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哪！艾柯这个人

南方周末　  　2007-03-15 15:09:50
□本报记者　夏榆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罕·帕慕克在回答读者的提问时说：“卡尔维诺教会我独创性与历史同等重要，艾柯让我学习了温文尔雅地运用谋杀的形式。”
3月5日，安伯托·艾柯到达北京。记者问：“奥罕·帕慕克说他的写作受到您的影响，您怎么看？”
艾柯回答：“这是我到中国后第三次听到。在欧洲从来没有人这样问过。”
“我很意外会有人这样问。对，我是写到了19世纪的谋杀，但是这个题材在欧洲是个被广泛运用的题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帕慕克产生影响，如果这对帕慕克有影响，那就有吧。”艾柯说。
多位一体的偶像
尽管记者们被反复提示，在社科院演讲大厅里有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重要人物”，但是记者们还是只围着艾柯。艾柯无法安静地喝一杯咖啡，不能悠闲地抽一支烟。
被围着，艾柯不得不跟人说话，他的回答总是简单而直接，有时干脆以沉默相对。
艾柯最清楚和详尽的表达是在他走上演讲台的时候。
艾柯有诸多大师名号———小说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是欧洲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到复兴欧洲运动，艾柯像世界许多重要知识分子一样，置身于事件前沿，不断地发出独立的声音。
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兴欧洲运动”。
艾柯参与了这场由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发起的“复兴欧洲运动”。这场运动的参与者都是鼎鼎大名的知识分子，如瑞士作家阿道夫·穆士格、意大利哲学家吉阿尼·瓦蒂默、西班牙作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匈牙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伊姆雷·凯尔泰兹，以及被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女作家苏珊·桑塔格等。
这些不同国籍的知识分子同时在欧洲最有影响的大报发表文章，阐述他们在伊战硝烟背景下对欧洲未来的思考。艾柯的文章发表在意大利《共和国报》上，他表达了自己对复兴欧洲的立场———“不是欧洲外在的无力，而是欧洲内部的堕落”。艾柯说，欧洲的一体性应当存在于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传统之中。美国不是欧洲的敌人，也不是欧洲的“他者”。
早在1993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时，艾柯就参与了在巴黎索邦大学召开的主题为“国际干预行为”的会议。与会者有法学家、政治学家、军事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医生……总之是各种各样从来就不喜欢看到战争的人士。
艾柯在他的关于“科索沃”的演讲中说：“那次令人饱受折磨的会议所得出的结论是：干预就像是一场外科手术，它意味着有效地阻止和消除丑恶行为。”
在欧洲知识界，一直有人把艾柯与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罗兰·巴特进行比较。
1959年，艾柯27岁时，开始为米兰一家报纸撰写名为“小记事”的专栏。这些文章被结集出版。“小记事”的最初风格类似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巴特的书出版于1957年，那时我已经开始写《小记事》，但并不知道巴特的那本书，否则我绝不会胆大妄为地写一篇谈论脱衣舞的文章。而且，我相信，正是在读了巴特之后，出于谦卑，我放弃了《神话学》的风格，逐渐向混成模仿体裁发展。”艾柯说。
然而艾柯的谦卑没有限制他作为符号学家的成长。
1964年，罗兰·巴特发表《符号学原理》，同年艾柯发表论著《启示录派与综合派》。1965年，艾柯的论文《詹姆斯·邦德：故事的结合方法》发表于罗兰·巴特主编的符号学杂志《通讯》上，艾柯跻身于以罗兰·巴特为核心的符号学阵营，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将。此后，艾柯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创立了国际上第一个符号学讲座；不久就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符号学讲座的终身教授。哲学家赵汀阳曾在博洛尼亚看到一个旅游广告上写道：“博洛尼亚拥有举世无双的长廊和艾柯”。
此间，艾柯还在美国西北大学(1972)、耶鲁大学(1977)、哥伦比亚大学(1978)授课，成为与罗兰·巴特比肩的符号学家。
1980年3月26日，罗兰·巴特在与人共进晚餐之后横穿学校街区，被洗衣店里的一辆卡车撞倒，抢救无效死亡。罗兰·巴特辞世之时，正是艾柯走向成熟之际。1980年代，艾柯先后获得了全世界二十多所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与此同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艾柯更加活跃，也更加被世界所瞩目。
建了一座“玫瑰迷宫”
在北京国际饭店的商务中心，一个到过意大利的年轻人截住艾柯。
年轻人用熟练的英语说，他去过意大利好几座城市，然而他所见到的意大利城市在艾柯的小说里并没有出现。年轻人问，艾柯的小说是否是全球化的小说？艾柯回答：我的小说是关于意大利的小说。年轻人坚持说不是———我认为您的小说里没有意大利特征，最多是欧洲的特征。艾柯有些无奈：那好吧，就算我写的是全球化的小说吧。
在艾柯走出国际饭店前，有人问到艾柯对保健和养生的看法、对漫画的看法、对流行读物的看法。艾柯耐心地回答，他说他不喜欢那些东西。被追问不喜欢为什么要研究时，艾柯调侃地说：人们研究蛇不见得就喜欢蛇。
不能被准确地阐释对艾柯是寻常的，“为自己进行辩论和自卫”，这样的斗争在艾柯的生活中也持续多年。
在艾柯的一生中，有两个人是不能忘记的，这就是乔伊斯和卡尔维诺。
1958年，艾柯还在意大利米兰电台工作。其时，艾柯正在研究乔伊斯。《纪念乔伊斯》是艾柯在米兰电台制作的一档广播节目，每期45分钟。“一开始是朗读《尤利西斯》的某一章，广播节目有拟声的狂欢，用3种语言朗读，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后来因为乔伊斯自己说，这一章的结构是卡农赋格，所以我和制作人又在原文加上赋格音乐，使《纪念乔伊斯》成为像交响音乐一样的广播作品。”艾柯在自述中追忆这段时光。
“伊塔洛·卡尔维诺听到了《纪念乔伊斯》的节目，读到了我发表在前卫杂志《音乐会见》上的文章，卡尔维诺代意大利一家出版社跟我约稿。他问我能不能抽出一部分文章来让艾瑙迪出版社出版。我说可以。因为卡尔维诺的支持，我开始计划出版一本完整的书，阐释当代艺术理论中的形式和不确定性。”
这部经由卡尔维诺帮助出版的书取名为《开放的作品》———一部关于时代和社会及艺术的惊世骇俗的书，对20世纪先锋艺术做了最具挑战性的理论总结。
1962年，《开放的作品》出版后，艾柯就体验到了别样的境况。一方面他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另一方面又激怒了另一些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人被激怒，好像我在侮辱他们的母亲。他们说：不能这样谈论艺术。他们对我侮辱谩骂。那是非常好玩的年代。”艾柯回忆说。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年，成为走向非传统的“人文学”的美学起点。
1979年，卡尔维诺发表小说《寒冬夜行人》，这部小说被评论家认为是典型的后现代小说。艾柯在他的叙事学专著《悠游小说林》中满怀温暖地写道：“今天的读者拿我的《读者的角色》和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相比，可能会觉得我的书是对他的小说的一种回应。但事实上，这两本书几乎在同一时间完成的。我们对彼此的工作完全不知情，虽然我们长久以来都萦绕着同样的问题。当卡尔维诺把书寄给我的时候，他肯定也收到了我的，因为在献词页他写道：‘给安贝托：读者在上游，伊塔诺·卡尔维诺在下游。’”
1985年，卡尔维诺逝世，意大利举国哀声。
有人说卡尔维诺的去世，意味着纯文学在西方的终结。作为卡尔维诺的好友，艾柯还是表达了异议：“文学不会死亡，纯文学也不可能终结。”
在卡尔维诺写出杰出的小说《寒冬夜行人》不久之后，1980年，艾柯写出了《玫瑰的名字》。
早在1952年，艾柯已经有意写作一本名为《修道院谋杀案》的小说，但直到1978年3月他才正式动笔。他将小说背景放在自己非常熟悉的中世纪，并从一篇中世纪的散文作品中找到了合适的题目。《玫瑰的名字》的出版商原计划印3万册，没想到销量很快达到300万册。迄今则已经翻译成35种文字，销售了1600万册。　《玫瑰的名字》使艾柯之名蜚声世界，跻身于第一流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之列。有趣的是，《玫瑰的名字》一出，各种研究论文和专著源源不断，特别是关于“玫瑰之名”的阐释几乎构成一场20世纪末期的阐释大战。而艾柯的澄清、挑战或是回应也成就了他的《〈玫瑰的名字〉：备忘录》(1980)、《诠释的界限》(1990)等专著。
在此期间最著名的事件是，1990年剑桥大学丹纳讲座就阐释学问题邀请艾柯和理查德·罗蒂、乔纳森·卡蒂等4位著名学者展开辩论，剑桥大学的这场辩论促成了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在1992年的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
作为小说家的艾柯继《玫瑰的名字》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另外3部长篇小说：《傅科摆》(1988)、《昨日之岛》(1994)和《波多里诺》(2001)，这些小说部部畅销，好评如潮。
作家格非读到过艾柯在哈佛大学做的“关于叙事学”的演讲，在北京，艾柯在回答格非关于《玫瑰的名字》的叙事策略时说：“我的小说《玫瑰的名字》是一个关于小说的小说。在小说里我用了各种手段，包括使用各种引文，但这只是一个文本的策略。我的目的不是想表达一个中世纪的意大利，而是要表达今天的意大利，表达今天意大利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危机。这是我的一个诗意的感觉。”
从不夸大其辞
北京三联书店的咖啡厅，应邀而至的学者、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及出版人济济一堂。
在北京访问的时间里，紧随艾柯的是他的妻子。
有着一头褐黄色的头发，清瘦而俏丽的面孔，身材颀长。她是电影导演，关注当代艺术。
在艾柯接受记者访问时，她在门口守候着，对艾柯做各种手势，她的神情优雅，目光柔和，而艾柯的微笑则显得充满信赖和依靠。
很多时候是妻子在代艾柯讲话。声明已戒掉烟的艾柯在灯光昏暗的咖啡厅点燃雪茄。
艾柯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我的父母当年看毕加索作品的时候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根本看不懂。可是现在毕加索的画会出现在各种杂志上，包括巧克力的包装上。”
“我想知道在中国的中小学校里有没有现代艺术的教程，”艾柯说，“我看我的小孙子，他在小学里的美术课本里都有‘波罗克’式(把画色散在画布上)的绘画，那些画在我小时候所处的年代里是不能接受的，但是现在我能从只有5岁的小孙子的课本里看到那些画。”
艾柯诞生于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蒂州的亚利山大，故乡小城的文化氛围冷静平淡而非意大利式的热情洋溢。艾柯不止一次指出，正是这种环境塑造了他的气质：“怀疑主义，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夸大其辞地断言。”
艾柯的父亲古里奥是一名会计师，一生中曾经被政府征召参加了3次战争。在二战期间，艾柯与母亲乔瓦娜搬到皮德蒙特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居住。艾柯共有12个兄弟姐妹。
13岁时，艾柯参加了意大利天主教行动青年行动团，在方济各修会做过一段时间的修道士。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接触了天主教的哲学核心———托马斯主义。19岁，艾柯进入都灵大学哲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艾柯进入新闻传媒界工作，同时他开始与一批前卫的作家、音乐家和画家交往，5年后他离开传媒，到米兰一家杂志社当了非文学类栏目编辑。这份工作他做了16年之久。艾柯是以中世纪学者的身份步入学术圈的，他的论著《中世纪的艺术和美》，反对将中世纪视为“蒙昧时期”，而将其视为欧洲近代文明的坩埚，认为近代文明的各种倾向都植根于中世纪。与其说艾柯的早期研究取得了什么具体的成就，毋宁说他找到了一种综合的视野、辩证的态度。
学者马凌致力于研究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作家，她说：“艾柯无疑是当代欧洲最博学的学者之一，他自己也曾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过‘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提出符号学的等值特点以及个人的推理能力、演绎能力能使艺术家打通壁垒。”
在北京三联书店的咖啡厅。中国之行北京站到最后一程，寒暄过去，艾柯坐在人群的后边。
参与中国艺术家交流的是艾柯的夫人。她用DV机放映她拍摄的纪录片，同时解释那些画面的意思。在白色的大屏幕上，是一个装置艺术家在用帆布盖一个巨大的建筑物。不断地展开，不断地覆盖。画外是小提琴舒缓如流溪的乐音和淅沥而下的雨声。
在昏暗的咖啡馆的后端，声称已经戒掉烟的艾柯咬着雪茄在椅子上睡着了。

“《波多里诺》的主角是个韦小宝式的人物，罗马皇帝腓特烈收其为养子。”出版人赵武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