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 第七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

周作人传：  45 文件第七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 1 Krank 1999.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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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1927.11.-1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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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丙屋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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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
我们已经说到了周作人这类知识分子30年代在左右夹击中挣扎的苦况。对于周作人，
“五十自寿诗”的论争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周作人与国民党右翼势力的矛盾似乎更
深，他与左翼阵营早已存严重分歧，并时有摩擦（“革命文学”论争中，周作人也发表过
一些“不入时”的言论
，引起一些小麻烦，还曾波及《骆驼草》），但那时左派们的主要攻击目标还是鲁迅，周
作人也就免于成为众矢之的，但基本上仍保持“盟友”的关系。自“五十自寿诗”论争后
，彼此间的论战就日趋白热化，不仅左翼视周作人为“敌”（或“准敌”），周作人也逐
渐把他的主要批判锋芒
转向左翼。
于是，又有了“蔼理斯的时代”的论争。
论争是由胡风引起的。他在1935年1月1日出版的《文学》4卷1号上发表《林语堂论》
中，针对周作人关于蔼理斯将叛徒与隐士统一于一身的观点，指出：“蔼理斯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末世的我们已经发现不出来逃避于现实主义而又对现实有积极作用的道路。就现
在的周作人氏说罢，要
叫‘伧父竖子’的我们在他里面找出在真正意义上的‘叛徒’来，就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言外之意是作为“隐士”的周作人不可能再扮演“叛徒”的角色，于是，也就失去了他
的历史积极作用。周作人遂写了《蔼理斯的时代》一文，重新引录了曾经给他的人生选择
以很大影响的蔼理斯的
那段名言①，并且说：“蔼理斯只看见夜变成晨光，晨光变成夜，世事长此转变，不是轮
回，却也不见得就是天国近了，不过他还是要跑他的路，到末了将火把交给接替他的人，
归于虚无而无怨尤，这样他与那有信仰的明明是隔教的，其将挨骂是活该”。这无异于宣
布在历史的变动中持“
顺其自然”态度的“自我”与胡风这类有“信仰”的左翼分子之间“隔”而不通，绝无共
同语言。胡风又针锋相对地写了《蔼理斯的时代及其他》一文，指出：周作人“对于想攀
住过去的和想攫向他们所想象的未来都一视同仁地寄以“同情”，以为“对于二者都不能
有什么架打”，这种明
净的对人生社会的观照态度虽然很美，但可惜的是它骨子里和历史的命定论并不是两种东
西，虽然是公平地对于两方面都没有架打，但实际上却是“对于已成的强者有利的”，这
颇有点类似当年陈独秀说周作人“向强者献媚”的指责，尽管语气要缓和一些。无论如何
，这确实是两种历史观
——历史的发展是“新陈代谢”的斗争的结果，还是“自然替代”的“顺程”？以及两种
人生选择——介人的，斗争的，还是观照，旁观的？也就是这一时期朱光潜先生所说的，
“演戏”还是“看戏”？应该说，论争的双方都是一下子就抓住了“要害”的。
①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九节。
周作人仍然抓住“信仰”作文章。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不佞不幸为少信的人
，对于信教者只是敬而远之，况吃教者耶”？①他其实早在五四以后，就认定“专制的狂
信”“是东方文化里的最大毒害”②，而此时他则断定左翼运动是建筑在“狂信”基础上
的，他称之为“新礼教
”，警告人们“狂信是不可靠的，刚脱了旧的专断，便会走入新的专断”③。由反“狂信
”，自然也就要反“载道”，反“遵命”。他认为，真正的文学正面临着“左右夹攻，更
有难以招架之势”：无论是“想他鼓吹纲常名教”，还是“恨他不宣传阶级专政”，都是
要求文学成为“传道”
与“载道”的工具④，“以文艺作政治的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⑤。他在
一篇文章里，尖锐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有些本来能够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可以
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
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
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他于是说了一句很俏皮，也很尖锐的话：“把灵魂卖给
魔鬼的，据说成了没有影子的人，把灵魂献给上帝的，反正也相差无几”⑥。周作人据此
而十分严肃地表示赞同吴稚晖提出的反对“洋八股”与“党八股”的任务。周作人的“发
明创造”在于，他明确
地揭示：“洋八股即是策论”⑦。如果八股文这类土八股的特点是“自己没有思想”，只
知“服从与模仿”；“策论”则是“舞文弄墨，颠倒墨白”，文字则“甜熟，浅薄，伶俐
，苛刻”，“只图入试官之目，或中看官之意”，实则“空洞无物”⑧，“做八股使人庸
劣，做策论则使人谬妄
”，“胡说八道之后继以误国殃民”⑨。周作人特意指出：“洋八股的害处并不在他的无
聊瞎说，乃是在于这会变成公论”⑩；这又是与周作人的反“思想杀人”、“宗教杀人”
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对此，周作人有过一番议论：“若以思想杀人的文字狱，则罪在离
经叛道，非圣无法，一
般人觉得仿佛都被反对在内，皆欲得而甘心，是不但暴君欲杀，暴民亦附议者也。若犯匹
夫之怒而被杀，后世犹有怜之者，为大众所杀则终了矣。虽或后来有二三好事者欲为平反
，而他们自己也正为大众所疾视，不独无力且亦甚危事也。其一是政治的杀人，理非易见
；其一是宗教的杀人，
某种教旨如占势力，则此钦案决不能动，千百年如一日，信仰之力亦大矣哉”⑴。如果不
抱成见地客观地看，应该承认，周作人上述反对“新八股”的思想是五四反八股精神的继
承与发展；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对于“思想杀人”、“宗教杀人”的观
察，自有其特殊深刻之
处。1936年10月，周作人又与他的弟子俞平伯、废名，及清华大学学生林庚合作，编辑《
世界日报》“明珠”副刊。据周作人说，他们编《明珠》是“深感新的启蒙运动之必要”
⑵，称为“启蒙运动”，自然就有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的意思，而又谓之“新”，其矛头是
指向“新八股”的。周
作人在发表《明珠》上的《说斧政》里就明白宣布：“不论新旧中外的那一路的意思，总
须带点八股调唱戏腔才有人要听，象听话匣子一般，可是我就不会如此”。在《明珠》上
具有最鲜明的反新八股色彩的文章，都是周作人写的。其一为《遵命文学》⑶，周作人认
为，新老八股文都是“
遵命文学”，就是“只说应该说的话”，其“害处之在己者是做惯了之后头脑就麻痹了，
再不会想自己的意思，写自己的文章，害处之在人者是压迫异己，使人家的思想文章不得
自由表现”，“无论古今新旧，遵命之害一矣”。因此，他大声疾呼：“科举之文诗为害
已久，今岂可使其复兴
”。在发表于《明珠》63期的《谈韩文》里，周作人更大挖祖坟，以韩愈为“统制思想”
与“新八股”的“祖师”，“其势力至今尚弥漫于全国上下也”。他认为，韩愈的文章尽
管是唐宋八大家中“顶呱呱叫的”，影响极大，为害也极大，“其极不行处，盖即此是文
字的游戏，如说急口令
似的，如唱戏似的，只图声调好听，全不管意思说的如何，古文与八股这里正相通，因此
为世人所喜爱，亦即其最不堪的地方也”。应该说，周作人的这些意见都是切中时弊的。
①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济南道中》
③周作人：《苦茶随笔·长之文学论文集跋》
④周作人：《苦茶随笔·儿童的故事序》
⑤周作人：《苦竹杂记·后记》
⑥周作人：《苦茶随笔·蛙的教训》
⑦周作人：《秉烛后谈·东莱左氏博议》
⑧周作人：《秉烛后谈·东莱左氏博议》
⑨周作人：《风雨谈·论策论》
⑩周作人：《风雨谈·论策论》
⑴周作人：《秉烛后谈·谈文字狱》
⑵周作人：《药堂杂文·怀废名》
⑶载1936.9.20《明珠》20期。
但在30年代，各派势力严重对立，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劲头，周作人的这些意见
自然是正深受新八股之害的左翼青年听不进去的。倒是鲁迅，在私下里对他的三弟周建人
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番话：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
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
也是不应该的”①。但鲁迅没有把他的这一看法公开发表，即使发表了，左翼青年也未必
会听，反过来把鲁迅也批一通也说不定（在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不是已经把鲁迅
与周作人连在一起，说“和他的兄弟”如何如何吗？）
①周建人：《致周作人书》
就是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在公开场合，也是时有或明或暗的思想交锋的。这种“交锋
”是30年代的时代风尚，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曾一再发表文章“反打架
”，认为即使是笔战，也会“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
”①。鲁迅则认为，“
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至于谩骂，诬陷的”
。而“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②。有趣的是，不论反
对“打架”的周作人，还是以为“打架”不可免的鲁迅，都没有停止过和别人“打架”，
而且彼此打起架来，也
都是颇为认真、起劲的。
①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写文章》
②鲁迅：《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
当然，也有不打架的时候及地方。周氏兄弟在1923年8月大打出手（那已不是“笔战
”，而是“动真格”的了）之后，其实是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彼此密切配合的。大的如女师
大事件、如《语丝》且不说，文字上的互为声援也不少。例如1925年底，女师大师生与章
士钊斗争正激的时候，
有人在国家主义派办的《国魂》旬刊上发表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反对章士钊的“学
匪”们也应该打倒。周作人立即发表《国魂学匪观》一文，指出该文作者“假装超然，实
在的意思及行动还是暗地偏袒一方的”。周作人的文章引起了鲁迅的共鸣，他又写了《学
界三魂》一文，发挥了
周作人的思想，指出，动辄指别人为“学匪”，正是“摆官腔，打官话”，“似乎还走着
旧的道路”。1927年10月，鲁迅还写过一篇《扣丝杂感》，一开头便声明：“以下这些话
，是因为见了《语丝》的《随感录（二八）》而写的”；《随感录（二八）》正是周作人
（署名启明，这个笔名
鲁迅自然十分熟悉）写的。周作人在文章中揭露，《语丝》141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
》，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自此以后，《语丝》在南方都被扣留。鲁迅的
《扣丝有感》不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语丝》被扣的事实证实了周作人的指责，而且对
扣《语丝》的检查人员
以至读者的心理作了极为透辟的分析，并且赞扬《语丝》“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则
其“有时失踪”是不可免的。这对于正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继续主持《语丝》编辑事务的
周作人，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①。鲁迅在给章川岛的私人信件中，谈到《语丝》被禁，
周作人避难时，对周作
人继续留在北京的安危也极为关心；信中说：“今天乔峰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他
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②，欲言又止，自有一番情意与苦衷在。
①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
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我已寄稿数次。”（1927.8.17.信）
②鲁迅致川岛书（1927.11.7）
但到了30年代，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虽然事实上仍然存在——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
看法仍然惊人的相似。①但那种自觉的配合，却基本不复存在。当然，他们彼此都仍避免
公开交锋，少有指名道姓的抨击，更多的是私下谈论偶尔流露的不满。例如1932年鲁迅北
上探望母亲的病，与许
广平通信时谈及周作人就有“启明颇昏，不知外事”的评语②。周作人在与江绍原的信中
，谈及鲁迅《两地书》出版时，也明显表示不以为然：“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
，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③后来，他在《周作人书信·序言》中说，
收入自己的书信“原不
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正是暗含讥意。类似这样的笔锋一转之间稍有触及之处，
在鲁迅、周作人的文章中都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如，鲁迅在《“京派”和“海派”》④中
所说，“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有些新出的刊物，
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
小海派煞尾了”，“老京派”都是指周作人。写于1934年8月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
文，一开头就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
。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到我这里跑，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
要死’！”⑤“房东太
太”即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她当年说这话，鲁迅与朱安夫人都很受刺激，朱安夫人
后来谈过⑥，鲁迅现在旧事重提，虽是顺便涉及，但也说明创伤之难以愈合。而周作人
1935年7月写的《老人的胡闹》，很多人都以为是针对鲁迅的；文章说：老人“往往名位
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
兴势力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病正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
，又云：“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在守旧，实在都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
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
，用语是够刻薄的了。
这可能是针对鲁迅《趋时和复古》一文的，鲁迅在那里说到刘半农逝世后，被一些人“封
为复古的先贤”，“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周作人因此大怒，专门写有“漫
云一死恩仇报，海上微闻有哭声”的打油诗，《老人的胡闹》里的尖刻恐怕正由此而来。
也有另一种情况：显然
是对一种社会典型或现象进行剖析，敏感的读者却能从中感觉到其中似乎内含着对乃兄（
或乃弟）的批判。例如，鲁迅讲“现代隐士”“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
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
休息又凄凉，所以又必
须有一种抚慰”⑦，这些分析虽是泛论，但对于周作人，却也是切中要害的，比一些左翼
青年对周作人的批判更要有力得多。周作人发表在《明珠》上的《遵命文学》是批评左翼
文艺思潮的，但显然也针对着鲁迅⑧。
①参看本章第十节有关周作人、鲁迅对“气节论”的批判。
②鲁迅致许广平（1932.11.20）
③周作人1933.3.4《致江绍原书》（据手稿复印件）
④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⑤文收《且介亭杂文》。
⑥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8期。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题未定草·七》
⑧类似的文章还有不少，如《长之文学论文集·跋》谈及“救救孩子”；《答南京阳君书
》谈“呐喊”；《关于写文章》谈及“小摆设”；《关于命运》谈及“读庄子文选”，《
科学小品》谈到“苍蝇”；《谈养鸟》谈及“玩物丧志”等等。
周氏兄弟在30年代的主要交锋，恐怕还是1934、1935年间关于“论语派”的论争。从
表面上看，公开与鲁迅论战的是林语堂，但熟悉文坛情况的人都知道，“论语派”的真正
灵魂，正是周作人。林语堂与周作人早在《语丝》时期关系就十分密切；林语堂后来回忆
说，他之不属于胡适集
团，而接近“语丝派”，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①。在周作人因《闲话
的闲话之闲话》一文与现代评论派发生笔战时，林语堂曾连续三次致书周作人，表示声援
。后来关于《语丝》文体及“费厄泼赖”精神的讨论，更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30年代
，林语堂由主张“实行
彻底的精神之欧化”，转向提倡中国传统的闲适小品，以明公安派袁中郎为楷模：但林语
堂结识袁中郎，全靠周作人的介绍，他本人是把周作人视为今日之公安派的。至于林语堂
鼓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性灵”文学，“半文半白”的“语录体”，其
理论基础也是周作人奠
定的。鲁迅对此自是了然于心。因此，当他尖锐地批判“性灵文学”的实质是“在风沙扑
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庸”②时，他
当然明白，这同时是针对着周作人及其文学的，由此产生的沉重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但鲁迅毕竟避免了公开
点名批评周作人，这其间的一番苦心，也相当感人。
①林语堂：《八十自叙》、《记周氏弟兄》。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但鲁迅最后一次公开谈到周作人，却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公正而客观地肯定了周
作人对于新文学的历史贡献：当著名的斯诺夫人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问他：“你
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那些”时，鲁迅列出的名单中居第一位的就是周作人。①可
惜周作人至死也不知道
鲁迅的这一“最后评价”；否则，他将作何感想呢？
①《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整理、翻译），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3期。
不久，鲁迅即撒手而去。周建人给周作人信中，转达了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关
于周作人的一些谈话，也算是“遗言”吧——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
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①。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
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找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
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②
。有一回说及你曾送×××之子赴日本之事③，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
，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
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象又引你讲文天
祥（？）一段文章为例
）④。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
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⑤。总起来说，他离
开北平以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谈起，便说明几句⑥。
①此事至今仍未查到出处。
②1936.1.27北平文化界104位教授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鲁迅所说“救国
宣言”即指此事。人们不难注意到，鲁迅对周作人的劝告是有分寸的，即所谓“不可过于
退后”。其实，鲁迅对于“宣言”之类也并不感兴趣，在这一点上他是理解周作人的冷淡
的；但他又以为事关“
救国”此等重大题目完全没有态度亦有不妥，故才有此委婉的劝告。
③×××之子即李大钊之子李葆华。
④指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关于英雄崇拜》两篇文章里发表的意见；本书下一节将
有详尽分析，可参考。
⑤此事至今未查明出处。
⑥原信载《鲁迅研究资料》12期
周建人后来又回忆，鲁迅在病危热度很高的时候，还在看周作人的著作④。
④周建人：《鲁迅先生对于科学》，收1937年7月出版的《鲁迅研究》一书。（上海生活
出版社出版）
当周作人得知这一切时，他该有何反应呢？周作人没有说，我们当不可多作揣测。但
在鲁迅逝世当天，接待《大晚报》记者采访时，周作人是发表了如下谈话的——
关于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事是很少通信的。
虽然他在上海患着肺病，可是前些天，他曾来过一封信，说是现在已经好了，大家都放下
心去。不料今天早晨接到舍弟建人的电报，才知道已经逝世。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
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
比如我们看他的《阿Ｑ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他对于中
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
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
深刻。
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
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
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
利的地方。……
以后，周作人又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在这些回忆文章中，第一次
透露署名“会稽周作人”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及署名“周逴”的《怀旧》都是鲁迅所编
纂或著述。周作人以为，这表现了鲁迅一贯的“不求闻达”的精神：“他做事全不为名誉
，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
。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的态度”，并且是“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
周作人对于写鲁迅的文章态度是节制的，尽管约稿很多，他仅写了两篇，并且说：“
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的资料，但唯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人
’去看，不是当着‘神’——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①。如是，“鲁迅是‘人
’不是‘神’”这一命
题的发明权当属于周作人。
①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
但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特别是他说鲁迅思想消极，倾向虚无主义，引起了左翼青年
的愤怒。一位年青人从武汉寄去一张明信片，警告他说：“鲁迅先生的学问，先生是不会
完全懂得的，此事可不劳费神，且留待别些年青人去做”①。还有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指
责周作人“想把鲁迅先
生精神所影响的青年拉到他精致的苦茶庵里去”，并且宣布“在血的时代里，青年们也没
有尝苦茶的趣味了”②。但鲁迅夫人许广平却亲自写信向周作人表示敬意：“生离了北京
，许多北平昔日崇敬的师长都难得亲承教训。有的先生，有时从发表文章上，一样的好似
得着当面的教益，即如
先生，就是这样时常给生教益的一位”③。鲁迅另一位亲密的朋友与学生、当时是上海中
共负责人之一的冯雪峰，当年也曾听过周作人的课的；在鲁迅逝世以后也对周建人说，他
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
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
比。冯雪峰还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力量，并且表示，他自己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
望周建人能作媒介。周建人因此写了一封信给周作人，劝他南下上海。
①转引自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书后》。
②小乎：《鲁迅先生死后的敌人——周作人的态度真正令人奇怪》，文收《鲁迅先生纪念
集》。
③此信写于1936年12月7日，信复印件发表于1987年5月《明报》17期。
周作人当然不会作出积极反应。他对别人说，他怕鲁迅的“党徒”会对他不利，所以
绝不能南下④。
④见郑振铎：《惜周作人》。
也许周作人因此而错过了一次历史提供的机会？——恐怕也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