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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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隐者李宁

xilei 发布于 2010-8-2 19:10:00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李宁获得三金两银一铜,成为万众瞩目的体操王子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北京

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运动员,能否像福特、西门子、洛克菲勒一样,创造一家以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伟大公司?

2008年8月3日夜,北京,李宁家里。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正热火朝天地在烧烤架前忙活着,把烤好的东西分给客人。他光着膀子,肌肉还保持得不错,汗水沿着脊柱哗哗地流下来。他殷勤地照顾着每一个人,自己并没有吃什么,有人注意到他显得特别亢奋,只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两天后,李宁公司独立董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中心主任王亚非给公司董事会成员群发了一封邮件,内容是她从网上摘录的谁是点火者的讨论:许海峰、熊倪还是李宁,在此之前漫长的火炬传递中,他们3个谁也没有出任火炬手。

她想暗示着问点什么,但又什么都没有说。

又过了两天,张志勇群发了一封邮件,情绪很激动:当奥运会来临时,李宁公司成立18周年,我来公司16年,担任CEO也已经4年,公司所有交待指标都已经完成,但我们还是面临着巨大挑战,将战略落实还是任重而道远……

这两封邮件,李宁都没有回复。

又过了一天,8月8日。王亚非起了一个大早,吃过早饭就筹划着去鸟巢观看开幕式,走之前她习惯性打开了电子邮箱,发现李宁在凌晨回了一封邮件:我去不去点火,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也不是李宁公司的事情,这是中国人民的事。

看完邮件,52岁的王亚非哭了,她对父母说,应该就是李宁了。

几个小时后,坐在鸟巢里的张志勇仰起头,终于看到了最后一棒火炬手,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的老板被威亚吊起,正缓缓靠近点火台。

3分08秒之后,李宁完成了空中漫步,点燃了北京奥运主火炬。鸟巢里的人都很亢奋,炎热的天气是一个原因,出人意料的是,李宁,中国最大运动品牌董事长,成了最为瞩目的火炬手。

那一刻,他穿着阿迪达斯赞助的火炬手服装,这成了全球化竞争下中国市场的一个隐喻。

张志勇还没有想那么多,他被无数电话和短信所淹没,以致无法更好地欣赏开幕式表演。电话和短信大都来自属下,目的只有一个:我们可以马上跟进,明天媒体上就会出现和点火相联系的广告,配套产品也可以马上生产。

张志勇发了一个短信给李宁,他把属下的意思告诉老板,表示应该找记者来报道,至少我们应该欢庆一下。

马上,他收到了回复:“这个荣誉不是李宁个人的,更不是李宁公司的。这代表中国人,代表全世界的运动员,如果我们把它商业化,就显得我们的心胸太狭窄了。”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李宁不等于李宁牌

日前,张志勇和李宁站在了一起,他们正在为LI-NING新logo新口号的推广活动拍摄照片。张志勇显得有点拘谨,李宁捅了他一下,说:“笑一下,自然点。”

摄影师很满意李宁的配合,接着告诉李宁作仰天大笑状。李宁嘀咕了两句“这不是我的风格”,然后笑了两下。

拍摄结束,他马上解下领带。尽管身边跟着一大堆人,但他仍显得对这里有点陌生——这里是李宁公司总部体育馆。身为董事长,李宁来这里的次数并不多。

坐在偌大的办公室里,他也显得有些拘束,好像和我们一样,都是这里的客人,他一年来不了这里几次。书架上空荡荡,中式办公桌上没有台式电脑,只是几张照片提示着主人的身份:和老婆、儿子的合影,还有与佛教界的星云大师合影。

“说一说李经纬吧,没有他也许你不会走上经商的道路,外界说现在是你在照顾他,是这样么?”

“有机会我们私下说。”

和他个人相关的话题,他一概回绝。谈到公司,具体事务他也不清楚,让我们去问CEO张志勇。只有谈到一些和未来和梦想有关的话题时,他才愿意多说两句。

20年前,他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这家公司,却从一开始就和商业世界保持了距离。他拍了电影,在美国和中国办体操学校,读了一个法律学位,一个EMBA ,还在研读中国历史,并四处参佛。现在他忙着他的基金会和公益事业,还个人投资了一家新能源公司。

他不愿意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甚至不愿意留在公司运营一线,他并不享受管理所带来的快感,讨厌琐碎的报表和无休止的签字。他甘愿自我隐退,享受无人认识所带来的自由。

公司的一次活动,刘璇、杨凌和他一起去小学搞活动,老师们都很兴奋,他们年轻时见证了体操王子最辉煌的时刻。老师们指着刘璇问这是谁,孩子们齐声说:“刘璇。”轮到李宁时,没有声音了。

李宁指了指T恤上的logo,我是这个,有孩子反应过来:“哦,你是李宁牌?”

那一刻,他感觉好极了,因为别人记住了李宁牌,忘记了李宁。

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一刻。

上路

成功的企业家总是有一些共同特点,至少敢于冒险是其中一条。

1989年,面对广西体委副主任和国家体操队教练两个职业选择时,李宁投奔了李经纬。

这是所有故事的开始,他愿意去健力宝这样一个乡镇企业,放弃铁饭碗和世界冠军的光环。组织部门以为他会去广西体委当副主任,已经把他列入第三梯队名单。

李宁的解释是,李经纬比别人显得更热情一点,而那个体制对他的伤害让他愤怒到拍拍屁股走人。

一年前,从汉城回到北京,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降落在机场,他和“跳高王子”朱建华两个人躲在机舱里,直到所有的人都离开,才仓皇逃走,外面欢迎的人群谁也没注意到这两位汉城奥运会的失败者。

有人给他寄了刀片和绳子,而4年前,他坐着敞篷的吉普车挥手进了南宁城,体操王子的光环笼罩在他身上。

外界的批评现在看来也显得极具时代特色:李宁谈恋爱耽误训练、他掉下来居然还笑了笑。很少有人知道两年前李宁就提出了退役,但国家没有批准。比赛结束后,在休息室里,中国体操队6个小伙子关了门齐声痛哭,教练从过道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体制给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誉,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今天的李宁说:“那个时候人们需要金牌,不需要体育。体委需要冠军,不需要运动员。”

李经纬让他做特别助理,主管宣传公关。他策划了一次成功的广告片,极富冲击力,亲自出演并重金投放在央视,效果非常好,带动了销售额大幅上扬。

一次,健力宝出现负面新闻,李宁深夜赶到北京某新闻机构,游说总编室值班领导,让他们出于对民族品牌的热爱以及对世界冠军面子照顾,撤掉了批评的稿件。

这种经历让李宁感到新奇,在此之前,体制把所有事情都包揽了下来:吃饭、睡觉、出门机票、火车票、看病医疗,他只要把跟头翻好,什么都不用操心。

现在做生意,他开始要办消防、工商、税务等各种证件,尽管借助健力宝集团的资源,起步基础并不算差。

不过他也说,“基本上没有机会表现我的能力。”

李经纬给了他一个机会去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王国——“李宁”品牌,理由是爱国。李经纬因为体育营销而闻名,他的最初宣传口号是让中国运动员喝自己的饮料,现在他告诉李宁:你要让中国运动员穿中国人生产的运动服。

民族主义的旗号并不总是十分管用,第一次订货会没人买东西。那时候经销商大都是体委系统的人,大家给面子来见李宁,但是吃了饭打了招呼就闪人。

李宁想到建立专卖店,经营自己的营销体系,他所拥有的只是“李宁”这个冠军头衔带来的影响力。

从一开始,阴差阳错之下李宁公司就走向品牌公司之路,这种模式类似耐克,特点是“重品牌轻资产”,产品交给代工厂生产。

李宁的晋江同行们,比如安踏的丁志忠,此时走上了生产道路,丁志忠拥有“中国制造”能力,而没有世界冠军的身份。

与此同时,李宁完成了最重要的一跳:去健力宝化。

股改专家刘纪鹏劝他彻底和健力宝划清界限,把健力宝在李宁公司里的股份拿出来,健力宝毕竟是国有企业,将来李宁公司做大了,这都是扯不明白的恩怨。

此时的中国股市已经开始深入人心,资本市场需要产权清晰的企业。

刘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的名望,反复劝告李宁产权不清的利弊,说到激动时甚至决定自己去找李经纬谈判。

李宁的顾虑是这样做是否对不起李经纬,会不会被人骂作忘恩负义。

李经纬同意了这个想法,李宁分4次赎回了健力宝所占股份。李经纬大度到甚至没有要股份投资的回报。

他或许羡慕李宁有了一个干干净净属于自己的公司,而他日后却因为同样的问题败走三水。

陈义红和张志勇

张志勇说自己现在和李宁见面并不多:两个月大概能见面一次,平常会通通邮件、短信,李宁看重一年4次董事和年底的战略执行会议。除此之外,他不会过问公司具体事宜。

一次董事会结束,李宁开玩笑:“现在财务还是不能自由,钱要么投了公益,要么用钱还得经过志勇审批。”

李宁是中国企业家里罕见的“放权者”。公司20年,只换了两任CEO——陈义红和张志勇,而这两人都是从公司内提拔。他和陈义红友好分手的故事,在江湖恩怨味道浓重的中国企业界,宛如一个神话。

1996年,李宁整合了北京、广东、烟台三地公司,建立李宁体育用品集团,并担任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从一开始,李宁就不是一个事必躬亲的老板,日常事务交给了常务副总经理陈义红,为了给陈更好的空间,他请走了不少一同创业的队友(他拿出股份,让大家都有一个体面的台阶)。

陈义红在李宁公司成立后一年就加入,他之前是国家体委下“十佳”公司的经理,当过兵,雄心勃勃冲劲十足,具有极强的企业家气质,经常说“不想当企业家的职业经理人,就不是好的职业经理人”。

他和李宁形成了极好的互补,和陈、李二人相识多年的王亚非评价:“李宁不会追着人要账,陈义红能。”

借助专卖店模式,还有体育营销,陈义红让李宁公司有了高速发展。和任何一个中国民营企业一样,问题伴着发展而激化,也是中国最常见的问题: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

李宁和陈义红都有不少亲属在公司。李宁的一个表弟担任销售中心副总,嫂子在公关部工作。而公司销售部副经理和负责销售的分公司总经理是陈义红的两个弟弟,此外还有很多亲戚、朋友、队友。

李宁不想看到公司里人分成李派或者陈派,他不喜欢家族制。

他把自己的亲戚全部请走,并要求陈义红也这么做。有多少波折只有当事人才能清楚,但结果是双方的亲戚都离开公司。

王亚非说:“即便当年陈义红把弟弟们先撤出去,李宁一样会把亲戚们都撤出来。他一直在追求国际化和职业化,他知道家人和队友的局限性,他心里很明白。”

李宁让陈义红做总经理,这是否有感谢的意思已经不得而知,他去北大进修。

1998年9月,李宁正式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按照国家规定,世界冠军可以免试进入重点大学读书,他就属于这种性质。

他写文章回忆说:“我想学的东西太多了,选择法律,是因为该学科可以提高人的思辨能力,以及分析事物、洞察社会的能力,对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也有很大的帮助。我想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也是人们应该掌握的基本武器,而并不是为了去当什么才去学习它。我认为读书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对于我自己来说,本科这阶段的知识我没有学习过,希望通过系统的学习把这段空缺补上来,使自己的知识背景有个普及性的提高,并没想要个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名字。”

出于对公司管理的考虑,他还选修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双学位。

35岁的李宁放下世界冠军和公司老板的身段,背起双肩包做起了学生,唯一不同的是他有家室,在学校宾馆租了一个房间。

公司层面,他会召开电话会议,但一般事务不会操心。

本科学习结束后,李宁读了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并把手下十几个高管陆续送去光华或者中欧、长江商学院。

王亚非说,当时李宁公司是一个销售额几亿的民营企业,而EMBA学费起初就要19万,后来38万,十几个高管进修费用并不是一个小数字,还要考虑时间成本,但李宁主动这样做了。

李宁并不是一个对公司袖手旁观的人,他发现公司出现了问题:1997到2001年,公司销售额始终没能超过10亿,经济危机不是一个好的借口:李宁公司很少有产品出口,而且国内市场持续增长,耐克和阿迪达斯份额越来越高。

张志勇分析1997年以来公司这段危机时说:“我们在1997年的2月份,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的负增长,长达27个月,当时检讨原因发现,我们实际上在做衣服和鞋,没有在推动体育文化。我们的产品就是市场上最普通的休闲产品,而不是具备体育功能和体育文化的产品。”

这和李宁对公司定位冲突,他是运动员出身,看到公司和运动渐渐没有什么关联,他难以接受。

市场也在发生转变,中国的消费者越来越成熟,他们需要专业的篮球鞋和网球拍,他们喜欢世界品牌,这亮点李宁公司都无法提供。

2001年,陈义红推荐张志勇接任总经理一职,自己转任法人代表。他和李宁有观念的冲突,李宁劝他不要再参与公司具体运营,他准备离开公司。

李宁并没有允许陈义红这么做,他会和陈义红一起喝酒,也会对拍桌子相互吼叫,但他没有让陈义红就这么离开。

李宁重新分拆公司,成立北京动向体育公司,负责代理国际品牌,引入了意大利运动品牌KAPPA,把这一块业务交给了陈义红做,让他单独负责,并享有20%的股份。

与此同时,陈义红还是李宁公司第二次股改后的第二大股东。

张志勇加入李宁公司先做出纳,后来做到了财务总监。相对于前一任,他显得保守一点,但执行力更突出。他不会和李宁拍桌子,而会离开让彼此冷静下来。

李宁认同他,因为张志勇是一个喜欢做“系统”的人,他喜欢把事情理顺分成一二三,然后一一去执行。他率先在国内体育品牌商中引入了ERP系统,并推动公司进军资本市场。

上海人张志勇最初因为女朋友而选择留在北京,进入李宁公司。而他原本的梦想是当一个老师,李宁的梦想也不是当大老板,但两个人合力打造出了中国最大的体育用品公司。

2004年6月,李宁公司在香港上市,融资4.4亿港币。

上市推动了公司转型,逼得张志勇不得不把战略目标想清楚。李宁站了出来,他说,没有一个消费者是因为喜欢这个品牌而喜欢这项运动,都是因为这个品牌跟这项运动在一起,而喜欢这个品牌。

张志勇说:“李宁把事情的本质说出来了,你一定是推动运动的公司,建立品牌文化的公司,这是核心,我们的战略方案就更清晰。战略导向里面,越来越强调体育的本质,体育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就要开发更多的专业产品。”

2004年李宁公司进军篮球,开发“飞甲”篮球鞋,并签约NBA球星达蒙·琼斯。2007年收购老牌乒乓球器材生产商“红双喜”。2009年,推出羽毛球拍系列……

2009年的李宁公司,批发销售额达到83.87亿元,超过阿迪达斯,列中国市场第二位。

王学军是李宁公司东中国区销售总经理,他回忆说:“2003年,我当时管北方的业务,我们有一个产品非常畅销,就是夹克,当时叫裤子和上衣,上衣夹克卖得非常好。我记得北方基本上每季的需求都会上万件,零售价在300块钱左右,你想想,如果说没有这几万件的话,我们收入会减少上千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客户发现在订货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这是李宁新战略的结果,公司越来越回归运动的定位,这既是创始人的希望,也源自现实的紧迫性:耐克、阿迪达斯占据一线品牌,以安踏为首的福建晋江军团紧追不舍,李宁公司夹在中间,地位显得很尴尬,一个似有似无的天花板隐隐出现。

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典礼,代表中国体育成就的花车上站着李宁,他把花束摆在胸前,不像旁边的刘翔(耐克的代言人)那样尽情挥舞。

他们穿的是中国代表团领奖服,胸前印着安踏公司的logo。继2004年输给阿迪达斯之后,2008-2012年中国代表团服装被安踏抢去了。

面对这种境况,李宁的策略是做大品牌。在这个行业里,一种是走零售商品牌战略,控制店面终端。还有一种是做供应链管理,走运动营销路线,放大品牌,不做生产,不做零售。李宁选择了第二条路线,这也是阿迪达斯和耐克的战略。

陈义红也在奔跑。2005年,陈义红夫妇买下了北京动向剩下的80%股份,所用资金套现自李宁公司的股份。

公司独立董事王亚非说,当时放弃KAPPA(也就是卖掉北京动向股份)是通过了公司董事会会议,当时KAPPA的授权即将到期,前景难以预料。在张志勇看来,KAPPA走时尚路线,和公司明确的运动路线冲突。

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年KAPPA公司遭遇财务危机,陈义红低价购得KAPPA在中国大陆和澳门的品牌永久使用权,并将运动时尚路线发扬光大。

也许是受到KAPPA的启发,李宁公司签下了同样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品牌lotto在大陆20年的经营权。

2007年,中国动向也在香港上市,公司市值一度超过李宁公司。

在公司董事会欢送陈义红的晚宴上,王亚非问了两个人一个问题:“你们有这么多的分歧,但为什么一直没有分手啊?”

陈义红和李宁有着相近的回答:“我们是聪明人,如果分手,就没有李宁这个牌子了。”接着,两个人喝得大醉,抱在一起流着眼泪,念叨曾经奋斗的日子。

现在李宁投身公益事业的舞台上,经常会看到陈义红捧场的身影。

他们友好地分手,是对手,也是朋友。

隐去

李宁坐在我的面前,安静而不苟言笑,礼貌回答每一个问题,但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他今年47岁,头发已经花白大半,他说这源自家族遗传。

方世伟是公司副总裁兼CMO,但是他的任命和李宁没有什么关系,张志勇就能拍板做主。因为今年做换标的项目,方才和李宁接触的机会多一些,一年能有四五次,都是集体开会。

李宁公司20年,今年第一次对logo做了改变,新logo显得更锐利,据说灵感来自在鞍马上的李宁交叉动作。

方世伟说第一次提案上,张志勇对某个方案投了赞成票,那个标识显得更为颠覆,而李宁说“我能不能不选”,理由是腰疼病复发。

具有投票权的只有他和张志勇,李宁用了一种很东方智慧的技巧,而不是直接把否定的意思说明白。

李宁喜欢用婚姻做比喻来说明他作为董事长的作用:“结不结婚不是我决定,而是我参与拍板决定;而后具体跟谁结婚,怎么结婚,那就是志勇他们的事情了。”

现在在网络上还能搜到和李宁相关的几段视频:1989年广州的“羊城贺岁万家欢”晚会上,他和梅艳芳合唱《大约在冬季》,还一起翩翩起舞。

1993年,已经开办公司的李宁出演了香港动作片《七金刚》,他作为男一号一出场就先在横杠上单臂大回环三圈,然后飞起一脚将劫匪踹翻,拍拍手仰着头说:“我就喜欢破纪录。”

这部电影的导演程小东15年后,又一次和李宁合作,任务是把他吊到鸟巢上空点火。

从活泼少年到今天心如止水的企业家,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他的朋友、老师王亚非开玩笑说李宁是活了两辈子的人,因为他在年轻时就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这其中的落差不是一般人所能体会的。

现在的李宁只是淡淡回应:“不论是演戏还是经商,都是体验人生的方式。”

世界冠军从一开始就不是百试百灵,王亚非亲眼见过有的领导刁难:“让你牛,你不就是个世界冠军嘛,偏不帮你。”

李宁成了一个佛教徒,会去台湾参佛,也去无锡拜访南怀瑾,但他只承认自己是一个佛教的消费者。

他保持着众多世俗的爱好,喜欢和三教九流的朋友们喝酒吃肉,和当年的队友们一起时,他显得像个带头大哥。

他在北大历史系读了硕士,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

王亚非在李宁北京的家里看见过达娃央宗,1990年亚运会点燃圣火的那个姑娘,她把点燃的火炬转交给李宁,从而一举成名。达娃央宗来北京看病,所有的资源都是李宁帮着安排的。

李宁喜欢干这样的事情,现在他的最大活动是投身公益。2005年,他套现公司股票1亿港币,专门用于中国运动员的培训事业。他直言很多运动员拿了奖金去学着做生意,第二天就得赔光。

他和蔡振华、李永波、许海峰联合成立了“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并担任主席,希望能为运动员转型做点事情。

李宁在做运动员时,训练馆买空调,所需外汇资金要经过邓小平特批.今天中国开始为过多的外汇储备而想办法,李宁也可以运用他的财富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在家乡兴建了一个体育公园,不过因为是公益事业,没什么油水而一再受挫,朋友知道了为他叫屈,也没见他抱怨什么。

李宁不愿意在媒体面前谈李经纬,但有一次,他和朋友约好了在北京谈事情,见面前一天,朋友收到了短信:李经纬突发脑溢血,我得陪他,三天内不会到,抱歉。

1999年,李宁和乔丹、贝利一起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25名运动员,中国人仅他一位。在瑞士洛桑的颁奖礼上,每个人获赠了一款特别订制的雷达表,晚宴上有人说想看看,他就拿给对方。第二天才想起来,但表没影了,和朋友当笑话说了这个故事,也没什么难过和放不下的。

他是一位富豪,在香港深水湾有豪宅,买的时候贷着款;汶川地震发生后,他通过广西李宁基金会捐款1000万。

除了李宁公司,李宁也有着自己的生意,2010年他和哥哥李进入主香港上市公司快意能源,两个多月账面盈余就高达近30亿港元,但这不是一次财务性投资,他有着进军新能源的计划。

在胡润2009百富榜上,李宁以9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排名第73位。

我问他,你退出公司一线管理,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像美的公司的何享健先生一样,董事长都不干了,只拥有股份。

他笑了笑:“有可能连股东都不做。”

《基业长青》说那些永续经营的公司的领导都在做造钟者,而不是敲钟人——制度比人强,李宁似乎沿着这条大道一路奔驰。

他让我想到了两个采访对象:李连杰和王石。李连杰和他同岁,也是佛教徒,差不多的年纪成名,最后都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公益事业上。王石和李宁都把公司做到了行业第一,而创始人董事长又都活得十分潇洒。

李宁的身上又有着独特的烙印,从他进入健力宝开始,就一步一步离开体制,体验各种人生,最终回归到自由之路。

在世界上那些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伟大公司里,我们知道福特、西门子、洛克菲勒,但是谁还会记得亨利·福特、维尔纳·冯·西门子、约翰·D·洛克菲勒……

他会是这些名字中的一个么?

我的梦还没实现——对话李宁

本刊记者 张欢  发自北京

“我从十几岁当运动员开始,闪光灯就不断,很辛苦,在闪光灯面前不容易,还是让自己轻松一点好”

我不需要天天坐在办公室

人物周刊:如果你退役的时候面临的体制像欧美一样很完善,你还会走经商这条路吗?

李宁:我觉得每个人生存环境不一样,你必须依赖于环境生存发展。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会选择经商,因为从事什么职业只是一个形式,人活着要满足自己兴趣和精神的需求,这个非常重要。

人物周刊:你是如何下决心把自己和自己的亲属从企业里面剥离出去的,为什么你不愿意走家族企业这条路?

李宁:首先我澄清,当时我有亲属在里面但是没有很多亲属。第二,家族式的运营管理还是现代企业式的运营管理,不能绝对说哪个好、哪个坏,不好做直接的比较,因为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绝对。

至于说我为什么想让李宁公司变成今天这样,是我希望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吸纳很多人的想法。不能因为我创立了这个公司而变成所有的想法都要听我的,我授权给别人的同时也听他们的,所以我认为李宁公司还是应该走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路子。

人物周刊:什么事情触动了你这么做?

李宁:没有单一的事情触动,就是从当时的环境来讲觉得需要调整,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内部文化、思维模式。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企业文化,品牌应该有他的内涵,大家可以基于同一平台,共同的开放、发挥,寻求一个共同的目标有更好的发展。

人物周刊:平常你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保持自己对公司的关注?我听你的手下说,你一年来不了几次公司,和管理团队见面也很少。

李宁:首先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了流程,第二个是个人做事的风格。

我既然选择了做现代企业治理结构,那么从股东关系到经营团队的关系,从董事会到经理层到员工的关系,你选择了这样的治理方式自然会有这样的效率、模型、流程来遵循,所以我不需要天天坐在这里,公司一样会运转得很好,因为结构在这里。

我作为公司的董事长,重大的决策、战略一直是参与者,比如说管理团队有一个重大的方向,会做专门的前期研究,外部怎么样、内部怎么样,最后上升到董事会批准通过。批准通过的过程我跟志勇会就很多重大问题进行沟通。但是我们的沟通不会说坐在办公室里面,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业务问题,这是一个大脑的工作,是一个基于你的项目小组平台所进行的工作。

这种重大的决策我们常常会沟通,可能会是在网上,也可以是在办公室,也可能是在小餐厅里面,做完工作以后我跟他去喝杯咖啡、啤酒。我们只会根据时间走,根据目标走。

另外,也是个人的风格,从我一开始做李宁公司就几乎没怎么坐办公室,所以不仅仅是现在,原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对志勇会有这么多信任,我相信一个优秀的人在哪里都会闪光,一个不优秀的人到这里没两天就受不了了,时间会说清楚一切。志勇是一个有理想、有梦的人,一般有梦的人就会追求激情,很多事情具体怎么做是技术性的事情,每个人都是在尝试当中失败,失败之后再尝试,然后再树立一个新的目标尝试,李宁公司到今天也是不断地尝试、变革,寻找新的目标再向前。志勇作为管理团队的职业经理人,基于他的品格所以我信任他,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品格,所以不但获得我的信任,也获得了董事会的信任,也获得了员工的信任。

人物周刊:你使用放权、信任的企业管理方式,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像何享健先生一样只做股东连董事长都交出去?

李宁:有可能,股东都有可能不做。因为李宁今天有这么多股东,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人物周刊:你欣赏何享健先生这种态度吗?

李宁:人生苦短,你这个问题我不太好回答。如果有一天公司觉得我的能力不够,我坐这个位置也不会有帮助,就会有更胜任的人来做。

我们公司是做体育品牌的,所以我的体育知识、体育资源可以融入到公司的发展当中,只是这样巧合而已。董事长也有职业要求,不是说你想怎么讲话就怎么讲话,想离开就可以离开的。如果你给公司带来的不是贡献而是消耗,对股东也没有好处。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明星企业家,他们很愿意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你曾经是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又做了一个品牌公司,但你一直选择远离聚光灯,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李宁:看来我们还要努力。(大笑)我认为一个品牌公司要有自己的基因、独立的性格,我们所有的员工、投资人、消费者,都聚焦于它,而不是与我李宁本人有什么关系,闪光灯老对着我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

我从十几岁当运动员开始,闪光灯就不断,很辛苦,在闪光灯面前不容易,还是让自己轻松一点好。

品牌公司需要这样的模式,尽管李宁是董事长、创始人、运动员,他也要给这个公司做贡献,但是李宁牌是李宁牌,李宁是李宁。我该做的事一样没有少做,我的生活方式也一样轻松,我不是靠表演为生的。演员才一定要站在荧幕之前,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

人物周刊:从明星运动员到企业家,你遇到的最大困惑是什么?

李宁:困惑倒没有很多,需要自己认识、学习,然后再调整。当运动员时很多人有想法,但只有我去做,只有我一个人参加比赛,所有中国人的梦都在我身上,我失败了大家都伤心,我成功大家都欢呼。做生意,可能这个主意和想法是我的,最初是我做起的,但是要想把它实现必须靠大家,最后大家把它实现也把它当成自己的梦了。这种方式跟运动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也是一面做一面学一面调整的,到现在还在学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学得很好。

人物周刊:做企业20年,对于李宁本人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李宁:没什么深刻的印象,老是感觉每天都在做事情。中国还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几乎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看过去,每天都是面对未来。所以我老是感觉20年没有做什么事,很多事情记不住,因为每天都在做,现在更多的是放在下一步、明天、未来。

最大的变化是我老了,20年一晃就过去了,这是最大的改变,我的梦还没实现。

人物周刊:你觉得把你个人对公司的影响降低是一个好的选择?

李宁:现在外部有一些人说叫去李宁化,我觉得不需要。现在公司经营光靠李宁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这么多消费者接受你,可能有万分之一或者是百万分之一的消费者是对李宁个人感兴趣的,很多人是对李宁牌更感兴趣,对李宁牌的公司行为,对李宁牌的产品感兴趣,对李宁牌的产品价值感兴趣。

不要一下子否认举国体制,也不要对社会的变迁能力视而不见

人物周刊:李宁牌让我想起了健力宝,都曾在宣传上主打爱国牌,李宁公司后来回归到体育的本质上来,追寻体育的快乐,不再是动不动就说爱国,赞助中国多少队伍。我想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促使你完成了这个转变?

李宁:商业不是那么美丽的事,商业不是今天这样想明天这样改变,这是由品牌的需求、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的自然选择。

爱国情感是消除不掉的,耐克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世界不会认为是中国的品牌、中国的价值,美国人提起耐克就是骄傲。

爱国不会再像当初那样,随着世界交流增加,理解也多了。现在要做的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品牌位置在哪里、你是谁、要做什么,这是重要的。所以就有你问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更加表现在体育方面、运动方面,还包括未来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能力都要回归到运动上来。

运动是一个巨大的平台,中国运动员可以拿冠军感动全世界,美国运动员也可以拿冠军感动全世界。我希望在体育品牌里面也用中国品牌感动全世界,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人物周刊:这是对时代理解的一种超越么?

李宁:我倒觉得不是简单的超越。如果我们未来真的可以实现品牌的竞争力,可以成为国际认可的一个品牌之一,我想那是值得感动的爱国情怀之一。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对世界有所贡献,欧洲人希望自己对世界有贡献,中国人也希望对世界有贡献。

人物周刊:你成立的中国运动员扶助基金,关注的是冠军之外的运动员,众所周知我们国家的体育体制是很特别的,你愿意评价这个体制吗?

李宁:我愿意评价,但是我没有这个水平,就像你愿意拿冠军,但是你没有水平拿冠军。

没有一种体制是完善的,当我们欢呼中国人拿这么多奥运冠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也是有成本的。

你今天可能会觉得没有必要,但是你可以问问你爸爸、爷爷有没有必要,要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但今天是否还要继续几十年的呆板体制是值得商榷的。

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把体育做大,体育的参与者、体育的决策者、组织游戏的参与者,这些要做大,才会减轻社会的成本,会带给大家愉悦。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是基础,一个是体育的文化,一个是你的支付能力。当我们吃不饱的时候,讲良心话做体育都是穷做。现在的体育概念其实是吃饱撑的游戏,只有吃饱撑的才会付出那么多的精力、智慧、时间。

说到文化,我个人觉得中国还是缺少现代体育的历史渊源,因为我们的体育概念在古代老实讲是叫健身,其实现在的体育不是健身的概念,健身只是其中一部分,有很多都是高难度、防身的东西。

第二是中国有没有对现代体育严谨规则的尊重和文化,现代体育是有场地、有器械、有裁判监督的,有时间、有地点,可重复博弈的,老人可以参与、小孩可以参与,有职业有业余,有大型比赛有小型比赛,各种各样的。当然还有相关产业跟它的关联,包括媒体、工业等等。这一点我自己理解中国人是缺少的,因为中国人历史上缺少这种传统,中国人现在还是比较关注谁胜了谁赢了,不太在意自己是否参与了。有很多人不喜欢运动,但是到了那一天他会问谁赢了,这样的运动一点都没有意思。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现状,现在像乒乓球中国打得很好,但是乒乓球是英国人发明的,英国人对于体育的贡献是很多规则是他们发明,其实不在于这项运动,而在于这项游戏的价值,因为没有这项游戏的价值就没有运动员的价值了,就跟我们今天的足球一样。所以想让运动员有好的结果,首先要建立一个好的平台,有了好平台自然有天赋的人就会出来了。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商业化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李宁:我认为商业化不是最好的方案。

首先是国家不能够放下它的责任,体育其实很大的作用是教育作用,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体育的教育作用。现在有的学校说50个孩子的体育课,篮球每个人发一个,老师说不许争,就是怕孩子受伤,其实这是对体育最大的破坏,就是破坏了体育的竞争。孩子在参与体育的时候会学到如何自我保护,如何保护别人,如何竞争,如何这个机会失去下一个机会把握,最后学会如何礼貌,既是竞争又是和谐。包括运动的技术、技巧,什么样的地方投篮合适、什么时候射门合适,这些都是知识教育,但是我们全都给忽略了。只是认为拿起篮球就是篮球运动了,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对体育应该从教育的角度来认识,然后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不光是为国争光,还包括体育的教育,国家要投入。

但是方法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变革的,因为今天中国社会也有支付能力了,也有商业利益存在了,这为个人家庭支付能力和个人需求、商业、媒体等等方面的条件,提供了一个可能,就是说不要把所有开支都由政府来完成。

我认为现在讲商业化太极端了,因为中国的社会要想达到欧美的水平是不可能的,欧美是两三百年构造出来的。英超联赛曼联队的主场都一百多年了,你想一下人家花两三百年做起来的事情,中国今天一脚就想进来,太夸张了。所以不要一下子否认举国体制,也不要对社会的变迁能力视而不见。

我倒是觉得走体育社会化空间更大一点,社会化包括政府资源应用,包括家庭的投入,也包括商家的介入、媒体的介入,这种空间会更大,现在是太极端了。有时候我讲笑话,我说民企这个词特别有歧视性。民企的对应就是国企,国企是代表国家的财富,民企的资产不是中国的资产吗?错,他们也是中国的资产、社会的财富、中国的财富。

体育的概念也是这样的,要广泛,这样的话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体育一定会贡献360度的价值而不是单一的价值。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