人都会知道。”可见历史的确是公正的！1999年7月他出版一书名“The Peking Letter”即是根据二老间的感人故事撰写的。

　　这些年来，美国务院政治研究专家们也说，当年司徒如能北上，国际大局可能有所改变，历史也要重写，七几年间基辛格（Keesinger）不也是先秘密去了北京，才打开了中美和谈之路吗！

　　纵观司徒雷登校长老伯一生，没有自我，不为名利，只有信仰及爱心，被误解时，只有饶恕与宽容，他们终生追求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安定，的确是20世纪中国改朝换代起伏中最无私奉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