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记住正面战场的功绩(国民党抗战纪实资料)

除1932年128淞沪抗战和1933年长城抗战 ──即榆关、热河、长城三大战役外，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8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家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其中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国民党将军即达200余位；为中Gong在1985年首次和公开承认者，就有85位；为中Gong史学界倡扬者，在1986年已经达到115位。

自1929至1933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25000名军官中，就有1万名牺牲在战争全面爆发的前4个月。在历次大型战斗中，国民党官兵象山海关保卫战那样整连、整营、整团地为国捐躯者，屡见不鲜。据1989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记述，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官兵每小时的死伤数以千计，主力各师补充兵源达四、五次之多，原有下级军官和士兵伤亡达2/3，旅、团长伤亡竟达半数以上”。其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抗敌御侮的历史上鲜有其例。上海五行仓库800壮士“中国不会亡”的壮烈歌声震撼全球。“多年来认为中国人是不善战斗和易受恫吓的英国人士，也惊于他们的骁勇善战和坚毅不拔了。史摩莱少将说：‘他从没有看过比中国的敢死队最后保卫闸北更为壮烈的事了！’”

1937年10月3日，受命于津浦北段予敌以节节抵抗的德州守军运其昌旅458团，在日寇的夹攻之下，与山海关守军一样，据城死战，全团殉国。同月，在歼敌40000余人的山西忻口大战中，郝梦麟军长与刘家祺师长两位将军壮烈牺牲。

1938年3月，在津浦县南段为堵击敌军南下的藤县保卫战中，我军守城师长王铭章将军在发出“决以死拼以报国家”的最后电文之后，即于破城后的巷战中，与参谋长赵渭滨将军、邹绍孟将军同时壮烈殉国。同年春，台儿庄大战最激烈时分，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所言“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的话，足以催人泪下。冯玉祥后来称赞该役说：“……日本人想不到张自忠将军的军队那么听命令，那么勇敢……把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

1939年5月，在随枣会战中，虽然“我方部队久经战斗，无充分补充，本已残破，又缺乏平射炮等武器，对冲击的坦克无法抵御，所幸士气尚盛。士兵据壕死守，即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的勇者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的勇敢与牺牲的壮烈，笔难尽述”。

1940年5月，在枣宜会战中我虽然将日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甚众，但因敌一部突围，第38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立由方家集率74师追击南窜之敌，铣日（16日）在南瓜店附近与敌激战，敌以步骑3、4千人附炮20余门向我反攻，非常激烈，我军殇之殆尽，敌以大部向我包围，接近总部，总司令抱有敌无我之决心，亲率总部官佐及特务营作最后的苦撑，卒因弹尽力孤，总司令竟以身殉国，官佐及特务营营长以下同作壮烈牺牲，生存无几”。

蒋介石得知张自忠殉国，亲自纂文哭之。

1941年3月，在第2次上高会战中，面对敌33师团一部、34师团一部和第20混成旅全部的强势兵力，我王耀武军与敌军鏊战14日，终日与敌搏斗，各处高地屡得屡失，毙敌1万。我王部将士牺牲1万人以上。同年4月，在浙赣战役中，我海门守备部队指挥官蒋志英率军死战倭寇，与众多将士一起壮烈牺牲。

1942年元月初，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我与敌之激烈战斗遍于整个会战之中。第10军师长黄钟将军在其“三战长沙”的日记中记曰：……终日在激烈战斗中，刘阳门、北大马路均起巷战，新军路肉搏四次；本师为夺取陈家山牺牲百余名。下午4时火起，烟雾弥天；尤以北大路附近为尤烈；野外无鸟兽，城内无行人；此为激烈日，亦为决战日，鹿死谁手，唯在能守。在最后五分钟，得最高统帅电：“……敌人孤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周围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毁强敌，获得无上光荣。”电中有7个“我第十军”，何等亲热，士气大震。经一日之壮烈牺牲，死伤2000余，我寸土未被夺……。

1943年11月，在常德保卫战中，当日军116师团倾其全部兵力围攻常德时，此役虽经我余万程师与敌死战10余日，并因第9战区4个军赴援而获胜，但是役，3位师长壮烈牺牲，第57师则遭遇了90%以上的伤亡，15000名将士中，生还者仅300人。

1944年夏，当日军为开拓大陆交通线，裨与南洋联系而分兵3路4犯长沙时，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曾与敌军多次激战。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10000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无以为继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48天，直至伤亡殆尽，阵地全没，竟无一降者。

同年春月，在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向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反攻的战斗中，其翻越崇山峻岭，强渡怒江，叠克敌军坚固据点龙陵、腾冲，直捣畹町之艰苦作战，及其“穿越山野，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对此，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赞扬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中国大陆著名杂志《当代》所发表的长篇历史纪实文学《中国远征军》一文，即将其艰苦与壮烈作了充分的描述与歌颂。一个曾亲眼观察1944年4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亦在描述中国军队之勇敢作战精神的报道中写道：“在以一个班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绝大部分伤亡皆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准确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的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史迪威则评论说：“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

诚然，中华民族的军人正是有著这样的热血气质，才使我们积弱的祖国在顽敌面前表现出了无畏的牺牲精神与冲天的英雄气概，才能战胜顽敌的长期侵略和可怕侵略。

应该一提的是，在抗战中，国民革命军 ── “国民党军队”52师的女机关枪手唐桂林，因其女扮男装、代兄从军、屡建战功的动人事迹，曾被誉为中华民国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花木兰”。她与1948年牺牲在太原保卫战中的另一个屡立战功的女机关枪手乔应秀，曾同被视作国民革命军的骄傲。

必须指出的是，在8年抗战中，可以说不论中央军、地方军或系原军阀部属的旧军队，甚至是曾经屡屡制造过叛乱的“叛军”，他们在抗日救国的伟大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都成了抗日的英雄和抗日的英雄军队。“一般人的观感，都说抗战中，中国的军人进步了；其实，岂止是进步而已，我们的军队，在抗战的烘炉中，熔化成了国家的军队，我们的军队，锻炼成为现代的军人了。这是国家统一最基本的一步。”

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领导抗战军队的战绩：

国民党军队在对日抗战的持久岁月里，其战斗之壮烈，牺牲之惨烈，实为笔墨所难以尽之。但是，也正因如是地前仆后继，勇敢牺牲，14年抗战，尤为8年全面抗战，才能屡挫敌人精锐，屡败敌人进攻。

1937年淞沪抗战结束后，如前所述，不仅日陆军省公布“此次上海战事，我方伤亡达4万”，而且诚如中国大陆史家所言：它（淞沪抗战）争取了3个月的时间，使得长江下游的工厂和物资有了内迁的时间，使“国际观感一新”。其次，它使得在华日军不能随意行动。日军从华北抽调了两个半师团增援上海作战，造成了中国军队在华北的有利形势，尤其使山西有了准备的时间。

同年10月，日军为解决华北战局，除以一部向五台山警戒外，其主力企图直下太原。卫立煌遂受最高统帅部命令，统率第14集团军4个半师星夜向太原以北集中……日军即以五万兵力，以中央突破方法攻击忻口。其时，蒋介石曾接连三电卫立煌等：
“望抗战到底，一竟全功”。卫乃以左、中、右三个兵团，于忻口附近阵地为轴心，会合晋军与日军大战，著名的忻口会战遂以打响。这一仗，我军歼敌4万人，造成华北战斗中最有利之战局。如前所述，我郝梦麟军长、刘家祺师长于是役壮烈牺牲。

1938年3月的台儿庄大战，先是由我庞炳勋军团在山东临沂据城死守，后张自忠将军赶到，两军内外夹击，如疾风暴雨。敌板垣师团因不支而仓皇撤退。庞、张两部乃合力穷追一昼夜，使敌军无法立足，狼狈一退90里，缩入莒县县城。沿途敌军遗尸甚多，器械弹药损失尤大。是役歼敌3万余，为阻断南北日军打通津浦线，阻滞日寇沿陇海铁路及沿长江迅疾进攻我武汉，功莫大焉。

同年5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如前所述，敌虽纠集12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500架分4路进攻武汉，但是，4月，蒋介石已在保卫武汉各部官长会议上，一再要求各高级将领务“抱必死的决心……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并制定了“此次保卫武汉，当取韧性，无论攻取进退，皆可立于主动之地位，而决不能陷于被动形势”（蒋介石日记）的战略决策。是役，敌我鏊战达5个多月之久，歼敌20万。俟日军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武汉及粤汉铁路已经失去防卫意义之后，我军才决策主动放弃武汉。然而，武汉会战却对阻滞敌人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和中部工业，集中我东南人力物力于西南诸省，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以坚持持久抗战，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

1939年春的豫北反攻，即“消耗敌军近5万人”。在该年包括晋南反攻、豫北反攻、鄂中反攻、赣北反攻的整个“四月攻势”中，共消灭敌军9万人。是年的随枣会战，我军不仅反攻获胜，光复枣阳，并与敌胶著于随、枣之间，使敌“遗尸5000余具，马匹器械无数”。

在同年9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中，“综观是役，敌经半载准备，挟海陆空军10万之众，企图于敌酋西尾阪垣履新之际攻取长沙，以壮声威，并为伪中央政权树立张本，殊不料大遭失败，伤亡3万余人”。

在同年11月至1940年1月的桂南会战中，敌虽从山东抽调第5师团，协同台湾旅团，并藉舰队掩护于钦州湾西岸登陆，沿邕钦路北犯，陷邕宁，然我桂林行营白崇禧部却以15万兵力发起反击，并由蒋介石令杜聿明之第5军机械化部队和100架飞机参战反击。我军与日军在昆仑关反复鏖战，艰苦卓绝。18日我军即攻克昆仑及九塘，19日攻克大高峰坳，以后继续攻克五、六、七塘。20日因日军增援反陷大高峰坳、昆仑关、九塘后，我又集中兵力于邕宁路反攻，卒于12月31日再克昆仑关，翌年1月4日再克九塘，致使日军第5师团溃不成军，其12旅团伤亡殆尽，损失1个师团以上。日只复占邕宁，其企图劫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的目的，完全没有达成。

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源于日军在襄东作战的失败。其时，敌曾于豫南、鄂中增援6个师团，集中于信阳、随县、钟祥三个地区，以南阳和襄阳为攻击目标。其时，我军一部除于随枣方面一边抵抗一边转进唐河流域，另一部固守桐柏山、大洪山以外，大部队则于敌军左右两翼向外线移动，从而将敌军的大部兵力包围在襄东平原地区，歼敌45000人，获炮60门，马2000匹，战车70辆，汽车400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