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公民，临终有遗言

　　皇帝成为公民

　　到1956年末，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基本上都已经释放回国，空闲下来的监舍逐渐又被一批批移押进来的国民党战犯住满。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决定了溥仪、杜聿明等国内重要战犯的命运，从此战犯们便渐渐地放下心来。他们都是从时代风云中走过来的，有纵观全局的本领，尽管不曾听到讲话的直接传达，也早从通信、探监、参观、观礼等方方面面的迹象中，特别是对日本一些最严重的战犯的审理和宣判中，看清了自己的乐观命运。

　　毛泽东既然已经确定了“一个不杀”、“不审不判”的方针，他当然也会有分批释放国内战犯的具体部署，不过有个时机问题。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其中第一条：“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关押10年而确已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

　　9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晨的新闻联播中，将要播出这一重大新闻以及国家主席刘少奇将要颁布的特赦令。遵照上级有关领导部门的指示，战犯管理所在18日这天早晨新闻联播节目开播之前，便把全体在押战犯集合在走廊里等候收听广播。6时30分，当扩音器里传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对在押战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犯实行特赦的特大新闻时，只见战犯们都纹丝不动地伫立在走廊里静静地听着，周围的空气好像都凝结了似的，沉寂得连人的呼吸都能听得到。播音员最后的一句话刚刚落音，走廊里便爆发出欢呼声、口号声和热烈的鼓掌声。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断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溥仪在一份手稿中写道：“特赦，是谁提出来的呢？是共产党中央。建议要赦的是谁呢？是过去对人民犯下滔天大罪、屠杀无数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分子。建议的署名者毛泽东主席，他的妻子、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就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儿子牺牲在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疯狂侵略战争中……”

　　对于特赦的思考，表明溥仪的立场和感情都已有了巨大的变化。愈是如此，就愈有历史的沉重和负疚感，当别人悄悄整理衣物准备出狱的时候，溥仪对自己却不抱希望。别人都不愿放过这个热门话题，他却只出两只耳朵，不参与议论。有人问他“能否首批获赦？”他照直回答说：“我不行，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不但溥仪自卑，其他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接受改造态度又好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最乐观的是那些参谋长和校级军官，他们甚至已经作好了获释的准备，而溥仪显然是“首恶必办”的首要对象，即使全部战犯都放了，怕也轮不到他头上。

　　不久，战犯管理所来了一大帮记者，他们总是把镜头对准溥仪，有人猜测先赦皇帝的可能性，但多数人仍认为这些记者是出于好奇，都想借机看看这个著名的末代皇帝，照相多不等于释放早。

　　盼望特赦的战犯们终于捱过了入狱以来最漫长的两个月，溥仪过得倒很平静。11月30日，那天大雪纷飞，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房屋、道路和操场，盖上了晶莹洁白的雪花。次日放晴，战犯们依例各拿工具扫雪，清除积雪后，又遵照管理所的安排，把大俱乐部也布置一新，接出许多条电线，安放了录音机和摄影机，又用汽车运来许多条长凳。人们心中都明白：这是要开特赦大会了。

　　这些天，孙明斋所长等人先后找溥仪谈过话：谁最有可能首批获赦？他认真想了一会儿，说出了组长的名字。再问还会有谁？他又说出了最近一次评比中成绩优秀的一个，还说了一个学习委员会的成员。有人问他：如果有你，你怎么想？溥仪微笑地说：“我认为首批不可能有我，我还不够格。”

　　当天晚上，金源副所长找溥仪谈话，问起对特赦的想法。

　　“国家主席发布的特赦令，你们也学习了，特赦令中申明，对那些确有改恶从善的，将于国庆十周年后特赦。如得到特赦，你将怎样？如得不到特赦，你又将怎样？”

　　溥仪回答说：“我认为我与别人相比，我不如他们，这次特赦不可能有我，如果要继续在这里改造，我一定老老实实接受教育。”

　　1959年12月4日，对爱新觉罗·溥仪来说，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是他后半生的起点，从这天开始，溥仪不再是皇帝，也不再是罪犯，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因此，这不能不是他感受万千的一天。

　　这天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隆重召开。“爱新觉罗·溥仪！”这就是那张“特赦名单”所列出的第一个名字。

　　溥仪一下子愣住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却在一两秒钟之内突然出现了，溥仪感到意外，他慢慢地站起来，在全体战犯的注视下，他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伸出颤抖的手，眼含热泪接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然后鞠躬行礼。

　　一个崭新的政治生命诞生了，就诞生在中国的宣统皇帝的躯壳之中。这消息当天就登上了日本报纸的显要版面，第二天又在华盛顿、伦敦、巴黎，以及中国台北和香港等地见了报，一下子传遍了世界。

　　末代皇帝的新生

　　溥仪特赦回到北京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朱德委员长、水电部部长傅作义等国家领导人，利用到北京植物园观赏花卉的机会，也一定要会见溥仪，亲切地跟他攀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作为把溥仪从战犯改造成为公民的专政机关的代表，继续关心溥仪，也到植物园看望他，愿他能巩固住改造的成果，不断取得进步。

　　作为公民的溥仪不但为国内各界所关注，也是受到全世界注目的人物，各种肤色的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有俄罗斯哲学家、乌克兰女作家、匈牙利和墨西哥的记者、智利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以及英、美、日等国的作家与记者等等。

　　当毛泽东向外宾介绍中国经验的时候，也不止一次地把溥仪推荐给国际友人，一批批国际友人与中国末代皇帝见了面。随着社会交往的增多，溥仪开始走向世界。

　　蒙哥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负盛名的盟军统帅之一，他在1960年5月24日至28日期间首次访华，并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在欢迎蒙哥马利的盛大国宴上，溥仪和杜聿明作为特邀客人出席。

　　当周恩来指着溥仪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位便是中国清朝的宣统皇帝”时，溥仪出人意料地大声回答：“今日光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总理与在座者一起热烈鼓掌。

　　还有一次，溥仪见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噢，是皇帝驾到，我得给您叩头。”斯诺早已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溥仪的近况，一看见溥仪，就像熟人似的微笑着用略显生硬的汉语开了一个玩笑，斯诺一向是个十分风趣的人。

　　“历史上那个有罪的皇帝已经死去了，如今，站在您面前的是公民溥仪……”溥仪却一本正经。

　　“看你现在的身体很不坏呢！”斯诺关心地打量着穿着整齐的溥仪。

　　“您说得对。几十年的帝王生活，把我的身体弄得很糟。那时候我是弱不禁风的，一走路就透不过气来，随时都有可能'驾崩'。今天大不相同了。我可以整天走路、劳动，一点儿不觉得累，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溥仪不无骄傲地说。

　　溥仪作为公民，还参加了人民代表的选举。最初，植物园的领导也说不清溥仪是否有公民权，经过层层请示，直到把问题摆在周恩来总理面前。周恩来当即指示工作人员打电话答复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么能没有公民权呢？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这是不言而喻的！

　　溥仪特赦一年后，溥杰也获得了特赦。喜讯又一次震动了爱新觉罗家族。爱新觉罗家族的一对亲兄弟，如今以自由人的身份在北京喜相逢，欢乐之情自不待言。

　　不久，周恩来接见了溥仪和溥杰兄弟，谈了溥杰的工作问题。几天以后，溥杰被安排到景山公园管理处工作。

　　溥杰特赦后遇到了家庭团聚的问题。当年，溥仪、溥杰等人被俘后，溥杰夫人嵯峨浩带着二女儿嫮生历尽艰辛，经受一年多的流浪之苦，辗转回到日本，与生活在外婆家的长女慧生团聚。

　　当溥杰特赦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嵯峨浩急切地想与丈夫团聚。溥杰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收到了妻子自东京拍发的要求回国团聚的电报，几天后又收到了充满思念之情的妻子和女儿的来信。溥杰也期盼着妻子女儿的回归，真想立刻见到她们，从而结束因战争带来的天各一方、家庭破碎的局面。但是在家族内部却为此产生重重的矛盾。

　　令溥杰深感困惑的是，大哥溥仪继一年前将要离开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对他的嘱咐，又一次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劝溥杰跟嵯峨浩一刀两断。

　　嵯峨浩要求回国团聚当年，溥仪就极力反对溥杰和嵯峨浩的结合，认为这是一种“政略婚姻”，对日本籍的弟媳心存芥蒂。溥仪说：他一听到日本就有反感，加之嵯峨浩还有特殊政治背景，与这样的人同床共枕，会生出立场问题，会因为“枕边风”而陷入“特务”的泥潭之中，那就拔不出腿来了。虽然溥杰不认为这么严重，却说服不了大哥，而弟妹们这时也都顺从大哥，奉劝二哥少惹麻烦，不要为了一个身份复杂的妻子毁掉自己的半生前程。

　　但是溥杰却不这样想，当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政略婚姻”现在已经完全有了崭新的内容，溥杰婚后和妻子互相信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事实已证明他们夫妻俩的感情是深厚的、纯洁的，在热爱中国和中日友好这个大目标下，他们夫妻俩的感情更加巩固，没有理由再让他们天各一方了。

　　更让溥杰放心不下的还有自己的亲生女儿。原来，溥杰的大女儿慧生，在与父亲通信后的第二年就殉情自杀了。

　　慧生的去世，对溥杰和嵯峨浩是巨大的打击，在友人的劝慰下，为了摆脱失女的痛苦，嵯峨浩开始写作自己的回忆录《流浪的王妃》，并在第二年由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并被拍成同名电影。溥杰也写有很多怀念爱女的诗词。

　　妻子望眼欲穿地苦等丈夫十多年，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溥杰再也不想让妻子的感情受到丝毫的伤害了，他盼望着与妻子女儿早日团聚。

　　思想苦闷的溥杰，向北京市民政局和中央统战部接待他的干部袒露了心事，诚实地述说了自己的愿望，也诚实地汇报了大哥溥仪的意见，这很快就引起了民政局领导及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使溥杰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很快，周恩来知道了此事，于是，周恩来、邓颖超请载涛、溥仪、溥杰等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到他家中共进晚餐吃除夕饺子，与家族中人商议嵯峨浩回国一事。

　　周恩来会见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嵯峨浩不是敌人，也希望大家不要把她当做外人，要以亲属相待，她是咱们中国的爱新觉罗家的儿媳妇嘛！由于来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对于我们的社会，她不会一下子就理解。大家要耐心地帮助她进步，不要操之过急，不要有什么顾虑，要多和她接触。人是可以转变的嘛！我们把嵯峨浩接回来，有两个可能：一是跟溥杰生活得很和谐，这就是好事；一是彼此失望，她再回去。她如果想回日本随时可以走，来去自由嘛。溥仪先生，让我们来试试看吧，好不好？”

　　经过周恩来的耐心开导和说服，大家终于在邀请嵯峨浩回国定居的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和行动。溥仪也表示不再反对了。

　　“我感动！我赞成！”总理那商量的口吻深深打动了溥仪的心，使这位对“日本”二字极为敏感的前皇帝终于心悦诚服了。

　　不久之后，一封由万嘉熙执笔以家庭的名义和一封溥杰个人名义的两封家书就漂洋过海交到了嵯峨浩的手中，表示期待嵯峨浩和嫮生速速归来。

　　1961年5月17日，嵯峨浩与二女儿嫮生冲破重重阻力，取道香港来到北京。一家人终得团聚。嵯峨浩决定留在中国陪在丈夫身边，并想把二女儿嫮生也留在身边，但嫮生由于生活习惯仍想回日本去，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她最终回到了日本。

　　“造反小将”吓坏老溥仪

　　溥仪自从参加政协工作以来，是怀着虔诚的心情来对待每一场政治运动的。因此，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的时候，溥仪还是严肃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对待。

　　但是，“红色风暴”越来越猛烈，大批革命老干部和学术上造诣极高的知识分子被揪斗、抄家、游街；许多平时常有接触、关心且帮助过他的党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批斗、被打倒。这些溥仪心目中的好人，一转眼成了这场大革命斗争的对象。显然，他思想上搞不通，溥仪内心的困惑也越来越大了。

　　随着“破四旧”出现的一连串所谓新事物，包括家庭变化、人伦关系的异常，无一不使他困惑不安，心中极度矛盾。开始时，幸好政协机关公布一条规定：文史专员们不介入这场席卷全国的“文革”运动。溥仪和他的同事们得以置身于狂飙之外。

　　但是，没过多久，形势急转直下，这条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规定也被冲破了。政协机关就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史专员们不久就变成了斗争的“靶子”，处境发生了危机。

　　杜聿明、康泽和沈醉在政协大院内被一大帮孩子们（机关干部的家属）捉弄、围攻和侮辱，往身上扔黄泥团、吐唾沫；继而廖耀湘的夫人张瀛毓、王耀武的夫人吴伯伦被“红卫兵小将”们当做“国民党将军太太”而遭围攻、辱骂；接着，杜聿明、宋希濂、董益三等人被抄家，造反派无理取闹，竟连董益三的妻子宋伯兰的退职金和全部积蓄也被抄走……

　　恩爱夫妻：溥仪与李淑贤群众造反组织贴出告示规定：政协委员一级(原薪200元)降薪百分之五十，文史专员一级(原薪100元)降薪百分之三十。并要求文史专员们停止集体活动，回家“学习”。溥仪的工作权利被强行剥夺，心中感到十分难受。对溥仪来说，工作的权利是经历10年改造才赢得的，是国家总理亲自安排的，竟被强行剥夺，他愕然了。

　　终于，溥仪家的大门也关不住了，臂戴“红卫兵”袖章的“小将”们一批又一批地闯了进来，宣告是来“破四旧”的，他们在院子里上下左右搜寻“四旧”对象，于是下达了一道命令：“溥仪！上房去把那对儿石狮子打掉！”溥仪说，住房是国家财产，希望能允许给政协房产部门打个电话，“红卫兵”哪里肯依，说话时早有人把砸下来的石狮子扔到了院子里。

　　“红卫兵”来到室内，勒令溥仪送走客厅的沙发软床等“资产阶级家具”。

　　于是，溥仪打电话让政协派大汽车来，拉走客厅中的沙发、卧室中的双人软床等，并调换了必要的简单用具。

　　“红卫兵”接连不断地涌来，使溥仪惊恐万状，他找政协机关请示。但是，政协组织已经不能正常工作，机关领导也是处境艰难，自身难保，只能让他们去找派出所和街道组织解决。他来到管区内的福绥境派出所。派出所也不敢和红卫兵作对，不敢反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但是考虑到溥仪的特殊身份，考虑到事关党和政府的改造政策，他们决定向上级部门请示。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很困难的，无论北京市公安局，还是国家公安部，都不敢贸然在一些敏感的具体问题上擅自表态。这时有人想起了周恩来，他们知道，溥仪特赦以后得到总理的关照最多，于是，他们尝试着接通了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电话。答复是明确而令人鼓舞的：对于已经改造而成为公民的溥仪先生，应该加以保护。有了尚方宝剑，福绥境派出所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溥仪说：“问题解决了，今后遇有异常情况打个电话来就行。”溥仪也乐了，立即掏出随身携带的长二寸、宽二寸半的横式小通讯录来，记下了当时在场的人员姓名和电话号码。

　　果然，几天后又有几支造反小分队前来叩门，溥仪就照约定接通派出所的电话，民警马上带着管区内红卫兵纠察队赶到了，当时的红卫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红卫兵纠察队能管住他们。那些心怀非分之想来抄家的“造反小将”，汹汹而来，悻悻而去。

　　与此同时，李淑贤到粮店买细粮也被拒绝，粮店售货员正式通知他们“今后只售给玉米面，不再供应他们面粉和大米”。原来溥仪已被作为“黑五类”对待了。幸亏用粮票还可以在街上买馒头，否则，溥仪夫妇的主食就成为难题了。

　　派出所领导又亲自到粮店交涉，要他们对溥仪一家恢复细粮供应。溥仪又接到通知，到机关财务科领取工资。当厚厚的一叠人民币交到他手中时，溥仪为之愕然了。出纳人员发现他的发愣，就告诉他，接到了上级通知，以后不扣了，上月扣的补发。溥仪又恢复了200元的月薪。后来溥仪才知道，周总理办公室给政协打的电话，不许扣发民主人士和特赦人员的工资。

　　更加使溥仪感到欣慰的是，在“文革”期间，他仍然收到国庆招待会、天安门观礼和焰火晚会的请柬和观礼证。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的“殊遇”无异于给这位末代皇帝穿上了一件政治上的保险衣。

　　与同时被抄家的家族兄妹和同事相比，溥仪还算是幸运的。

　　随着打、砸、抢狂潮的升级，溥仪的一个外甥（二妹的儿子）站出来对封建家庭“造反”了，他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在蛊惑人心的“红色潮流”中声明要与皇族家庭“决裂”，这种情况在当时一点都不奇怪。他领着一队“红卫兵”首先闯进了载涛的住宅，抄了家，查封了古董，还把年过七旬的载涛推倒在地，吓得载涛庶夫人金孝兰割腕自杀了。

　　接着“红卫兵”又来到了溥任的家，还是那个外甥带头，对四舅毫不留情地搜身、抄家，甚至用皮带抽打。嗣后，溥任找大哥溥仪诉委屈，自身难保的溥仪对此也束手无策，只是劝慰四弟“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随后，溥杰家的小四合院，也被外甥领的“红卫兵”小将给闹翻了，他们高呼：“伪满皇帝的弟弟，日本帝国主义的狗特务，赶快低头认罪！”他们冲进厨房，看到厨房里摆着贴着日本商标的酱油瓶子、醋瓶子，就立刻动手砸个稀巴烂。嵯峨浩吓得缩成一团，不敢动弹。

　　溥杰站出来大喝一声：“谁在耍野蛮！你们有什么理由？得到谁的允许？跑到这里来胡闹？”为首的外甥声嘶力竭地大喊：“你们罪大恶极，还不低头认罪？”

　　砸够了的“红卫兵”们互相商量了一下，说：“别认为今天就算完了，明天我们再来，我们跟你没有完！”还有趁火打劫者，偷走了嵯峨浩从日本带回来的照相机。望着满地的玻璃碎片和酱油汤，溥杰、嵯峨浩迷惑不解，只有插上大门。

　　最悲惨的莫过于家族中著名画家溥雪斋被抄家后与溥仪生离死别的一幕，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敲开溥仪院宅的大门，这个门寄托着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希望，但溥仪竟没有勇气让他把颤抖的双腿迈进门内，他绝望了，与女儿相依远去，一直走出了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溥仪惊魂未定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打击迎头朝溥仪袭来。原来长春有人写信严厉批判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信的末一段以咄咄逼人的语气写道：“告诉你！我先打开你的《前半生》几十页让你回答。如不然，我就呼吁全国工农兵批判你，一直批到最后一页，批判到你承认错误为止。你要声明这本书有毒，稿费5000元退回国家。我是不做暗事的，叫你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位“造反者”原是当年伪满皇宫中的一名“童仆”。他会记得当年的“康德皇帝”的凶残和暴虐，也不可能忘记身上的累累伤痕，信中注入了这位“童仆”的阶级仇恨当然就不足为怪了。

　　为此，溥仪害怕极了，就像没有魂儿，木呆呆地站在那里，两只拿信的手哆嗦着，长时间也不动一动。后来，溥仪在稍感清醒之后，就向政协和群众出版社挂电话，但，不是不通就是找不到人。那天，溥仪水米未进，夜不安枕，睡梦中时而哭醒过来。

　　后来，“造反者”又向末代皇帝提出要求，让他交代“是谁支持写的”《我的前半生》。面对着这个难题，溥仪一着急，血压猛升，溥仪尿毒症突发，被送进协和医院住院。

　　就在这千钧压顶的时刻，一个喜讯传到溥仪的病房。溥仪的五妹夫万嘉熙前来告知，周总理在新近的一次讲话中再次肯定《我的前半生》是一部好书。党报上还发表过一篇题为《坚定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文章，作者引用周总理的话：“溥仪从苏联回来16年了，他写了一本书，心情是很沉痛的。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了，这是世界的奇迹。”

　　听到这些，病床上的溥仪不禁回想起当他写出《我的前半生》初稿交总理审阅时的谈话。当时周总理因公务繁忙，未能看完全文，但是总理已经看出这位末代皇帝向旧社会宣战的决心，因此，在谈话时指出：“末代皇帝肯这样暴露不容易。沙皇、威廉的回忆录都是吹自己，英国的威尔士亲王也是吹自己。历史上还找不出这样的例子，你倒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政治风暴已经让溥仪难以应付，无情的病魔又向溥仪袭来。

　　一定要把溥仪的疾病治好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期间，曾经千方百计保护了溥仪，使之未遭揪斗迫害。然而，周总理却没有能力阻止病魔对他的袭击，最终，溥仪还是被不治之症夺去了生命。

　　1962年5月中旬，即溥仪自由选择配偶、建立幸福家庭后两周，肾癌的先兆--轻微的血尿现象已经出现了。但尚未引起重视，经中医大夫诊断为“膀胱热”，未能早期发现癌细胞。

　　后来，溥仪再次出现了血尿现象，经西医检查，大夫认为是“前列腺炎”，未能及时发现这是癌症病变。病魔自此缠身。

　　周恩来总理接溥仪去陪同会见外宾，发现溥仪已经住院。周总理亲自用电话通知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一定要把溥仪的疾病治好。”

　　不久，溥仪在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在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恶性膀胱瘤，并做了手术。以后，溥仪的身体每况愈下，恶性肿瘤多次复发，又一次次住院，做了多次手术。

　　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都十分关心溥仪的病情，多次派人到医院看望。

　　“文革”这场动乱在全国越演越烈。附近的高音喇叭也昼夜狂叫，溥仪夫妇一直是在喧闹、惊慌，甚至是在一种永无休止的混乱中过日子的。赫赫有名的协和医院，这时已经换成“反帝医院”的招牌，派性“内战”普遍发生，溥仪住高干病房这件事也成了协和医院两派斗争的焦点之一，“造反派”扬言要驱除掉溥仪。李淑贤连夜跑去找溥杰。溥杰很快向政协领导汇报，政协领导又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为此亲自给协和医院打电话，明确指示：应允许溥仪继续住高干病房，并给以悉心护理和认真治疗。

　　协和医院发出了致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和全国政协的《关于溥仪病情的报告》。周恩来看了报告以后，指示全国政协的领导人，要一面与协和医院商量具体的治疗方案，一面给溥仪送去温暖与关怀。

　　到了1967年9月末，病入膏肓的溥仪，已经使任何名医都回春乏术了。渐渐地，一个平时极端爱护妻子的丈夫，由于沉疴在身，生活不能自理，连洗脸、洗脚、穿衣也要由李淑贤服侍了。

　　溥仪半靠在高高的枕头旁，紧紧拉住妻子李淑贤的手不放。

　　“我心里十分明白，我就快要离开人世了，这么长时间我不愿和你讲这件事，是怕伤你的心，我的病本是难以治愈的绝症。我曾对你讲，现在科学发达了，能治好我的病，这样说说不过是为了安慰你，我早已知道，这身上的病是不会好了。”

　　“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了新中国的公民。归宿还是好的。现在总算走到了尽头……我所挂念的是：第一条，我对不起党。把我改造成一个新人很不容易。在别的国家，一个封建君主变成公民，是很难办到的。中国共产党改造了我这样一个人，可是我却没有给党做什么工作。第二条，我对不起你。我们结婚才五年多，现在眼看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从各方面说都很对不起你。你体弱多病，我又没有什么东西留下，你今后可怎么生活？现在又是'文化大革命'，谁能管你的事？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事情呀！”

　　李淑贤忍着泪水安慰溥仪：“你不用发愁，慢慢养病吧！等你稍微好些，咱们就一块儿去逛北海、颐和园。”

　　溥仪正在一分一秒地接近生命的终点。最后的夜晚终于到来了。溥仪躺在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已经昏沉沉地睡了若干个小时；守候着的亲友们都在盼望着他能睁一睁眼睛。

　　晚10点左右，溥仪的两只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又开口说话了，似乎头脑十分清醒。前来探望的范汉杰和李以劻已在床边静静地守候了一个多钟点。这时，范汉杰看着溥仪的脸问道：“老溥，你还认得我吗？”

　　“认得，你是范汉老。”溥仪毫不犹疑地回答说，口齿相当清楚。

　　这时候李以劻插嘴说：“我们来看你，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还要赶末班车回去。现在我们该走了，你好好休养吧！”

　　可是，溥仪急忙摆手，并且对李以劻说：“老李，你先别走，一定等我二弟来。”停了一会儿，溥仪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几乎是在呼喊：“快，赶快去找孟大夫，孟大夫不来，你们不要走……”

　　孟大夫是人民医院泌尿科的主治大夫，一直负责溥仪的医疗工作。老范和老李开始注意到溥仪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使人怜悯的、十分痛苦的表情。接着溥仪用一种虽然微弱，却极为清晰的声音继续说道：“我还不应该死呀！我还要给国家做事呀！你们救救我吧，赶快去找孟大夫……”

　　李以劻立刻去找来了孟大夫，只见溥仪一把抓住了孟大夫的手，不住口地重复着：“救救我！我要给国家做事，快救救我！我要给国家做事呀……”

　　“你不要害怕，你的病慢慢就会好的。你还有机会为国家做事情的。”孟大夫的安慰见效了，溥仪高兴起来，脸上掠过一丝天真的微笑。然而，安慰毕竟是安慰，等溥仪又平静地睡去时，孟大夫悄悄地告诉老范和老李：“溥仪先生过不去今天晚上了，你们方才看到他很清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现象。”

　　末班车的时间逼近了。老范和老李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溥仪的病床。临去前，两人还特意为溥仪盖了盖被子。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溥仪，使朋友们感到心酸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