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真正的民族民义者

　　——熊飞骏

　　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改革开放。

　　洋务运动的宗旨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物质文明成果，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制西方列强对中华帝国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

　　洋务运动的政治底线是坚持皇权专制和官僚主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运动说白了就是一场只从事经济体制变革而拒绝进行相应政治体制改革的对外开放。

　　当时中国朝野的绝大多数官僚政客和社会精英都认定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是世界上最最优秀的政治体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治模式；唯一落后于西方的地方就是开采矿藏制造枪炮船舶器械的实用技术。

　　当时唯一对上述“朝野共识”公开提出质疑批评的官僚精英就是中国驻英公使郭嵩涛。

　　这位科举出身的旧式官僚，抱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在驻英公使任上不象其他帝国外交官那样只知享乐敛财和“跑关系”，而是把大部分精力深入英国社会，认真观察总结这个世界超级强国强大振兴的秘诀，因而拥有同时代官僚难以企及的真知灼见。他在英国写信给李鸿章，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西洋立国两千年，政治和教育，都非常修明。跟辽金崛起的情形，绝不相同……

　　西洋富强，固不超过矿业、轮船、火车。但它们所以富强，自有原因……

　　我们必须风俗敦厚，人民家给户足，作为基石，然后才可以谈到富强。岂有人民穷困不堪，而国家能富强之理。现在谈富强的人，把国家大事，看作跟人民无关。官员贪污，盗贼横行，水灾旱灾不断，上下交困，每天都在忧患祸乱。这时轻率的追求富强，只不过浪费金钱……

　　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

　　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按郭嵩焘的观点，国家富强离不开政治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是洋务派最忌讳的，他们办洋务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落后过时的政治制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把郭嵩焘的报告汇集出版。但拥有超人智慧的人往往是寂寞的，他的过人见识没有几个权力人物能够理解，相反被官场的那些高喊忠贞爱国实则以权谋私的卫道士骂成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

　　郭嵩焘的言论在当时能够由政府主持出版，说明当时的清政府还有开明进步的地方。

　　郭嵩涛的超人见识最终没有引起朝野的重视，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最终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

　　洋务运动后期取得的经济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华帝国上升为亚洲第一大军事强国和世界第六大海军强国。北洋水师号称“东方无敌舰队”。撮尔小国日本当时的海军实力则极为勉强地屈居十二位。

　　1895年，实力相着悬殊的中日两国海军在中国的近海决战，指挥操纵“东方无敌舰队”的军官全是些在官僚专制体制下用不尊严手段达到尊严地位的卑污政客，结果以绝兵优势的实力一败再败，最终在威海卫军港全军覆没。残存的无敌舰队在没凿沉剩余舰艇（海军投降惯例）的情况下“集体投降”？

　　洋务运动的成果自此灰飞烟灭。

　　一百年后的二十世纪后期，处于经济崩溃边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启动了第二次改革开放。

　　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宗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对外开放”。

　　第二次改革开放的政治底线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中学为西、西学为用”异曲同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从毛中国后期GDP屈居世界第十三位跃居到世界第三大经济实体。

　　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和谐”的是：当今中国面临着和洋务运动后期同样的困境：

　　贪污腐败如燎原烈火；

　　社会奉行“逆淘汰”规则，人才遭受空前压抑；

　　自然资源过度开发，生态遭受空前破坏；

　　不公不稳和道德底线失守，社会呈现整体溃败的趋势；

　　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突发性事件此起彼伏，整个社会都在“不讲理”；

　　极端思潮象野火一样滋长，二次文革山雨欲来风满楼。

　　…………

　　在“辉煌六十年”凯歌声中，绝大多数朝野人士只看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看不到繁华盛宴背后隐藏的深刻危机。多数权力人物为了保持形式上的“高度一致”，就算对“形势”有不同看法也只停留在“腹非”的层次，不能对惯性运转的“特色维稳政策”构成理性健康的压力。能够直面自身弱点，勇于公开表达与主流舆论导向不一致声音的政治精英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前国家元首李主席的乘龙快婿，空军中将刘亚洲！

　　中国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后的二十年步入了“逢美必反”的国际关系误区，“慷慨激昂骂美国”几乎成了权力阶层最安全也最能积累政治资本的政治游戏。

　　刘亚洲不但没有随大流步入“慷慨激昂骂美国”的行列，相反还公开发出有力的声音肯定美国，主张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

　　2004年，刘亚洲将军在昆明某空军基地进行了一次震撼国内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演讲：

　　“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讲了半天，美国可怕之处何在呢？我自己感觉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

　　“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可知。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

　　“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

　　当今中国要想文明进步，必须跨越两大“政治壁垒”：正视毛泽东！正视美国！

　　不肯正视毛泽东，我们就无法放下历史的包袱；不肯正视美国，我们就无法走向阳光未来！

　　刘亚洲将军无疑走在时代的前列！

　　当我们的多数权力人物沉浸在“繁华盛世逐香尘”，高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不动摇时，刘亚洲将军冒着影响个人政治前途的风险，在香港《凤凰周刊》撰文，公开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外交策略，话题直接触及一个敏感的政治禁区，声称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预言中国在未来十年必定会走上民主之路。

　　“今天的中国社会，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是，从上到下都洋溢着有钱好办事、钱能摆平一切的热情。它带来的是急功近利、用钱买路的逻辑和行为方式，完全忽视必不可少的长期细致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 “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人类社会以十年为度，可见政治兴衰；以百年为度，可见社会兴衰；以千年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兴衰”。

　　“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我们不可能有退路。”

　　“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而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后的制度。”

　　“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传播不受国界限制，也不受历史限制。” “中国并不缺乏真理，而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

　　刘亚洲指出：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因此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刘亚洲以前苏联比喻，指苏联的失败主要在于内因，它并没有被世界大战打垮，却在制度竞争中被打垮了，苏联的教训都是中国的镜子。

　　“一个制度如不能让公民自由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就必然灭亡”。

　　他更直指，当年的苏联也曾强调稳定，把稳定看成目的，“稳定压倒一切，金钱摆平一切，结果激化了矛盾，一切反了过来”。

　　…………

　　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真男人！“敢于承担责任”是当今中国官场最稀缺的政治品质！

　　刘亚洲将军很实在，不知道“唱红歌”，不知道“搞政绩”，不知道“骂美国”，不知道“绝不”，不知道“坚决抵御”，不知道“高度一致”……当代中国传统积累政治资本的手段他好象一样也不会。我去过几次京城，听京城的朋友说，刘亚洲将军个人生活很低调，好象压根儿就不懂得显摆与他职位相称的排场。

　　刘亚洲将军的另类作风和洋务中国的郭嵩涛一样给死水般的中国官场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

　　刘亚洲将军是当代中国的郭嵩涛！

　　郭嵩涛的睿智、远见和强烈民族责任心没有引起百年前中国的重视，结果第一次改革开放的成果灰飞烟灭。

　　今天的中国没有理由忽视刘亚洲将军的睿智、远见和民族责任心！今天的中国和百年前的中国形势绝然不同，后面没有退路，后面是万丈深渊！

　　刘亚洲将军言论录：

　　“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

　　“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

　　“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

　　“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

　　“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

　　“中国最没有新闻的地方就是在报纸上。”

　　“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一味地‘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也不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能象古代一个武侠一样躲进深山里苦练武功，待武艺高强了再出来与敌人决胜吗？”

　　“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给你们。我更不能要求把你们的思想都统一到某一个思想上来，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偏要追求那种可能，这是非常虚无飘渺的，实际上做不到。”

　　二0一0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