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笔从戎学班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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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笔从戎学班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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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幼年立定从军的戎志,以祖父辈为榜样,做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因此,对科场时文极无兴致。

然而,这并非说明他的文墨荒凉,一窍不通。他毕竟经过众多良师教育,文史功底也很深厚。改革开放后,由廖一中、罗真容整理出版的《袁世凯奏议》(原名《养寿园奏议》,养寿园是袁世凯寓居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别墅名),共四十四卷、三巨册、110多万字,即是袁世凯一生文墨的大部分。

读读袁世凯的原墨,即可知其文字和知识功底。可惜辱骂、否定袁世凯的那些大小作品,怕是都没见过袁世凯的原墨,胡写乱骂而已。

袁世凯娶妻生子,又分得丰厚的财产,生父也早于1875年病死,他独门立户,家居三年。

袁家是高门显族,他本人是见过大世面的富家公子,史科记述他“性任侠,喜为人鸣不平。慷慨好施与,以善为乐,寒士多依为生,士绅推戴,负一郡望”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一(该书记述袁世凯前期生平)。。

这自然不是否定他的著作说的“胡天胡地的恶少”,而是“负一郡望”正义之士的主心骨,文人学士的食主。犹如春秋时期的平原、春申、信陵、孟尝四君子,宽厚爱人、尊贤重士,以揽英才。

这几年,他的身边也的确聚集了一大批文武学子。他办起了“丽泽山房”和“勿欺山房”两个文社,他主持其事,出资供给食用一切。

袁世凯主持的文社无大内容,无非对诗饮酒、议论文章;同时也驰骋讲武,习练武技。

光绪五年(1879年),袁世凯的姑丈张向宸受命办理河南赈捐,委他专办陈州捐务。袁世凯办得异常出色,“集款独巨”。这一方面说明他办事干练;另一方面说明他在地方影响很大,才能令绅商捐款。从而说明,《容庵弟子记》中“士绅推戴,负一郡望”的记述不虚。

为此,张向宸把袁保恒生前的捐款,为袁世凯捐了一个七品的中书科中书,表示对他奖励。对于此事,否定袁世凯的作品,到袁世凯从军时报了中书七品,以为是袁世凯投机谎报。实际上晚清的捐官,已成制度,并非见不得人的丑事。官吏中出现“科班”与“捐班”两种,从清廷角度是卖官以补财政;而客观上是向商人开放政治,打破了长期轻商抑商的局面,许多民族资本家捐了官衔,其社会地位便发生了改变。胡雪岩因经商而资助左宗棠西征,为西征军安排饷械,得到了一品官位,被称为“红顶商人”,在前清封闭政治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事。

同年,袁世凯又与他主持的文社多人参加了乡试。榜发、文社有两人中举,他再次榜上无名。尽管他并不热衷科举,但既然参加了考试而未被取中,也是很丢面子的事。这次失败,促成他彻底丢弃科考,投笔从戎的决心。据记载,他“倾箧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曰: 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明耶! ”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一。

随后,他便收拾行装,北上京都,谋求安身立命的途径。他家居的几年,因慷慨好施,家产大半荡尽。他不惜毁家借贷,筹借了川资,北上京师。

但是,他到了京城后,虽然那里有不少祖辈父辈的门生故旧,因自己的先人多已凋零,故无人问及。不仅没寻到建功立业的机会,连返乡的路费也花得精光。

完全落拓的袁世凯何去何从,史书记载有了多种说法。大致正确的说法是,他先是出京到了天津,他的堂叔袁保龄正在天津李鸿章督署做幕宾。由同做李鸿章幕僚的周馥为袁世凯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入李氏的幕府。他认为李鸿章手下有的是人才,自己去了难有出头之日,便放弃投奔李鸿章的机会,继续寻觅机会。

此后,堂叔袁保龄给了他四十两银子,让他返回河南。但他认为开弓没有回头箭,便拿上这四十两银子,乘轮直去上海,到那里去找寻机会。

上海虽然繁华,但同样无机会可寻。袁世凯逆旅寂寞,在烟花场上遇到苏州籍的妓女沈氏。二人情好日密,沈氏愿资助他川资,劝他赶快离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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