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了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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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 人民日报 》( 2010年08月17日   20 版)

《余震》:张 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6年7月末的一天,我看到了《唐山大地震亲历记》,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30年时光和几千公里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击中了,感觉到了切肤的痛。回到多伦多后我便开始考察关于那场地震的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远远望见了一些被称为地震孤儿的孩子。那些孩子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他们的后来,常常被一些简单的句子概括了。“……成为某某企业的技术骨干”;“……以优异成绩考入某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我不肯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我固执地认为一定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关于地震之后的“后来”,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了。
我发觉我的灵感找到了一块可以歇脚的石头。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被深究的后来。
一旦我锁定了视点,王小灯作为我小说的中心人物便无比鲜活地朝我走来。我想,这个叫王小灯的女人若死在1976年7月28日,她就会定格在一个单纯快乐、渴望上学的七岁女孩形象上。可是,她却活了下来。天灾把生存推入了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中一个七岁的灵魂过早地看见了人生的狐狸尾巴。她那饱满地拥有过一切的童年,被一场地震突兀地震碎了。她渴望再次拥有,可是地震只教会她一种方式,那就是紧紧地揣住手心的一切:爱情,亲情,友情。结尾处小灯千里寻亲的情节是我忍不住丢给自己的止痛片,其实小灯的疼痛是无药可治的。世上再好的药,也许都无法让这样的疼痛消除,而只能让我们学会和它共处。
有人问我:“你不是唐山人,也从未到过唐山,你怎么能写唐山地震?”我以为这句话的蕴意是对我艺术想象力的赞叹,于是窃窃自喜。直到有一天,有人把它的另一种解读告诉我了,我才怔住了。我开始犯晕:我写了《金山》,可我不是广东人。我写了《余震》,可我不是唐山人。我写了《向北方》,可我没到过西藏,也不是印第安人——然而,是哪里人,真有那么重要吗?我恰恰认为,疼痛是没有国界乡界的。你感到了那一个地方的疼痛,你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余震》被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签约后不久,四川汶川又发生了特大地震。那阵子我感觉似乎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人们意识到,天灾带给建筑物乃至地貌的摧毁和改变,终究会渐渐平复,而在孩子们的心灵上留下的血,也许会在时间的严密包裹之下,渗流得更久,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