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英雄多死于官商勾结

抗倭英雄多死于官商勾结 

默认分类 2010-08-02 15:34:17 阅读48189 评论41 字号：大中小

《五百年来谁著史》（增订本）注释辑要

编者按：《五百年来谁著史》出版以来，备受争议，可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但亦有热心读者，或撰文回应，或秉笔纠谬，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作者退而自省，于是有增订本问世。增订本约增加三分之一强篇幅，论述更为翔实精到。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增订本中许多注释，皆为作者半年多来考索求证之成果，辑录如下，庶近乎当代版《日知录》。

与民争利

“与民争利”一说源自董仲舒，武帝时贵族、豪族冶铁铸钱，危及国家铸币和税收，成汉之大害，故武帝以国家错（铸）币之法纠正之，豪族、贵族因之以“与民争利”诽谤武帝。王利器指出：“他（董仲舒）之所谓民，并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而是指的豪门贵族和富商大贾，本书《禁耕》篇所谓：‘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逐其利。’《复古》篇所谓：‘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正好说明董仲舒扮演的‘为民请命’这出剧是怎么回事了。”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上，中华书局，1992年，第8—9页

山西的世界史地位

关于山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论述精到者如宫崎市定如下洞见：中国铁工业在唐末发生了可以称为燃料革命的事件，即煤炭使用的普遍化，并把煤炭用于炼铁。高热的发生及其操作的成功，使宋代文化发达起来，使远东在世界上占了优越地位。于是既有煤又有铁的山西省，它的冶炼事业就和世界史发生了联系。——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朝代所以能够以并州（晋阳）为根据地而崛起，我想就是因为背后有炼铁业。并州以北，云州大同附近也产铁和煤。占领这个地方的辽国以及继辽而起的蒙古之向西发展，受蒙古逼迫的突厥族之向西迁徙，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都说明东方铁制武器的优越地位。见宫崎市定：《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11—212页。

经济学家浦山

浦山，曾用名浦寿山，1923年11月27日出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浦氏兄妹中产生了浦寿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以及浦安修、浦熙修、浦洁修等杰出人物。浦山1943年赴美留学，1949年以《技术进步与就业》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浦山先生于19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49年回国后，历任周恩来总理英文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经济学学科的奠基人。浦山先生于2003年在北京逝世，关于他的成就，可参见他的好友、诺贝尔奖得主劳伦斯·R.克莱因的《浦山的学术思想》以及他的学生余永定的《怀念敬爱的浦山先生》，两文均收入《浦山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蒙古人造成欧亚一体化

蒙古人造成了欧亚一体化。通过建立由许多驿站构成的通信网络，极大促进了贸易、外交和传教活动的开展。其中著名的包括中国派往西方的使节——拉班扫马，是出生在元大都的景教徒，曾作为波斯伊儿汗国的代表访问了意大利和法兰西。同时帝国还召集大量的能工巧匠为蒙古服务，巴黎的金匠圭劳姆·布彻仅是其中之一，蒙古人管理国家的主要服务者是畏兀儿人，税收的主要管理者是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如阿合马、桑哥。

关于专制主义

最为值得重视的是，韦伯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论断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新儒家和儒家传统维护者，如钱穆认为明代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废相之后，自秦以来皇权与宰相联合治天下的体制从此彻底崩溃，中国遂自明以来进入到皇权“一元论专制”的时代。但是，钱穆对于“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核心，就在于皇权与以宰相为代表的士大夫之间的权力制衡的看法，是很值得怀疑的。中国“多元一体”的政治体制基础，其实来源于上古的两个世系：以黄帝为代表的血缘世系，以及以尧舜为代表的名分世系，前一个是贵族承继世系，后一个是向平民开放权力的世系，而且，从中国历史上看，权力向平民开放，并不是单指向士大夫开放，而且包括向士农工商——特别是少数民族开放。李世民这种有少数民族血统者、朱元璋这样的贫苦农民之所以可以当皇帝，其合法性就来自尧舜的平民世系，在这个意义上，钱穆等中国儒家本位主义者认为：士为四民之首，凡是不重视“士”的时代，就必然是专制的时代，这与韦伯一样，同样是得出了中国文化为“专制主义”的结论。对于认识中国文明而言，这两种意见出发点不同，而结论和实质是相同的。

阳明学与《实践论》       

王守仁的思想代表着人类哲学走向现代的革命，这特别表现为将世界由“表象”，理解为自我认识的“对象”，此所谓“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本书第2页）同时，王守仁将人类思想活动划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意志－知识。此所谓“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本书第6页）。根据王守仁，人类改造自我与改造世界的活动是统一的，此即所谓“知行合一”学说。举凡近代欧洲思想的基石：自我、自由、理性、意志、认识、物质——这些范畴在王守仁那里早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哲学体系，换言之，这个体系比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体系诞生得早得多。以宋代陆九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思想体系，经过孙中山等人阐发，最终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再次达到高峰。对此一中国思想发展脉络，本书第二卷将有更为深入的阐发。

孔学发展的七个阶段

用陶希圣的说法，孔学发展史有七个阶段：由封建贵族的固定身份制度的实践伦理学，一变为自由地主阶级向残余贵族争取统治的民本政治学说与集权国家理论；再变为取得社会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之帝王之学，并带来浓厚的宗教色彩。孔子遂由此成为神化的伟大人格；三变拥抱道教佛教，孔子又变为真人至人及菩萨；四变而道士化；五变而禅学化；六变而孔子之经世济民的探讨失败；七变为欲使孔子“三民主义化”。

韦伯及其贡献

马克斯·韦伯是一个被称为“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家和学者阵营中的一员，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威廉·罗舍尔等。他们的如下贡献被视为开创性的：一，把历史视野引入到经济－社会研究中，力图摆脱抽象的、静态的和模型式的推演。二，把国民经济的研究放置在对国民生活的研究之上，强调把经济活动看作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并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因为以下七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着的整体：语言、艺术、宗教、法律、科学、国家、经济。

气节之可笑

清兵甫至江南，第一个投降的就是东林党要人钱谦益，钱作为复社的领袖，这很能说明东林党人所高标的“气节”之难以测度。而另一方面，陈梧桐认为，对于明朝宦官政治的贬斥，有现代政治影响历史研究的因素在，特别是吴晗的《朱元璋传》和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将国民党之特务政治与明代宦官制度相比附，其对明史研究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见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9页。

张居正对道学家的宣战书

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著名的《陈六事疏》，首在“省议论”，可谓对道学家的宣战书，其曰：“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间议论太多，或一事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相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计。”这些话说到了道学政治之核心弊端。见《张居正集》，张舜徽主编，荆楚书社，1987年，第2页。

朱纨死于缉私

《明史》，卷二百五《朱纨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05404页。另据宫崎市定：因为苏州是绢的主要产地，而不是通商口岸，故嘉靖年间，葡萄牙人、日本人和浙江人在双屿岛私自设立国际贸易市场进行交易，此处便成为倭寇与巨商聚会的重要据点，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进攻海盗据点双屿，并焚毁了走私贸易市场，此举断绝了豪商的财路，故浙江地方豪族遂活动中央政府官员，进行了罢免朱纨的运动，朱纨被罢免下狱后说：“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需人也。”遂服毒自杀，从朱纨所言“吾贫且病”，可见他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其死，是因打击走私贸易而开罪于巨商大户的原因。见《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239页。

抗倭英雄多死于官商勾结

胡宗宪继朱纨之后任浙江巡抚兼总督，他破倭建功，主要是由于得到了严嵩的强力支持，而严嵩垮台之后，胡宗宪也被弹劾下狱，最终饿死狱中，弹劾他的依然是朝中与闽、浙豪商相勾结的既得利益集团，万历年间抗倭功成者为戚继光，则主要是为张居正所重用，而张居正死后，戚继光亦被排挤而去。可见，朱纨、胡宗宪、戚继光这些抗倭英雄之所以皆无好下场，皆是因为倭寇问题，实际上就是终明一代官商勾结所致。

孙中山革命的海外力量

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由于是皇权直接面对基层，必然造成上下脱节，而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明代中期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宗法势力与海外贸易的结合，终酿成海盗、海商势力的庞大，这在明代，主要是浙江、福建两省海盗势力猖獗，而到了清代，更有所谓“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之说。立足中国基层的地缘而形成海洋共同体，由海商、海盗而发展为海外中国人共同体，乃是500年来中国社会体制上下脱节的痼疾，在海洋时代的地缘政治表现，它既构成了瓦解中国制度的力量，同时，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依靠力量，这从康有为等的“庚子勤王”和孙中山革命都依靠东南沿海的海商势力和海外中国人群体，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3页。

历代政治之核心

土地税、土地制度问题，是中国历代政治之核心。唐之贞观之治，除了通过府兵、进士二途，将文武晋升之道开放给平民之外，就是均田和减税，即由十一而税的古制，改为四十而税一。而中唐两税法改革之后，均田不能实行，只能听任豪强地主占地，而国家只是向大户课税而已。一条鞭法无非将课税变成征银，而征银的主要对象，又是巨商富民。这表明支配中国财政的主体，已经由大地主，向掌握白银货币的大商人转化。

朋党考

“朋党”一辞指豪强聚众成党，汉时尤指流民与豪族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盐铁论·复古第六》：“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盐铁论校注（定本）》，王利器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78—79页。

韦伯论王安石

韦伯说：“正如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改革企图走向专业化，文献里也有人主张：以现代官僚制里有专业能力的官员，取代传统通才式的官员，因为没有人能无所不通。不过，中国古老的教育理想与此等功能上的要求强烈相反，并且，连带地，也与我们欧洲机械主义态度下对于行政之理性的客观化的诉求，形成强烈的对比。”《韦伯作品集》，第五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万历十五年》

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即《万历十五年》）系黄仁宇先生在1976年夏天用英文完成，原名为《1587，无所作为的一年》，意在强调明代国家“无为”所造成的国家能力持续下降。中文本没有采用作者原意，这是个很大的遗憾。而且此书写就之后，在美国竟为寻找出版方几经周折，延宕多年后，英文本才由耶鲁大学在1979年出版。而中文版也几经审阅，起先由黄苗子转呈中华书局时，交到当时的责任编辑傅璇琮手上，后经沈玉成进行文辞润色，总算起死复生，迟至1982年在中华书局付梓，旋引起巨大轰动。走笔至此，想起此书出版小史，不禁感慨系之！

市场陷阱

中国历史上的两极分化和农民失地，作为市场竞争和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总起来说是可以通过改朝换代和制度的干预得到修正的；而鸦片战争后发生的两极分化和农民失地，则是帝国主义军事和金融掠夺的结果，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运动的结果，因此，就并非历史上的“均田”、“均富”所能解决的。

黄仁宇论基层组织能力

黄仁宇在总结经济发达的宋反而不能抵抗经济落后的辽、金、西夏时，即归结为宋代国家没有基层组织能力：“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宋）反不如辽、夏、金，他们以部落的组织供应兵员与马匹，动员更容易。”参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426页。

郭沫若评京都史学派

郭沫若说：“日本的西京学派事实上是在王国维的影响下茁壮起来的，他们的成就委实是在东京学派的霸徒们之上。这一派的领袖是内藤湖南和狩野君山，他们和王国维有过密切的交游……在中国学问的研究上，日本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落后了三百年，但他们在短期间却也把那落后的三百年也补起来了。”见郭沫若：《郭沫若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钱穆不懂康有为

对康有为是“伪儒”的批评和诟病，从戊戌变法时代就开始了，这些批评者包括当时的士大夫保守派，如荣禄等，也包括支持改革的维新派，如孙家鼐、张之洞等。今人对于康有为否定最积极的是钱穆，其最不满处是康有为对于宋明理学的打击，但是，钱穆的道学习气太重，不可能理解康有为把儒学改造为政治哲学和改革意识形态的思想努力和真实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